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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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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地的所有民族中，白人移民最难统治，并且给伦敦造成了最多的麻烦。“所有人都赞同这样一个观点……英国政府对于殖民地事务的干涉只是在添乱，为了避免受到干涉可以采取各种让步和安排，这么做也不会……引起更大的麻烦……”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说道。他是一位强硬的知识产权律师，并于1836~1848年期间担任殖民部的高级官员。斯蒂芬的外号叫作“比大臣更大臣的斯蒂芬”，这个外号掩盖了他的洞察力，他坚持认为伦敦的干涉常常造成不愉快的结局：“我们几乎总是以失败告终。”他的这些看法主要是针对移民殖民地，而大英帝国的历史中有大量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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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之前所见，那些自1607年后移居到美洲殖民地的人相信他们具有与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一样的权利，包括成立代议政府。伦敦政府不仅完全没有否认此种诉求，更是在一系列的宪章中承认这种权利，于是代议机构开始在种植园里涌现。当然从理论上来说，行政权力仍然掌握在伦敦任命的总督以及咨议会里由总督亲手选定的咨议员的手中。而事实是，权力的天平并未向他们倾斜，因为民选议会控制了开支，总督得不到资助来回报他们的支持者。到17世纪90年代，英国本土的帝国政府对令人烦恼的殖民地采取了“有益的忽视”这一政策，任他们处理自己的政治。主要在美洲进行的七年战争（1756~1763）花销巨大，这导致了一种新局面。然而当伦敦敦促美洲民众分担帝国的支出（尤其是帝国庞大的战争债）并设法征收这笔钱时，却遭遇了暴风骤雨般的思想论战，对暴政的指控以及暴力抵抗。到18世纪70年代中期，除了守备部队驻扎的地方，帝国权威彻底崩塌。1781年10月，康华里的军队在约克镇投降之时，帝国的权威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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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北美13块殖民地的打击迫使英国反思。在英帝国在北美的残余部分，即今加拿大东部，伦敦设法通过两种方式支持总督。第一，政府通过授予土地来创造忠心的“贵族阶层”。第二，政府资助其精神盟友圣公会。到19世纪20年代，这种现象逐渐消失了。说英语的移民憎恶腐败的寡头政治，也厌恶对神职人员保留地的分配不公（圣公会信徒是少数）。在说法语和信奉天主教的下加拿大（今魁北克），宗教仇恨使得这些不平越发强烈。1837年，随着经济萧条日趋严重，两个殖民地都爆发了叛乱：说英语的移民所在地上加拿大爆发了短暂而激烈的起义；下加拿大的叛乱更加持久且惨烈。这是一次重大的危机。说法语的下加拿大省份控制了进出内陆的通道，镇压叛乱需要强大的军队力量。这次危机发生之时，恰逢地中海东部爆发危机，与俄罗斯爆发战争，以及关乎比利时未来的一场外交行动之时。英国担心下加拿大变成另一个爱尔兰（叛乱与天主教），因此，必须有一个紧急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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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的出台需要一些时间。1839年德拉姆（Durham）勋爵领导的委员会发布了报告。德拉姆说道，最佳方案是让英国人大规模移民以压倒恼人的法国人，并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他更著名的声明是谴责代议政府的形式是徒劳且不可行的。正如同行政机关不能控制议会，议会也不能替代行政机关，两者皆会导致政府的软弱。因为当选的议员从来不办公，他们几乎没有欲望展现自制力和判断力。他们不但不给选民提供一个实际的方案，反而成了不负责任的蛊惑民情的议员，对政治秩序造成破坏。应该利用这些人的力量使政府变得更加有秩序。德拉姆的结论是简单的：当选的议员应该组成政府部门（就像在英国本土一样），议会应该有权力开除他们。这是“自治政府”的萌芽，从那一刻起也成为所有英属移民社会的护身符，起到了类似宪法的作用。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移民议员很满意能够在地方事务上几乎获得完全自治。帝国政府只需掌控真正属于帝国的事务：对外事务、国防和宪法的制定。留给移民领导层最重要的事情是殖民地经济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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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姆的策略过了将近10年才得以实行。伦敦拒绝了权力的划分，德拉姆认为这是危险的做法。总督设法在本地获取支持并成为党派领导。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他们面临了由“英语派”和“法语派”的议员组成的同盟，这些人决定夺取实际的行政权力。伦敦屈服了。此后，只有得到了议会支持的议员才能成为咨议会的一员，一旦失去议会支持，他就会被剔除。但是这种制度在加拿大的新省面临巨大危机之前几乎没有就位，这个新的省是由说英语的上加拿大和说法语的下加拿大组成的准联邦。总督手下的新部长提议，为那些在1837~1838年动乱期间遭受损失的人进行赔偿，甚至包括（有争议的部分）叛乱的支持者。一场暴风雨来临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者大怒，要求总督必须否决那些不忠的议案，接着便爆发了骚乱和纵火行为，媒体对此大肆报道。但是总督埃尔金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他否决了议案并告知伦敦政府，他手下的部长们就会辞职且谴责他处事不公。自治政府本想避免的危机又猛烈袭来。若总督想要维持与英国的关系——与帝国及国王的联系，这是超越政党的，总督就必须按照部长们的建议行事，因为他们是议会里的多数党。总督于1849年4月告知殖民部：“如果我不能恢复几个竞争党派之间的中立性——这是我通过不懈的努力想要维持的状态，那么我也许应该被撤职了……”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不久之后，在1850~1852年期间，伦敦认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殖民地也应该建立自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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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惊讶的也许是，来自英国的移民会如此坚持自治，而且为了实现自身的诉求会变得如此咄咄逼人。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极难控制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他们的这种特点也不是那么让人费解。移民社群很难被欺凌，他们往往比非移民社群更具组织性，并且能熟练使用从本土借鉴而来的机构——协会、政党以及最为重要的媒体。其次，在本地保留民兵的传统意味着许多移民拥有武器：伦敦从未享受过对武力的垄断。第三，即使他们这样做了，用处依旧不大。移民社会的标志是他们与本土有大范围的联系，他们在那里不仅有亲朋好友，还与本土有宗教和商业交流。因而，对移民社会采用暴力压制（比如1776~1783的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与之相反的观点是可以忽视移民中间的政治活跃分子，这就如同认为白厅的官员能处理英国扩张的事宜一般，是十分荒谬的。他们认为只有本地的移民才能了解英国在北美、澳大利亚或是在新西兰的利益以及如何推进这些利益。是移民体现了英国的真正美德，展现了真正的英国爱国主义，捍卫了英国的“天命”。[1]移民对帝国的看法在本土慢慢发展，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才被广泛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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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对于有移民社群的殖民地而言，自治政府的设立也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办法。有太多的复杂因素可能导致这种做法很危险甚至不可行。这有可能是因为移民或种植园主人数太少，而他们却面对大量的原住民、奴隶或者自由的黑人。基于这类原因，伦敦在特立尼达岛、斯里兰卡和香港阻止了任何形式的代议政府的设立。这种糟糕情况来自一个有理有据的怀疑，一位总督这样说道：“高人一等的种族在农业和商业上的利益一定会和那些弱势群体的利益产生冲突。”这意味着移民会将原住民的土地据为己有，把他们变成农奴，甚至设法消灭他们。撇开本土的人道主义者可能会为“奴隶劳工”呼吁的风险，移民压迫常常潜藏着大范围起义的危险，英国殖民军得像消防队一样迅速集结。第三个复杂因素出现在那些边界还没有确定的殖民地，以及混乱与暴力丛生的地方。如果规模大到本地的移民民兵无法对付，而且将英国殖民军也卷了进来，移民议员对内部安全问题的决定权就被剥夺了，以免他们浪费或滥用英国宝贵的军事力量资源。最后，移民驻地只是殖民权威管辖的一部分，后者管辖的范围还包括了原住民保护国或者间接统治的地区，允许移民实行自治可能会削弱总督在非移民聚居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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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不仅出现在白人移民者占少数的地方。在澳大利亚，原住居民与白人之间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两者之间出现了严重的隔阂。但是白人拥有的物质力量明显占优势，而且伦敦自身遵循“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2]的信条，所以原住民没有土地权。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殖民军撤回但并未限制白人对原住民土地的扩张和侵占。新西兰的情况则不同。在新西兰，毛利人拥有在怀唐伊签署的割让条约里保证的土地权。但毛利人依然全副武装，而且他们在某些地方面对的不仅是与少数移民的对抗。伦敦官方认为移民的存在是一件麻烦事，并且厌恶他们需要依靠伦敦的帮扶来扩张殖民地的做法。殖民部认为最佳的解决办法就是将移民或白人（尤指祖先是欧洲人的新西兰人）限定在一系列圈起来的土地上，然后将新西兰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毛利人聚集的北岛）作为“原住民保护国”，通过地方行政官来统治，地方行政官仅听命于总督而不是移民中的政客。因此，自治政府被准许成立了，但是英国政府与毛利人的关系也因此受阻。这是一种不稳定的解决办法。白人迅速激增，许多毛利人的土地被出售。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一位野心勃勃且自信满满的总督乔治·格雷与毛利人展开了战争，以此来树立权威，他派遣了10 000名英国士兵参战，移民也兴高采烈地加入了战争。尽管毛利人最终保留了一部分权利，但白种人的胜利却确保了新西兰到1870年已经成了白人的国家，移民的权力不再被来自伦敦的监管所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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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极端的例子非南非莫属。在南非，每一种复杂性都以极端的形式出现了。当英国人从荷兰人手里夺取了开普殖民地以保卫他们前往印度的航路，他们误打误撞地陷入了这片充满冲突的大陆。英国人向本地白人表示拒绝成立代议政府的决定，部分原因是本地白人是荷兰人（他们未必很忠诚），部分原因是对黑人劳工的待遇实施新规，以及废除奴隶制度受到了本地白人的强烈反对。英国人很快发现，将自治政府交给少数移民的做法使他们面临了更加强烈的反对。开普的东部边界是野蛮的战争地带，在那里，荷兰裔南非白人（布尔人）和科萨人之间经常爆发战争——这些大规模冲突被白人称为“卡菲尔[3]战争”。当英国殖民军受命保卫边界时（1812年在格雷厄姆斯敦建立了第一个主要的据点），毫无疑问，移民在殖民地与非洲邻居的关系中拥有绝对发言权。之后问题变得更严峻了。19世纪30年代后期，在臭名昭著的“大迁徙”过程中，心怀不满的布尔农民从侧翼包抄科萨人占有的土地，他们首先向东北方向前进到纳塔尔，当英国占领了纳塔尔后，布尔人又回到了郁郁葱葱的高地草原腹地。布尔人的组织结构是比较原始的（在布尔人派系的纷争中，两个独立的共和国出现了），但是他们的火力优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由骑在马背上的步枪手组成的“突击队”声称对高原草地拥有主权，他们把黑人赶到所谓的“定点位置”，然后征召劳工。结果将南非这片大陆变成了一片广袤且混乱的疆域，黑人在这里如同白人一样，被到处折磨，互相倾轧。英国总督遥望这片大陆的一角，首先被殖民者的无能惹怒了。有一件事情他们非常确定：将控制权交给白人——老资格的荷兰人或者（少数）新来的英国人，将会导致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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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后，静观其变不再是一种选择。在开普的白人要求建立自治政府，就像在其他的移民社群一样。1853年，他们被允许成立了议会，但是议会没有行政权力。伦敦采取了直截了当的策略。“如果殖民者不允许他们自身被统治……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统治的责任。”一位殖民大臣不耐烦地说道。一旦他们照做了，英国殖民军就可以回家了，保卫疆域的任务就落到了移民的肩上。事实上，这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做法。伦敦的真正目的是要让殖民地为监管非洲人聚居区（包括今西斯凯，特兰斯凯和莱索托）埋单。这些地区是被英国渐渐纳入帝国保护之下的，督拥在这些边界地区总有作为“高级专员”的特殊权威。当1867年发现钻石后，殖民地经济便开始复苏，英国政府设想了一个完美但不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以开普殖民地为领导建立一个南部非洲联邦。对所有非洲民族而言，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而出台的和谐政策，目的是为了确保疆域的和平。对加拿大模式的借鉴让南非成为一个英属的进步的、可靠的和自给自足的殖民地。但两个北方的布尔人共和国的反抗使得这个计划流产了，强硬的布尔勇士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为德兰士瓦省赢得了独立，之前此地于1877~1881年之间被英国人占领。19世纪80年代中期，威特沃特斯兰德发现了黄金，新近富裕起来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看上去很安全：事实上它很快成了在南部非洲地区具有统治地位的国家，威胁到伦敦最为看重的到英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属地的海上通道。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后，英国移民长期以来对代议制政府的诉求摧毁了克鲁格的国家并且引起了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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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外侨”主要是英国人，他们蜂拥至金矿区，提供了约翰内斯堡急需的技能和商业知识。受到了塞西尔·罗兹和他的朋友们（渴望在非洲南部建立一个以开普殖民地为领导的英国殖民体系），以及新任开普殖民地英国高级专员艾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爵士的鼓舞，他们要求伦敦为其赢得政治权利，这些权利是被克鲁格以他们是外侨为由否定的。英国内阁发现自身已经陷入与布尔人建立的共和国之间的对抗，布尔人随后发动了战争，争取先发制人来对抗英国的军事压力。随后在1899年10月开始了三年的艰苦战争。由于双方都已精疲力竭，一个不稳定的协议达成了。布尔领导人放弃了他们想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的要求，转而支持成立一个由4个殖民地（开普殖民地、纳塔尔殖民地、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合并组成的南非联邦，联邦实施自治，并且以帝国内属于英国政府管辖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模板。他们的动机并不令人费解。英国人在南非的白人中间属于少数群体，但他们是举足轻重的，这是由他们在冲突（跟随英国殖民军）里的角色所造就的，最有才干的将军扬·史末资承认，这是白人之间的内战。设法强行建立布尔人共和国是有风险的，有可能会引起一场新的战争。也许在此过程中，白人在南非的统治会受到影响。布尔人的妥协塑造了南非接下来80年的历史。自治政府、政治联盟和自治领地位的确立为少数群体的白人移民、布尔人和英国人完全掌控了南非黑人的命运，黑人现在是英国的臣民。最残酷的讽刺就是，移民自治政府和其关于自由的话语开启了种族隔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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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否仍旧统治着他们的殖民社会？一位爱开玩笑的殖民地总督也许会问：“什么是统治？”伦敦已经承认了自治政府，而且通过建立联邦，鼓励移民社群变得更加独立。使用武力来阻止他们离开帝国（比如“美国的出逃”）不是可靠的选择。相反，英国人通过三种不同的英国纽带来维持他们的依附。第一种便是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南非英国人中间的“英国”身份的存在感，让他们认为帝国是白种人的联邦。第二种便是相互间依赖关系意识的树立——无论是财政，商业、战略上都是如此，这就使真正的独立变得不再那么吸引人，甚至是危险的。第三种更加微妙。在所有的自治领里，特别是在南非，殖民地通过一系列宪法性规定剥夺了独立的合法性，而这些宪法性规定源于对遥远的英国政府的神秘效忠。通过成立共和国或者离开帝国来放弃这种忠心，会拆散政治团结的结构，从而引起分裂或更坏的结果。也许这就是最能被接受且能以不显眼的形式出现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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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非英国式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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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许多其他移民自治政府之间的区别非常大。在印度，由英国本土任命的英国官员行使行政权力，（在1909年之前）不受代议政府任何因素的制约。他们的上级是总督，常常由英国议员担任，这些议员并非新内阁成员的“第二组十一人”（也许他们在向进入“内阁”努力）通常是贵族。移民团体要求在本地实施自治的权利被明确拒绝了。相反，来自于英属印度治安官机构的所谓“治安官”形成了行政上的寡头统治，这被埃德蒙·伯克称为“治安官的王国”，治安官对共同利益有着敏锐的嗅觉——“共同利益高于委派他们的国家以及他们现在所在的国家……”他们的统治不是取决于印度人的观点，而是取决于如何处理他们在本土的靠山和印度的臣民之间的矛盾。他们必须要将印度视为一个对于英国而言是荣誉与利润的来源。他们必须强调他们的政权不仅起到了保护作用，且无可取代。但他们也必须展现印度人的顺从是极其重要的，并且他们作为外国人，其权威不仅是公正的并且是不可动摇的：也就是说抵抗是无用且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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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帝国的概念里戏剧性地脱离出来成为不安的深刻来源。在传统概念里，帝国是自由的英国社群在英国商业和战略的保护伞下移民的地方。1765年东印度公司吞并了孟加拉，东印度公司的“员工”所享有的财富和权力也引起了本土的警惕和震惊。克莱武和沃伦·黑斯廷斯并不像英属北美的移民，种植园主和商人一样，他们更像是（16世纪征服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西班牙征服者：引人注目、全能、难以企及的富有。伯克在对黑斯廷斯管理记录的著名的抨击里（英国国会于1788~1795年对黑斯廷斯展开弹劾聆讯）谴责权力的腐败是“东方式”的独裁。“在印度的英国民族，”他高声说道，“……是任人唯亲的官吏的民族。他们组成了一个共和国，一个联邦，而这其中却没有人民。”这其实暗示了这些治安官们在东方领土上染上的多种恶习有可能会被带回英国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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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统在激进政治中保存了下来。按照这种论调，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使自己走向了毁灭之路。士兵寻求晋升和掠夺，穷困潦倒的贵族寻求财富：两者对于扩张东印度公司领地、在东方发起战争，甚至是对俄国发起战争都饶有兴趣。为了应付印度人起义的风险（这一点令人震惊地于1857年后成了现实），就需要在本土建立一支随时待命的军队，甚至是建立征兵制度。理查德·科布登说道，英国不再统治印度任何一个地方的那一天，会是快乐的一天。但“自由帝国主义”思想的出现驳斥了这种观点。其提出者包括政治家、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利（后为勋爵）以及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他们均曾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麦考利在加尔各答的印度政府担任法律委员，密尔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东印度大楼的官员。麦考利反对伯克的“东方梦魇说”，麦考利在1833年著名的演讲中和两篇关于克莱夫和沃伦·黑斯廷斯的被广泛阅读的论文中都提到了这一点。对印度的征服是英雄般的行径，英国人的勇猛和美德遍布征服之处。因为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印度社会“一片混乱”，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了拯救印度的壮举。东印度公司不但不参与掠夺，反而开始了对“已腐烂实体的重建”。密尔在《论代议制政府》中提到了麦考利关于秩序与进步的宏大主题。密尔认为，代议政府是一种方式，并非一种结果。它在印度的过早扩展可能会破坏其终极目标：即建立进步的好政府。开明的英国统治并非对权利和责任的轻率放弃，而是通往自由主义的真正道路。对于印度民族起义的恐惧强调了一种观点，即在印度维持自由必须有武力的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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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后印度民族起义时期形成的政权更加矛盾。首先，1858年维多利亚女王接手印度的统治权意味着东印度公司完成了之前的代管使命。东印度公司不再借机占领土邦——这是起义发生的主要原因。这样一来，王公可以得到片刻的平静。其次，在招募政府公职人员时，英属印度能排除种族和宗教的影响——尽管本地有诸多不满情绪，这个诺言之前只在关系破裂时期才被遵守，直到两次战争期间。第三，对于“进步”的实施，可以巧妙地符合印度人的观念。将基督教强加给印度人或者干涉他们的宗教信仰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句承诺：“在拟定及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将）赋予印度古代的权利、惯例和习俗应有的尊重。”伯克和密尔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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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国究竟是如何统治印度的呢？众所周知，英国人占少数，英属印度是“几百人统治上百万人”的例子。此种情形也是有佐证的。于18世纪90年代成立的统治机构，英属印度治安官体系的人数也不到1 000。与此机构“签订了契约”的人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签订的契约禁止他们经营商业和接受礼物）几乎全是来自英国的白人，大都来自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他们于19世纪后期被招募，占据了印度政府中的所有要职，这些职位就像是专门为他们预留的停车位似的。当然，他们不是唯一在印度的欧洲人（“欧洲人”是对白人的通称）。另有好几百人在印度帝国警察署工作（比如作家乔治·奥威尔于20世纪20年代在缅甸担任殖民警察）。1860年之后印度军从250 000人削减到140 000人，到1887年大约有1 600名英国军官，这个数字稳定上涨，直到1914年。1857年以后，在印度还驻扎着一支全部由英国人组成的守备部队，一共包括70 000名英国军官和军人。在英国招募的医生、教师和工程师都在官方工资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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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不可否认，很少一部分行政精英们管理着印度，他们深深意识到自身相对于被统治对象的外来者身份。“我们充其量就是外星人，最坏不过也就是固执而冷漠的种族，”一位官员于19世纪70年代写道，“我们被召唤去统治的种族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群冲动且感情用事的人……我们对他们从来都很强硬，他们对我们也从不坦诚……。”当然，在印度的1/3的土地上，英国的统治都是间接的：统治是通过一系列条约和“特许状”由印度王公来实行的。印度王公被英国“常驻官员”从不同程度上实施了监管，这些“常驻官员”部分来自英属印度治安官机构，部分来自印度军的军官。如果英国人一旦认定有管理不当的事件发生（更别提更加严重的不端行为），处罚是——最坏的结果就是免职，但前提是常驻官员能煽动其远方的上级冒着风险卷入这场激变中来。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是：这是一场充满阴谋诡计的游戏，充满对王公忠诚度的责难和愤怒的抱怨，以及对常驻官员滥用权力的无视。常驻官员也许会默默鼓励印度王公的对手们，以此来检验是否有确有其事。区分身份尊贵的官方标志（特别是头衔，因为王公之间的竞争很激烈）也许会被约束或拒绝给予。其他地方（比如在印度动荡不安的边境）直到1893年“杜兰线”的出现才划定了印度与阿富汗的边界，英国人不定时地对全副武装的部落社群施加持续的控制，这些社群来自位于印度河西岸的“殖民区”，但往往最后使用的是边境外交手段，通过使用现金和惩罚性质的巡逻，软硬兼施来达成目的。在突袭与还击的这场游戏中，就像吉卜林指出的一样，“机会在弱者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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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的真正工作其实更加单调乏味。政府工作的范围并不是王宫或是黑暗的山谷，而是印度广袤的农业平原地带，以及成千上万的村庄和农民。印度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农业社会里维持秩序，无数的人在此寻求安居乐业（其中一些人组成了强大的“村落兄弟会”，当然也有一些人没有加入），他们都属于田野里长期受苦受累、负债累累的劳工。第二个任务是收取“土地税”，这是印度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印度政府在农业盈余中分得的一杯羹，该税目以现金的形式征收，因为政府是土地的最终拥有者。英属印度治安官机构当中的精英人力，也就是治安官，驻扎在大约250个区（这其中很多个区都有超过100万居民）。这些区由英国直接统治的省划分而成。如大家所熟知的一样，“税吏”是每个区的头领，他负责王宫事务以及收税，同时还需一直监视是否有威胁到英国统治权威的政治动乱的迹象出现。若当地人有对他或其他欧洲人不敬的表现，或是在常常对立的社群之间出现了关系的缓和，则会引起他的疑心，进而导致有警告性的调遣甚至向统治机构发出电报。1897年7月，西北省份（今北方邦）的总督报道，“印度教教徒和伊斯兰教教徒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缓和”，尽管“我完全不能肯定地说这已经到达了阴谋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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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并未派遣很多公务员，（也许一个区只有3~4个治安官），对于此类现象，通常的解释是他们在乡村精英当中吸引了一批“合作者”，这些人在乡村的社会权力是维持政治稳定的关键。这是一种会引发一系列问题的解释。为何印度人要与力量微弱的英国入侵者合作，并且还如此自信？为何印度人要交出自己创造的盈余中的大部分，何况这些盈余几乎没有用到改善印度人的生活上来而是用于维持军费以及维持英国守备部队上，更别提欧洲公职人员的养老金和薪水了。为什么印度人并没有发动更加普遍的抵抗和起义，反而没有更加成功？至少，这两点也许可以解答部分疑问：第一，英属印度是在非同寻常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第二，他们从印度早期的君主那里继承了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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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在印度统治的第一个100年（1757~1857），在印度的英国人与其说是一支治理国家的队伍，不如说他们是一支征服力量，东印度公司主要是为战争而形成的一支守备部队的集合。到第一个100年，英国人战胜了、占领了或征服了在印度次大陆上的每一支重要的地方权力。他们这样做具有战略性的动机（为反对俄国和法国的干涉增添砝码）。东印度公司拥有强大的军队（最高峰时拥有超过30万名常备兵），对掠夺有贪婪的欲望，这也造就了一种前冲力。东印度公司为战争自行筹募资金，这也减弱了伦敦反对进一步扩张的影响，因为伦敦方面担心东印度公司破产，甚至在本土出现类似于18世纪70~80年代发生的危机。但是在印度的殖民者也十分担心他们零星分布在印度的如马蹄形的各个属地可能会被全副武装的王公随从掠夺。不论动机是什么，东印度公司参与的战争达到了关键的目的。1860年以后（甚至在此很久之前），在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没有一个印度邦在英国统治区发动政治异议或者发动地区级别的反对活动。为了镇压王公们的野心，英国使印度的政治极度地方化。这其实是为了证明令人精疲力竭的争夺行政权力的斗争运动也存在着相当多的好处。当然，在英属印度的北部内陆被称为“印度斯坦”的地方，这种运动被大规模的动乱[即1857年发生的印度民族起义（下一章会谈及）]所打破。但令人震惊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领地的大部分结构（尽管并非全部）得以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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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行政权力的主要战场是税收体系。在这里，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英国并不需要发明或强加一种新的征收土地税的方式：他们只需从前任统治者那里继承即可。他们有强大的动机使这个制度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式运行：为东印度公司的战争埋单，（到1813年）资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活动。的确，控制税收制度是在每个区承认英国政治权力的关键。治安官们坚持道，在各个地方，他们发现本该归政府所有的税收被地方豪强抽取了。18世纪渐渐消失的莫卧儿帝国权威以及地方各邦的出现为地方精英创造了极佳的条件，他们作为税吏和秩序监护人的职责可以实现最大化。他们曾经需要缴纳的贡物及税收被转而用作他们自己在当地的权力基础：据点和堡垒，以及号称“刽子手”的私人军队。因此在英国声称殖民权力的各个地方，都紧跟着对税收的严苛把关。税收记录被仔细审查，以前对税收的要求被提出，调查演变成了辱骂。这是一项十分烦琐的工作，需要印度辅助人员的合作——并且还建立在英国只是在重申自己作为统治者的合法权利的诉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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