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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第九章 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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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尼黑事件之后的几个星期，想要摆脱内维尔·张伯伦是不可能的。在英国，无论人们走到哪里，似乎都能联想到首相和他的历史性旅程。玩具店里的特色玩具是张伯伦娃娃，[1]他一只手拿着棍子和卷轴，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小牌，上面写着“和平使者”。糖果店出售糖伞，花店老板展示张伯伦的照片，照片装饰着鲜花，还刻着“我们为你感到骄傲”的字样。各大公司在报纸上刊登了大量赞美首相的广告，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还写了一首诗，把张伯伦比作希腊悲剧英雄普里阿摩斯（Priam），并宣称他“受到了神的指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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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唐宁街10号也收到了大量的信件、电报、鲜花、雨伞、玩具、小饰品和其他庆贺张伯伦成就的物品。张伯伦把许多物品陈列在一个大陈列柜里，他喜欢向客人炫耀。有一天，肯尼斯·克拉克和妻子来吃午饭，张伯伦自豪地把他们领到陈列柜前，解释说这些物品“是为了庆祝《慕尼黑协定》而寄给我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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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约翰·科尔维尔在日记中所指出的那样，慕尼黑事件助长了这位首相的虚荣和傲慢。因为慕尼黑事件，张伯伦“几乎被封为圣徒”[4]。这不足为奇，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冷冷地说：“他开始把自己看作从天而降的救世主……”由于张伯伦的声望，张伯伦和他的部下认为，任何反对政府的行为都缺乏爱国精神，反对他的人相当于叛国，于是他们采取了相应措施。《每日快报》的驻外记者杰弗里·考克斯（Geoffrey Cox）于1938年底回到英国，他惊讶地发现，人们对任何针对《慕尼黑协定》的批评都表现得如此不能容忍：“如果你认为和平是一种幻觉。《慕尼黑协定》只不过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你相信战争临近，那么你就被认为想发动战争。”[5]最后，考克斯补充说，政府的不宽容发展成了“极权主义的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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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张伯伦决心惩罚批评他的人，尤其是在慕尼黑问题的信任投票中投弃权票的保守党人，他轻蔑地把这些人比作“玷污自己巢穴的鸟”[6]。投票后不久，《每日邮报》的亲德老板罗瑟米尔勋爵警告称：“只要内维尔·张伯伦担任首相，他的声誉就不会受到损害，他所在政党的任何成员如果挑战这一事实，都可能遭遇完败。”[7]几家报社，包括罗瑟米尔拥有的那些报社，痛斥并嘲笑保守党中的“反叛分子”，称他们是“神经紧张的人”。少数几份曾经同情“反叛分子”的报社，连同它们的观点，都受到了攻击。一位支持张伯伦的下院议员痛斥《旗帜晚报》刊登了达夫·库珀的几篇文章，指责该报发表了库珀的“连篇空话”[8]，使“他的同胞们一直处于焦躁不安的期待中，不断地煽动偏见和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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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考克斯的雇主比弗布鲁克勋爵，在慕尼黑事件后曾向哈利法克斯勋爵承诺，他和他的报社“将尽一切努力帮助你”[9]。作为对这一承诺的部分兑现，比弗布鲁克的报纸攻击保守党“反叛分子”。《每日快报》在1939年初大声疾呼：“神经过敏者用颤抖的声音问希特勒是否会攻击我们……《每日快报》说：‘不会！’现在我们知道，希特勒赞同《每日快报》的观点。他说他希望能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我们直接从希特勒口中得到了确认。1939年英国不会卷入战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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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保守党内“反叛分子”的惩罚远远超过了新闻界的攻击。关于慕尼黑事件的辩论一结束，保守党的中央办公室，还有大卫·马杰森、詹姆斯·斯图尔特和其他保守党党鞭，就开始了一场无情的运动，迫使“反叛分子”在政界变得默默无闻。记者海伦·柯克帕特里克说，中央办公室是一台政治机器，它在张伯伦的亲自指挥下负责该党的日常运作，它的强大“会让坦慕尼派（纽约市民主党组织——译者注）妒忌得眼红”[11]。1939年初，战争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告诉《泰晤士报》的记者：“保守党的机器甚至比纳粹的机器还要强大。两台机器可能有不同的目标，但它们同样冷酷无情。它们会压制任何不遵守规则的人。”[12]对张伯伦迅速失去信心的霍尔-贝利沙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了，但毫无疑问，在首相的领导下，保守党高层已经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网络来监视政治对手、平息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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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办公室和党鞭们对地方选区协会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它们惩罚任性的议员。一个地方选区协会没有权力强迫其议员辞职，但它可以为下次选举选出新的候选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会结束失去议会席位的议员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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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受关注的“反叛分子”，达夫·库珀的日子尤其不好过。他的选区是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区，这是一个拥护张伯伦的“要塞”，在做出裁决之前，他在那里受到了保守党选区协会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严厉质询。该协会承认库珀有权辞去内阁职务，但仍声明“完全同意首相的行动”[13]，并且主张库珀有义务支持政府，致力于党内团结。它还保留了为下次选举挑选新候选人的权利。这个警告是明白无误的。如果库珀再次越界，他就会失去议会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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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平选区，温斯顿·丘吉尔曾对保守党的“不宽容情绪”表示谴责。在詹姆斯·斯图尔特的鼓动下，在当地保守党党员的领导下，保守党几次试图打败丘吉尔，但他都以微弱的优势胜出了——这些党员曾是丘吉尔最坚定的支持者。在博比提·克兰伯恩所在的南多塞特郡选区，当地的保守党人“正在喷火、屠杀”[14]，克兰伯恩告诉吉姆·托马斯：“我很期待下周被石头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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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伯恩在给安东尼·艾登的信中写道，他对《慕尼黑协定》的尖锐批评所招致的敌意“表明你采取更温和的态度是多么明智”[15]。（艾登是为数不多的保守党投弃权票的人之一，他的选区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正如克兰伯恩所说，他在下议院的温和演讲可能是他的选区没有受到影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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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鲍勃·布思比收到了一封来自他所在保守党选区协会执行委员会的电报，对“你不支持政府”表示极大的关注，并命令他到协会当面做出解释。布思比这么做了，但他明确表示，自己“没有留下任何忏悔书”[16]。他宣称，慕尼黑事件是两百多年来“这个国家遭遇的最大外交挫败”。布思比在他的选区里极受欢迎，令保守党选区协会领导们沮丧的是，该选区协会的普通成员都支持布思比。在约克郡赫尔镇，迪克·劳被“愤怒的”保守党选区协会传唤，他同样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并告诉该协会，如果他们“不在那里，给我投信任票，我将辞去席位，争取补选”[17]。和布思比一样，劳也赢得了投票，尽管离全票通过还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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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面临强大选区协会挑战的人，包括罗纳德·卡特兰和保罗·埃默斯-埃文斯，尽管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但都没有在针对慕尼黑事件的辩论中被点名。卡特兰在下议院发表讲话时受到了阻挠，他总是直言不讳，这导致没有人怀疑他在慕尼黑问题上的立场。卡特尔兰宣称，张伯伦在最终默许希特勒的要求之前，没有征求内阁或议会的意见，是“违反宪法的疯狂行为”[18]。“在政党机器的协助下，权力正从议会转移到行政部门和公务员手中。”这位年轻的议员在伯明翰报纸上发表了一封信，他写道：“最近，首相说‘民主制度允许犯错’。每个负责任的公民现在都必须扪心自问，如果我们要活下去，能否承受更多的错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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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卡特兰一样，埃默斯-埃文斯谴责了他所看到的保守党对议会权威和言论自由的攻击。在南德比郡选区，他说在他看来，自己的职责是代表选区，自由地做出判断和决定。简而言之，他不是选区的奴隶。埃默斯-埃文斯被告知，议员应该“最大限度地关注”[20]选民的意见，他答道：“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而且已经这样做了，但是……一个议员也应该把知识和判断力归于他的选民……如果我在我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事情上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受到束缚，我就仅仅是代表一个外部组织的喉舌。”为了强调这一点，他向他的选区协会大声朗读了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780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演讲，内容是关于议员的合法角色。[21]伯克认为：“如果人民仅根据奉承和灵活的原则来选择公仆，并且对所有公共事务完全没有自己的见解或漠不关心，那么国家将不再健全，想要挽救它将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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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比郡保守党选区协会的几位成员，包括其主席罗伯特·唐卡斯特爵士（Sir Robert Doncaster）并不认同伯克和埃默斯-埃文斯奉行的准则。唐卡斯特尽其所能把埃默斯-埃文斯赶出了办公室，包括禁止他在政党会议上发言。第二年年初，当埃默斯-埃文斯和唐卡斯特在办公室碰面时，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22]唐卡斯特愤怒地命令埃默斯-埃文斯离开办公室。当埃默斯-埃文斯拒绝时，协会主席报了警。然而，在警察抵达前，唐卡斯特宣布，只要埃默斯-埃文斯代表南德比郡并辞职，“他就不会与南德比郡有任何关系”。随着主要敌人离去，针对埃默斯-埃文斯的反对之声逐渐平息下来。至少在那一刻，他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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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慕尼黑事件投弃权票的人没有一个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失去保守党候选人的官方地位。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各自所在的选区协会通知：从那时起，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将受到密切关注，未来任何对政党不忠的行为都将受到严肃处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议会同僚阿索尔公爵夫人（Duchess of Atholl）的惩罚很快消除了人们对此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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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凯瑟琳·阿索尔（Katharine Atholl）的背景和性情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在慕尼黑事件后会成为保守党中最大胆的“反叛分子”。她与阿索尔公爵的婚姻使她成为英国贵族中的高级成员。她的丈夫是英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这对夫妇住在苏格兰高地的一座白色石头城堡里。他们拥有一艘加拿大邮轮“阿索尔公爵夫人”号。在她结婚之前，曾就读于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她被公认为天才钢琴家和作曲家。凯瑟琳·阿索尔身材娇小，长着一双大而富于表现力的蓝眼睛。她有教养、羞怯、不谙世故，没有兴趣引起别人对她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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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注意到她与地方和国家慈善机构的广泛合作，建议她竞选议员。对公爵夫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想法。她反对英国妇女的参政运动，对从政毫无兴趣。但在那时，并没有多少英国女性预见过自己在政坛的未来，毕竟距离她们赢得有限的选举权和代表议会的权利仅仅3年。在丈夫的支持下，凯瑟琳终于听从了劳合·乔治的建议，并在1924年以保守党党员的身份在苏格兰乡村地区的金罗斯郡和西珀斯郡赢得了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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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阿索尔是第三位赢得下议院选举的女性，她发现自己进入了“伦敦最好的（男性）俱乐部”。在那里，她的许多男性同事（不是大多数）对女性成员的到来感到恐惧。从真实的意义上来说，女性在被选为议员之前，一直是被忽视的。[23]直到1917年，女性访客还被强迫像与世隔绝的修女一样，坐在女士走廊的格栅后面。阿斯特勋爵夫人回忆说，当她成为议会的第一位女议员时，“我认识多年的男性如果在走廊从我的身边走过，都不跟我说话”[24]。温斯顿·丘吉尔就是其中之一，阿斯特勋爵夫人和丈夫经常在伯克郡乡村的克莱夫登庄园招待丘吉尔。当她问丘吉尔为什么对她如此无礼时，丘吉尔反驳道：“因为我觉得一个女人闯进下议院就像闯进我的浴室一样令人尴尬，我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东西，甚至连一块海绵都没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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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30年代末，下议院中的女性只增加了几个，仅有9人。沙文主义仍然猖獗，甚至在反绥靖主义的“反叛分子”中也是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思想自由。“（在下议院中）没有女性的位置，”达夫·库珀说道，“女人在这里的能力并不比她们在足球场上的能力更强。”[26]尽管女议员有权使用下议院的所有设施，但仍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她们不得进入议会最排外的男性专区——议员吸烟室。[27]男人们在那里喝威士忌、抽雪茄、谈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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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阿索尔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进入这个“圣地”，她也从未想过要挑战任何让女性安分守己的其他议会惯例。当选后，当她被告知许多男性保守党议员尚未接受女议员时，她说：“如果我能为解决问题做点什么的话，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尝试。”[28]与反对传统、言辞犀利的阿斯特勋爵夫人不同，这位公爵夫人被保守党领导层和普通成员视为不具威胁性的女议员。花呢长裙、羊毛夹克，配一串珍珠项链是她一贯的装束。这也反映了她的个性：谦逊、端庄、非常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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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后来发生的事情，这一切充满了讽刺意味。正是内维尔·张伯伦强调了凯瑟琳的可靠性，他在1924年向首相鲍德温建议，委任凯瑟琳一个初级大臣的职位，让她担任教育委员会的秘书。人们希望这项任命能帮助保守党赢得女性选民的支持，阿索尔公爵夫人不像阿斯特勋爵夫人，她绝对不会捣乱。鲍德温也认为，阿索尔公爵夫人对党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凯瑟琳·阿索尔成为保守党第一位担任初级大臣的女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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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0年后，她表现出了明显的反叛迹象。她加入了丘吉尔和其他保守党强硬派的行列，反对政府法案赋予印度有限的自治权，因为在她看来，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将会伤害穆斯林和地位低下的少数群体。然后，在1935年底，她拿到一本德语原版的《我的奋斗》。当她读到希特勒的政治哲学纲要时，她对其中的仇恨和偏执感到震惊，但最重要的是，对希特勒明确提出德国侵略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蓝图感到震惊。她后来写道：“从来没有一个现代政治家如此明确地向读者表达过自己的野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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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秋，英国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哈钦森旗下的赫斯特-布莱克特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奋斗》的英译本，书名为《我的奋斗》（My Struggle）[30]。这本书是由埃德加·达格代尔翻译的，他是富有的绅士学者和翻译家，娶了巴菲·达格代尔。这本书在英国出版的几个月前，纳粹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驻伦敦记者汉斯·威廉·托斯特博士通知赫斯特-布莱克特出版社，达格代尔的译本必须得到德国政府的批准才能出版。考虑到如果不同意这个要求，可能会失去这本书的版权，赫斯特-布莱克特出版社勉强同意了柏林的要求。结果，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被删减，这本书的英译本只剩下297页（相比之下，德国版的《我的奋斗》有781页），而且一些最具煽动性的言论被删除了，尤其是他对犹太人仇恨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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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阿索尔把德文原版和英文译本，以及英文译本中遗漏部分的复本寄给了丘吉尔。她在随附的便条上写道：“原作的好战性被英译本所掩盖。”[31]她还寄给丘吉尔一些希特勒演讲中的“极端”段落，这些段落“没有被外国媒体传播”。丘吉尔全神贯注地读着《我的奋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哪本书……比它更值得仔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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