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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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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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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移民家庭而言，旅途是否辛苦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到达目的地。他们或许很走运，航行一帆风顺。但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大多数人都是乘着帆船横渡大西洋的，从欧洲千里迢迢运煤过来的高昂成本和向南航行的便利推迟了帆船向汽船的更新换代，而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船只升级还要更迟一些。乘坐帆船向西渡过大西洋一般需要6个星期，而到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可能需要4个月甚至更久。冬季的北大西洋非常不利于航行。从圣劳伦斯河进入加拿大境内的主要入口从11月底到第二年4月被寒冰封住。穿越“咆哮西风带”——从好望角向东通往澳大利亚南角的航道，这里西风带推动着船只飞速航行——咆哮的大风加上海上的惊涛骇浪，即使不摧毁桅杆和船帆，也能使航行旅途如同噩梦。“风高浪急”，一位驶往新西兰的外科医生于1842年记录道，“船只随浪颠簸，大量海水进入船体……”几天之后，“上桅帆脱离船体，深夜两点，主桅帆被风浪撕裂。”当他们终于能靠岸登陆，却发现所谓的港口往往只是几栋房子和商店胡乱混杂在一起的地方，像19世纪40年代的惠灵顿和墨尔本，或者19世纪50年代的达尼丁抑或任意一个有众多苏格兰人前往的位于新斯科舍省或新不伦瑞克省的小港口。1820年，被送往开普的移民们不得不乘风破浪在阿尔哥亚湾——后来的伊丽莎白港所在地登陆。抵达重要的枢纽港（例如魁北克，对继续前往今安大略或悉尼的人来说，它是个总站）不过是通往最终目的地的第一步。但是许多人也会在此停留。继续前行的费用、赚钱的迫切需要、尽快将其他家庭成员接来的愿望，都使得在城市干活挣钱成为比到内陆开垦土地更好的选择。许多港口城市的快速发展（截至1850年魁北克市和蒙特利尔的人口加起来达到了10万）也助长了这个趋势。在澳大利亚，这种情况更为显著，通往内陆的高昂交通费用、内陆农村对劳动力的低需求以及加工和包装大批羊毛出口物的需要，意味着殖民地主要城市与移民人口稀少的内陆相比发展速度严重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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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继续前进的移民们最关心的是如何获得土地：以较为宽松的条件购买农场的权利。他们或许希望先保障糊口，等到资金逐渐有些富余的时候再出卖农产品换取现金。事实上，土地是所有移民殖民地的“关键”问题：所有的政治活动都能和土地联系起来。这并不奇怪，因为毕竟土地是殖民地最有价值的资产，也是税收的来源和最快赚取私人财富的工具。如此一来，在土地获取问题、分配问题以及（最终的）再分配问题上的政治斗争必然非常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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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来说，所有的殖民地当局都热切地期望能尽快用从英国来的移民占领尽可能多的领土。原因很明显：把土地上的森林或灌木清扫一空能使土地变得可耕种，进而能让殖民地自给自足。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早期美洲殖民地就曾面临饥饿的风险。1788年博特尼湾殖民地建立，20年后，新南威尔士的粮食供应仍然远远称不上“有保障”。1806年总督威廉·布莱（有时被称为“慷慨号船长布莱”）向他的赞助人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汇报说：小麦收成很低。布莱急盼着他能送一船大米来救急，同时布莱也派人去中国再调一船大米，但是此外没有别的救援物资，殖民地粮食配给量显然是紧巴巴的。新建立的移民定居点所带来的希望就在于能够生产粮食以供出口，或者能够养活劳动力来地生产例如木材或羊毛等可供出售的出口货物。这些出口商品有时被称作“大宗产品”，对于避免殖民地陷入发展停滞或更糟糕的状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能吸引国内投资、引起那些掌握资金的权贵们的注意（甚至吸引他们亲自到殖民地来）、加快货币流通。而赢利的贸易又能招来更多的移民，平整出更多土地，进而生产更多农作物。土地买卖可以提高政府收入，使之有能力深挖运河（例如在加拿大）、改善道路以及修建铁路。这种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环确保了殖民地的繁荣昌盛。对于移民来说，经济繁荣和财政独立可以支持他们“自治政府”的主张，以便摆脱伦敦政府对他们内部事务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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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从原住民手中获取土地是第一重需要消除的障碍。正如第三章中论述过的，在美洲殖民地主要是通过购买获取土地。而在后来的加拿大（在1867年之前，严格来说是“英属北美”），购买或者原住民出卖土地是典型的土地获得方式。今安大略省和加拿大大西洋沿岸省份中的新斯科舍省和新不伦瑞克省地区，在殖民活动开始之前人口就很稀少，而且疾病或内战让人口更为稀少。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要求完全被忽略，尽管移民点建立进程缓慢，但是由于原住民人数量相对较少（据粗略估计，18世纪70年代“有接触”的仅有100万人左右）而且土地幅员辽阔，因此除19世纪三四十年代塔斯马尼亚岛之外，土地获得的难题被掩盖了。在南非，19世纪90年代移民潮之前，英国移民规模一直很小，在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的英属领地以及奥兰治北部的布尔共和国，征服和割让是典型的土地获得方式。真正的特例是新西兰，尤其在北岛（大概只有5 000毛利人居住于南岛，被英国兼并时只占总人口的5%），一直持续到那个世纪末还未完成的漫长过程中，毛利人的土地权利被逐渐购买（或者说被殖民者用阴谋诡计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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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 1815~1914年不列颠岛的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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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谁得到了土地呢？答案是往往是少数有广泛人脉的人。当爱德华王子岛（今加拿大大西洋省份之一）在1763年后成为英国领地时，它被分给67个缺席领主，这些人事先申请了赠予地：直到1895年，最后一个缺席地主（或称在外地主）手中的土地才被卖出。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许多亲英分子避难的上加拿大（今安大略），普通移民获得了免费赠予地，但是高层亲英分子、军官和治安官的赠予地面积要大得多，他们每人获得了多达5 000英亩的土地。1820年，在距殖民地首府不远的一个镇区，约60%的可用土地属于这种缺席地主，其中包括土地勘测员（他们因勘测工作而获得了5%的土地），而近30%的土地面积属于皇室和神职人员，以支付政府开销和建立圣公会；只有12%的（位于最差地段的）土地才是留着卖给移民的。50年后，缺席领主的地产中有一大部分仍然是未被清除的森林。在殖民地的另一个地区，一位英裔爱尔兰混血军官——塔尔博特（Talbot）上校从英国召集了成百上千的移民，作为报酬，他获得了多达65 000英亩的土地。到了19世纪30年代，因为政府监管不力，他把持的移民定居点面积近50万英亩。殖民地政府将大块保留地廉价出售给一家大型土地公司——加拿大公司，以换取不受殖民地议会审查的年度收入。但是被贱卖或赠予的土地极大部分都无人居住。后来赠予制度逐渐被废除，取而代之的土地分配方法是将土地划分为适合家庭使用的小块土地并设定底价，然后再通过拍卖售出，但是此时大部分土地已经是缺席地主的属地。结果尽管成千上万的移民的确获得了自己的家庭农场，仍然有成千上万的移民（约占农民总人口的43%）直到1848年为止仍然只是佃户，而更多的人只是无土地的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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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新南威尔士是个监狱，由政府经营的一个农场提供食物。可是最初这里就存在一小群“自由”民，其中包括官员、新南威尔士军团（一支小型殖民地卫戍部队）的军官以及少数几个商人和移民。总督有权根据个人的贡献赠予土地——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这倒不失为一个实用的办法。移民们本该为殖民地种植粮食、提供肉类，但是他们马上就养成了不守规矩的坏习惯，无论那块土地是不是自己的都随意放养牲畜。悉尼的总督们对此忍无可忍，他们希望看到土地上的人们能老老实实地耕作以改善土质。他们也决意要阻止移民擅自占用土地的行为（使用土地但不给钱），不让其扩大殖民地并给本来就紧巴巴的财政增添新负担。一系列新规定出台了，土地赠予制被废除，政府规定了土地最低价格，再将其拍卖。伦敦政府原定的目标是在这里建立一个简洁紧凑的殖民地，其中要有一片地带让经验丰富的农民移民们精耕细作。然而事情的发展显然和伦敦政府的目标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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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上加拿大（安大略）湖岸区划，展示不明晰产权的土地范围，这些土地常常属于在外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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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症结在于总督的权利不足以控制那些擅自占地的人。据称，擅自占地者“只不过是在追随那些最有影响力、地位最卓绝的殖民者。后者的牛羊牧区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随处可见，可恨的擅自占地者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放牧。”换而言之，所有的人都在擅自占用土地。在这种利己主义的大潮之下，想要约束他们无异于痴人说梦。政府也想阻止塔斯马尼亚岛来的那群人突然占领菲利普港区（今维多利亚州），但是，就像伦敦政府慨叹的那样：“当大众的主流倾向与法律相左，那么法律就会不可避免地失去其应有效力。”伦敦政府能做的顶多是用出售土地的收入补助自由移民，试图用自由移民取代监狱劳工以解决劳动力问题——从1840年开始，英国不再往东澳大利亚流放罪犯。但是政府阻止不了大批土地被出售给投机土地商人，也无法拒绝给擅自占地者发放廉价许可允许他们大行其道占据大片土地。1850年以后无数移民被淘金热吸引而来，一方面，一些移民想拥有小型农场，另一方面，“牧羊王们”用空有其名的地租占据了无边的草场以支持他们的羊毛产业，这两群人之间的斗争一触即发。然而殖民地的收入已经逐渐依赖于羊毛出口业，这时双方也只好听之任之，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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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土地如何分配，在移民的农民能买到土地之前都有个重要步骤。在把土地分配给任何新所有者之前，需要绘制一张可靠的地图，所以得先勘测。土地勘测员是移民定居点发展进程中的无名英雄（也有些是恶棍）。在移民殖民地内外，他们都能像全能的女佣，料理一切事务。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只需填补已有地图上的空缺。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当时他们能拿到的地图常常只是粗糙的略图。当约翰·特恩布尔·汤姆森（John Turnbull Thomson）1855年到达达尼丁的时候，新西兰南岛内陆的奥塔哥是一片未知之地。而第一张精确的开普地图直到1876年才问世。土地勘测员们还需要标注他们走过的各地的潜在可能性、寻找穿越山脉的路径、推荐最佳修路的线路。他们会遭遇“原住民”，有时，这种遭遇的结果是致命的，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勘测员被视为白人侵略的先遣兵。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充满激情的植物研究专家或人种学家；有些人用素描和图画记录下了自己的路途，或者写下了游记。日常工作通常都是些粗活。“殖民地土地勘测员，”约翰·特恩布尔·汤姆森描述道，“身穿粗斜条棉布裤和蓝衬衫，头戴巴拿马草帽，脚踏带钉子鞋底的靴子……他随身携带上百种物件，有刀子、针、望远镜、火柴、纸、墨水、线、纽扣，还有必不可少的笔记本；他保持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趟过沼泽和溪流；以一种叫‘丹波’的糕点和咸牛肉干为主食，饮用海量的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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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土地勘测员都是专业人士，精通数学是基本要求。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这个工作不仅能让他们带薪探险，还给了他们暴富的机会。装备很简单，经纬仪综合了罗盘和望远镜的功能，可以前后翻转。土地勘测员可以利用经纬仪画出两个可见点之间的直线并确定其确切位置，然后在几个技术人员的帮助下，他用一根66英尺长的测链丈量直线的长度——这个过程非常艰辛，勘测员往往需要披荆斩棘、砍断树木并在地上标注各段的长度。在勘测员完成基线的测量工作并画在自己的地图上后，他就可以开始记录其他地形特征以及给土地划分功能区：例如城镇、土地。土地勘测员才是移民定居点的真正规划者。他在地图和地上所画的线条变成了道路和边界，它们构成了“矩形的被子”，将森林和灌木丛分割成井井有条的网格——与英国中世纪殖民活动建立的乱七八糟地貌形成鲜明对比。土地勘测员同时也是城镇设计者，他划出笔直的街道把土地等分，还会给勘测的地形挑选名字，有时旧地名被弃而不用，换成新的更气派的名字，有时则借用祖国的河流和山川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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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政府必须勘测领土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除非勘测工作已经完成，否则土地买卖无法进行下去，因为自行安排勘测工作所需的费用会让有意向的买主望而却步。可是无论勘测工作进行得如何全面具体（更何况很多勘测并没有达到这个水平），都不能保证移民一定能在此地顺利地生活。买下一块地皮之后，移民可能会发现它地处丛林之中、远离公路，要把行李搬来需要大费周折。而且他买下的地皮可能是沼泽或者酸性土质，要么就是布满岩石或者土壤稀薄，东安大略地区的土地往往如此。1820年被带到开普的那些移民中的大多数都迫不及待地遗弃了他们的农场。如果平整土地的进程缓慢或者费用高昂，农民可能不得不找其他的工作，例如去修公路或者运河。如果贸易没有形成，那么大张旗鼓兴建的城镇很可能会惨淡萧条。要是收成不好，农民可能会负债累累，甚至因此锒铛入狱；19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时，加拿大的许多农民就沦落到了如此田地。邻居也可能非常不好相处。移民们大量饮酒、性别失衡、生活条件恶劣以及工作竞争激烈，这一切加剧了不稳定性。再加上种族和宗教的对立（天主教教徒与新教教徒之间，法国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暴力行为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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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新普利茅斯是一座怡人的城市，它坐落在新西兰北岛西海岸，拥有一座一流的博物馆。但是它的早期历史却是另一番景象。1840年，一群西部地主和商人组建了普利茅斯公司，新普利茅斯就是公司的项目。这些人的动机很复杂。好些年前在此建立的新西兰公司的宗旨是从毛利人那里购买土地以在群岛上建立殖民地，普利茅斯公司中的一些人就与该公司有关系。新西兰公司的灵感来源于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eld）那充满吸引力的人格（或许是病态的——他因诱拐一名15岁的女继承人而被判入狱三年）。韦克菲尔德认为殖民作为市场、供应者和资金消费者，是英国繁荣昌盛的必需条件，并称英国人是“天生的殖民者”。但是他也认为殖民地必须经过认真的规划才能保证它们不会退化为不能生产任何出口商品的消费社会。殖民地面临的危险是，如果地价太低廉，那么将不会有人给别人打工，人们都宁愿开辟一片小农场养活自己和家人。掌握资本的有钱人绝不会加入这样一个毫无生气的“小农”社会，没有社会领导者，殖民地会陷入贫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就是合理的规划和价格。殖民地的建立必须经过仔细的规划，要有能够吸引富人前来的城镇和便利的设施。最重要的是，土地的价格要够高。那些买了地的人为了物有所值不得不努力经营：他们会有强大的动力去聘用劳工，尽力让土地高产。而没有足够的资金买地的移民只能先打几年工才能攒够钱买自己的农场。劳动力和资金相互依存，就会创造利润、促进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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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克菲尔德的想法对几个团体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承诺创建一个有序的世界，由有学识和有空闲的人来确定这个世界的基调。19世纪30年代，公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保护原住民不为欧洲移民的贪婪和残忍所累，那些坚信只有有规划的殖民地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被韦克菲尔德构想下的世界吸引住了。这个有序的世界会给原住民保留土地，会有条不紊地使他们皈依基督教、适应商业。当然利他主义绝不是这个构想的中心所在，韦克菲尔德允许土地买主只要留在国内就能出租或者出售土地以赚取可观的收益。通过从毛利人那里低价买入土地再将其转手出售，普利茅斯公司能够偿付劳动阶层移民的路费，移民定居点也就有了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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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茅斯公司的创始人们赞同韦克菲尔德的构想，因为它听起来似乎可以解决德文和康沃尔部分地区的困境和贫穷问题。康沃尔大地主、公司董事之一的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积极地支持“殖民改革”，第一批到达康沃尔的移民中有一部分劳工就是由他招募来的。1840年11月，一艘租用的船只驶向新西兰，事实上移民的最终目的地尚未确定。由于自己没有土地，普利茅斯公司从母公司新西兰公司那里买下了约5万英亩土地的所有权。一位经验丰富的土地勘测员弗雷德里克·加灵顿，被先行派往当地挑选的理想地点并为移民的到达做准备。1840年12月，加灵顿抵达了尼克尔森港（现称惠灵顿港）小镇，向新西兰公司代理人提出了要求。他马不停蹄地勘察了周围的海岸，寻找港口和可耕平原。新普利茅斯只是个折中的结果，它有许多优势：被库克命名为埃格蒙特山（现称塔拉纳基山）的锥形山峰周围有一片宽广平坦的土地。加灵顿登陆的舒格洛夫山附近，森林植被较为稀薄。当地没有几个毛利人，而他看见的那些原住民也是“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新西兰公司宣称已经购买了这块土地。尽管这里没有安全的登陆点，但是其他备选地点的可耕地又实在太少。于是加灵顿决定就选择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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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工作要做。加灵顿协同手下寥寥数个劳工开始点燃蕨类植物、平整土地。要种好农作物，也要使城镇初具雏形。加灵顿聚集了毛利居民，要向他们解释他们的土地现在属于他了。“然后我在地上画好方格，”他在日志中写道，“让他们明白他们的保留地的价值，他们为之雀跃。”加灵顿凝视着森林，畅想着木材能带来的巨大利润。3月20日，第一批移民到达，新普利茅斯就此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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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过多久就出问题了。加灵顿一到尼克尔森港就雇用了一个叫巴雷特的流浪汉。此人原本是罗瑟希德人，在渡过塔斯曼海之前，他在澳大利亚住了几年：新西兰与新南威尔士隔海相望。他以捕鲸为生，在塔拉纳基成了家，接着他给新西兰公司当总管和翻译。加灵顿希望巴雷特能在他与新普利茅斯地区的毛利人之间充当中间人，但是巴雷特突然宣称公司土地的一大部分其实是他和他的（毛利族）孩子们的。或许是在巴雷特的煽动下，其他毛利人也纷纷开始抱怨他们从来都没有把土地出售给新西兰公司——正是新西兰公司把这片土地卖给了普利茅斯公司。加灵顿后来认为他们的主张几乎完全是公平合理的。同时公司在此地的前景堪忧：没有港口是个大问题，所有的物件都不得不用公司的捕鲸船运上海岸——既耗时又费钱。没有几艘船愿意到这里来。公司派驻新普利茅斯的代理人满腹牢骚：“我们与世隔绝，除非走运，否则跟哪里都无法联系。”加灵顿对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声称塔拉纳基是“这个国家的花园”、“大粮仓”。无论真相到底如何，想要很快五谷丰登是不可能的。更糟糕的是，拯救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他地区经济的绵羊饲养业在塔拉纳基山的灌木层地区并不可行。于是他们平整出来的土地没什么希望成为能赢利的农场，甚至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这群殖民者对公司来说是个无底洞，使得本就捉襟见肘的普利茅斯公司资源更是雪上加霜。一年还没到，普利茅斯公司的银行家们就倒闭了，被迫并入新西兰公司，而新西兰公司显然并不是很关心新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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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形势看不到一点好转的迹象。英国政府1840年吞并了新西兰，但在英国政府眼里白人殖民者仅仅是群讨厌的人——他们可能煽动毛利人、引起殖民战争，这势必让英国政府花费巨大。伦敦的解决方案是严格限制移民购买土地。新西兰公司对这片土地的权利要求遭到政府质疑，被翻来覆去地审查，有几次甚至直接被否定。对于急于购买土地的移民而言这相当于被判了死刑。加灵顿忧心忡忡地说：如果不能供应新开发的土地，就不会有人来新西兰，而已经来了的人也会离开。还有更糟糕的：新普利茅斯在怀塔拉河沿岸最好的土地遭到了激烈的抢夺，毛利人口开始急速上升。移民们发现之前之所以在此地见不到原住民只是个误会，仅仅是毛利人19世纪20~30年代的“火枪战争”导致的暂时假象。当时火枪流入毛利人手中，有枪的部落对其周边部落和仇家具有了短暂但压倒性的优势，然而战争结束之后，被俘虏的当地人纷纷回归，他们自然就会要回自己的土地。不久之后就发生了移民与毛利人之间的武装冲突。英国国内对新普利茅斯的兴趣开始下降。普利茅斯的董事们悲叹：如果没有信件寄回国宣扬殖民地的各种美好（出版了一册宣传书，里面满是对殖民地令人生疑的赞美之词，但是这时已经晚了），怎么能指望吸引到更多的移民？普利茅斯公司代理人警告说：除非有钱人加入，否则公司不得不承担雇用所有移民劳工的费用。而如果付给劳工的工资不够高，劳工会离开新普利茅斯去其他地方寻求更好的待遇。一切工作将因此停滞，包括勘测土地和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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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移民定居点建立的第三个年头，这个问题已经不再紧要，因为毛利人带来的压力更为迫切。“毛利人将事态升级为危机”，公司代理人愤怒地评价道，就算在“其他国家里原住民与移民也发生了争执”，也应该如此对待毛利人；应该有人把毛利首领蒂劳帕拉哈“抓起来”；但是没有陪审团能将其定罪。与此同时，殖民地里失业的工匠们要求公司给他们工作，并威胁要拉倒代理人的外廊、拆掉他的围栏。几个月后有消息传来说毛利人正在修建要塞。因为害怕毛利人的抵抗会使土地无法使用，甚至那些买了地的移民也拒绝付钱。普利茅斯公司最终无法让新普利茅斯赢利，移民定居点陷入了极不稳定的状态，而塔拉纳基地区进一步向着白种人与毛利人之间的冲突迈进。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移民需要驻戍部队和筑起碉堡来自保。1860年3月，第一次塔拉纳基战争爆发。由于战争和经济不景气的拖累，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批移民所梦想的美好未来才在新普利茅斯和塔拉纳基得以逐渐实现。是铁路和冷藏技术扭转了败局。就像新西兰的其他地区一样，塔拉纳基的小农场主们通过将乳制品和肉销往英国国内消费者而发财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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