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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民族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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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大起义最开始只是一场叛乱，后来演变成了一场政治地震。英国用了6个月的时间来遏制它，并花了超过两年的时间来镇压它。为了镇压起义，英国出动了超过90 000人的部队，他们大多数是从欧洲紧急赶来的。这次印度民大起义几乎完全是一场发生在北印度的事件，却波及比哈尔以及本德尔肯德，在这里，印度中部高地逐步下降为平原。尽管收到了早期的警报，孟加拉依然保持平静，南部马德拉斯的“管辖区”也是如此。这场地震的真正震中位于斗争失败又获胜的地方——印度斯坦：在德里与勒克瑙之间广大的恒河平原，包括河间冲积地（恒河和朱木拿河之间的区域）、阿瓦德（被英国人叫作奥德）和罗希尔甘德（意为阿富汗人的土地，他们自从莫卧儿时代起就在那定居）。这里是印度农业的腹地[河间冲积地是“全球最肥沃的地区之一”，一位早期的总督韦尔斯利（Wellesley）勋爵说道]，也是以前莫卧儿时代的心脏地带、印度帝国历史上的中枢以及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文化的港湾。没有一位印度的统治者胆敢忽略它，或者允许它落入敌人的手里。英国人从1801年开始占领这片区域的一部分，在三个关键的地区——旁遮普、阿瓦德和占西，他们的权力是非常新奇的事物。并且他们不能忘记北边不远处就是它们与阿富汗的边界（旁遮普被占领后这条边界更近了），1839~1842年不幸被侵略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这成为一种长期焦虑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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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被看作是愤怒、憎恨以及恐惧的巨大结合体，这其中混杂着期盼英国人消失以及以前的印度会回来的希望。若没有最初的密拉特事件，就不会有由这次起义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和民族大起义。密拉特在德里北部，1857年5月10日星期天，那里发生了叛乱。叛乱本身对英国权威是可怕的威胁和艰巨的挑战，但若不是叛乱释放了英国统治引起的压抑已久的害怕、挫败和仇恨，那么它也不会如此重要了。因为英国对待那些阻挡他们坚持自己权利的人很粗鲁，甚至很残忍。作为一支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征服力量——大体上是印度人组成的孟加拉军队，他们开始着手将北印度重新塑造为帝国需要的模样。英国于1849年消灭了北印度残余的力量（旁遮普的锡克教徒建立的国家）之后，他们采用了“无嗣失权”（没有法定男性继承人）的原则，于1853年接管了重要的土邦占西。就在起义的前夕，英国人粗暴地占领了阿瓦德土邦，其首府在勒克瑙。勒克瑙是印度最大的内陆城市，也是印度伊斯兰教文明最大的两个中心之一（另一个是德里）。他们使最后的佩什瓦王朝继承人（马拉塔联盟的世袭领导者曾一度匹敌英国人，号称印度的强大权力）的强烈仇恨，因为英国没收了他大部分的退休金，这个人就是纳纳·萨希卜（Nana Saheb）。他在比图尔旧城拥有一座幽暗的宫殿，比图尔离坎普尔有14英里，他的代理人被怀疑持续策划阴谋诡计。英国人对在德里的莫卧儿皇帝展现了正式的（也许是不真实的）敬重，因为他是表面上的最高统治者（东印度公司是他的附庸），现在渐渐被当成无能的退休者来对待。对于一些乌里玛而言，伊斯兰教正处于狂热的faranghi（即法兰克新教教徒）的威胁之中。的确，现在一些英国官员和士兵展现出来的对福音派传教的热情使印度教教徒和伊斯兰教教徒们都十分忧虑，由此带来的威胁不时出现在叛乱者的声明当中。也许最重要的是，英国人试图利用收取土地税制度标准化的做法将那些有“税收权利”（代表国家有征税的权利，并将一部分交给英属印度税吏）的人排除在外，他们未履行支付的义务，这样就拓宽和加深了起义蓄积的能量。各种因素起到的作用并不均衡，但显然不是某种单一因素导致了起义。一些人被最大限度地征税却依旧保持忠诚，或者说对起义的态度并不积极。一些人至少受到了农业商业化和叛乱中的糖、鸦片和靛蓝类染料的繁荣的影响。“干旱”地区的人们比那些得到灌溉的地区更加愤怒。所谓的“村落兄弟会”（一个有支配地位的种姓群体）本来控制着税收权利，现在又丢失了，因此他们被逼迫返回这里，仅仅是作为农民，他们不仅丢失了收入，还丢失了地位和荣誉。但是，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一样，很快会有其他因素引发乡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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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57年，孟加拉原住民步兵的74个团已经非常不满。过低的收入水平、失去的补助、掠夺物和战利品的缺失以及1856年“普遍征兵令”让所有士兵都有义务去海外服役（高级种姓印度人因为宗教原因不能跨海），这一切都导致了不满。英军占领阿瓦德惹怒了大量从阿瓦德出来的人，他们现在也失去了一些特权。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过去的军队主要是从高级种姓印度人、婆罗门和拉其普特人中间招募的。他们不喜欢军队被低层种姓的新加入者稀释，不喜欢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害怕任何宗教侮辱迹象。早在1857年1月，大范围骚乱的迹象就出现了。在3月底，一位名叫潘迪的婆罗门士兵，在位于加尔各答附近的兵营袭击了欧洲军官，而潘迪的同伴在一旁看热闹。潘迪被处以绞刑。同时，英国人开始遣散那些被怀疑不忠的原住民兵团。在加尔各答的白人变得越来越紧张。但当时暴风雨其实是从遥远的北部、德里附近的密拉特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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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名印度士兵拒绝实弹演习，因为害怕涂了猪油蜡的子弹玷污了宗教信仰，麻烦真正开始了。他们被判处10年苦役，在战友面前和一大队英国军团的枪口下，他们被戴上了镣铐。第二天，也许是害怕英国人会过来拿走他们的武器或者取消军团，印度士兵率先发起了攻击。在英国人从他们的据点追上这群印度兵之前，他们已经杀死了41名白人——包括军官、治安官、妇女和儿童，并且前往德里。这已经让英国人震惊。就在几天之内，他们的行动在整个北印度被效仿。从远方的白沙瓦（开伯尔山口旁），到南边的印多尔，再到东边的迪纳杰布尔，关于谋杀和叛乱的报道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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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关键的事实就是起义的庞大规模。印度士兵在超过40个军事据点发动叛乱。也许一共有大约70 000人参加起义，另外还有30 000人擅离职守。导致起义扩大的原因有很多。尽管证据不足，但这很可能是一场阴谋。最大的不满情绪存在于印度士官、连长和印度陆军尉官当中，他们对下属的控制往往比其他同级军官对下属的控制更多，其下属一般是从邻里和亲戚中征召而来的。舆论抱怨称白人军官十分懈怠且缺乏真正的权威。但似乎恐惧情绪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叛乱一旦发生就没有后路可退。印度士兵只要卷入其中，不论身处多么偏僻的地方，都不会被原谅。因为一些怀疑，他的团会被取消，他的生计也随即被毁。如果英军就在附近，那么他的命运可以总结如下：若他在交火中存活了下来，等待他的就是绞刑或者炮刑——英国人恢复了以前莫卧儿时代的惩处办法。1857年6月，加尔各答的报纸《英国人》报道，“刺激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印度士兵无缘由的害怕。他们知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致力于起义，同时也害怕政府复仇。有一个冷酷的逻辑：印度士兵逃脱报复的最佳机会就是杀死每一个可能做出对他们不利证明的白人。即使是囚禁对他们也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提醒，提醒着他们英国人可能会回来。他们的直觉相信，除非他们能彻底抹除英语，并且不留任何痕迹，否则英国人必然会回来实施他们的报复和暴行。叛乱者有一句俗语，“英国人从来也不会忘记或原谅”。“每一座楼房……把我们联系起来的”都遭到了“烧毁和破坏”。1857年7月萨哈兰普尔的治安官说道。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士兵的叛乱变成了真正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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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的结果是摧毁了英国人所依靠的高压政治的基础结构：拉拢当地势力到英属印度的政治系统里来，这是必不可少的应对策略。随之而来的后果有两个。第一，心怀不满的权贵和他们富有组织性的拥护者也许会摆脱控制。充满魅力的占西邦主妃因为4年前丈夫的死亡被英国人剥夺了马拉塔公主的头衔，随着占西守备部队叛乱，她又重新回到了王位上。也许她想和萨希布（萨希布是佩什瓦的“继承者”）联合来重建旧秩序。“这些英国人是人类宗教的曲解者。”她在公告中宣称。当在坎普尔的英国人向萨希布求助来抵御叛乱的守备部队时，萨希布的机会来了。最开始，他保持中立，不过当印度士兵出发前往德里时，萨希布和他的助理坦提亚·托皮奉劝这些印度士兵返回，并且控制了这些人。阿瓦德的封建大地主（或taluqdars），随着英国人骑上马鞍开始担心自身的命运，因此，他们召集了他们的仆人控制了勒克瑙。阿瓦德的国王被重新扶回了王位。同时在德里，密拉特的印度士兵行进到了这里，最后一位莫卧儿皇帝夺回了他以前的王位，重新成为合法权威的来源——但他并未掌握实权。在整个北印度，古老的政体正在回归。当萨希布于1857年8月访问勒克瑙（离坎普尔不远）时，他提醒接待者按照他的地位需要鸣放21响礼炮。但最后只放了11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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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后果让英国人更加担忧。他们也许没把王公放在眼里，但是农民大起义全然是另一回事了。这次农民起义最有可能的诱因就是一些新闻或者谣言，这些谣言声称英国人即将离开而且他们的英属印度已经毁灭。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地区地主或大人物的角色导致的，他们必须决定与谁站在一边。无论叛乱的士兵出现在何处，本地的权力平衡都会被改变。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英国官员就迅速撤退到最近的要塞。农民行进到城镇中，或者到了地区的中心时，有时候会去洗劫（英语单词“loot”[3]是从乌尔都语借来的），但更常见的做法是烧毁政府机关，包括它的税收记录和声明。就像100年后英国的历史学家一样，英国人被乡村叛乱的模式给难住了。从一夜间的沦陷到暴力混乱，对他们自身和家庭突然的威胁以及对谁是否忠心的不确定（经常性灾难的诱因）带来了绝望的情绪。更糟糕的是，火器是随处可得的：农业社会并未解除武装。“武装的百姓人数……至少有300万，”《印度之友》愤怒地宣称“他们是印度武装的败类”。也许不那么让人困惑的是从加尔各答到白沙瓦的经济大动脉（英属印度的军事中坚，穿过了大多数叛乱的地区）依旧在运作，附近的人们已经准备好离开。也许这条经济大动脉意味着英国权力曾经到达的地方，也是英国的报复最有可能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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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遏制叛乱。他们在印度斯坦的心脏地带鲜有成功。不过在旁遮普，有电报可以提前报信，再加上英国人的无情和不耐烦，使他们恰恰有时间来行动。他们的优势之一就是白人军队的大部分都在这个省内，所以容易被征服，并且会威胁到阿富汗的疆域。即使如此，解除印度军团的武装并解散他们仍然势必造成血淋淋的杀戮。在白沙瓦，大约有40名叛乱者被枪决，他们变黑了的头部落在旁观者的人群里。这种残忍的示众产生了巨大的效应。英国人能够通过旁遮普的部落首领建立一支很大的“非正规”军事力量。正是这支军队（同在密拉特和其他地方剩余的派遣兵一起）包围了德里。德里看起来是印度起义的首府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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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逐渐演变成了野蛮的肉搏战。有些时候，英国人自以为位于高处，实则被困住了。随着臭名昭著的指挥官约翰·尼科尔森（John Nicholson）和他来自旁遮普的军队采取行动，转折点出现了。他是一位在都柏林出生的强壮而有魅力的（有些人说他精神错乱）福音派教会的信徒。当英国人在9月初准备好了重炮之时，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杀出一条血路冲进要塞城市。不过一旦他们通过了城门，就进入了狭窄的旁道，还会面临军队最害怕的城市里的好斗分子。“这是我人生中头一次，”年轻的威廉·霍德森（William Hodson）写道，“我有幸看到英国士兵始终拒绝服从他们的军官。”也许，足够幸运的是印度士兵的抵抗消失了。他们撤出了城市。莫卧儿帝国最后一位皇帝被擒获。护送者帮助他的儿子逃跑了，不过后来被英国追捕者追上并且枪杀，这似乎是英国人来破坏王朝延续的蓄意行动，国王的大部分侍从都被迅速处以绞刑。城市陷入了杀戮和洗劫。单单来看城市的1/4部分，就有大约1 400人因为英国军队的报复而被杀害。那些发动攻击的人中有1/3在那一晚丢掉了性命：其中包括差不多600名英国军官和其他人（包括约翰·尼科尔森），还有将近500名效忠派印度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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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英国人现在希望起义能平息，那么他们将会十分失望。当他们为占领德里而战斗时，起义的范围更广了，程度也加深了。他们在贝拿勒斯（瓦拉纳西）解除印度士兵武装的企图被证明是极其错误的。英国人制服了他们的抵抗，并且对叛乱者处以绞刑。消息传开后，在安拉阿巴德发生了暴力事件，阿拉哈巴德是亚穆纳河和恒河交汇的重要沿河城市，一些白人在那里被杀。英国人于6月17日到达，他们的报复是残暴的。在接下来的肃清中，几百人被处以绞刑，上千人丧生：大约有6 000人。在坎普尔的上游地区，英国的守备部队向萨希布和他的士兵投降了。在混乱中，英军坐船到下游的航程在中途被射击打断了。接下来发生了大屠杀，以及一起更加臭名远扬的事件：200名英国妇女和儿童被杀，他们的尸体被扔到了城中的一口井里。这是对英国人现有的报复情绪进一步的毁灭性的刺激。同时，萨希布（参与了杀戮）自己在7月初自立为佩什瓦藩王，复辟“马拉塔联盟”的意图非常明显。发生在向西100英里的瓜廖尔的叛乱将一支新的叛乱力量带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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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尽管在平原的一端重新占领了德里，在另外一端重新占领了安拉阿巴德，他们仍然要面对在北方的罗希尔甘德以及在南方的本德尔肯德的场面壮观的叛乱。他们不具备再次对当地强加控制的军事实力：来自英国的增援仍然在从开普附近的漫长路途上。但是直到这些力量准备就绪，他们才会放弃上印度。这样做也许会坚定叛乱者的决心，也就是允许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因为政治原因，重新占领坎普尔和勒克瑙（即叛乱地带的主要城市中心）变得紧急并且关键。他们也不能让英国反抗力量的资金陷入未知的命运。例如在阿格拉，英国人一直在等候武装出击队抵抗叛乱者控制的村落，但他们极少与在别处的同胞联系。因此在1857年7月，亨利·哈夫洛克（Henry Havelock）将军手下的一支小军队一路奋斗到坎普尔。不过这位将军对这座城市的控制是脆弱的，而且他最初对勒克瑙的进攻也被印度士兵粉碎了。直到11月份他们才将在管辖区[在那里，书籍被用作沙袋——《拉德纳的百科全书》中的120页可以用来阻止一颗火枪子弹]的英国人释放。又过了4个月，他们才获得这座城市的控制权。同时，他们的仓促返回也导致起义范围变得前所未有的广泛。重新占领坎普尔6个月之后，加尔各答的总督向伦敦汇报道：“整个河间冲积地（附近的地区）中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被敌人控制……已经很多天没有阿格拉的任何消息。”即使他们能够击败印度士兵编队或占领一座城市，他们也缺乏使胜利变得具有决定性或者围捕叛乱者的资源。相反，印度士兵消失在了乡村里，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村庄，或者成了当地权贵征税队伍中的“军事帮扶”。他们还会做什么其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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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仅仅是英国人才进退两难。在他们统治消失（有时候是半个月或一年，在那些偏远之处则时间更长）且有一群印度士兵来到这个地区的时候，政策就被改变了。当叛乱者领袖出现的时候，一位英国官员说道：“他们的活动一点儿也不匆忙，而是以最井井有条的方式进行的。他们通过信件召集了每个村落的柴明达尔（地主），从而榨取他们的顺从和贡物。”一旦这些人拒绝，武装力量就会被派遣至当地。地方精英也许期望建造一个以他们为基础的政权，或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受到恐吓。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有可能被冠以“不忠”的名号。这并不仅是一个标签，而是一件事关生死的事情。当英国人回到一个地区，他们同样想要得到柴明达尔的拥护。但是没有哪个柴明达尔可以肯定如果他们就范的话他们对英国的忠心是否只在表面上被承认。如果英国人相信，或他们的间谍汇报，或者说如果他的敌人声称他不忠诚，那么柴明达尔就会在能够做出抵抗前被处以绞刑。当叛乱者攻陷这座城市的时候，在坎普尔的印度副区长依旧停留在其原位上。英国人回来之后，他被迅速地处以绞刑。英国采取了戒严的办法，带着仇恨的情绪，绞刑是最后判决采取的默认形式。许多人在他们的地区害怕和讨厌“印度士兵的统治”，更害怕东印度公司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可怕命运，这是很难让人感到惊奇的。但是无视他们的传唤（在英国人的眼里）是明确承认其有罪。如果能够，他们定会实施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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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德里、坎普尔和勒克瑙沦陷，就终结了一个叛乱者政权的前景（最多是微弱的），这种悲剧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贯穿了起义的整个过程。这并不等同于一支警队来包围或镇压特定区域的起义，而更像是一场战争。实际上，英国人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反对他们的。“正是由于起义的本质，还因为需要确认大部分起义的不可能性，以及把他们带来的罪恶还给他们，区长建议要把叛乱者到过的村庄进行系统禁烧和摧毁。”那些能够携带武器的人都被射杀或被剑杀，他们的住所也被烧掉了，一位Khaki Ressala的成员回忆道，Khaki Ressala是一支英国准正规军。囚犯被处决了。结果常常是将农村人口调动起来，以反对不加选择的杀戮和烧毁的威胁，以此在主要城镇被收复之后延长乡村抵抗的时间。的确，随着英国军队的行进，可以在路边见到成百上千的印度人被处以绞刑，这一幕甚至令许多旁观的英国人感到震惊和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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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即将过去之时，英国人在恢复叛乱者占有的城市方面取得了稳步的进展：1858年1月恢复了法鲁卡巴德，3月是勒克瑙，4月是占西（这座城市有5 000人被杀），5月是巴罗利，6月是瓜廖尔。占西邦王妃在瓜廖尔过世，不过萨希布以及坦提亚·托皮撤回了乡村。在那里，战争继续。印度士兵在勒克瑙被赶了出来，分散到了阿瓦德来寻求支持——为了保住他们的性命。当英国人追赶他们之时，他们正和taluqdars（他们的要塞被无法穿透的竹子包围）展开一场激烈的最后一搏。到1858年10月止，一位英国官员抱怨道，仅仅是阿瓦德的1/4投降了，英国警察的公告仍然在传播。在埃塔沃南部平原的边缘，以及本德尔肯德高地，战争一直持续到年末之后。“数百名叛乱者依旧有武装……”1859年7月，一位赫米尔布尔的治安官说道。萨希布消失在了尼泊尔的特莱，这是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片丛林沼泽地，他被认为死在了那里。坦提亚·托皮就没有那么幸运：他被英国人抓住了，并处以绞刑。1859年7月，总督宣布了“和平的状态”。起义慢慢平息了。到起义彻底结束的那一天，大约有2 000名英国人在军事行动中丧生，将近9 000人因疾病而死。死亡的印度人的数量——印度士兵和治安官，从来都无从知晓，不过一定超过了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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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让英国人能够征服起义？从军事上的角度来看，一旦他们在第一阶段的风暴中存活，并且重新集结了旁遮普人和廓尔喀人，他们就会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他们拥有恩菲尔德式步枪和大炮，在火力上远远超过印度士兵，尽管印度士兵非常勇猛地搏斗，且被证明擅长防御，但仍不是英军的对手。虽然困难重重，但英军一直展现出凶猛的好斗性，直到获胜。他们的军官团认为牺牲是一种荣誉，因为这需要展现极大的血气之勇（一种还未探索的社会现象），这也许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进攻德里的过程中有差不多一半的英国军官死亡。相反，叛军力量遭遇了无组织的领导。从政治角度来看，一大批英军的最终回归重建了基于对英国人强势的恐惧之上的平衡，改变了使他们的统治处于危险当中的高压和合作之间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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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民族大起义因而不能被看作印度的独立战争：因为它缺乏组织性，思想性和集体团结。起义没有外国力量的支持，而且起义的范围仅仅限于北印度。起义的爆发依靠孟加拉原住民军队的特别性质，那就是他们是作为衰退的且不满的农民中的精英参战。即使在北印度，起义也是不稳定的。许多印度人因为觉得起义危险且无用所以拒绝参加，而更多的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保持忠诚才是安全的。英国人采取了在其他地区多次使用的模式，但这一次试图预先制止起义的行动却引发了另一场起义。他们的报复行动加剧了当地印度兵强硬的抵抗并且使这种抵抗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因为这些原因，叛乱者和效忠者的动机变得十分难以确定。一些叛乱者被处以绞刑，尽管他们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他们是形势、仇恨以及英国人迟钝的受害者。印度人对英国人的支持至关重要，英国人常常因为印度人的勇气和宽容才得以存活下来。明智的英国官员费尽力气驱散关于印度士兵暴行的丑陋谣言，阿格拉的情报局长曾撰文称，白人妇女被强奸的传闻绝对是假的。事实上，他们很快变得焦虑起来，因为一旦暴力平息下来，报复行动只会让他们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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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如此大型的起义是具有标志性的。1858年11月，英国女王发布公告，基于宪法权威，英国官方正式从名声扫地的东印度公司接手印度，公告谈到了和解，并且承诺对不同的宗教和种族实施平等对待的政策。但是在很多方面，英国人实施了对印度的第二次征服，并且留下了确切的迹象。在德里的伊斯兰教教徒被驱逐出城；勒克瑙的部分地区被夷为平地并且建成了宽阔的林荫大道以及更好的消防通道；坎普尔那口致命的井成了纪念和祭奠的地点——这有意识地提醒着在印度的英国人，种族团结是极大的美德。从政治上来讲，起义让英国人与王公达成妥协，安抚乡村精英并且强调了他们统治的“东方性”和“传统性”。因此，很自觉地，英国女王成了“皇后”，而她的子民对她也表现出相应的尊重。对几乎所有印度人而言，这件事带来的教训是，用武力攻击英国人只会导致灾难。当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成立之时，其领导者常常强调他们的忠心以及对暴力的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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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后果也同样引人注目。英国人取消了以前的孟加拉军队，包括其欧洲军团（其中有一部分并入了本土的英军）。当英国人改造军队的时候，首先缩小了规模，他们招募的人几乎全部来自效忠派旁遮普人以及强壮的山区人民——所谓的“善战民族”。北印度平原叛乱的高等种姓的农民被小心翼翼地排除在外了。还有一个铁规则被定下来：不论英国的印度军队规模多大，与全部由英国人组成的守备部队相比，绝不能超过2∶1的比例——这是一个强大的保险政策，由此产生的花费都落在了印度纳税人的肩上。最终，还有一个巨大的“心理遗产”。一位英国官员回忆起了他年轻时候的一件事，那时候来自印度坎普尔的一位商人签署了商业请愿书。当请愿书呈现在英国专员面前的时候，他对主要签署方说道：“在叛乱的期间我撞见了你的父亲：他是应该被处以绞刑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暗示十分明显。签署方在混乱中撤出了，请愿书因此落空。这几乎成了一个陈词滥调，英国人最终是用刀剑来统治——或者是利用其进行威胁的，他们的防备永远也不会放松。也许这次“叛乱”精神的最后一次高潮出现在1919年4月的阿姆利则，在5名欧洲人在这座城市被杀之后，戴尔（Dyer）将军手下的（印度）士兵射杀了将近400名手无寸铁的示威者。戴尔因此名誉扫地。但是对很多在印度的英国人而言，他是一位在最恰当的时候阻止了一场新叛乱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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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者和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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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英国统治的叛乱使印度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这并未导致英国人进行大规模的征服和掠夺，因为英国人太少，而且他们需要印度人的合作来统治。其他人没那么幸运。由原住民发起的反对殖民国家和社群的抵抗和起义更加具有危险性。移民有着更加强大的动机彻底击垮对方以及对之实现完全的征服。他们不需要那么依靠本地的权力掮客，也不需要为他们寻求的——或者说他们相信的利益而做出妥协。而且一旦移民的桥头堡足够壮大，他们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进而跨过心理上的门槛。他们已经占领了的土地现在成了家园一般的存在（也许还不是祖国）。这里现在是——或者应该是白人的国家，这样一来原住民最多是成了可以剥削的资源，最糟的一种可能是需要被镇压的一般威胁。其的结果就是道德意识的转换，这是极其重要的。原住民理所当然的权利如今被帝国主义重新打上了多余社会的野蛮的遗留物。作为旁观者，谴责这样的转变是很容易的，而认为我们不会屈服于同样的道德诱惑则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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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斗争的迹象在19世纪大英帝国的殖民疆域随处可见：无论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是南非。在加拿大，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被原住民人口的稀少（部分原因是流入的疾病）以及对土地的有序购买降低了。但这种可能性远没有被完全消除——瑞尔的叛乱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澳大利亚（除了塔斯马尼亚，在那里，由移民民兵和军队发起的蓄意运动逼迫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在1830年后离开海岸，开始了致命的流亡），大部分移民对原住民的袭击是地方性的、非官方的并（在那些有组织的杀戮之处）被刻意保持了低调。因为原住民人没有土地权，疾病又导致了人口的减少，所以不能应付大规模的抵抗，真正的起义——扰乱移民权利或要求移民放弃土地扩张，几乎不会出现。而在新西兰和南非，情况远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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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1840年签署的怀唐伊条约，英国的权威被扩展到整个新西兰，北岛和南岛的毛利首领也同意了其中一些模棱两可的条款。因此在英国人眼里，毛利人受英国的支配，对英国政府效忠并且需要遵守英国的法律。实际上，理论上的坚硬边缘被妥协缓和了。毛利人可以处理内部的争端，只要这样做不会损害英国殖民者的利益或者与英国人制定的法律过分冲突就行。事实上，普遍认为有两个新西兰，一个是毛利人的，另一个是白种人的，这两个新西兰被总督的权威结合到了一起。一方面，总督在毛利人首领中是有权威的，另一方面在移民者的领袖中也有权威。英国人对毛利人表现出反抗的反应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在那些力量不足的地方，英国人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到1860年，这种“有限责任”的方法在两个不同的地区仍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首先，在移民社会内部，部落的土地所有人对于出售更多土地有着日渐增长的需求，这些人的权利在条约中被视为不可侵犯。条约规定，这些土地先被出售给殖民地当局，然后重新卖给移民。但是，毛利酋长的焦虑也在不断增长，土地的丧失迟早会引发社会和文化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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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是僵持以及之后争执的爆发。在北岛的部分地区，毛利人开始对那些愿意把土地出售给白人的人施加压力。所谓的“国王运动”标志着毛利人需要发出更大的政治声音使总督府听见自己的意见，以此来对抗移民议会和他们喧嚣媒体的咆哮。在伦敦的帝国政府对这类新的毛利人政治主张采取了平静的态度。而移民者（到目前为止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并没有这么做。在他们看来，一旦允许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来打击毛利人出售土地（他们宣称要通过恐吓来达成），势必会粉碎一个可行的移民社会的前景，并将殖民地推回到之前那种半部落经济的落后状态。他们认为激起阻止自由出售土地的阴谋是一种叛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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