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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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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斯利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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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研究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三场战役，我们能更加详细地了解英国的殖民战争方式以及他们的敌人所尝试过的策略。这三场战役都发生在非洲，作战地形却有不同：浓密的森林、开阔的草原、沙漠和三角洲。每一场战役都证明了补给和交通的重要作用：其中两场是有意为之，一场则是无意中造成的。第三场战争是祖鲁战争，小型战争大师沃尔斯利（Wolseley）之所以没来得及赶到战场执行他的战术绝非偶然。沃尔斯利尖锐地称“发动这场战争是疯狂的行为，继续这场战争是愚蠢的行为”。与此相反，沃尔斯利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强加惩罚式的和平，永远地终结祖鲁的国家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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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斯利因为1873~1874年的阿散蒂战争而名声大震。阿散蒂是一个西非国家，是今加纳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散蒂有一支组织良好的部队（一位参战的英国军官评价其“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白人在海岸上占据了几个破旧的堡垒，招致了阿散蒂统治者们的（阿散蒂土王）憎恨；英国人给芳蒂部落提供庇护，阿散蒂土王不时强调自己对芳蒂的统治权。在双方的不断冲突中，最血腥的一幕发生了：当时的英国总督出兵进攻阿散蒂，结果被盟友背弃——总督和手下的25名白人军官被斩首。因此当1873年3月新一轮入侵阿散蒂军事行动开始时，伦敦政府紧张地关注战事。阿散蒂击溃了芳蒂部落的抵抗力量，于是伦敦政府从西印度群岛团抽调了一营黑人部队，并派遣了100名皇家海军陆战队成员，但是这批人很快就病倒了。前线催促伦敦出兵阿散蒂首都库马西，而伦敦政府含糊其辞，却派了少将加尼特·沃尔斯利带着手下的30名“特种勤务官”赶赴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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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斯利是维多利亚时代技艺精湛主义的典范。他是个爱尔兰新教教徒，他的父亲也曾是一名军官，他父亲在他7岁时去世了。沃尔斯利参加了1852年缅甸战争、1854~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平定印军叛变以及1858~1860年的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沃尔斯利在加拿大服役。他于1869年出版的《军人手册》在军中广为流传，显示了他对后勤重要作用的深刻理解。沃尔斯利1870~1871年率远征军前去镇压反抗加拿大接管马尼托巴的混血起义分子，他的领导才得以大放异彩。他显然是应对眼下黄金海岸紧急局势的不二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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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完全确定沃尔斯利当时的意图。我们基本肯定的是他本人坚持认为要打败阿散蒂军就必须借助本土派遣的军队。他制订了一套详尽的计划，打算从最强阵营挑选一支精锐部队，但是内阁对此不置可否。殖民大臣金伯利（Kimberley）勋爵告诉沃尔斯利他应该去寻求“光荣的和平”。出发途中沃尔斯利已经安排从塞拉利昂雇用一些伊斯兰教教徒战士，也征召了一些从拉各斯带来的豪萨人。他手下的核心成员——特种勤务官（其中不乏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最出色的英国军人），肩负着从沿海部落征召一支当地人组成的大型部队并带领其作战的重任。“极度的好脾气、亲和力和忍耐力，再加上不可动摇的目的性和决心，是最为重要的。”沃尔斯利如此教导他们。1873年10月初沃尔斯利抵达战场，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英国人在这里的总部——海岸角奴隶堡的防御，以防距此地仅仅几英里的阿散蒂部落发难。在阿布热坎帕那场混乱的战争中，那些被英国军官用棍棒逼着上战场的芳蒂人很明显在阿散蒂军面前不堪一击。《泰晤士报》通讯记者温伍德·里德嘲讽沃尔斯利是个“滑稽可笑的”光杆司令、对阿散蒂的进攻是彻底的失败，并且他声称自己看到沃尔斯利在灌木丛中如无头苍蝇一般走错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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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沃尔斯利已经给伦敦传去了不容忽视的消息——他威吓政府：如果再不派兵，英国将输掉这场战争，届时必然颜面尽失。沃尔斯利的名声（以及名声附带而来的宣传效应）意味着他的观点不能轻易被忽略。故消息传到英国国内的那天，他要求派遣的两个营就接到了军令赶赴战地，同时还有一个营也做好了出征的准备。但是附加的条件也很严苛，沃尔斯利只能在“至关重要”的情况下使用这些兵力，只有在确保军事任务能立刻完成的前提下才能动用这些英军。不仅如此，这些援军甚至在“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刻”之前不得登陆。这种极端谨慎的部分地反映了当时军队承受的巨大压力，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这是英军深度参与印度战事的后果。但是它主要反映了英军对于这个被称为“白人坟墓”地区的疾病的恐惧。疟疾、黄热病和痢疾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一支军队消灭于无形。沃尔斯利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代价击败阿散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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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决定要摧毁阿散蒂的首都库马西，因为这样一来“大捷鼓舞起来的士气”能够“永远地摧毁阿散蒂的军事声望”。沃尔斯利最大的特点就是筹谋。他精细地规定了部队着装：灰色的粗花呢夹克和长裤（用以御寒、防发烧）以及头盔（防晒）。为了在密林作战，士兵还需要配备短步枪。每周发放4次酸橙汁，点火驱除“瘴气”，出征之前提供可可、饼干和奎宁。“如果感觉肠胃有任何不适，”沃尔斯利下令说，“马上找军医开药。”当务之急是为进攻库马西准备好前进基地：一个和海岸之间有道路连接，能够提供补给品和装备的内陆军需库。为了修筑道路、搬补给品和运输军队，需要找一大批劳动力：每三个士兵或者每一个军官就需要配一个搬运工。只有当集结工作准备就绪，白种士兵才会登陆，远征才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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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斯利的方法非常粗糙，但他十分幸运。阿散蒂士兵们莫名其妙地撤走了，可能是因为他们也被疾病所累而且也让敌人的顽抗弄得士气大减。沃尔斯利的芳蒂盟友没了合作的兴趣，劳动力和情报都成问题。他的地图也成了废物：原本打算用于架设轻便铁道的沿海平原结果是丘陵地带，他的蒸汽火车头只能在海滩上躺着。但是他的“特种勤务官”没有让他失望，他们通过“贿赂、许诺和略施威胁”（显然是委婉语）搜集了情报。如果搬运工逃掉（据里德称，这些劳工既没吃的又没报酬），英军就会将他们的村庄付之一炬，以儆效尤。当地一些受过训练的人也逐渐被组织成了一支小型军队。英军终于拔营出征。1874年1月21日，英国人渡过了普拉胡河，进入阿散蒂境内。士兵们收到的命令是：“保持冷静、枪口低射、慢速射击、直捣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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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斯利运势不减。出征10天后，阿散蒂军在距离库马西几英里的地方与英军对垒，双方进行了12小时激战。在密林里，神出鬼没的阿散蒂狙击手们扰乱着英军的阵形。“在印度或中国的平原上，你可以随时观察周边的环境，因此即便作战时困难重重也没什么，”沃尔斯利寄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但是这里的森林一望无际，根本看不到100码[4]之外的情况，让人时刻紧张。”友军炮火也可能造成伤害，交流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英军只好列成方阵前行，四个角上配有火箭。这场战争中的关键因素是火力的不平衡：英军虽有加特林机枪却并未使用，但是他们的史奈德步枪给他们提供了优势；阿散蒂军也有枪炮，可绝大多数都是被称为“丹麦枪”的滑膛火枪。阿散蒂军的密集发射造成英军高地营25%的死伤，然而（正如里德指出的一样）他们的子弹威力太小，仅能造成轻伤：倘若他们有史奈德步枪，“我们将会遭受重大损失”。经过一天的战争，英军只有6名士兵丧命，而英军的枪炮不断低射，摧毁了阿散蒂军一次次有组织的进攻。几天之后，英军进入了几乎废弃了的库马西。他们争先恐后地冲进有着12个庭院的摩尔人风格的王宫，发现这里满是书籍、钟表、银盘、波斯地毯，甚至还有一份1843年10月17日《泰晤士报》的副本——里德特地记录了下来。但是，他们该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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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只有一个：尽快离开。沃尔斯利的参谋布拉肯伯里（Brackenbury）认为，“再开展任何可能导致另一场战争的军事行动”或者追捕国王都是“不可能的”。患病人数在不断增加，补给在不断减少，沃尔斯利害怕拉长撤退路线会导致无法将伤病员带回海岸。在库马西城仅逗留了一天之后，1874年2月6日一大早，英军四处放火，然后满载着战利品撤军了。两周之后沃尔斯利已经回到了海岸，3月4日他已经上船出海了。3月14日阿散蒂国王签署了条约，宣布放弃对海岸的所有权，并承诺开展自由贸易、开放通往库马西的道路，以及用沙金向英国支付赔款。沃尔斯利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其中最大的胜利就是将白种人军队的死亡率控制在了1%，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就），但是这场胜利带来的好处却少得惊人。阿散蒂人养精蓄锐伺机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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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鲁战争的情况不同。自从英国人1843年吞并纳塔尔，他们就开始战战兢兢地生活在祖鲁国的阴影之下。此地的白人无力击败祖鲁，而伦敦政府又无意派兵相助。但是19世纪70年代末，形势急转直下。布尔人在德兰士瓦建立的政权摇摇欲坠：在东部边境山区与佩迪人的战争就是一场灾难，将其推向破产边缘。当英国人派代表团决定前往德兰士瓦准备将其和纳塔尔合并时几乎没人反对。在伦敦政府和当地顾问——纳塔尔官员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Theophilus Shepstone）的鼓动下，开普的英国总督认为现在是时候在整个南部非洲施行单一政体、将互相争斗的白人和黑人国家合而为一了。看起来祖鲁国成了最后一个大障碍。成年男子有义务为国王当“阿马布托”（即战士），这是祖鲁军事实力的基础。战士被编入军团（根据年龄划分），祖鲁统治者们用总结、改良的复杂演习方法精心训练这些军团：所谓的“角”团将敌军拉入战场再从两翼和后路形成包围圈，强大的侦察以及在紧要关头训练有素的长矛攻击是制胜的关键，相当于沃尔斯利的“枪口低射……直捣黄龙”。直到祖鲁势力被灭，英国人才声称整个地区的和平发展将被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个观点受到白人土地投机者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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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总督巴特尔·弗里尔爵士决定趁热打铁。由于此前东开普已经爆发了一场边境战争，所以本就有一支小型英国军队在当地。战争结束后，军队赶往北边的纳塔尔。英军对祖鲁稍加挑衅之后，祖鲁国王塞奇瓦约（Cetshwayo）收到了最后通牒，要求他解散阿马布托军。当赛奇瓦约拒绝服从时，入侵开始了。弗里尔和他的指挥官切姆斯福德勋爵急于迅速进军制胜，因为伦敦政府并没有批准他们的计划，所以需要赶紧造成既成事实，于是切姆斯福德匆忙行事。他们没有遵从沃尔斯利一贯坚持的耐心集结，三支英军纵队向祖鲁兰长驱直入。其中一支纵队陷入包围无法脱困，另一支在北方被突然冒出来的祖鲁武士团堵截。第三支渡过图盖拉河分成了两部，其中一部由切姆斯福德率领继续潜入敌方进行侦察活动，另一部则在伊桑德尔瓦纳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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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在1879年1月22日那天发生的就是一场屠杀：军队中的1 700人里只有不到100人得以逃生，其中既有英国正规军也有白种殖民地居民和黑人。这次事件证明英国人也可能在殖民战争中一败涂地。当时他们的营地太大，无法安全防御，情报又太少，直到最后一刻他们都不知道祖鲁大军杀到了。来不及备战，营地又无法防御，英军没有摆出方阵而是排成了列，企图借助强大火力阻止祖鲁军队的进攻。但是英军队列太长太单薄，祖鲁有条不紊的攻击马上打破了英军防线，继而进攻侧翼。英军阵形大乱，分裂成组，与敌人短兵相接。祖鲁军不留俘虏，因此只有那些幸运的（或者有马的）士兵侥幸逃出、捡回条命。直到今天，发生这场战役的狮形山仍然阴气森森，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恐怖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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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桑德尔瓦纳之役是一场令人震惊的惨败，在那一天里士兵阵亡的人数是维多利亚时期所有殖民战争之最。两个月后，在更北的坎布拉，一名在阿散蒂服过役的老兵伊芙琳·伍德（Evelyn Wood）指挥一支白人和黑人的混合军队在他的驻守地粉碎了祖鲁军的进攻，使敌人伤亡惨重。英国人现在带着4 000人、10门野战炮和两挺加特林机枪杀进了塞奇瓦约在乌伦迪的都城。这次英军组成了方阵，在7月4日的战役中击溃了祖鲁军的进攻（尽管不是很轻松），就此粉碎了祖鲁势力。累积的阵亡人数（尽管伊桑德尔瓦纳战役中祖鲁军大胜，但他们也损失了许多士兵）无法得到补充。指挥系统解散了，食物也消耗光了，塞奇瓦约本人被俘虏和放逐，祖鲁王国分裂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阿散蒂军的及时撤兵让阿散蒂得以避免全面卷入战争，而塞奇瓦约为什么要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这场阿散蒂人极力躲避的战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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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三方面因素。第一与阿散蒂土王不同的是，塞奇瓦约除了直面战争之外并没有别的选择。他知道屈服就意味着失去权利：英国人给他下的最后通牒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第二，阿散蒂有地形复杂的内地可撤，他却无天险可据，也没有条件组织游击战。祖鲁兰的大多数地区都是开阔的草原，英国人可以相对轻松地部署大军，英军的骑兵也能大展身手（而在阿散蒂的地形英军无法使用马匹）。第三，尽管疾病的确是个不可摆脱的问题（虽然沃尔斯利收兵是因为害怕传染病），这里的英军却没有达到因为担心传染病而需要退兵的地步。塞奇瓦约无法做到每当英国人迅速撤回海岸他就谨慎收兵保存实力。一旦迫不得已开始战争，他能够给英军造成沉重打击：将近1 200名英国人以及当地人的分遣队员被歼灭，相比之下，阿散蒂战争中只有极少数英军阵亡。但是因为枪械落后、人力有限、欠缺补给系统，他无法给英军带来足够的打击以迫使其签订停战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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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斯利非常震怒，他认为切姆斯福德指挥的这场战役纯属浪费资源，完全不能达到目的。但他没能及时赶到阵地，无法阻止切姆斯福德因塞奇瓦约的战败而获得战功。三年之后，沃尔斯利在埃及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埃及财政已经破产，为了抵制国外势力的干预，开罗成立了民族主义政权（该政权的核心是能承受金融“改革”冲击的军队）。在经历国内激烈的关于埃及问题的争辩之后，格莱斯顿政府已经决定要推翻埃及的民族主义政权，主要的理由就是它对通往印度的便捷航线苏伊士运河产生了威胁。在亚历山大港进行的海上军演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不仅远没有达到促使埃及垮台的目的，炮轰反而激起了人民暴动，许多欧洲人被杀死。入侵计划早已拟定，1882年7月初命令传达了下去。英国辛苦从国内军营和地中海基地凑集了25 000人（根据殖民地的标准，这就是一支大部队了），从印度征召了约7 000人（既有英国人也有印度人）。没人觉得这会是一场轻松的战争：埃及的地形是个可怕的挑战；埃军是一支兵强马壮、训练有素的军队；民族主义领袖阿拉比上校深得埃及民众支持。英国入侵者只要遭受一次败绩就可能在政治上受到致命的影响：阿拉比的名声将飞涨，而英国人可能会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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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沃尔斯利擅长解决的难题。他必须决定入侵哪里以及如何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地形是关键。在亚历山大港（进入埃及的必然通道）与开罗之间是尼罗河三角洲，每年8~10月间尼罗河水上涨，洪水泛滥，三角洲大多数地区都被淹没在河水之下，这会给军事行动和行军造成极大困难。沃尔斯利没有选择这里，而是选择了位于苏伊士运河中部的伊斯梅利亚登陆，印度分遣队可以在这里与其会合。除了距离开罗更近之外（距开罗仅75英里），此举的主要好处是军队能够沿着沙漠边缘行军，道路状况良好，适合骑兵行进（如果现在你从开罗去伊斯梅利亚，从主干道上就能看到沙漠的白沙）。这里有一条铁路可以使用，还有一条淡水运河——这是宝贵的资源。但是沃尔斯利必须在阿拉比采取破坏行动之前将军队运上岸并做好进军的准备。他也必须保护好淡水运河和铁路，必须确保在与敌人狭路相逢时一击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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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1874年阿散蒂战争：沃尔斯利进攻库马西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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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斯利采用了他在阿散蒂战争中采取的战术：先建前进补给基地，等军需准备就绪再将大批部队搬来。与此同时阿拉比在泰勒凯尔比准备防守，阻隔通往开罗的道路。从1882年8月底到9月初，英军在大军全力前进之前势如破竹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他们面临着一支比他们人数多得多的军队（约是英军人数的三倍，但是其中有不少“非正规军”）。这支敌军躲在壕沟工事之后，英军的火力不占优势，正面进攻将遭受沉重的损失。沃尔斯利的主要优点就是治军严明，麾下士兵士气高昂。英军连夜无声无息地就位——光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个了不起的壮举，9月13日拂晓时分，高地旅对埃军的防御工事发动猛攻。尽管奋力抵抗，但阿拉比的军队仍然很快陷入混乱；据说当阿拉比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他的士兵们已经四下逃窜了。英军骑兵赶在阿拉比能组织抵抗，或者像沃尔斯利担忧的那样——点火焚烧都城之前疾驰奔往开罗。开罗的总督被劝服放弃抵抗，将卫戍部队开出城外并放下武器。到了15日早晨，英国人已经控制了整座城市。几星期后，英军大部离开。在这场争夺埃及统治权的战争中，英军57名士兵和军官阵亡，30人失踪，约400人受伤。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其中的关键就是补给——这是集结足够的军事力量并确保对敌方造成致命一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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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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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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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英国军队并不完美，也曾经遭受过失败，但是在19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它是帝国防卫和扩张的有效工具，直到1899~1902年与布尔人那场长久的战争它才显得有些力有不逮。英军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重视后勤——在这一点以及从印度或英国本土装备及派遣军队的非凡速度上，惠灵顿、沃尔斯利及其“接班人”基钦纳勋爵（他也同样善于筹谋、小心谨慎）都是大师。19世纪70年代之后，英军的成就主要可以归功于武器的优势——当然（正如前面我们看到的）这并不总是决定性因素。在没有轮式运输工具的地区只能依靠人力运送机枪和弹药（一架马克沁重机枪需要5个人才能搬动），因此必须节约使用这些武器。1897年在北尼日利亚发生了两场战役，各持续了两天，为了节省弹药，机枪只被使用了三分钟。而且英军火力的消耗也很高：某位专家曾经估算过，在伊桑德尔瓦纳战役后不久的著名的罗克渡口战役中，英方守卫军共打出了约20 000发子弹，歼灭了650名祖鲁战士—30多发子弹才能歼灭一名敌军。纪律、士气以及军官不计后果的狂热情绪激发了猛烈的攻击。几乎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带来的好处就是军队随机应变的能力得到加强——在不熟悉的地形中，这种能力是必要的，而且英军也逐渐对有些战场了如指掌：最熟悉的就是印度的西北边境和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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