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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第十章 “等待激动人心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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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某个夏日，前保守党首相之子迪克·劳与一位美国熟人坐下来，讨论如何推翻现任保守党首相。[1]早在5年前，劳就与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ter）相识。当时，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长期顾问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在贝利奥尔学院担任客座伊士曼教授。1939年，57岁的法兰克福特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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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一家俱乐部吃午饭时，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劳向法兰克福特倾诉了他和其他保守党“反叛分子”深深的挫败感和沮丧。慕尼黑事件发生6个多月后，欧洲再次处于战争边缘。然而，尽管张伯伦的政策明显失败，但他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政府办公室，英国对劳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预见的那场大灾难，仍然毫无准备。正如罗纳德·卡特兰后来宣称的那样，“时间非常昂贵，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肆意挥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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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那几个月里，保守党“反叛分子”仍然没有对政府发起真正的挑战。他们签署了决议，发表了攻击张伯伦政策的演讲，作为回报，他们被亲政府的媒体、大卫·马杰森及其副手谴责为战争贩子，但他们并没有试图推翻政府。他们怎么可能奢望成功呢？自慕尼黑事件以来，“反叛分子”的人数略有增加，也不过30多人，在一个被无情控制的议会里，他们是没有权力的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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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法兰克福特已经听够了劳的倾诉。[3]“我亲爱的迪克，”他说，“你们这些人的问题在于，行为与信念不一致。你知道这是历史的转折点之一。然而，你表现得好像是面对威尔士分裂或地方自治这样的问题。下议院里有30个意志坚定的人可以拯救世界。你不可能通过争论，甚至不可能通过事实来说服下议院，只能靠自己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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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特是对的，这一点劳是知道的。他、卡特兰、麦克米伦、布思比和其他几个“反叛分子”坚定地认为张伯伦必须离开政府。但其他人支持不那么极端的行动。保守党对他们的报复性打击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们急于避免进一步的报复。独立议员埃莉诺·拉思伯恩是绥靖政策的坚定反对者，她在给《旁观者》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指出，在攻击《慕尼黑协定》后，几名保守党“‘反叛分子’沉默了几个月……直到党鞭的愤怒平息下来”[4]。更为谨慎的“反叛分子”还担心在国家危难之际造成不团结的状况。他们仍然希望能劝服张伯伦加强重整军备和扩充他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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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反叛分子”仍缺乏领导。谁有能力让摇摆不定的议员们相信，英国的生存取决于让张伯伦下台？谁能把他们带进下议院和国家的战场？劳仍然希望安东尼·艾登能接受挑战，尽管种种迹象都与他的意愿相反。自从慕尼黑事件以来，张伯伦的大多数保守党对手，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艾登集团（或被张伯伦手下嘲笑为“魅力男孩”）的人，经常在罗纳德·特里的市内宅第会面。其中最活跃的有埃默里、劳、卡特兰、麦克米伦、尼科尔森、特里、博比提·克兰伯恩、吉姆·托马斯、保罗·埃默斯-埃文斯、爱德华·斯皮尔斯和达夫·库珀，他们在慕尼黑事件后加入了“反叛分子”行列。艾登通常负责关照这些人，但很少领导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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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反叛分子”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些秘密会议。如果说人们认为艾登过于谨慎，那么温斯顿·丘吉尔则被认为过于鲁莽、极度容易判断失误，这些品质在爆发国际危机时尤其不受人们欢迎。与此同时，丘吉尔领导着一支规模小得多的队伍，成员只有布思比、邓肯·桑兹和布兰登·布拉肯。这两组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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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艾登来说，他不愿与丘吉尔为伍，不仅因为他认为丘吉尔鲁莽，还因为他把这位年长的前辈视为潜在对手。1938年秋天，当罗纳德·特里和南希·特里夫妇邀请艾登夫妇、丘吉尔夫妇等人到迪奇里庄园度周末时，艾登对丘吉尔也在被邀请之列感到不快。“罗纳德询问温斯顿的意见，我很生气。”周六在树林里散步时，艾登对南希·特里说，“我想温斯顿也想加入我的集团。”[5]保罗·埃默斯-埃文斯后来回忆道，艾登集团的其他人则担心丘吉尔“会主导我们的活动，把我们和我们不想走的路线联系起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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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思比也不受欢迎。他仍然公开与多萝西·麦克米伦交往，尽管他和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公开场合对彼此彬彬有礼，但麦克米伦尽量避免与给他戴绿帽子的人碰面。然而，艾登集团对布思比避之不及，并不仅仅因为两人碰面可能令双方尴尬。他和多萝西的风流韵事以及他和多萝西表妹的失败婚姻，使布思比的名声一直没有得到恢复。此外，他和丘吉尔一样，都被认为过于鲁莽、冲动。埃默斯-埃文斯回忆道：“人们普遍认为，（布思比）在私人谈话和公开行动中都太不可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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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和他的小集团遭受排斥的原因是什么，被排斥的境遇都令丘吉尔深感不安。1938年11月底，他在给达夫·库珀的信中痛苦地写道：“我的几个朋友……希望尽可能把我与其他反对政府的保守党隔离开来。”[8]十多年后，埃默斯-埃文斯对埃默里说：“温斯顿对自己被排除在我们这个圈子之外非常不满，而且从来没有忘记这件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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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夏，欧洲即将燃起战火，迪克·劳认为，这种对抗和分裂是不可饶恕的。在与法兰克福特共进午餐后的第二天，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艾登说了同样的话。劳写道，是时候让艾登忘掉自己的野心和谨慎，与丘吉尔联手了，“让自己成为一场运动的领导者，推翻现任政府，建立一个新的政府”[10]。劳补充道，张伯伦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唯一的原因是别无选择。“你和温斯顿可以提供另一种选择，只有你们两个能做到。你会说，这意味着攻击首相只会让党内团结起来支持他。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事，但这只是一个阶段。你必须通过这个阶段，而且你会很快通过这个阶段。如果你果敢的话，这个国家的舆论会助你渡过难关。这个国家急需领导……（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领导人能引起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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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慕尼黑事件后不久，英国大部分地区就一直在呼吁新的领导人。一旦最初的喜悦消失，许多人的脑海中萦绕着对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羞耻感，同时他们相信希特勒无疑会再次发动进攻，并对进攻充满恐惧。1938年10月下旬，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近40%的英国民众对张伯伦及其政策不满，72%的民众希望加快重整军备。[11]这些数据发表在《新闻纪事报》，该报拥有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的独家印刷权。但另一项调查显示，86%的公众认为，希特勒说他不再有侵占别国领土的野心是在撒谎，但这一结果没有被刊登出来。《新闻纪事报》的出版人对这一数字进行了审查，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一数字不准确，而是因为正如他在给张伯伦的信中所说，“我担心如此直白地刊登英国民众对此事的看法，会更影响德国人的情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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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几天后发生的“水晶之夜”（Crystal Night，也称碎玻璃之夜）反犹太人的疯狂行为使英国民众对德国及其领导人更加反感。1938年11月9日晚，在盖世太保的命令下，纳粹暴徒对德国犹太人发动了大屠杀，烧毁了犹太教堂，洗劫了犹太企业，破坏了犹太人的医院、住宅、学校和墓地，杀害了数十人。有3万多犹太人被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被送进了集中营。纳粹在这个“水晶之夜”和未来几天内的暴行，在英国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和愤怒，甚至一些张伯伦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开始质疑首相是否确定希特勒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可以和他“做生意”。1937年10月曾希望达夫·库珀的大脑变成果酱的威灵顿夫人，在1938年11月的一次午宴上对其他客人说，如果保守党在1939年初举行大选，那将是“疯狂之举”[13]，因为这个国家“正在变成反张伯伦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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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组建一个由反对绥靖政策的议员组成的新全党派联盟，就像休·道尔顿与麦克米伦讨论过的那样。在1938年10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40%的公众表示支持在艾登的领导下建立这样的联盟，而只有39%的人表示不支持。[14]正如《新闻纪事报》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表明，“如果艾登先生选择担任这样一个组织的领导，他可以在这个国家赢得相当多的追随者”[15]。据《纽约时报》报道，“人们对张伯伦的领导能力的信心慢慢消失”[16]。该报估计，至少有一半的英国选民反对张伯伦及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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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曼彻斯特卫报》编辑的一封信中，A.L.卢维斯（A. L. Rowse），一位万灵学院的年轻学者（晚年，他是研究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著名专家）说他相信全国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反对“团结在张伯伦周围、不具代表性的政府”[17]，他们想团结在艾登和一个“真正的国家政府”周围。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3位教授写信给《卫报》，恳求反对绥靖政策的议员们关注民众，及时向政府发起直接挑战。这些教授宣称，首相“使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混乱”[18]，这种混乱只有在“向德国霸权投降，（以及）放弃我们的公民和政治自由”的情况下才能结束。至关重要的是，在慕尼黑事件中投了弃权票的保守党议员必须“强有力地领导议会和国家”，与工党联手创建一个多党联合政府，“拯救民族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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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收到了数以百计的信件，其中许多来自工党和自由党成员，他们发出了同样的呼吁。但他对这种全国性的情感迸发无动于衷，就像在面对议会同僚敦促他放弃谨慎的行事风格且表现出大胆的领袖风范时一样。一本很受欢迎的以照片为主的周刊《图画邮报》（Picture Post）指出，“似乎整个国家或者说大部分国人决心让艾登成为他们的领袖，而艾登却不想领导他们”[19]。艾登收到了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社会改革家朱丽叶·里斯-威廉姆斯夫人（Lady Juliet Rhys-Williams）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该信长达7页。信中说“英格兰的命运在你手中”[20]，并且这封信详细阐述了他怎样才能组织一个新的全党集团。以下是艾登的全部答复：“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对这封信很感兴趣。我知道您不指望我详细评论信的内容，我只能说，确实，我认为，我理解当前的政治困境与人们的困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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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辞去外交大臣职务已经一年了，在那一年里，艾登虽然在全国各地发表了关于民族团结必要性的含糊演讲，但与1938年2月相比，他与保守党和政府的关系并没有进一步破裂。在关乎英国命运的重要时刻，他不愿成为党内特立独行的人，部分原因是他害怕步阿索尔公爵夫人的后尘，这让很多人疯狂，其中包括他的哥哥蒂莫西·艾登爵士（Sir Timothy Eden）。“你是个外交专家，在关乎世界命运的问题上不能随心所欲地投票，就因为沃里克郡的某个有钱老太太或某个老糊涂的上校……你投了其他人的票会很令人恼火，真是可笑。”蒂莫西·艾登写道，“这不仅荒谬，而且是不道德的，也是错误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凭良心投票，那么自由在英国就已经死了。”[22]安东尼宣称自己“实际上是政府的支持者”，他哥哥愤怒地问道：“你支持（张伯伦）主张的哪些政策？你既不支持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不支持重整军备政策……你不是政府的支持者。”为了保持他“在这个国家外交事务上的领导地位”[23]，安东尼·艾登必须尽快提出“一些对未来积极且明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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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的其他支持者也支持这一观点。“整个国家的年轻人都在等待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哈罗德·尼科尔森对博比提·克兰伯恩抱怨道，“而安东尼所做的就是重复优柔寡断的套路。”[24]克兰伯恩转而写信给吉姆·托马斯说：“我同意安东尼走得比他目前所行的更远……”[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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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下旬，当艾登接受邀请，在伦敦女王大厅举行的一场大型反对绥靖政策的集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民众曾闪过一丝短暂的希望，希望他最终能鼓起勇气，按照支持者的意愿去行事。《泰晤士报》的军事记者巴兹尔·利德尔·哈特帮助艾登准备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演讲稿，抨击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数千人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当他们站起来为艾登热烈鼓掌时，充满了期待。当艾登开始演讲后，他们的热情就变成了困惑，随后又变成了愤怒。艾登放弃了利德尔·哈特所准备的演讲稿中的所有批判性内容，没有提及英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背叛，也没有提及政府安抚希特勒的愚蠢行为。[26]相反，他就民族团结的必要性发表了“相当胆怯的总结”。听众越来越烦躁不安，讲台上，坐在艾登妻子旁边的利德尔·哈特担心大厅里听到的嘟囔和耳语很快就会变成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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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迅速行动，拯救了这个夜晚。她被派去做一个简短的致辞，感谢艾登的演讲，但她利用这个机会做了艾登应该做的事：对张伯伦的外交政策提出控诉。她热情洋溢的即席演讲“挽救了这一天”[27]。利德尔·哈特后来写道：“这是我听过的最精彩的演讲之一，它激起了冷漠的听众的热烈回应。”（又听了一次维奥莉特的反绥靖政策的讲话后，利奥·埃默里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有这种雄辩的天赋，我可能早就当上首相了。”[28]）但是艾登显然被维奥莉特夫人的话弄得很狼狈，他后来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认为，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对首相的猛烈抨击，破坏了（我演讲）的效果。当然，就修辞而言，她的演讲很巧妙，但就政治而言，她这么做是不明智的，甚至让我感到有点气愤。”[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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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当维奥莉特夫人离开女王大厅时，她自己也想到了命运的讽刺。“一边是安东尼·艾登，一位广受信任和尊敬的领袖，大部分‘民众’都给了他一把他不愿拔出的剑。另一边是温斯顿，他有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无与伦比的口才，不知什么原因，却没能赢得民众的信任。即使在政府的批评者中，安东尼也被认为是‘值得尊敬的’，温斯顿则不然。”[30]她想知道艾登“不冷不热、不偏不倚的态度”是否反映了他想重新得到张伯伦的赏识和内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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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她是对的。艾登正在谋求一份工作。在针对慕尼黑事件的信任投票一周后，艾登告诉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同意张伯伦在慕尼黑问题上90%的立场”[31]，当哈利法克斯告诉他，首相认为希特勒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人物时，艾登完全同意张伯伦在慕尼黑问题上的立场。到与此同时，艾登急于保持自己作为绥靖政策批评者的声誉，这样一来，如果张伯伦的政府垮台，用维克多·戈登-伦诺克斯的话来说，艾登将会“为了党内领导权而漂亮地撒谎”[32]。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杂耍表演，张伯伦很清楚这一点。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讽刺道：“我们的安东尼，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非常希望我能把他拉出来。”[33]然而，尽管哈利法克斯要求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但张伯伦无意把艾登重新收归麾下。他说：“现在的内阁已经让我够烦的了。我希望我的政策得到更多的支持，或者至少那些被不断的怀疑所困扰的人（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不希望那些不相信我的政策的人得到更多的支持。因此，我认为你不希望看到内阁有任何重大的改组或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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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反对政府的人仍然对温斯顿·丘吉尔持怀疑态度，但在慕尼黑事件之后，他也开始收到大量信件，其中许多是年轻人写给他的，恳求他领导一场运动，组建一个新的国家党、一届新的政府。康沃尔郡的商人、丘吉尔的支持者托马斯·霍拉宾（Thomas Horabin）写信给丘吉尔说，当他在彭赞斯的一个大型公众集会上说，丘吉尔是未来首相的唯一人选时，500多名群众跳起来鼓掌。霍拉宾宣称：“这个国家的普通民众强烈渴望果断的领导者，他们真诚地希望得知真实情况并正视它们。”[34]埃莉诺·拉思伯恩回应了这一观点，她给丘吉尔写信说：“人们对领导人的渴望非常强烈，甚至那些在政治上与你的观念相距甚远的人也认识到，只有你既充分认识到我国军事的危险地位，又相信应对侵略行为采取集体国际行动。请原谅我插嘴，但作为政党的支持者和局外人……我不禁担心，你和艾登先生的沉默会被人误解。”[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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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泰尔·福布斯（Alastair Forbes）[36]是剑桥大学的学生，也是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的朋友。在一封长达10页的信中，他敦促丘吉尔领导“反叛分子”与张伯伦的斗争，但他的措辞远没有这么客气。20岁的福布斯写道：“您是否认为政治家有权吞下您的信念和理想，直到更便于提出它们的那一天。您为什么要堕落到这种地步呢？……在这个时候消除您的政治良心的刺痛就是叛国。”[37]如果张伯伦继续留任，绥靖政策仍会继续，“这个国家的年轻人还有什么希望？什么是信仰？到底为什么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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