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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第三章 “找麻烦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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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麦克米伦和鲍勃·布思比（Bob Boothby）真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一个是拘谨、受压抑的出版商之子，另一个则是热情、机智的爱丁堡银行家的后代。两人都在1924年被选为议会议员，不久之后就联手反对政府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和外交政策，在他们的大多数同僚看来，这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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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麦克米伦似乎更适合牛津大学教师的生活，而不是喧闹的议会这样的政治机构。他是个书呆子，很害羞。据人们说，他自己也说过，他是一个糟糕的演说家。就连一些赞同他进步观点的保守党同僚也认为，他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1]。对于报道议会的记者来说，麦克米伦“有点无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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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这位英国最著名的出版公司之一的合伙人，以其对绥靖政策日益尖锐的谴责和在英国推行激进的新经济计划而闻名。这不禁让人想起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新政。帮助他的父母抚养他长大的老保姆说：“哈罗德先生是个危险的左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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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成长背景中，几乎没有什么能预示他有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未来。他在伦敦高档的贝尔格莱维亚区长大，是一个孤独、敏感、焦虑的小男孩，时时生活在怕犯错或怕做错事的恐惧中。他回忆道：“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令人担忧的，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能是讨厌多于讨喜。”[4]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喜欢躲在角落里看书。几年后他说：“在我认识人之前，就先认识书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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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莫里斯·克劳福德·麦克米伦是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高级合伙人，这个庞大的出版帝国是哈罗德·麦克米伦的父亲和叔叔在1843年创建的。哈罗德成年时，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已经成为出版界的知名机构，在美国、加拿大、印度和澳大利亚都设有分支机构。它还有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阿尔弗雷德·罗德·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等一批作家。莫里斯·克劳福德·麦克米伦是一个喜欢安静、沉默寡言的人，他对小儿子的成长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正如哈罗德·麦克米伦的传记作者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r）推测的那样，“为了逃避跋扈的妻子”[6]，莫里斯·克劳福德·麦克米伦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出版公司或俱乐部里。哈罗德还记得母亲内莉是一个严厉、清教徒式的人，也是一个强有力的训诫者，“对英国男孩的普通平凡的情感毫无同情心”[7]。对于哈罗德和他的两个哥哥来说，麦克米伦家没有多少乐趣或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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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美国人内莉·麦克米伦（Nellie Macmillan）对她的儿子们寄予厚望，尤其是对哈罗德。哈罗德对她的感情无疑是复杂的。他曾说，他生活中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母亲的“奉献和支持”[8]，但又补充道，“如果你在某件事上失败了，你会觉得自己宁愿让她失望”[9]。母亲去世多年后，哈罗德对一位朋友说：“我很钦佩她，但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她……她曾支配我，现在仍然控制着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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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2岁的哈罗德进入伊顿公学。不出所料，这个内向的孩子沉迷于书本，不擅长游戏，他讨厌学校和学校里热烈的氛围。直到他到了牛津大学，才真正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在贝利奥尔学院，他终于可以专注于学习了。对麦克米伦来说，牛津大学意味着自由，意味着逃离“一个纪律严明、母爱令人感到压抑的家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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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夏季，战争爆发时麦克米伦被任命为国王皇家步枪队的少尉，但他的母亲为他牵线搭桥，安排他调到更负盛名的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团里的许多军官是贵族。一名非近卫步兵回忆说，这些近卫步兵被其他前线兵团视为“被宠坏的宝贝”[12]。他们可能被宠坏了，但在法国的大屠杀中，他们并未能幸免，在战争结束前，该军团有大约1.2万人的伤亡。麦克米伦本人在这场长达一年多的大屠杀中受伤4次。在1915年9月的卢斯战役中，英军损失了近6万人，麦克米伦头部中了一枪，还有一枪更严重，射穿了他的右手，这些枪伤困扰了他的余生。近一年之后，在伊普尔，他的脸被一枚手榴弹炸伤。1916年7月，他拒绝医疗疏散，随部队转移到靠近索姆河的波蒙阿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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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9月15日，在被称为索姆河战役的这场“肆意、毫无意义的大屠杀”达到高潮之际，麦克米伦所在的部队奉命攻击德军在法国然希（Ginchy）[13]附近的一个机枪据点。麦克米伦和他的战友们在浓烟中前进，冲向德军战壕，这时他的左大腿被弹片击中，骨盆被机枪射中。他大声对中士喊，让他别管自己继续进攻。在他的一生中，麦克米伦无论走到哪里都带一本书，即使是在战场上。这一天也不例外。当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他躺在一个泥泞的弹坑里，断断续续地读着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以使自己忘记疼痛。每当有德国士兵走近时，他就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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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晚些时候，他被战友们救起，送到一个救护站，然后又被送往阿布维尔的一家医院。到达医院时，他的伤口已经感染，最终被送回伦敦，在那里接受了几次手术。术后他一直住院，直到停战前不久。麦克米伦一生都饱受各种伤病的折磨，右手无力，步履蹒跚。这两种身体不适后来使他成为被取笑的对象，这些取笑他的人不知道他残疾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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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的余生一直被战争所困扰。他最亲密的朋友大多死在法国，有好几年他都拒绝回到牛津，因为对他来说，牛津是“一座死亡之城，我认识的人似乎都被杀害了”[14]。和其他后来步入政坛的老兵一样，他因自己幸存而感到内疚，认为自己有义务“体面地用（我）幸存的生命为我们的国家做点事”[15]。和其他老兵一样，他也非常鄙视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英国绅士”[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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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反对绥靖政策的议员，包括丘吉尔在内，都参加过战争（罗纳德·卡特兰、鲍勃·布思比和迪克·劳除外，他们都太年轻了）。相比之下，大多数执行绥靖政策的政府大臣没进过战壕。退伍军人们对和平的渴望非常强烈，用记者科林·库特（Colin Coote）的话说，他们“致力于保护未来的一代，使他们免遭毁灭性的屠杀”[17]。但是，不像许多主张绥靖政策的人那样，如果有必要为了维持和平而为战争做准备的话，他们也愿意这样做。在经验和理解上的巨大鸿沟将在未来的议会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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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后，麦克米伦仍在努力克服自己战时的经历，他决定在近卫步兵团再待一年，然后安顿下来，在家族企业中工作。1919年3月，他的母亲再次伸出援手，帮他安排担任英国驻加拿大总督、德文郡公爵维克多·卡文迪什（Victor Cavendish）的副官。麦克米伦当时25岁，是一个严肃、不善社交的年轻人，他仍然觉得很难与人相处，尤其是与女人，他倾向于认为“女人像是一个奇怪的、无法描述的新物种”[18]。然而，在渥太华，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深深地坠入了爱河。他喜欢的对象是公爵的女儿多萝西（Dorothy），一个迷人、外向的19岁女孩。她有幽默感和“对生活的非凡热情”[19]，身上没有英国上层社会那种典型的自命不凡和势利作风。有多萝西·卡文迪什（Dorothy Cavendish）小姐在的地方，“你都知道会很有趣”[20]。“你点亮了房间。”麦克米伦向多萝西大献殷勤，但是她花了好几个月考虑是否嫁给他。1919年12月底，她终于答应嫁给他了。欣喜若狂的麦克米伦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太爱她了，我几乎不知道该做什么、说什么和想什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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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既认识哈罗德又认识多萝西的人对这门亲事感到不解。她在这位害羞、理性、有点迂腐的上校身上看到了什么？这位上校留着浓密、蓬乱的胡子，一笑就露出参差不齐的牙，走路和举止都矫揉造作。的确，由于战争，合乎条件的男人数量减少，对于从小就被教育，相信婚姻是未来唯一出路的年轻英国女性而言，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比多萝西小姐小一岁的芭芭拉·卡特兰后来写道：“我们怀着焦虑的心情得知，有100万做丈夫的适龄男性被杀了，结果就导致了200余万的‘剩女’。”[22]但是，作为一个公爵的女儿，恰巧也是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多萝西应该不难找到一个丈夫。事实上，据报道，她的母亲想让她嫁给未来的巴克卢公爵（Duke of Buccle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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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猜测，多萝西嫁给麦克米伦是为了“逃避家庭问题，逃避一个非常严厉的母亲……”[23]如果说这两人的家庭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德文郡公爵夫人甚至比麦克米伦的母亲更专横跋扈。伊夫林·卡文迪什（Evelyn Cavendish）被她的姐夫形容为“一个讨厌的女人，习惯发号施令”[24]，她在金钱、感情和礼貌方面都很吝啬。一个长期在卡文迪什身边的仆人说：“除非她想要什么东西，否则她不会跟你说话，我也说不出她曾经感谢过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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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许多萝西接受麦克米伦的求婚是因为她真的爱上了这个年轻的战斗英雄。虽然他那么压抑且憔悴，但他彬彬有礼、敏感、富有同情心和聪明才智。“哈罗德叔叔引用了柏拉图等人的话，一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麦克米伦的一个侄女说，“也许多萝西婶婶对他渊博的学识印象深刻……”[26]不管促成这门亲事的原因是什么，多萝西的父亲都很高兴。公爵和他的女儿一样朴实、热情，[27]而且非常喜欢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很快就成了公爵最喜欢的女婿。然而，公爵夫人被吓坏了。麦克米伦可能是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未来的合伙人，他自己也会很富有，但英国的阶级制度变幻莫测，麦克米伦和他的家族经商，因此在社会地位上远远不如卡文迪什家族。那时，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被认为不如卡文迪什家族，卡文迪什家族位于英国贵族阶级的最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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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郡公爵和他的家族被认为比王室更富有，他们过着半封建式的奢华生活，乘坐私人列车往来于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巨大庄园。他们在伦敦的豪宅——德文郡庄园，拥有巨大的花园和两个网球场，与皮卡迪利大街的丽兹酒店隔街相望。但德文郡最大的地产是查茨沃斯庄园，这座建于17世纪的建筑坐落在德比郡树木繁茂的山丘上，共有297个房间，花园占地100英亩，还有成群的男女仆人和马夫。庄园的墙上挂着伦勃朗（Rembrandts）、鲁本斯（Rubenses）、凡·戴克（Van Dycks）和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的画作，庄园有图书馆，还有专门研究庄园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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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麦克米伦即将进入的世界，他很快就爱上了这个世界。1920年4月，麦克米伦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迎娶了多萝西·卡文迪什小姐，这里是伦敦时尚婚礼的首选教堂。在麦克米伦的性格中有许多复杂之处，正如一位长期在议会工作的同僚所观察到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待弱者的柔软心肠、帮助弱者的坚定决心，以及与强者愉快交往的社会习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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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顿修道院位于约克郡山谷的德文郡，占地3万英亩，麦克米伦特别喜欢周末在博尔顿修道院的荒野上猎松鸡。在狩猎了一个上午之后，他和其他男性客人会和女士们一起去荒原上的一间小屋里享用野餐，野餐食物由穿着有柠檬黄和深蓝家族标的制服的男仆装在德文郡的瓷盘子里端上来。圣诞节期间，麦克米伦、多萝西夫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前往查茨沃斯参加德文郡的家庭聚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几乎和《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对罗斯托夫伯爵家的描述一样，远离当今的英国”[29]。每个家庭都有保姆、男仆、女仆、马夫和司机。公爵夫人要求严格遵守德文郡等级制度的礼仪。例如，孩子们吃饭时按父母在家庭中的排名顺序被招待。多萝西的长兄爱德华是公爵的继承人，他的孩子总是先用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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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对加入这个巨大的公爵家族感到有些高兴，不过由于他受到许多成员的冷淡对待，高兴的程度就减弱了。虽然公爵对麦克米伦仍然很热情，但多萝西的六个兄弟姐妹和他们的配偶，尤其是她的姐夫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uart），对麦克米伦很冷淡，甚至不屑一顾。相貌英俊、傲慢自大的斯图尔特是苏格兰伯爵的儿子，在王室的社交圈里拥有很高的地位，曾在保守党党鞭办公室担任大卫·马杰森的助手。斯图尔特是个懒散的人，满嘴跑火车，他极力取笑麦克米伦想取悦别人的行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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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文迪什全家都嘲笑麦克米伦的严肃举止。他们对麦克米伦的知性感到厌烦，家里的女人们争先恐后地要求吃饭时不坐在他旁边。“他给人的印象是很自负，所以他总被别人刺痛。”[32]说这话的黛博拉·德文郡公爵夫人（Deborah Devonshire）是著名的米特福德六姐妹之一，她嫁给了多萝西的侄子安德鲁（后来成为德文郡公爵）。他在所谓的“一个简单的，也许狭隘的……世界”[33]长大，在那里“我们不认识的人很多”，尽管麦克米伦享受着贵族的生活方式，但他似乎从来不知道该说什么或做什么。一位朋友回忆起在查茨沃斯的一次家庭聚会上看到麦克米伦时说：“他似乎是一个很可悲的人，在这些社交圈相当孤独。”[34]许多年后，在麦克米伦担任首相很久之后，他妻子的家人仍然沉湎于他和他们之间巨大的阶级差异。“哈罗德叔叔本想成为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35]，但他成了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36]，”安德鲁·德文郡对一位采访者说，“特罗洛普的政治小说是关于奥米纳姆公爵和伟大的贵族显要的，而高尔斯华绥的小说本质上是关于上流社会的商人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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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麦克米伦从姻亲那里遭遇不公待遇，与他因此而享有的政治优势相比，只是很小的代价。他与至少16名保守党议员有姻亲关系，其中包括罗伯特·博比提·克兰伯恩（Robert Bobbety Cranborne）。克兰伯恩是未来的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和塞西尔家族的重要成员。与卡文迪什家族一样，自16世纪以来塞西尔家族一直是国家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当时的伯利勋爵威廉·塞西尔曾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最有影响力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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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卡文迪什家族的关系只是他参加议会选举的部分原因，从小就有政治野心的麦克米伦于1924年获得了参加议会选举的机会。他的潜在选民来自造船小镇斯托克顿，是个与查茨沃斯和博尔顿修道院相距遥远的小镇。斯托克顿位于英格兰东北海岸附近，在工业革命时期曾是一个繁荣的新兴城镇，但像英国的许多旧的主要工业（煤炭业、钢铁业、纺织业和造船业）一样，它在20世纪20年代初陷入非常艰难的境地。一些造船厂关闭了，变成工业墓地，到处是摇摇欲坠的工棚、榱栋崩折的仓库、锈迹斑斑的起重机和停泊在破败码头的空船。斯托克顿近30%的男性失业。很多男人无所事事地站在街角，他们把帽子拉下来，肩膀在刺骨的寒风中耸起，双手插在口袋里，用J.B.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的话来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世界末日”[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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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了这个曾经自豪而繁荣的地区所遭受的经济破坏，麦克米伦深受触动，他把经济灾难带来的后果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满目疮痍相提并论。和其他许多年轻的英国中上层军官一样，他摆脱了这种冲突，想改变在他和其他人指挥下战斗过的工人阶级的命运。在斯托克顿，他目睹了许多前英军士兵过着空虚、无望、穷困潦倒的生活。他多次前往该镇参加竞选活动，并逐渐对镇上的人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然而，一开始，他在表达担忧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麦克米伦是个蹩脚的、结结巴巴的演讲者，他痛恨政治上的妥协、“诘问、喧闹、不得不攻击和防卫，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39]。他天生的敏感和幽默感都隐藏在拘谨、严肃的外表下。“麦克米伦的举止全不对，”一个熟人说，“他的表现就像那些公立学校的传教士进了伦敦东区一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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