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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第二十一章 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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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丘吉尔成为首相时，利奥·埃默里麾下的大多数“年轻人”，要么被安排低级别的政府职位，要么根本没有获得任何职位，他们几乎没有理由期待在这段时间里会得到更有挑战性的工作。但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快就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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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上任后不久，布兰登·布拉肯向鲍勃·布思比和其他被排除在重要政府职位之外的人做了间接的道歉。布拉肯承认，“许多明显不适合的人”[1]被委任关键职位，他向布思比保证，“当这场呼啸而过的危机结束后，我敢说，可以做出一些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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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0年12月，布拉肯提到过的、直接威胁英国安全和独立的“呼啸而过的危机”已经结束。尽管困难重重，但是英国皇家空军还是在不列颠之战中击败了德国空军。虽然德国对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的轰炸一直持续到1941年，但是德国入侵英国的危险已经结束。对丘吉尔自身政治安全的威胁也已减弱，到了年底，他已经牢牢控制了下议院和整个国家。他有足够的信心把参与慕尼黑事件的人从他的政府高层中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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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2月，英国驻美国大使洛锡安勋爵意外去世，这给丘吉尔提供了一次大洗牌的机会。哈利法克斯勋爵极不情愿地被迫接替了洛锡安的位置。哈利法克斯被派到华盛顿后，首相任命安东尼·艾登为他的外交大臣，艾登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战争结束。迪克·劳从陆军部的低级职位上调离，接替臭名昭著的拉布·巴特勒担任外交次大臣。在洛锡安去世前不久，博比提·克兰伯恩被任命为自治领事务大臣。克兰伯恩又说服丘吉尔任命保罗·埃默斯-埃文斯为他的次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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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鲍勃·布思比的政治地位似乎也在上升。在他放弃教丘吉尔如何指挥战争，安心在食品部工作后，发现自己出人意料地擅长这项工作。像利奥·埃默里一样，布思比发现自己的地位比自己或其他人预想的都重要。事实上，在战争期间，食品部是最重要的文职部门，它的负责人伍尔顿勋爵（Lord Woolton），以前是个著名的商人，是政府中除丘吉尔本人以外，最知名、最受欢迎的大臣。作为伍尔顿的副手，布思比几乎和伍尔顿一样出名和受欢迎。他和伍尔顿负责提出并实施一项政府计划，为贫困儿童和哺乳期的母亲提供免费牛奶。闪电战开始时，布思比负责在被炸毁的伦敦东区建立小食堂，为无家可归的居民提供食物和热饮。空袭过后的早晨，空气中仍弥漫着刺鼻的烟味，布思比来到空袭现场，踏着碎玻璃和成堆的瓦砾，对茫然的幸存者表达同情，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和食物，并为他们带去笑声。布思比也因其在议会中代表大臣的娴熟表现而获得很高评价。在《新政治家》看来，他表现出了“政府部门所需要的那种干劲和热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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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布思比充满希望的政治前途戛然而止。催化剂是两年前他卷入了一场帮助在英国生活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丑闻。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捷克斯洛伐克侨民的银行存款和投资在他们的祖国被冻结。大约在同一时间，英国政府冻结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英国的存款，防止德国人掠夺这些资产。一个月后，一个由布思比担任无薪主席的私人委员会成立了，旨在游说英国政府帮助在英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他们正试图从被冻结的捷克斯洛伐克资产中收回被冻结的储蓄和投资。布思比在伦敦金融城做过几年的股票经纪人，他当时没有透露参与这件事涉及个人利益。他的一个朋友，一位富有的捷克斯洛伐克商人，曾请他帮忙商谈解冻他妻子的捷克斯洛伐克债券，并向布思比承诺，无论她收到多少，都会支付给布恩比10%的提成。布思比一生对金钱不太上心，负债累累，他接受了这个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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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思比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他长期以来一直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拥护者，并为所有捷克斯洛伐克索赔者寻求解决办法，但是关于他个人利益的谣言和报道引发了对其行为不当的指控。[3]1939年8月，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约翰·西蒙爵士将布思比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询问他关于该委员会及其宗旨的问题。他声称布思比成为董事长的唯一目的是获得经济利益。布思比相当真实地全盘否认了这一指控，但从未向西蒙，或后来对他提出质疑的任何其他官员透露，他确实获得了个人利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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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布思比的捷克斯洛伐克朋友被拘留，并被作为外国人关押。当时，成千上万的外国人在英国遭遇了这样的命运。当警察在这名男子的文件中发现了他和布思比之间财务安排的证据时，这一消息引起了丘吉尔的注意，他立即命令布思比前往唐宁街。首相冷冰冰地告诉他的前任议会私人秘书，自己已经决定成立一个下议院特别委员会来调查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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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立委员会的过程中，丘吉尔无意中为亲张伯伦的保守党提供了报复敌人的工具。这个敌人（布恩比）以奢侈且非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与前首相斗争中的刻薄言论，令他们尤其鄙视。对他的敌意终于得以释放了。被选为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保守党议员是巴斯啤酒厂的董事长约翰·格雷顿，也是张伯伦和绥靖政策的狂热支持者。（布思比和他的支持者认为，选择格雷顿是詹姆斯·斯图尔特所为。[5]）特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大都非常支持张伯伦。休·道尔顿总结说，这是“一个刽子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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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委员会进行调查期间，布思比被食品部停职。1941年1月，该特别委员会得出结论，布思比在英国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唯一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他的行为“有损下议院的尊严，与议会有权要求其成员遵守的标准不一致”[6]。布思比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被这些发现震惊了。曾任英国国家安全次大臣的工党议员艾伦·威尔金森写道：“如果他逾越了一英寸的界限，为什么不能私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让食品部失去那样的一个人！”[7]休·道尔顿在日记中指出，布思比“比特别委员会中对他进行评判的大多数人要好得多。不幸的是，他违反了第十一条戒律，而议会里的许多金融流氓却没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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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思比知道，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意味着他将不得不辞职，但与此同时，他也在为保住自己的下议院席位而努力。1941年1月28日，当特别委员会向下议院提交报告时，他承认在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索赔问题上本应公开自己的个人利益，但他坚决否认自己做错了。“我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人是因为我不希望他们被德国人抢劫，而不是因为我自己想抢劫他们。”他对沉默的下议院议员们说，“我承认自己愚蠢，却不承认自己的有罪。”[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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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思比的口才使整个下议院议员都对他有所偏向。下议院没有强迫布思比辞职，而且他在东阿伯丁郡的忠实选民给予了他全力支持。他一直待在下议院，直到近20年后他自己决定离开。但在二战期间，布思比从未得到过其他政府职位，他想在政治上所有建树的希望也破灭了。然而，最让他伤心的是，他认为丘吉尔想把他置于狼狈不堪的境地。“他为什么时不时地讨厌我呢？”[10]布思比曾经问过战争期间丘吉尔的首席军事助手，少将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据布思比说，伊斯梅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你给他写了一两封不得体的信，这激怒了他，而且你总是说一些他不想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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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也许都是真的，但丘吉尔被告之一位内阁大臣涉嫌不当行为后，他显然别无选择，只能下令进行调查。他不打算因为以前一个亲密伙伴的轻率行为，给老政敌攻击他的机会。然而，首相似乎被调查中强烈的党派色彩弄得很窘迫，他告诉约翰·科尔维尔，他不能“忍受一场猎杀”[11]。在下议院的一次演讲中，丘吉尔称布思比从政府辞职是“令人心碎的事”。他补充道：“这对我来说尤其痛苦，因为布思比先生多年来一直是我私人的、值得信赖的朋友之一，在我孤独和遇到困难时常常给予我支持，我个人一直对他怀有热烈的敬意。他的离去是我们共同的损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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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丘吉尔私下里明确表示，他不想再和布思比有任何瓜葛。[13]当一名议员问他布思比应该做什么时，丘吉尔回答说，他应该“加入一个拆弹小组，这是在他的同胞眼中恢复声誉的最好方式”[14]。据报道，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毕竟，炸弹可能不会爆炸。”詹姆斯·斯图尔特和布思比在议会的其他敌人，对布恩比失去政治地位感到高兴，他们确保丘吉尔的这句话在下议院的大厅和吸烟室里广为流传。多年后，斯图尔特甚至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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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宽容朋友的小过失而闻名的丘吉尔，为什么要如此彻底地疏远布思比呢？在这件事情发生的过程中，首相告诉伍尔顿，布思比“有能力，但没有美德”[15]。然而，丘吉尔从未切断与比弗布鲁克勋爵、伯肯黑德勋爵和威斯敏斯特公爵等亲密伙伴的联系，这些人的金融交易和个人行为甚至比布恩比更令人怀疑。丘吉尔的传记作者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写道，丘吉尔“喜欢无赖”。但这些“无赖”[16]——比弗布鲁克、伯肯黑德以及其他人——大多数是丘吉尔认为与自己在社会和政治上平等的人。对于那些被他视为下属的人，他就没有那么大的忍耐力了，就像不守纪律的布思比，把政治和追求权力当作一项运动、一种游戏，而不是生活的主要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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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丘吉尔指出的那样，布思比在自己失去政治地位之前一直是这位老人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从来没有像丘吉尔要求他的追随者那样，给予他绝对的忠诚。丘吉尔仿佛只有10岁，情绪化、多愁善感又宽宏大量，但他有时也暴露出性格中冷酷的一面，对那些已经失去作用的盟友漠不关心。德斯蒙德·莫顿爵士（Sir Desmond Morton）说：“交一个对他没有实际用处的朋友，就只因为喜欢他而和他做朋友，这种想法没有任何意义。”[17]莫顿爵士是丘吉尔战时的亲密顾问，后来也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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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另一批反对绥靖主义的保守党人来说，虽然他们进入丘吉尔政府比较晚，但终于接近了核心圈子，这是令人兴奋的。可是，正如埃默里和其他几个人发现的那样，为英国救世主工作可能既困难又令人沮丧。在整个战争期间，丘吉尔紧握着自己的权力，正如他在1940年5月对布思比所说的那样，他决心要“把权力掌握在我的手中”。安东尼·艾登受到首相拒绝授权的影响，他多次错过接替内维尔·张伯伦的机会，在战争期间，被降为丘吉尔忠诚的副手和假定继承人，对战争如何进行几乎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困扰我的是，”1942年4月，艾登在给博比提·克兰伯恩的信中写道，“我，我想还有其他的战争内阁成员，被公众视为战争的领导者，而我们一点也不……总之，我是最不幸福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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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同一年，一位前保守党异见人士成功地摆脱了在白厅工作的冲突和不满，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在战时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议会同僚。1942年底，英美入侵北非之后，丘吉尔请哈罗德·麦克米伦作为首相代表前往阿尔及尔的盟军新总部。麦克米伦担心阿尔及尔的工作会成为他的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希望这能让他在战争中参与更多直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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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拴住麦克米伦的北非战争与跟德国人的战斗毫无关系。两位法国将军，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亨利·吉罗（Henri Giraud），在谁应该领导法国临时政府的问题上争论不休。阿尔及尔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一样，也讨厌戴高乐，所以希望吉罗担任总统。麦克米伦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熟悉法国政治，他知道虽然戴高乐脾气暴躁，但他是唯一一个有意志和人格力量领导法国军队的人。麦克米伦以冷静和高超的外交技巧，在这两位长期不和的将军之间调停，并调解戴高乐、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分歧。部分因为麦克米伦的努力，戴高乐取得了胜利，并在二线后继续领导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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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尔一役被证明是哈罗德·麦克米伦一生的转折点。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第一次获得了独立行动的授权，并且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获得了盟军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将军和其他美国官员的信任，麦克米伦经常说服他们采纳自己的观点，同时让他们觉得这一直都是他们的想法。“我猜测在阿尔及尔，他可以思考，可以做所有的决定。哈罗德·麦克米伦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高层领导能力。”[19]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说。理查德是前牛津大学教师，后来成为工党议员，领导了盟军在北非的心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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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布思比、艾登和其他同事不同，麦克米伦愿意把聚光灯投向别处。“我还记得他如何巧妙地掩饰自己的权力。”[20]麦克米伦的私人秘书约翰·温德姆（John Wyndham）说，“他很少追求荣誉，如果别人得到荣誉，给予他权力，他会非常满足……他喜欢的是权力。”麦克米伦曾建议克罗斯曼，在与美国人共事时，他应该允许他的同事们“不仅拥有比自己更高的地位和更高的薪水，而且还要有一种掌控大局的感觉。这样就能让一切顺利进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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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在北非的成功，腼腆、拘谨的麦克米伦开始放松，摆脱了傲慢和迂腐的作风，变得更加放松和自信。事实上，在到达阿尔及尔的几个月内，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勇猛的行动派”[22]，在战区内外都很从容，曾经在北非沙漠中从一架燃烧的飞机中逃生，然后又回去营救一名被困的乘客。在阿尔及尔，他没有因为戴绿帽子而受到诋毁或同情，也没有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在那里，他可以摆脱妻子和布思比偷情的耻辱。然而，这段关系给他带来的痛苦依然存在。在整个战争期间，麦克米伦有一段时间一直忧郁、沮丧，他向一些信得过的朋友透露他仍然遭受着痛苦。[23]多年后，朋友们猜测，妻子的婚外情是“牡蛎中的沙砾”，正是这种“沙砾”促使麦克米伦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出人意料地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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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夏天，盟军在7月入侵西西里岛之后，麦克米伦作为丘吉尔的代表，被派往意大利的盟军总部。墨索里尼倒台后，麦克米伦帮助意大利与巴多格里奥政府就停战协议条款展开谈判，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参与建立一个新的、更自由的、群众基础更广泛的意大利政权。实际上，他在为被占领的意大利制定同盟政策，就像他后来在希腊、黎巴嫩、叙利亚和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样。作为一名保守党后座议员，麦克米伦多年来感觉无所作力，而在国外他改写宪法，重建国家，以此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他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但就像在北非一样，他尽量在幕后活动。温德姆说，他是“地中海的秘密总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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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盟军在欧洲取得胜利两个月后，英国举行了十年来的第一次大选。当选票清点完毕后，温斯顿·丘吉尔，这位在战时如此鼓舞人心的人物，被疲惫的、饱受战争折磨的选民赶下台——选民们决定，更愿意让工党来管理瘫痪的经济事务。在工党的碾压下，麦克米伦、埃默里和哈罗德·尼科尔森等反绥靖主义“反叛分子”失去了他们的议会席位。埃默里和尼科尔森都没有回到议院，但麦克米伦幸运得多，大选几个月后，他在伦敦郊区布罗姆利（Bromley）赢得了补选，重新回到了下议院同僚们的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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