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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第五章 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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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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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与征兵制有关的争论接近尾声,有消息传到伦敦,说在远离佛兰德斯的地方发生了重大的军事逆转。从1914年秋季开始,美索不达米亚就发生了一场军事战役。1916年初,试图攻占巴格达的行动以失败和灾难告终。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少将——他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和花花公子——在上一年10月曾击溃4000名土军士兵,现在,他和他的2万名英属印度士兵组成的军队被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围困在巴格达东南100英里处的库特-阿马拉(Kut-al-Amara)。1916年1月,芬顿·艾尔默(Fenton Aylmer)爵士领导的一支救援部队在谢赫·萨阿德(Shaikh Sa’ad)被击败。4月29日,在被围攻四个月后,汤森德投降了。估计有4000名英国伤员因缺乏医疗船而死亡,有1.3万名协约国士兵被俘。这次失败造成了两个后果:它给了阿斯奎斯一个借口去征召已婚男子,并导致必须建立美索不达米亚委员会,就像对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进行指挥的委员会那样,这个委员会将为溃败划定责任。事实上,担任印度事务大臣的张伯伦负责监督这次行动。虽然在意识到60年前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抵达克里米亚之前的伤亡情况后,他曾要求为军队提供更好的医疗设施,但他还是将被迫辞职。兵力的损耗速度高得惊人,以至于需要有新兵来弥补。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之后,对于那些主张东线战略的人来说,这是又一次重大挫折:而西线的僵局也没有任何被打破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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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国正大范围处于自我怀疑的阶段时,一个严峻的挑战在离英国更近的地方出现了。战争爆发后不久,阿斯奎斯试图安抚约翰·雷德蒙,并在国家危难之时反对统一党人制造麻烦,由此掩盖在爱尔兰问题上的分歧,这些举措似乎奏效了。然而,共和派人士无法支持阿斯奎斯和雷德蒙之间的协议。到了1914年8月,那些希望爱尔兰自治的人之间出现了根本分歧。以雷德蒙为首的立宪派民主主义党认为,如果他们忠诚地为英国而战,并在爱尔兰自治后与英国保持联系,那么出于感激,英国将向他们授予自治的权利。而共和派人士不希望与英国有任何联系。他们将德国视为其宿敌的潜在征服者,并且非常希望德国取得胜利:英格兰的困难再次成为爱尔兰的机会。正是出于同样的心态,1945年,时任爱尔兰总理埃蒙·德·瓦莱拉(Éamon de Valera)前往德国驻都柏林大使馆,对阿道夫·希特勒之死表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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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4年9月13日起,共和派人士为了追求他们的目标将会走多远,变得愈发清楚。就在那一天,前领事官员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爵士(他因此被授予爵士头衔)和阿尔斯特的新教徒在美国华盛顿会见了德皇的武官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请求德国给予支持。被坚定赞成地方自治的C. P.史考特称为“叛国”的爱尔兰报纸,从战争一开始就激起了亲德情绪,尽管它们的主要目标是雷德蒙和民族主义党,而不是英国政府。[2]民族主义党认为,德国人出钱资助了免费发放的共和派报纸,特别是《爱尔兰志愿军报》(Irish Volunteer)。重要的民族主义政治家T. P.奥康纳(T. P. O’Connor)对史考特说,“在南部和西部,新芬党成员告诉农民,要求他们参军,只是为了能够便利地消灭他们”。[3]9月9日,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代表和爱尔兰公民军的社会主义领导人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召开会议,对战争为打击英国统治提供的机会进行评估。康诺利的目标比大多数人的都要深远:他想打倒资本主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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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阿斯奎斯于1914年9月25日在都柏林发表演讲——就像许多英国政客发表的演讲那样,这次演讲错误地认为爱尔兰问题要次于战争工作——的前夕,前公务员伊万·麦克尼尔(Eoin MacNeill)和其他六名主要的共和派人士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雷德蒙的亲英态度。声明中说,要不是作为共和运动的重要人物的凯斯门特在国外,不得不缺席,否则他也会签署这份声明的。从1914年春天开始,效仿英国军队的志愿者团体就一直在进行训练,他们被称为“爱尔兰志愿军”;但在战争爆发后,这项运动分裂了,民族主义志愿者跟随雷德蒙,很多人加入了英国军队,只有一小部分人认同共和运动。爱尔兰志愿军的分支机构很快在以前没有志愿者组织的地区建立起来。每个人都被要求购买制服和步枪,妇女被鼓励参加和支持这项运动,麦克尼尔被任命为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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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志愿军被诋毁者称为“新芬党成员”,尽管最初的新芬党已经垂死挣扎了好几年,但它还是进行了非武装的消极抵抗,而且,根据其领导人阿瑟·格里菲斯(Arthur Griffith)的政策,它曾为爱尔兰和英国寻求一种双重君主制。不到一个月,就有1.3万人加入了爱尔兰志愿军,有8000人进行了定期训练,据说这群人有1400支步枪。[4]奇怪的是,爱尔兰没有枪支许可证制度,因此枪支泛滥,当局无力管控。虽然在1914年12月根据《保卫王国法案》实施了允许警察没收武器的措施,但爱尔兰志愿军被获准自由发展,而向爱尔兰走私武器的活动仍在继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阻碍。在1914年8月的分裂之后,爱尔兰国民志愿军的人数减少,尤其是一些人加入了英国军队。对于雷德蒙、民族主义党和他们的政治来说,这场运动变得奄奄一息乃至崩溃,这是一个可怕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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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泰晤士报》报道说,雷德蒙的招募活动令人遗憾,大约只招到了1万名新兵,大多数来自都柏林和科克郡的统一党人地区。报道称,响应人数如此之少,“让未来的英爱关系进入了终极的道德考验时刻”。[5]《晨间邮报》的J. D.厄文(J. D. Irvine)为其编辑格温准备的笔记显示,截至12月,有2.8万名阿尔斯特人加入了基钦纳军,但只有1.1万人来自爱尔兰的其他三个省。到处都在激烈地进行反雷德蒙和反英宣传,特别是在都柏林。盖尔人兄弟会——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美国姐妹组织——称雷德蒙是个“骗子”,并指责他“为了唯一敌人的利益,蓄意、肆意地背叛了爱尔兰”。[6]据《泰晤士报》报道,“存在一批规模虽小但充满怨恨的报纸,它们代表着新芬党运动和拉金主义[以爱尔兰工团主义者詹姆斯·拉金(James Larkin)的名字命名的工团主义]以及最初的反英精神”,正在进行“一场反对募兵的暴力运动”。[7]《泰晤士报》继续写道,这些报纸把加入基钦纳军比作犹大的行为,并坚称这场战争是“英格兰的战争”。甚至有人建议,在英国被打败后,爱尔兰应该与印度和埃及联手,以争取有利的条款。英国人希望爱尔兰志愿军加入基钦纳军,这样德国人就可以屠杀他们的说法广泛流传。共和派人士认为,爱尔兰志愿军不应加入基钦纳军。但是,每一个爱尔兰人都应该加入志愿军,并进行训练,直到他们推翻英国统治的那一天。厄文在《晨间邮报》上向格温提交的报告(由于审查的原因,很多内容无法刊登)证实了《泰晤士报》的调查结果。新芬党正在进行“公开的亲德和激烈的反英宣传”。[8]原本可能参军的年轻人受到了“极端分子的恐吓和威胁”。[9]在都柏林的一次会议上,他目睹了雷德蒙主持的募款活动,“以便为都柏林的爱尔兰国民志愿军有效提供武器和装备”,尽管当时刚刚发布了一份禁止出售步枪和弹药的公告。“现场共筹得642英镑。”目前尚不清楚雷德蒙的追随者希望用这些步枪来对付共和派人士,还是统一党人。虽然英国处于国家紧急状态,但许多爱尔兰人似乎正在为抵御另一个敌人而武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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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狂热的气氛外,当局还普遍认为,为共和事业而从美国涌入的资金来自德国,并且爱尔兰的部分地区充斥着德国间谍。《泰晤士报》认为政府的回应是完全不够的。该报认为,布政司奥古斯丁·比雷尔毫无用处。忠诚的英国报纸受到了严格审查,而爱尔兰报纸却可以“宣扬叛国、反对征兵、诋毁英国军队……并且完全不会受到惩罚”。[10]该报建议基钦纳应当呼吁取缔这些报纸,并要求用法律来对付那些鼓吹叛国的人。在《爱尔兰自治法案》没有通过后,忠实的爱尔兰人雷德蒙曾做出承诺,但他的承诺“将会使民众在战争结束后普遍对他失去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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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尔兰,人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了曾对英国造成打击的经济困难,这导致了进一步的不满。爱尔兰的平均工资已经非常低:78%的工人每周生活费不足1英镑,相比之下,苏格兰为50%,英格兰为40%。[11]这种情况加上《爱尔兰自治法案》的推迟,使得雷德蒙的处境极其艰难,甚至导致温和的爱尔兰人开始寻找一种可以更积极地维护自己利益的替代方案。雷德蒙明白自己被认为是同谋,这就是为什么他在1915年5月拒绝了阿斯奎斯提出的在内阁任职的邀请,但这并没有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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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爱尔兰人经常声称同情比利时人,但对许多爱尔兰人来说,加入英国军队显然是一种背叛行为。据记载,1915年1月,凯斯门特发表了不忠言论,他的养老金被收回。皇家爱尔兰警队撕毁了贴在韦克斯福德[12]周围的海报,海报上写着:“不要理会警察要求你摧毁自己的财产以及当德国军队在爱尔兰登陆时离家出逃的命令。因为当德国人来的时候,他们会以朋友的身份到来,他们将结束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因此,请待在家中,并尽可能地帮助德国军队。”[13]有一位更加杰出的人物采取了被动但直接的抵抗形式。1915年2月,亨利·詹姆斯[14]请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写一首战争诗歌。叶芝答作了一首诗:“我想,在如今的世道/诗人还是闭嘴为好,因为说实在的/我们没有纠正政客的天赋;/取悦无聊的年轻姑娘/或者安慰寒冬之夜的老人/已经够我们忙的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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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5年3月16日后,由于强烈反对战争的无党派贵族帕穆尔(Parmoor)勋爵——他后来成为第一个工党内阁的成员——拟写了一份修正案,根据《保卫王国法案》,被提起指控的任何人(例如那些传播煽动文学的人)都可以要求陪审团进行审判。这使得阻止此类小册子或报纸的发行变得更加困难,因为爱尔兰陪审团不愿以政治罪给任何人定罪。爱尔兰志愿军加强了他们的宣传活动:那些负责监督公众情绪的人很清楚人们在向共和派靠拢,并向都柏林城堡[16]进行了报告。然而,比雷尔仍然决心避免对抗或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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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4月4日(复活节),当2.7万名爱尔兰国民志愿军游行经过都柏林的一个人群(估计有10万人)时,雷德蒙接受了他们的致敬。[17]然而,这是一个假象:民族主义党的支持正在减弱,在威斯敏斯特,卡森加入了新的联合政府,这将增强他的影响力,同时削弱雷德蒙的影响力。马修·内森(Matthew Nathan)爵士——他是副布政司,也是一位杰出的前陆军军官——指出,到1915年下半年,共和派人士更有信心了,他们在寻找机会来鼓吹他们的势力。尽管如此,7月2日,在都柏林举办的一次宴会上,雷德蒙表示,他确信《爱尔兰自治法案》——他将该法案称为“爱尔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自由宪章”——将在战争结束后立刻实施。[18]他攻击那些声称联合政府将违背这个承诺的人,尽管他承认自己对政府“不信任”,他拒绝加入政府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声称,尽早取得胜利将最符合爱尔兰的利益——那些被他低估的共和运动中的对手们对此表示深深的不认同——并援引官方数据称,在应征入伍的12万人中,有7.1万人是罗马天主教徒,4.9万人是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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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狂热的共和派校长(他有一半英国血统)帕特里克·皮尔斯(Patrick Pearse)在杰雷米亚·奥多诺万·罗萨(Jeremiah O’Donovan Rossa)的墓前发表了演讲。罗萨享年83岁,是芬尼亚社[19]的社员,也是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领导人,他主张对英国使用武力,并于1865年因叛国罪受审。6月29日,汤姆·克拉克(Tom Clarke)——他是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杰出人物,在19世纪80年代因恐怖主义行为在英国监狱服刑15年——在纽约获悉罗萨死亡的消息后,给盖尔人兄弟会的领导人约翰·德沃伊(John Devoy)发了一封电报,让他“立刻把遗体送回去”。[20]在举办葬礼前,罗萨的灵柩在都柏林的市政厅停放了三天,以供民众瞻仰;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情况,都柏林城堡告诉便衣警察在格拉斯奈文墓地保持距离。皮尔斯在演讲的末尾说道:“他们自以为已经平息了爱尔兰局势。他们自以为已经买通了我们一半的人,恐吓了另一半人。他们自以为预料到了一切,做了一切可能的防范。真是蠢呀,蠢呀,蠢呀!——殊不知这些死去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墓都葬在爱尔兰,不自由的爱尔兰将永无宁日。”[21]皮尔斯本人被认为是怀有死亡心愿(为了他所珍视的事业,这个心愿将会实现),叶芝指责他患有“自我牺牲型眩晕症”,这让他成了那些希望以实际而非浪漫主义为导向的人的负担。[22]不过,他的话包含了一个基本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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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森用官腔轻描淡写地说:“我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民族主义党正在输给新芬党成员,而这次示威正在加速这场运动。”[23]比雷尔甚至没有领悟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当他读到一篇关于罗萨葬礼的报道时,他说:“我认为,在整个集会上,没有一个人关心这个老家伙,因为他从来不关心任何事情。”[24]这充分说明了他对爱尔兰人日益高涨的情绪全然不知。在秋天,公民军——由康诺利在1913年的工会动乱中组织,并承诺实现“解放”工人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的目标——开始协调与爱尔兰志愿军的活动。[25]都柏林工人阶级令人震惊的住房条件,为康诺利和他的运动带来了巨大的煽动和行动空间,以及大量的新兵。据信,到目前为止,志愿军的人数为1.5万人,有1800支步枪以及同样数量的手枪和霰弹枪。志愿军的训练仍在继续,并组建了军官培训班和急救培训班。然而,以麦克尼尔为首的志愿军的大多数领导人仍然希望使用暴力,但只是为了自卫。而在1915年9月于克拉克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其他共和派人士决定,如果德国人承诺保卫爱尔兰共和国,那么他们将会在德国人登陆后才拿起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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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共和派人士来说,让德国人参与进来的想法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凯斯门特前往德国,1915年11月底,约瑟夫·普朗克特(Joseph Plunkett)加入了他的行列。普朗克特是一名诗人、学者,也是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高级成员,他曾途经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士。这两人试图说服德国人登陆爱尔兰,并加入志愿军的起义。他们还要求允许爱尔兰战俘加入一支爱尔兰旅,这支旅是登陆部队的一部分。凯斯门特深信,大多数应征入伍的爱尔兰人之所以参军,只是为了得到一份饭碗和一些前途,而不是出于对国王乔治五世的爱。最后,他设法仅让56人加入这支旅。除了德国在11月20日发表的一份声明外,这个高风险的使命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声明称,如果德国登陆爱尔兰,那么它将尽其所能推进爱尔兰的自由。事实上,德国人不会登陆,凯斯门特觉得自己被利用了。当他问自己为什么会相信德国人时,他勃然大怒道:“他们是无赖……这就是全世界都憎恨他们的原因,英国一定会打败他们。”[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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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凯斯门特未能说服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韦格与他会面时,他就应该意识到,德国人在绿宝石岛[27]开辟对抗英国人的第二条战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皇家海军很可能在登陆舰队到达黑尔戈兰岛[28]之前就将它击沉,更不用说到达爱尔兰了。然而,普朗克特概述了一项计划,要求德军登陆1.2万人(并向当地人提供4万支步枪进行武装),但须在西海岸登陆,这大概需要环绕奥克尼群岛[29]进行一番曲折的旅程,然后进入北大西洋。普朗克特认为,这将允许德国人在利默里克[30]建立一个大本营,并从那里占领爱尔兰。对于爱尔兰人(不仅是阿尔斯特省的那些人,还有当时许多不愿在德国庇护下生活的温和的天主教徒)是否顺从,以及德国的补给线是否可行,该计划就此做出的假设令人感到吃惊。当德国人无意参加叛乱的情况变得明显时,凯斯门特采取了更加符合实际的做法,他敦促他在爱尔兰的同志们停止策划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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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末,英国军队在爱尔兰征募到的士兵人数大幅下降,每周募集到的人数不足1100人,尽管雷德蒙的脸出现在一些募兵海报上。到了1916年2月,人数降到了300人——即使是较高的数字也不足以维持两个爱尔兰师所希望的充足储备兵力。在英国面临最大的危机时,爱尔兰对英国的不满是无情的,甚至在1916年的复活节事件之前,这种不满就已经加剧了。招募到的士兵如此之少,导致了与兵役制有关的讨论,引起了巨大的不安。到了1915年中,在战争之初支持英国的罗马天主教会,开始公开敌对英国。7月,红衣主教迈克尔·罗格(Michael Logue)——他是全爱尔兰首席阿马大主教——在邓多克[31]参加一个工业展览会时声称,“政府扼杀了爱尔兰工业,迫使爱尔兰人移民,却又在寻找为他们而战的士兵,他们不可能在爱尔兰征募到这些士兵”。[32]他受到人们的欢呼。然而,在复活节起义后,罗格后来谴责了支持新芬党的牧师们。7月底,教皇本笃十五世发布了一则通谕,要求结束这场徒劳无益的战争。8月4日,利默里克的爱德华·奥德怀尔(Edward O’Dwyer)主教选择在战争届满一周年之日给雷德蒙写信,声称作为一名天主教政治家,雷德蒙应当支持教皇的讲话。雷德蒙既不希望成为伦敦的工具,也不希望成为梵蒂冈的工具,他希望《爱尔兰自治法案》能涵盖阿尔斯特省,于是回答说应责怪德国人。他的演技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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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爱尔兰志愿军委员会就是否立即发动叛乱进行了辩论。麦克尼尔投票否决了这项动议,这表明他的许多同志认为志愿军对政府构成了潜在威胁。11月,前印度事务大臣、爱尔兰统一党联盟的领导人米德尔顿(Midleton)勋爵会见了比雷尔,敦促他解除志愿军的武装。比雷尔拒绝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国政府的懈怠,尽管都柏林城堡知道志愿军成功招到了大量人员。因为在当时,情报来源认为,如果英国试图在爱尔兰实行征兵制,那么共和派人士可能会发动叛乱。由于担心会被迫加入英国军队,许多年轻的未婚男子决定移居美国。1915年11月,冠达邮轮(Cunard)和白星航运(White Star)禁止700人在利物浦登船,因为航运主管认为他们应当入伍。雷德蒙说,他们企图离开是“非常怯懦的”举动。[33]这激怒了奥德怀尔主教,在写给爱尔兰省级报纸——因为都柏林的报纸审查非常严格,这些内容根本不可能出版——的信中,他就普通爱尔兰天主教男孩的权利问题对雷德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封信被印在传单上,广泛传播;教会的权力极大地助长了反权威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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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些共和派人士并不需要征兵制的挑衅。早在1915年5月,都柏林起义的计划就已经存在。爱尔兰共和兄弟会设有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讨论叛乱的可行性和执行:它包括皮尔斯、普朗克特(他制定了最初的计划)和埃蒙·坎特(Éamonn Ceannt),后来纳入了汤姆·克拉克(他长期主张暴力革命)和肖恩·麦克·迪尔迈德(Seán Mac Diarmada)。和他的大多数同志一样,迪尔迈德是爱尔兰语的爱好者,本名叫约翰·麦克德莫特[34]。12月26日,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军事委员会决定在1916年的复活节(4月23日)发动叛乱。1916年1月,该委员会收编了康诺利,然后在4月初又纳入了托马斯·麦克多纳(Thomas MacDonagh)。1915年,康诺利花了大量时间为志愿军部队讲解巷战,他使同志们相信英国军队不会在都柏林使用大炮,这严重误读了因战争和损失而变得更加强硬的英国。叛乱分子对执掌爱尔兰持乐观态度,因为他们相信都柏林和爱尔兰的各地民众将给予全心全意的支持,并假定都柏林城堡将会迅速投降,但这两个假设都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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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月8日,米德尔顿在上院谈到了大范围的暴乱和潜在的叛乱,克鲁让他不要担心。米德尔顿很苦恼,要求见阿斯奎斯,后者曾于1月26日和他见过面:在重复了自己的要求后,米德尔顿被要求向阿斯奎斯提交一份备忘录,详细说明他所知道的情况。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部分原因是阿斯奎斯生病,原定于3月召开的第二次会议被取消了。2月,在就国王的演讲展开的辩论中没有提到爱尔兰,因此,韦斯特米斯[35]的无党派民族主义议员劳伦斯·金内尔(Laurence Ginnell)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要求在一个月后实施《爱尔兰政府法案》。在爱尔兰,志愿军变得越来越大胆,由于英军中的很多人都是雷德蒙的志愿军,因此他们占领了这个战场,都柏林城堡仍然很被动。在都柏林,英国只部署了大约1000名士兵;比雷尔的军队寡不敌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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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泰晤士报》驻爱尔兰记者详细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人支持那些“宣称信奉新芬党教义”的人,以及那些千方百计阻挠在爱尔兰为军队募兵的人。[36]志愿军的活动公开化,这激励了年轻人加入。共和派人士在都柏林、韦克斯福德、科克郡和克里郡都非常活跃。《泰晤士报》的报道称,志愿军在当局观看的情况下练习了巷战,并进行了训练。该报说,尽管这些怪诞举动可能会让具有比雷尔式幽默感的人觉得好笑,但它们可能具有“严肃的一面”。此外,随处可见的颠覆性文学作品助长了这种情况。作者总结道:“除非爱尔兰政府迅速、坚定地处理此事,否则情况可能会变得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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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米德尔顿警告布政司志愿军正在进行训练时,比雷尔回答说:“整件事让我感到好笑。”[37]没过不久,米德尔顿警告温伯恩勋爵、爱尔兰总督和其他官员,声称他们让志愿军继续操练是危险的。然而,没有人听他的,尽管在都柏林发生了一起明目张胆的事件后,志愿军的三名组织者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到英国。雷德蒙也收到了与自1916年春夏开始的叛乱有关的警告,这些警告旨在迫使英国人镇压叛乱,而后诋毁雷德蒙和他的政党帮助压迫者。随着预言的上演,这些警告变得非常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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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复活节的晚上进行动员。它计划在3月17日的圣帕特里克节[38]进行一次试验性动员,届时可以在庆祝爱尔兰国庆节的简单游行中完成动员。“都柏林旅几乎全副武装,穿着制服,戴着装备,在从市政厅到爱尔兰银行的达姆街上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不允许车辆通行,以防止打断志愿军、公民军和爱尔兰共和女子会的队伍。”[39]虽然并不是每一个游行的人都带着武器,但当局没有理由对潜在的麻烦感到惊讶。据估计,在参加圣帕特里克节游行的数千名志愿军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携带武器。1916年3月28日出版的《新芬党宣言》在爱尔兰本土没有引起注意,只在都柏林的一家报纸上进行了报道。宣言称,该组织“希望警告公众,政府行动(威胁要根据《保卫王国法案》夺走志愿军的武器)的总体趋势迫使局势变得高度危险”。它继续写道:“政府很清楚,拥有武器对志愿军组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不放弃和抛弃他们自第一次组建以来一直持有的立场的情况下,志愿军不会服从解除武装的决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具体细节上。没有了组织者,志愿军组织也无法维持其效率。因此,在自然而然的过程中,搜捕武器和企图解除武装的行动只会遭遇抵抗和流血。”[40]志愿军在都柏林市政大厦举行了一场会议,抗议三名组织者被逮捕和驱逐,这场会议在骚乱中结束,一支左轮手枪射出的子弹没能射伤或杀死一名警察,由于被他的皮夹挡住了,子弹只是射穿了他的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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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募兵会议激增,促使都柏林城堡在当天晚些时候考虑是否应当解除志愿军的武装,因为志愿军威胁要杀死试图这样做的任何人。4月12日,比雷尔记录道,这个建议“需要认真考虑”。温伯恩认为这是一个“难点”,他想知道如何才能成功地实施这项政策。[41]提出这个问题的皇家爱尔兰警队在复活节前没有收到答复,但在4月13日,两名共和派人士因在都柏林警察区非法运输枪支和弹药而被监禁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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