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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之城：伦敦，伦敦塔与乌鸦的故事 [:170637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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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之城：伦敦，伦敦塔与乌鸦的故事 15 成为渡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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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住这点：魔法来自头脑，也来源于内心，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出于快乐或是正义的怒火。如能将此原则铭记在心，你就会发现：我们的魔法将比一切被授予的咒语之总和都要强而有力。那时，魔法之于我们将如飞行之于禽鸟，因为到那时我们的魔法将源自深沉善思的内心，正如鸟儿的飞行本领也源自内心。因此我们在施展魔法时便能感受到如同鸟儿展翅高飞时的快乐，更亦将领悟到魔法乃是人之为人的要素之一，一如飞行是鸟之为鸟的要素。这一思想是渡鸦之王留给我们的遗赠，这位可敬的法师之王永远屹立于英格兰和群岛之间，屹立于一切野蛮物种和人类世界之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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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娜·克拉克[2]，《格蕾丝·厄迪庄园的夫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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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段译文参考了奥德赛工会TIF工作室的网络译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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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珊娜·克拉克（Susanna. Clarke）生于1959年，英国作家，因其处女作《大魔法师》而得名，该作被称为“70年来最好的英国奇幻小说”，曾获2005年雨果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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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之城：伦敦，伦敦塔与乌鸦的故事 我们经常将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视为无预设的认知世界的原型。它们的生活不断地处在与死亡的对质之中，似乎一直是一种英勇的抗争状态，这与人类文明社会相对安逸平稳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我们越发开始羡慕动物体验世界的那种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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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与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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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动物视为国家认同的象征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俄罗斯经常被象征为熊；加拿大被象征为河狸；中国被象征成熊猫；而美国则是老鹰。在两次世界大战和之后的国际体育赛事的海报中，英国没有被描绘成渡鸦，而大多数情况是以象征勇气和坚韧的斗牛犬形象出现。[1]然而，这类单一维度的表现方式，仅仅只是以一种平稳且无歧义的图像方式来代替动物的象征内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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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经常会被一些创造出的，或者大多数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动物所代表。渡鸦和其他代表英国及其组成领土的动物（如斗牛犬、狮子或者独角兽）之间的差别，本质上来说，就是纹章与图腾之间的区别。纹章是高度程式化的图像，大部分是有关动物的图像，代表了一种制度，就如一个处于政治和社会范畴中的国家。为了传达某种局限的意义，纹章动物通常会与具有复杂且模棱两可的习性与倾向的真实动物毫无关系。而图腾则是用自然界的一类真实存在的物种作为人类社群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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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崇拜的观念是由19世纪末的英国人类学家与民俗学家发展出来的。如今日一样，这个术语被用在很多方面，但是从最根本的限制性上讲，在当时，图腾崇拜曾被认为是代表了一支部落源于动物（如熊或老鹰）的神秘血统。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3]对这一观念做出了著名的批判。他认为，部落里流传的关于动物血统（如熊或老鹰）的故事被理论家们曲解了，从而也导致了“原始人”和“文明人”之间相当突兀的区别。[4]然而，不久之后，列维斯特劳斯决定对图腾崇拜这个理论重新做一次解释。他认为，这代表的既不是一个信仰系统，也不是人类“发展”的某个阶段，而是通过与自然界的类比来组织人类关系的一种手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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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图腾崇拜的理论大部分是基于对传统社会的考量，而不是现代或者后现代社会。然而，意大利理论家罗贝托·马尔凯西尼（Roberto Marchesini）在他的“动物乌托邦”（zootropia）理论中则认为，这一基本理念同样也适用于现代社会，“从本体论上看，人类并非完全自主，而是需要以动物为参考，来认识人性中的不同维度”。[6]马尔凯西尼认为，人性的独特性并不在于一些特殊的外在特征，比如拥有更高的智商，而是在于我们与动物之间相融合的方式，比如将我们的认同与动物相互交融。“动物乌托邦”的理论比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图腾崇拜理论更具包容性，因为马尔凯西尼认为，人类认同并不只依赖于支配性框架的结构，它同样也包括了图像、隐喻、行为、模拟、技术、制度、关系等这些从动物世界中提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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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塔的渡鸦一向是构成英国身份认同的一个参照点。如果我们回溯渡鸦在伦敦塔的历史，公众对渡鸦的态度揭示了一项明显的进步，然而，同时它还是未完成的。首先，渡鸦被当成是野蛮行径和杀戮欲望的象征，它们代表了一切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征服欲望，以及在本国和广阔帝国领土上的惩戒或教化；随着帝国的崩溃，渡鸦又成为想象历史的象征物，混合了维多利亚时代与中世纪时期的历史特征。渡鸦也经常被认为代表了英国的对立面，如同想象一个独立的主体一样，然而我们必须记得，这里所说的对立面不仅仅只代表冲突，同样也隐秘地共存，并且相互独立。[7]几个世纪以来，渡鸦变得越来越英国化，现在应该是英国“成为”渡鸦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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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当我们与其他人种或者动物相遇的时候，我们的身份认同可能会（至少是暂时地）非常融洽的，不会受到权利关系的干扰。“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似乎也并非泾渭分明。哲学家吉勒斯·德勒兹[8]和菲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在讲到他们的“成为动物”[9]（Becoming Animal）理论时，同样也有着与此相似的经历，他们写道：“这些没有意识到动物续发事件的暴力的人们，会从人性中抽离出来，比如他们会像啮齿类动物一样抓着面包，或者以一种如猫科动物一般狡黠的神色示人。”[10]这可能只是认识的短暂瞬间，但是认同也可以以一种更持久的方式来涵盖动物。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融合状态，经常可以见于驯鹰者、养蜂人、骑师以及其他从事与动物相关职业的人所提供的文字资料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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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与渡鸦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肤浅，但可能不会比其他种群（如美国和加拿大西北部沿海地区的土著印第安人）更深刻。有一些细微的迹象表明，渡鸦作为英国象征的意义开始超越了伦敦塔的范畴。在21世纪初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12]广受欢迎的BBC系列电视纪录片《英国史》（A History of Britain）中，将渡鸦的镜头与英国历史的许多场景混剪在一起。比如，当沙玛提到玛丽·都铎的子嗣时，镜头上出现了一只雌渡鸦喂养雏鸦的画面，当他在结尾处讲到“自由”的时候，画面上则出现了一只飞翔的渡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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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珊娜·克拉克（Susanna Clarke）的畅销书《乔纳森·斯特兰奇与诺瑞尔先生》（Jonathan Strange and Mr Norrell）中，渡鸦王是英国的大魔术师，他很少示人，但是会以乌鸦化身的形式出现。渡鸦王、渡鸦和布兰之间的类比非常明显，很难想象克拉克在创作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虽然（据我所知）她从未明确表示过。[14]或许跟许多科幻作家一样，她并不想将自己的作品过多的与一个实际的机构或者事件牵扯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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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国与渡鸦之间的联系是有限的。这一小群渡鸦和它们在野外生存的同胞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伦敦塔的渡鸦会在春天修整它们的喙，我们可以在它们洗澡时溅起水花的时候分享它们洋溢的欢快情感，在它们的食物被海鸥掠夺的时候感受它们的沮丧。在一个比我们的过往更纯净、更明晰的范畴里，它们映射了我们的情绪，它们也为此增添了一份普遍的神秘气息。但是，由于不能飞翔和繁衍后代，渡鸦似乎也不能真正完成自己的使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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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考Steve Barker, Picturing the Beast: Animals,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Manchester UP, 1993)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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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上，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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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法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他所建构的结构主义与神话学不但深深影响人类学，对社会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也有深远的作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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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考Claude Lévi-Strauss, Totemism, trans. Rodney Needham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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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考Claude Lévi-Strauss, The Savage Mind, trans. George Weidenfeld (Chicago: U of Chicago Press, 1966) 1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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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考Roberto Marchesini and Karen Andersen, Animal Appeal: Uno Studio Sul Teriomorphismo (Bologna: Hybris, 2003) 26–27。原文是由我本人从意大利语翻译过来的。令人遗憾的是，马尔凯西尼的著作至今还没有英文译本，那就请参考原版资料：Roberto Marchesini, Post-Human: Verso Nuovi Modelli Di Esistenza (Torino: Bollati Boringhieri, 2002)。关于此书的英文简介，请参考：Boria Sax, The Posthumanism of Roberto Marchesini, Humanimalia, Spring 2010 (cited 2 April 2010); 网络资源：http://www.depauw.edu/humanimalia/issue02/sa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