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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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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体现了帝国统治黑暗的一面，反叛的威胁和阴影有可能成为令人恐惧的现实。屈从与反抗之间常常只有一线之隔，反叛也没什么稀奇的。殖民地是未开化且动荡之地。在加勒比的种植园维持殖民权威常常是艰难的。总督和种植园主往往一起落马：在一场使用了大炮的战斗后，暴露了自夸倾向的总督被困在自己家中，最终被谋杀；在美国大陆，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富裕种植园主于1676年领导了“贝肯叛乱”，烧毁了殖民地的首府；不走运的马德拉斯总督皮戈特（Pigot）勋爵于1777年被英国官员罢免，并且在拘禁中死去；邦蒂号船长威廉·布莱（Willian Bligh）1808年担任殖民地总督，因激怒了新南威尔士的自由移民，最终在自己床底被守备部队擒获，一年后才被允许坐船离开，他徒劳无功地催促舰长用他的枪“摧毁悉尼”；1808年“朗姆酒起义”的领袖轻松地逃跑了。这些事件以及其他一些事件相对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其中的一些甚至是闹剧式的。但还有很多事件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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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实事求是的记述通常都会把英国的扩张看成一个曲折的前进过程：一系列大的突发事件转变了原有的前进方向，或者使进程在自己的轨道中夭折了。这些突发事件就是大规模的反叛。最暴烈的一些反叛往往离英国本土非常近：1641年爱尔兰第一次大规模起义（导致了英国内战的爆发），1689年詹姆斯党叛乱（其失败极大地增强了新教徒的支配地位），还有1798年爆发的第二次大规模起义（促成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成立）。19世纪80年代爆发的“土地战争”导致“自治”成了“解决办法”。1916年爆发了第三次大规模起义；1919~1921年爆发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成功的起义，导致了爱尔兰自由邦（今爱尔兰共和国）的诞生。在美国大陆，1763年庞蒂亚克战争引发了大规模原住民在泛阿巴拉契亚内陆的起义，而彼时英国正在为击败法国而庆祝。英国人为阻止接二连三的起义做了让步——起义可能会向东扩展到临近白人定居点的那些印第安人的地盘上，这会激怒殖民者，对英国政府来说，他们是更加危险且具有组织性、有武装保护的对手。1775~1783年在北美13个殖民地爆发的大规模移民起义，后来被冠以一个宏大的名字：“美国独立战争”，大英帝国在北美的领地从那之后只剩一半。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英属北美帝国内的印第安人隐隐有壮大的趋势，伦敦担心这将引发白人移民的叛乱。1837~1838年，在加拿大爆发了起义，英国主要的担心就是美国的影响（以及直接干涉）：这就是导致英国最终决定在北美殖民地实施完全内部自治（“自治政府”）的原因之一，此举也使其他白人移民社会把自治认为是“与生俱来的权利”。1815年后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爆发了奴隶起义，尤其是1831年在牙买加爆发了圣诞节起义，有20 000名黑奴加入了起义，这是废奴再也不能被推迟的最后证明。于是，废奴法案于1833年诞生了。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并未摧毁英属印度，但是它对帝国的自信心和英国人对待种族问题的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在英国统治形式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象。1857年以后，英国人因为担心更多的起义而在印度采取严密监视活动的行为遭到了谴责：此举的影响是广泛的。几乎有一半的英国军队此后驻扎在印度。在19世纪后期，荷兰裔南非白人的反抗活动阻挠了英国在南非大陆的前进。这种反抗行动在1899~1902年第二次布尔战争达到了残酷且血腥的顶点。英布战争的直接结果并未产生大的意义，只是确保了白人移民在中南部非洲相对于非洲人的至上地位，但这场战争却促使英国人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在全世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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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重大的反叛行动塑造了大英帝国的模样（而不是英国政治家或政策制定者想要英国成为的样子），这种说法也可以应用到那些发生在几乎所有殖民社会的规模要小得多的起义上来。1688年爆发的“光荣革命”推翻了詹姆斯二世的统治，为英国议会的最高权力铺平了道路。在遥远的美国殖民地也爆发了与之相呼应的起义。在马萨诸塞州、纽约和马里兰州都爆发了起义，反对詹姆斯二世的总督和他们企图实行的中央集权政策，在北美大陆上和英属加勒比的岛屿殖民地同样爆发了有效的抵抗。反抗行动的主要结果是加强了殖民地自治，虽然70年后伦敦试图对自治进行限制，不过他们的这种努力后来都成了徒劳。从另一方面来说，英属西印度群岛里小型殖民地爆发的奴隶起义，以及于1729~1739年在牙买加爆发所谓的“逃奴之战”，加剧了占人口少数的白人种植园主的恐慌气氛以及他们对殖民权威的依附心理。除了表达一些类似的不满，他们不敢对北美大陆上实行奴隶制的殖民地表示支持，因为1770年之后的叛乱分子主要是白人。在19世纪的新西兰，英国1840年与毛利人签订了《怀唐伊条约》，英国人开始面对害怕移民扩张的毛利人社群的抵抗。一些毛利人领导者为了阻止其他毛利土地持有者将土地出售给白人，以及重新夺回他们认为已经丢失的主权，于是在1860~1872年爆发了毛利战争。尽管最后他们失败了，但是他们顽强的抵抗以及移民对于库帕帕帮助的依赖为自己在这片已经大体上成为“白人国家”的土地上保留了重要的政治权利。发生在加拿大的1869~1870年和1885年的两次叛乱，最初是由梅蒂人（1869年）发起，之后是梅蒂人及印第安人一起抵抗白人移民的流入，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以英国新教徒为主的安大略省。第一次叛乱几乎没有流血，瑞尔的“临时政府”随着沃尔斯利将军和他的军队的到来迅速倒台，沃尔斯利的军队有1 000人，是由英国常备兵和加拿大民兵组成的。伦敦和渥太华都十分不情愿制造出一个政治殉道者。加拿大总理尽管高声宣扬希望抓到瑞尔，却私底下资助他逃跑。第二次叛乱更加严重。瑞尔又一次成立了临时政府，这次建立在今萨斯喀彻温省的北部。当他的追随者在达克莱克抽回了一支骑警力量并杀死了12个人后，他们又引发了一场由黑人混血人和印第安人发起的叛乱（北美大草原西部的印第安民族人口大约是20 000）。大约8 000人被派去镇压起义，几十个人被杀死，瑞尔在巴托什一役后投降，之后他的命运就如本章开头所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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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尔的叛乱和死亡对加拿大政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的死刑象征着法裔加拿大人为反对安格鲁撒克逊人在加拿大联邦日渐增强的地位所做出的牺牲。到19世纪中期，随着英国移民的涌入，法裔加拿大人成了人口上的少数。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化成了一股政治力量，这股力量几乎让所有加拿大政治家都不得不妥协。在纳塔尔殖民地爆发的巴姆巴萨叛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这是一场由祖鲁人在1906年发起的暴力叛乱。随着白人移民对强制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祖鲁人丢掉了土地和地位。大英帝国对叛乱的残暴镇压引起了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公开谴责，当时丘吉尔还是伦敦自由党政府里的一名副部长。如果说瑞尔的叛乱企图将“英国人”和“法国人”分开，那么巴姆巴萨叛乱则将英国人和荷兰裔南非白人拉到了一起。在关键时刻，南非的白人政治家商量建立一个由4个殖民地组成的政治联邦，对叛乱的担心使得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需要迫在眉睫，以化解纳塔尔省的英国人对一个由布尔人统治的国家的抵制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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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对“依法”建立起来的殖民政府的每一次暴力破坏都包括进来，反叛活动的清单可以被无限拉长。当然，我们需要记住“反叛”本身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字眼。它既是一个口语用词，可以用于指任何形式的骚乱，无论它多么本地化或者有局限性，它都可以作为政府使用的法律描述以威胁那些不满的人或者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在许多反叛活动中，对殖民权威的挑战往往是附带的，而非直接的。1836~1919年，“Moplahs”（或者叫Mappilas，即南印度贫穷的伊斯兰教教徒农民）发起了超过30次的叛乱来反对他们的印度地主，这些叛乱常常是为追回土地做出的报复行动。他们总是被军事行动镇压，军方主要是担心叛乱会扩大到其他地方。这些农民的目的并不是推翻英国人的统治，而是希望寻求英国的帮助来反对本地的压迫者。英国人自己常常倾向于将武装骚乱归类为犯罪活动或者抢劫行为（强盗行为），并且否认有任何政治目标。军事和财政上的便利可能也会造成对“叛国罪”视而不见。英国拒绝移民用军事行动反对1860年爆发的毛利国王运动的要求，殖民地大臣（在12 000英里之外的伦敦）冷淡地说道：“如果他们（毛利人）仅仅是尊敬他们的国王……并且没有冒犯女王的和平……这样的蠢事应该留给时间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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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起义行动常常是非常普遍的，无论是大规模还是小规模，不管有没有罢免统治者的雄心壮志。这些行动多少告诉了我们帝国的本质和英国所采取的统治方式。众所周知，英帝国的统治体系是将权力下放的，尤其是在移民社会。除了在一些“要塞殖民地”，比如直布罗陀海峡或马耳他海峡，英国的统治几乎在每一处都要依赖地方精英的支持，无论是欧洲人，亚洲人还是非洲人。这样就为帝国节省了一大笔开支：避免了维持昂贵的英国官僚的需要，只除了很小的一部分。也避免了动用大批军事力量来实施政令的需要。但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将权力如此大范围地交给本地势力带来了政治上的风险，而且造成了负担。地方“代理人”以及帝国的盟友有他们自己要追求的目标：他们与统治者的部分“协议”就是统治者对他们社会地位和利益含蓄的支持。正因为有这一点优势，地方精英（或白人移民）忍不住要最大限度地剥削他们治下的人民（这是精明的英国人清楚意识到的一种倾向）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若没有持续的监视或行政上的干预（这正是“合作”需要刻意避免的），那么要限制权力的滥用，甚至判断这给殖民政权带来了何种危险就十分困难了。然而，如果麻烦出现了（比如马帕利亚叛乱，或在新西兰爆发的毛利战争），帝国迟早都要（而且常常很快）动用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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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于本地代理和盟友很大程度上依靠未经同意的力量的默许。如果英国失去了高压的手段，或者丢失了相对于地方精英的威信，那么整个统治的结构（和税收）就会迅速崩溃。不管喜不喜欢，合作者必须要相互支持。英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也注定会担心若不显示帝国的权力，他们对代理人的控制就会被削弱，他们的威信会下降，而且合作的政治成本也会不可避免地上涨。高压和合作因此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依靠合作者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影响。帝国权威在臣民相信它的永久性和合法性的时候才是最有效的。在那些权威已经非常有效的地方，这成了“霸权”的一种形式：即对殖民地人民的身体和思想的双重控制。如果权威是通过地方精英过滤并且调整到符合他们需求的，那么这种权威就会越发扩散，并且更多地面对本地压力和冲突。而它本可以对臣民保持一些神秘感。臣民的沉默反映了他们并非自愿地同意而是“务实地屈服”，一旦强制的威胁被解除，屈服就会迅速收回。因此，是被统治者的顺从和恐惧才使得如此多的殖民官员对维护个人尊严和威信如此着迷。也正是因为殖民控制的脆弱性才使得反抗活动变得十分危险，而且这也解释了不安的宗主为何要对反抗行动予以残酷的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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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促使臣民通过集体的抵抗行动来反叛？接下来的案例研究非常详细地分析了缘由。首先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比较常见的原因：明显的诱因有可能是生活的苦难或财产损失，但是在多数时候，实际情况远比这要复杂。最极端的苦难就是以土地为生的许多人的命运，尤其是在印度。同样，1833年被释放前在农场和种植园劳作的数量巨大的奴隶（差不多80万人）也遭受了极端的苦难。但是极其贫困的人甚至是奴隶发起的叛乱是间歇性且偶然的。叛乱更可能发生在他们担心自己的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之时，也有可能是因为遭到驱逐，以及它们面临新的劳动负担或者（1831年在牙买加奴隶当中出现的）口粮减少。这些人之所以觉得不公平是出于一些新的强制要求，或出于对他们的地位和荣誉的强烈打压。如果整个职业团体或有组织的群体觉得受到了这种威胁，集体反抗的可能性就变得更大。如果不满又多了宗教的因素，这种混合因素引起的效果可能是爆炸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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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大多数殖民社会的黏合剂。几大世界性宗教以及它们本土化了的变体规定了最终被接受的信仰，这些信仰囊括的范围从性道德和两性关系的见解，到关于财产和宇宙形状，无所不包。任何异己的存在都是令人不安的。如果他们有任何企图扰乱宗教惯例或对圣人或圣地不尊重的迹象，都必定会引起麻烦。如果一名宗教的信徒害怕这样的变化会危及他们自己来世的希望，或者玷污了宗教仪式，抵抗的强烈欲望就变得势不可挡。当然，宗教的形式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表现出巨大的区别。宗教在某些地方被社会精英控制（比如埃米尔和乌里玛[1]——“有学识的人”——在北尼日利亚），他们常常倾向于降低宗教的极端影响。有些地方的情形正好相反，那里宗教之间竞争十分激烈，在社会精英尚未完全巩固自己地位的边缘地带，宗教狂热（有可能是殉教的传统）有可能会盛行。承诺精神和肉身解放的“先知”和“圣人”的出现可能会给原本也许是无组织的对现状不满者注入一定的目的性、组织性和团结性。在牙买加爆发的叛乱中，浸礼会传教士和传教员带来的影响饱受种植园主诟病。叛乱的煽动者奴隶山姆·夏普（Sam Sharpe）就是这样一位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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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那些不满被宗教控制和被能言善道的鼓动者煽动起来的地方，反叛就变得更加常见和危险。在那些地方精英充当殖民国家和其臣民的中间人的地方，地方精英的行为就很关键了。他们有可能会分裂或者遭遇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压力。只要足够大胆，地方精英对叛乱的反应更可能是始终保持袖手旁观，而不是作为帝国主义者的看门狗，直到叛乱结束。在新近征服的地区，殖民吞并尚不完全，这种袖手旁观的本能就可能会特别强烈了。在殖民权威尚未根深蒂固、疆域足够辽阔的地方，以及沙漠、沼泽、山地和森林这些为叛乱者和逃跑者提供了安全庇护的地方确实更可能经常发生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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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叛乱发生的客观条件并不一定直接导致叛乱的发生。我们一再看到叛乱的发生主要有三个关键的诱因，这些诱因的影响被谣言、假消息和人们的恐惧加剧了。第一个诱因是害怕政府采取先发制人的袭击或报复。在那些叛乱者的意识里，他们的行动常常是防御性的，是为了防止威胁或避免受惩罚。牙买加奴隶叛乱之前，传言肆虐：种植园主打算通过杀死男性奴隶和拒绝解放妇女儿童来阻止废奴。那些被指为不守纪律的奴隶担心可能会受到这样野蛮的惩罚，暴力看起来是比和平屈服更好的选择。弗吉尼亚发生的“特纳起义”（也是在1831年）导致逃亡的奴隶杀死了50多名白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同年在牙买加的那场更大的叛乱中，只有两名白人受伤）。在南印度的马帕利亚叛军，担心不体面地死在萨卡尔（政府）的手里，从而更倾向于殉道。在密拉特的印度兵叛乱者深知在英国人回来后他们即将面临的命运，便努力消除英国人统治的所有影响——通过杀死他们抓到的英国人，这是他们生存下去的最大希望。第二个诱因是信仰——常常是被误导了的，这会使叛乱得到更多的支持。也许那些起义的领导者一定要相信他们自己的充满希望的预言，或者消除他们自己的疑虑：他们极少有途径接触到确切的信息。第三个诱因在于，赋予叛乱“逻辑性”的是叛军经常严重低估他们要面临的力量。在那些半文盲社会，通信十分落后，眼前所见便是事实。叛乱者对自己的帝国主义对手庞大的势力范围和资源的了解非常有限，叛乱者经常对对手的火力和采取暴行的手段毫无概念。有时候他们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英国人会离开。事实上，英国人迟早会回来，而且往往会更快，并集结了足以镇压叛乱的力量。英国人仅仅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来消灭牙买加奴隶起义，花了6个月的时间来遏制（虽然不是终止）印度爆发的民族大起义、超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来约束布尔人在1899年寻求的独立，最终导致了一场无法获胜的消耗战。所有的这些并不能说明每一场叛乱的影响都是很有限的。至少有一次，英国人遭遇了彻底的失败。[2]1778年，在北美独立战争开始后，为了对抗他国干涉，英国和三个欧洲国家展开了一场海战。结果到了1783年，伦敦放弃了叛乱的北美13个殖民地——但并未放弃北美大陆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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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如何展开叛乱的呢？在叛乱者和政府军或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常常是一系列叛乱行动的高潮，而不是第一步。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形式的叛乱都要求与整装待发的力量进行近距离对抗。离开和移民是对殖民权威无言的拒绝。在一个有利的环境下，这样的“看不见的叛乱”有可能获得程度惊人的自治。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逃亡的奴隶在牙买加山峦起伏的内陆与种植园主的民兵战斗直到精疲力竭后，他们获得了一个条约和可观的自由。18世纪30年代后期，荷兰裔南非白人从开普殖民地艰难跋涉着离开，他们首先到了纳塔尔，当纳塔尔被占领后，他们又分散到南非内陆广袤的草地高原。英国人要求他们投降，谴责布尔领导者是叛乱者，并于1848年在朋普拉次与之进行了血腥的对抗。不过之后英国人放弃了，承认了布尔人的独立，但后来又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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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无法逃离的地方，需要用直接的行动来中断英国人掌控的权威，并且要落实到具体的条款。一个叛乱先行者的当务之急是将个人反抗转变为政治行动，以调动更广泛的支持。这对于在赢得（或至少参与）战争或论战是至关重要的。塑造一种广为流传的印象十分重要，那就是政府的权威和赢得权威的条件已经消逝。不过这是远远不够的。警惕的政府会采取收效迅速的那些对抗手段——监禁反叛者、夺取据点、部署军事力量有可能摧毁这种假象并且在起义获得上升势头之前将其平息。起义者不得不迅速行动来逃避这样的命运。他们需要从国家的统治之下逃脱并寻求保护。他们制造的大范围的混乱会分散国家的注意力，分散其军事力量；毁坏国家的通信网络（电报和铁路），会减缓其反应速度并且延缓信息的返回。但是叛乱者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他们必须说服自己的支持者形成大规模的团队，最好武装起来，建成一个平行政府或临时政府。最迫切的事是他们获得可以帮助他们粉碎政府对地方合作者的掌控、威胁（或破坏）其间谍和线人网络并削弱其残存的威望的力量。除非他们能够做到这些，否则机会渺茫。他们所希望的最佳情况就是政府军事力量的灾难性瓦解。正是这样一种瓦解——武装暴动的结果，推动了英国在他们强势的时代所要面临的最大规模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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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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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在自身面对的所有叛乱当中最害怕的就是移民者的叛乱。这部分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英国自身的政治和军事策略常常会吸引来自海外和英国本土的最为仔细且挑剔的审视。最为重要地，大多数移民社会的特点是，他们与英国有频繁的联系，并且在英国有很多盟友和支持者。那些反叛的殖民者可以轻易地发布信息来满足政府的批评者。所以对于政府和执政党而言，要使英国人的观点达成一致注定要难得多——尽管没能达成这个目的反而使叛乱者士气大振。非移民叛乱者与移民叛乱者有着明显且尖锐的对比，几乎没有政治盟友与他们同行，他们也没有将自身的情况登上媒体的途径。以最坏的角度描述非移民叛乱者的行动和目的，或者强调他们的“野蛮行径”以及否认任何不满的存在往往要容易得多。这样就多了一个好处，不论英国采取何种残暴的方式来镇压这样的起义，都不会明显地引起本土的注意，甚至不会引起批评性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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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好处还可以更加深入。英国在移民社会的帝国权威天生就比较脆弱，几乎从移民社会一开始就如此，除非（比如在西印度群岛的白人）他们有特别的理由保持忠诚。这种权威既不是建立在合作上，也不是建立在对某些问题的明确批准上，它常常是以某种代议机构体现的。在印度，英国没有对移民社会征税的“权利”，尽管英国已经从印度过去的统治者那里继承了这样的权利。而且很早以前就有一条规定：殖民地的法律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被否决。总督作为帝国中央的代理人只能控制很少的当地资源，并且眼看着自己的资助被嫉妒的议会削减。如果总督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会面临暴风骤雨般的批判，指责他侵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并且还会有咄咄逼人的意见说他抱有专制的野心。更糟糕的是，他的臣民拥有不可忽视的动员能力来迅速展开政治行动。报纸和其他纸质媒体比如宣传册或传单更能传递观点。殖民生活的日常机构——陪审团、乡镇会议、甚至是赛马会，可以使地方上的意见组织并团结起来，展示其强大。尤其与大多数非移民人民不同的是，移民社会总是有武装的，而且地方民兵常常有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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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伦敦的帝国政府而言，这些都是采取埃德蒙·伯克有名的“有益的忽视”政策的极佳理由。但这个精明的建议并不总是可行的，更别说是明智的。第一，几乎很少有问题能比土地问题在移民社会更能引发高涨的情绪，这主要是因为土地的投机购买和转卖常常是移民精英财富的主要来源。移民精英必然憎恨任何控制他们土地扩张的行为。不过对于帝国官员而言，移民的逻辑是自私且愚笨的。如果置之不理，和原住民接壤地区的战斗就成了家常便饭，因为原住民不愿失去土地。恢复和平需要帝国军队介入——还有帝国开支。第二，在那些原住民民族享受帝国保护的地方（这也许是以条约的形式规定的），移民违犯条约触怒了英国的宗教或人道观点，帝国介入也许就很难避免了。第三，移民社会追求经济私利的方式可能是母国所不能接受的。在平常的时代这也许只是一件恼人的事情，但是在一个商业和财政动荡的时期，这可以成为争执的主要原因。如果移民中的政客们不得不取悦苛刻的本地选民，他们的帝国同行同样也得考虑宗主国的利益，并且保留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私心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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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年8月26日晚上，一大群暴徒袭击了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的家，他当时是英属北美马萨诸塞湾省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和副总督。哈钦森和他的家人逃走后，暴徒们花了一整晚有条不紊地劫掠和破坏他的房子，拆毁房子的装饰甚至推倒墙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暴徒行为，逐步地威胁着那些与省政府和英国任命的总督站在一条阵线的殖民精英里的成员。似乎没有控制这些暴力突发事件的方法，事件的受害者从中发现了他们的政治敌人所操控的力量。受害者们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殖民地已经变得几乎难以控制。“权力在百姓手里”，哈钦森几个月之后写道，“那些不符合他们意愿的法律不会生效。”不到10年，随着在康科德和列克星敦发生散乱的交火事件，在马萨诸塞湾省爆发了公开叛乱，并且迅速蔓延到殖民地的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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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此加快的速度陷入暴力和战争并不仅仅是不寻常的：甚至对于很多美国人而言这看起来更像是无理取闹，且充满矛盾。因为（白种）美国人已经享有了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大限度的政治自由。选举权比在英国都更广泛，税收更轻。当选议会可以比英国的下议院更大限度地控制行政权力。这里没有上议院（成员可以被国王任命），没有赞助资金来帮助英国的大臣们结党营私，如果有了这些资金，他们只需要考虑自己选区的利益即可。土地相对而言更充裕，这使财富分配比在英国本土更加公平——也许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公平。此外宗教自由也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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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悖论当然是明显且真实的。美国殖民地享有的广泛自治鼓励了“国家党”思想的滋长，这种思想以怀疑的眼光审视行政权力，认为行政权力本质上是腐败且专制的。行政权力增长和滥用的威胁要求积极的监视和强有力的抵制传统。只要伦敦坚持有益的忽视，这种思想多少能与对英国议会的至上地位产生理论上的共鸣，并且与对英国关系及与生俱来的自豪感共存。对法国的恐惧和憎恨依旧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这片大陆，这也是英裔美国人开展西进运动的主要障碍，它使得忠诚不仅是慎重的，而且是自然的。没有了英国的保护，扩张的希望是渺茫的。但是在1763年以后——法国的势力被击垮，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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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始于金钱。为了对付激增的债务和平息本土纳税人的愤怒，英国政府决定从战争受益者（正如他们所看到的）那里收回一些战争的巨大开销，受益者是北美殖民者。结果是英国议会于1765年通过了《印花税法案》，这是一次尝试对北美殖民地使用印花征收不太昂贵的税收的尝试，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承认了英国权威。结果导致了一场骚乱。“在加拿大和彭萨科拉之间没有一个家庭不知道印花税法案。”哈钦森抱怨道，他本人对这个不考虑后果的愚蠢法案强烈不满。该法案成了公敌——它是英国企图颠覆议会和拆散殖民者自治政府的证明。设法通过殖民地总督的权威以及他们的盟友来实施法案，这让许多美国人发现了由后来被称为“效忠派”或“托利党”带来的潜在危险。帝国的决心并未局限于这个法案。1763年公告（为了阻止类似于庞蒂亚克战争的起义发生）鲁莽地禁止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进行殖民扩张，这激怒了那些以殖民扩张为主要目标和战争果实的人。帝国贸易规则更加严格地实施是为了制止殖民商人对关税的逃避，这进一步激起了人民反抗情绪，也成为“暴政”的另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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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为何有如此多的美国人会相信他们自己是腐败的，贵族精英打算强行实施专制权威，以及在殖民地打压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的受害者。如果他们怀疑这种威胁，到18世纪60年代后期，同样有很多的英国激进分子会想要告诉他们，他们是英国和美国斗争的一部分，并且他们是为了维护英国人的自由。然而，这是从抵抗和抗议（甚至是暴徒恐怖行为）到公开叛乱的危险的一大步。尽管在13块殖民地上都有对英国的反对派，但这一步最先是在马萨诸塞湾省迈出的，这里也是1765~1775年英国和美国人发生冲突的战场。在马萨诸塞湾省爆发的抵制和英国关系的叛乱最为激烈，英国的权威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终结得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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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是有很多原因的。马萨诸塞湾常常最可能成为一个麻烦的省份，其自治的模式、普遍集会的传统以及广泛的选举权（约有多达80%的成年男性选民）意味着政治权力相当分散。几乎所有男性都具备读写能力，这就为各种类型的印刷品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市场。强烈的地方主义传统导致了对中央权威深深的怀疑。新教教派中的公理会反对圣公会的等级制度，支持自主“集会”，对任命制官僚的厌恶又加深了一层。到18世纪中期，新土地的日益短缺，以及不愿意移民的态度导致了新的社会冲突。随着土地价格攀升和大地主阶级的出现，反对剥夺自耕农平等权以及不公平的财阀统治的声音开始显现，宗教的“大觉醒”使得反对炫耀和享乐的情绪高涨。像哈钦森这样在政府任职的高官深陷“上层圈子”丑闻，因为他和他的家庭参与了以牺牲农民、手工艺人和没有土地的穷人的利益来聚集财富和权力的不道德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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