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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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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当时看来英国政府的这种想法并不是痴人说梦。1947年是多事之秋，不仅有印度独立的威胁，又赶上了国内的经济危机，但是在1947年之后，的确有许多迹象表明英国的处境正在好转。一个重要变化是英国与美国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盟。虽然有贝文的勇敢言论，但是在确信美国从1948年开始将施以援手帮助西欧抵抗苏联的侵略之后，英国还是松了一大口气。当英国人计划不再当帝国主义者的时候，华盛顿政府不但没有顺水推舟，反而敦促他们（以及法国人）不能放弃，而要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只有法国人和英国人才能保护西方利益。英国人称霸阿拉伯中东地区时，美国人默许了。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称：“在这个时候向英国施压要求他们从苏伊士运河地区撤走将是个严重的错误。”更没有理由逼迫非洲殖民地进行政治改革。当帝国主义者声称他们的统治将会结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适时地给予地方自治权时，华盛顿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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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遏制政策的实施需要牢牢掌控帝国的版图，这给了帝国新的生机。英国人充当了共产主义的“拦路虎”，故而可以从美国那里获取外交支持和物资援助，也可以强调自己是美国的合作伙伴而不是从属者。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也对英国人有利。毛泽东取得的巨大胜利以及整个朝鲜（与尚不安稳的日本出奇地近）接受共产主义者领导的事实让美国不得不大幅扩大在全球的投入，美英之间的友谊因而价值大增。英国人很幸运，他们的帝国大部分领土不会遭受苏联的直接进攻。最不可思议的是，除了早期做出一些警告之外，斯大林居然没有挑战英国在中东的地位，要知道中东是英国人最薄弱的环节。英国主要的希望就是能够以保持这种对自己有利的走势以稳定自己的强国优势并牢牢抓住帝国版图（丘吉尔渴望召开“峰会”的目的就在此），以图赢取喘息的时间来实现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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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里，这样的期望也并非过分乐观。凭借国内令人难以忍受的财政紧缩措施以及对出口的极度专注，英国人出口贸易总值从1945年的4亿英镑提高到1951年的25亿英镑，即使是以数量计算（虑及通货膨胀）也比战前增长了75%。英国如此努力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偿还债务，另一方面是因为原本可以带来收益的海外投资在战时不得不被贱卖，英国人必须弥补这部分损失。与此同时，英镑大幅贬值，1949年国际收支危机进一步让英镑落入谷底：从1英镑可兑换超过4美元跌到只能兑换2.8美元。在上述因素的帮助下，再加上能赚取美元的殖民地产品大受欢迎，英国经济令人欣慰地迅速复苏——尽管我们将看到这次复苏持续的时间极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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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帝国大多数地区的政治格局中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个理由相信时间是站在英国这边的。不可否认，印度的剧变和从缅甸的迅速撤离使英国在亚洲绝大多数地区的统治落下了帷幕——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即加里曼丹岛）除外。在英属西非的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两地也发生了一些战后骚乱。但是英国人私下将“亚洲人”（当时被称为“亚细亚人”）和其他殖民民族区分开来，他们认为亚洲人拥有古老的、根深蒂固的高雅文化，强烈的、有组织性的宗教特性，广大的农业人口和无数伟大城市以及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精英，因此亚洲人更容易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也更为仇视外来人口。1945~1948年的帝国危机就是帝国的亚洲危机。1949年亚洲人表现出支持印度的意愿，英国人意识到，如果要让亚洲人与西方人保持良好关系，就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们。但是英国人觉得没有理由认为非洲会跟随亚洲的脚步，至少在近几十年里不会如此。非洲没有能与印度国大党、中国国民党、越南独立同盟会或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相提并论的民族主义或共产主义组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最有势力的非本土宗教是以传教团为中心的基督教。非洲的现代精英人数稀少，而且他们的政治要求相当恭谦有度。在这片大陆上，传统的领导人仍然掌有相当的权力，他们没什么兴趣发起自己控制不了的民族主义群众运动。英国统治在亚洲遭到了被统治民族的激烈反抗，相比之下似乎非洲社会要温顺得多，也好控制得多。由于他们不像亚洲人那样背负悠久传统的负担，所以非洲人做出的反应更加积极，在殖民政府的“指导”下发展得更为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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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法在今天看来很是离奇，甚至有些滑稽。产生这些误解的原因是非洲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欺骗性的断层。在1939年以前，大多数在英国统治下的非洲地区都实行极端的地方分权政策，大部分权力下放到部落属地，“地方当局”（即部落首领）在一名英国地方官员的监督下行使传统权威。非传统政治家没有什么召集拥护者的空间。在殖民地经济陷入萧条的时期，这些管理方式能行得通，政府的主要任务只是平衡紧张的预算。但是1945年之后（如前文所述），英国的首要任务变了。为了把如一潭死水的停滞区变为充满活力的资产，伦敦政府愿意发放信贷和借款，派遣技师和专家，对不经济的农业活动施加严格管控，并制定雄心勃勃的农业发展计划。现在非洲农民不得不（必要时要被强迫）学习如何保护他们的家畜和庄稼不受疾病侵袭、防止土壤被侵蚀。这意味着他们要勤劳地给家畜“洗药浴”、焚烧生病的可可树，还要辛苦地修筑能够阻止雨后水土流失的地形。历史学家们口中的“二次殖民占领”会让农村人口叫苦连天，因为他们难以相信这些繁重的新任务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殖民地主人的利益。尽管他们的产品销路极好，但是他们的收获却几近于零，因为伦敦政府才有定价权，而他们的美元收入也被囤积在伦敦。他们也不太可能欢迎伦敦所鼓励的前往肯尼亚和罗德西亚的新移民潮——这些移民势必霸占更多土地、要求更多劳动力。但是，除了黄金海岸之外，当时的非洲人民反应沉默。然而，这不过是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前夕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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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期已有迹象表明，即使大英帝国改头换面也前途有限。朝鲜战争（1950~1953年）是个转折点。一方面，对于陷入困境的美国来说，英国这个盟友更加宝贵了，但是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决策者决定将“遏制政策”推广到全球范围，他们越发倾向于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埃及）的民族主义者看作对抗共产主义的潜在盟友。美国人越来越不喜欢已被淘汰的帝国主义朋友，唯恐这会促使民族主义领导者们投入莫斯科阵营。对于英国人来说，朝鲜战争预示着全球性对抗正在不断扩大，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其他负面影响。欧洲内部压力上升，为了保卫联邦德国，英国人被迫派遣陆军长期驻守（这支驻扎在莱茵的军队与以前英国在印度的卫戍部队规模一样）。英国人构建英联邦与西欧联盟并领导联盟的希望就这么破裂了（或许这个希望本来就只是个空中楼阁）。随着东西方两大军事阵营对抗的升级，朝鲜使新独立的亚非国家相信自己可以不支持任何一方。于是就有了1955年万隆会议上宣告的“不结盟运动”。英国人原本希望他们的多种族合作的英联邦能发展为一个亲西方国家的后殖民国家联盟，不结盟运动显然杜绝了这种可能。这次运动不仅吸引了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例如黄金海岸的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也吸引了许多像纳赛尔这样的领导人。而且印度——或者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挑了大梁，这样一来，英国人也不用再指望德里会加入印度洋和东南亚的印英防御体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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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也使人意识到英国经济仍然脆弱不堪。战时进口商品的价格飙升，这是造成英国经济困境的一大原因。而且，在华盛顿政府的压力下，艾德礼政府启动了大型军备重整计划，转移了原本用在民用经济和出口贸易上的宝贵人力和资金，其后果很快就在另一场英镑价值危机中体现出来了。尽管后来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政府（1951~1955年）迅速撤销了军备重整计划的绝大部分，但恶果已然铸成。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快地削减英国的防御经费，因为英国在海外的大批卫戍部队从经济上来说严重阻碍了财富的积累。英国人苦苦挣扎主要是为了通过努力争取贸易顺差让英镑走强，像从前那样成为各国的贸易结算货币，英国也能用它作为硬通货储备。1939年以前（1914年前英镑地位更高），这一直是伦敦金融城财富的秘诀，也是英国超强实力的秘诀。但是朝鲜危机暴露出英镑的恢复期很可能会大大延长（这是最好的情况），而且安全边际实际上非常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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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背景。1956年，一枚水雷在一艘战舰船头爆炸，宣告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爆发。危机的起因是埃及领导人纳赛尔上校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民粹主义独裁政权，并将苏伊士运河及其收入收归国有。纳赛尔之所以进行这场（在当时看起来的）危险赌博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国家撤除了用于建造保障埃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阿斯旺水坝的资金，引起了埃及人民的愤怒。在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看来，能否逼迫纳赛尔掉转立场并收复苏伊士运河交付给其“合法”所有者英法运河公司是对他本人以及英国声誉的重大考验。华盛顿政府不支持艾登用武力威胁顽固的纳赛尔，转而采取了一条臭名昭著的策略——与以色列密谋进攻埃及。按计划，首先（英法暗地催促）以色列向埃及发起进攻，然后英法军队打着保护航道的幌子出兵运河区域。只要纳赛尔兵败，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到了尽头（甚至更糟）——尽管各方心思不同，但这是伦敦、巴黎和特拉维夫（基于不同原因）都乐于看到的结果。众所周知，这个精密的计划出了严重的纰漏。英法联军的军事行动没过几天就不得不中止，因为此前被刻意蒙在鼓里的华盛顿政府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及反对。英国只能颜面扫地地撤军，艾登的健康状况和政治地位都垮了。在世界上大部分人眼里，纳赛尔是当时的英雄：民族主义者版的“大卫”宰杀了帝国版的巨人“歌利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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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为什么会采取如此风险巨大的冒险行为？从那时开始，有关艾登的动机众说纷纭。就算是在当时，政府内外的评论家都公然指责这是一次不计后果、考虑不周的非法行动：它给英国的声誉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害。艾登遭受了华盛顿政府的公开谴责。英国人一直想拉拢的亚非领导人（尤其是尼赫鲁）全都对苏伊士运河危机反应激烈。绝大多数英联邦国家也表示不赞成。艾登的秘密谋划、对专家意见置若罔闻、多变的情绪和冲动的语言让身边的人心力交瘁。“安东尼，你疯了吗？”据说艾森豪威尔曾在电话里这么问他，可想而知这绝对不是一通愉快的电话。但是艾登在看似疯狂的外表下其实有他自己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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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既不是好战分子也不是穷途末路的老派帝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是一个热情的国际主义者，积极拥护“集体安全”和国联。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他不支持美国向中国发动战争，而且支持越南的南北分治。同年，他不顾丘吉尔的反对，决定强制执行《苏伊士运河协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导致了1956年中期所有英国军队撤离运河区域。他的目的是为了终结军事价值有限的这部分兵力投入，并缓和英国与开罗的关系。但是艾登完全没有打算放弃英国在中东地区的霸主地位，他有着充分的理由：他和当年的贝文一样，认为中东地区是英国掌握的最有地缘政治价值的资产。这里不仅是苏联扩张的阻碍，还盛产石油，而且英国在此地的最高统治权让伦敦得以要求共同领导西方联盟，抵制在它看来华盛顿政府考虑不周的政策（例如在越南事件上）以及保留英国在世界安稳下来后再次成为独立的世界强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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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赛尔的孤注一掷暴露了上述观点的支撑有多么脆弱。艾登对纳赛尔的判断严重有误，纳赛尔远比英国人料想的大胆和雄心勃勃。而且因为怀疑英国人会给他的敌人伊拉克和约旦提供援助，他的处境也显得穷途末路。或许连他也没想到的是英国人既没让他受到国际制裁，也没能夺回运河。等到这一点尘埃落定的时候，轮到艾登走上穷途末路。艾登很清楚英国在当地随意任免政府的权力岌岌可危，纳赛尔的成功“造反”会点燃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如果英国在当地的盟友（尤其是伊朗和约旦的哈桑王族）倒台，那么英国统治权也会跟着终结，英国的世界地位会受到严重影响。艾登拉来的赖以重塑英国在欧洲影响力的资金将很快枯竭。然而他没有忘记英国要重新获得世界领导地位还必须维持它遵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国际法律的形象。这是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因而艾登希望通过勾结以色列绕过这个难题。或许他期望赶紧造成既成事实以平息艾森豪威尔的怒火，毕竟艾森豪威尔也不喜欢纳赛尔。这是个灾难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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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伊士所受的屈辱没有促使英国人放弃他们的帝国。他们早已决定让一些殖民地独立：按计划，黄金海岸和马来亚会在1957年独立。苏伊士给英国人的教训（有些没有立刻显现）更为微妙，这些教训表明英国已经丧失了不在华盛顿首肯下独立行动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至少是因为英国期待已久的经济复苏迟迟没有实现。1956年11月，正是英镑疲软让伦敦惊慌失措。英国入侵埃及的消息传来，英镑价值暴跌，白宫声明如果英国不撤军，美国将不会提供任何援助。这个威胁起到了作用。苏伊士运河危机揭示了英国缺乏资源——包括金融实力、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杠杆来维持帝国的影响力，更不要说是在战后中东这个危机四伏的地区了。这次危机还给了人们另外两点认识（或许事后看起来更明显）：第一，它象征着“强国”三分天下时代的结束（如果曾经有过这个时代的话）。同期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苏联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实际上就是上演了一次成功的“苏伊士运河”行动，这表明华盛顿政府默认了匈牙利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抑制苏联在中东和（不久后）非洲新兴独立国家的势力。在这个全新的竞争阶段，西方世界不会再有机会重现类似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殖民地险情，华盛顿政府与新国家领导人交好的计划也不会再被打乱。第二，一个残酷而清楚的事实是英国已经与意识形态大环境格格不入了。英国人大肆鼓吹自己是自由和进步的拥护者，现在证明这只是个谎言。他们完全得不到进步论者和民主主义者的同情，他们暴露了自己是帝国主义者的心态，并正在企图颠覆《联合国宪章》努力维持的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新世界秩序。此时大多数亚洲和非洲国家正在飞速发展，他们渐渐填满了联合国大会的席位，尽管当时他们还没有掌握英国密谋勾结的证据，但英国在他们眼中已经是“头号公敌”，自此以后要以最大的不信任对待英国人。英国的地位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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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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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英国领导人仍然在觊觎世界第三强国的地位，就算在物质力量上无法与其他两个超级大国抗衡，至少在精神上应该和它们平起平坐。艾登之后的首相是哈罗德·麦克米伦。不像他的主要竞争者R·A·巴特勒，麦克米伦是丘吉尔的门徒。他起先强烈支持苏伊士运河行动。“一定要羞辱纳赛尔……我们必须尽快行动，否则我们的中东朋友……就会垮台。我们必须尽快行动，否则我们自己就会毁灭。”在危机逼近时他与艾登的态度如出一辙。当英镑暴跌的时候他也是第一个要求撤军的，作为财政大臣，他严肃地警告国民可怕的灾难即将来临。评论家讥讽他“第一个掺和，第一个脱身”。麦克米伦上台后不再纠结于苏伊士问题，而是着手重建英国与美国（艾森豪威尔是他在战争时期的老朋友）以及英联邦国家的紧密关系，用优雅的风度消除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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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前的艾登、丘吉尔和贝文一样，麦克米伦坚信英国必须成为三大强国之一。这个信念建立在三个假设上。第一，英国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它的全球关系：与市场、供应商以及需要利用英国金融和运输服务的贸易商的关系。英属企业在共产主义阵营之外无处不在——只有强国地位才能保护这些庞大的帝国资产。要保留和加强英国这个富有活力的经济领域，就必须时常扩大影响力——尤其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反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时代。第二，麦克米伦与英国主流观点一致，认为美国领导人缺乏经验，也太过鲁莽，不能独自管理西方利益，在全球局势紧张的现阶段，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不能落在美国人手里，也绝不能落入莫斯科的斯大林接班人手里。这种对美国领导人满怀优越感的态度与华盛顿在日本和西德取得的胜利形成巨大反差。该观点的真正来源或许是一个衰落帝国对后起之秀的本能憎恶。第三，1957年仍是殖民性质的大英帝国要逐渐转型为自治的英联邦，这需要英国积极地进行运作，麦克米伦预计（他的工党政敌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如果英国能够用商誉和影响力获得预期的好处，就可以无限延长这个转型过程。出于上述三个原因，坚持自己的主张以及（至少在公众场合）展现对自身能力的自信对英国无比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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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麦克米伦完全不承认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失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相反，他认为世界政局的新阶段为巩固英国作为西方第二大强国的地位提供了良机。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联的势力在由前殖民地国家组成的新兴“第三世界”越发如鱼得水。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升空象征着苏联的强大科技实力，赫鲁晓夫的农业体制改革（其高昂的环境代价在当时还没有显现）放射出胜利的光辉，“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通往工业化的捷径备受推崇——这一切使得苏联领导人拥有了强大的（或许有点粗野的）领袖魅力。对第三世界的争夺战或许会打破世界力量的平衡。在麦克米伦看来，英国显然必须在世界各地带头抵制苏联势力，并给支持西方的国家打气——华盛顿政府将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麦克米伦打算通过促使东西方召开有助于缓解冷战紧张气氛的“峰会”（以前丘吉尔也喜欢用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当然前提是英国（以及他本人）必须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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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他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麦克米伦希望国内的经济改善（他当时的竞选标语是：“你从未有过这么好的政府。”）以及国外的外交胜利能给他的保守党政府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从大英帝国到英联邦的转型可以被认为是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政治才能的体现，它展现了领导人的超凡眼界，而不是被逼无奈的举措。新国家独立自主，但是用的是英式宪法，对作为英联邦元首的英国君主保持忠诚，这可以被巧妙地表述为英国成功地完成了它的帝国使命。怀疑论者和顽固派的反对声音可以通过激起公众的爱国情绪而被掩盖：他们小心翼翼地突出联邦的构想，仅把君主制附带在旁。计划似乎奏效了。1959年10月，麦克米伦在英国大选中高调胜出：他被称为“超级麦克”。但是胜利后不久风向就变了。麦克米伦的计划开始行不通，或许因为它们本来就建立在对英国实力的错觉而不是现实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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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计划中的关键是实行峰会外交，只要他在形式上以与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身份相等的参会者出现，就能证实英国在超级大国世界里的特权地位。如此一来，麦克米伦就能与赫鲁晓夫正面交锋，他与美国的盟友关系能带给他额外的优势：他可以向英联邦的领导人们、殖民地的政治家们以及他的国内批评者们宣告英国仍然是个值得结交的独立强国。但是他期待已久的召开于1960年5月的峰会就是个外交灾难。美国和苏联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的美国U-2侦察机而大吵大闹，尽管麦克米伦竭尽全力平息争吵，但是峰会还是不欢而散。麦克米伦绝望了。据他的私人秘书说，就在这一刻，麦克米伦“突然意识到英国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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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不单行，1959年帮他赢得了大选的经济复苏在此时恰恰暴露出其脆弱性。增大英国的贸易顺差以使英镑（以及金融城）走强并压制失业率、控制通货膨胀，这一切只是个假象，所有的战后政府都上当了。麦克米伦也上当了。没有繁荣的经济、运输服务、制造业和海外投资的支持，英国的势力将会衰退。赢得经济优势的前景是促使1961年麦克米伦决定英国必须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所谓的“六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原因之一。他想借此让英国重登西欧的领导地位，挽回峰会失败造成的声誉损失。然而在经历了辛苦的谈判并面对了国内他自己党派内部的意见分歧之后，1963年1月戴高乐将军以那句著名的明确的“不”粗暴地拒绝了英国的申请。麦克米伦遭受的羞辱到此终于达到顶点，他的首相之位也不保。戴高乐的一声“不”揭示了英国这个“世界强国”的无能为力。戴高乐与联邦德国的联盟（若非如此，他的否决票将是一纸空文）粉碎了英国在欧洲呼风唤雨的美梦，这对英国来说仿佛屋顶塌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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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这一幕在欧洲上演的时候，非洲正在酝酿一场大危机。英国人原本打算逐步将他们的非洲帝国转变为他们包括波斯湾和南阿拉伯半岛以及连接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印度洋海上走廊这一片巨大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他们已经打算在1960年前赋予他们的两个主要西非殖民地独立地位：加纳会在1957年独立，而尼日利亚会在1960年独立。英国人原本认为这两个国家会与伦敦保持密切关系——因为这两个地区都没有移民制造麻烦。而在非洲的其他地区，英国的计划更加谨慎。在有英国移民的肯尼亚，他们血腥镇压了被称为“茅茅运动”的基库尤人叛乱，造成了大量（基库尤人）伤亡。由于基库尤族是肯尼亚无数部落中最大也是政治上最积极的一个，这么一来想要提高非洲人在殖民地政治活动中的参与度显然就很困难了。英国真正的计划是在“足够慢地”建立起包括乌干达和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的一部分）的东非联邦。英国人认为联邦体制能够淡化激发茅茅运动的土地政策的影响，构建一个更加自给自足的国家，并促进经济发展。中非已经成立了一个联邦，由自治的殖民者统治的南罗德西亚殖民地（今津巴布韦）和北边的两个被保护地北罗德西亚（今赞比亚）和尼亚萨兰（今马拉维）组成。这些成为宪法上的一团乱麻。其他的势力（其中包括两个位于北部的被保护国）的内部安全仍然由英国人掌控。1953年联邦成立的时候伦敦曾经暗示过，要取得独立主权或者做任何宪法上的变更都必须经过英国政府的许可。伦敦希望它所树立的这个略为自由的范例（种族隔离政策不如南边根深蒂固）可以适当弱化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眼中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形象，伦敦毕竟仍然把非洲联盟当成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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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如此多的难题（或怀恨在心的对手）并不容易。到了20世纪50年代，非洲殖民地的政局不再是一潭死水。殖民政府的侵略性扩张（包括管制、约束和征兵）以及越来越多的白人农民、矿工、官员、专家的到来使得非洲人民的怨恨不断升级，殖民地统治需要依靠的传统酋长们尤其怒火难平。茅茅运动就是这种仇恨的早期表现。非洲人民越来越害怕殖民入侵会夺走他们更多的土地。英国人为了争取非洲的“温和派”（这类人是殖民政府喜闻乐见的，虽然现实上并不存在）而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政治权利，却发现反抗的呼声更高了，温和派也变成了麻烦派。世界其他地区剧变纷起，要把非洲政治与这股思想浪潮隔绝开来越来越困难——毕竟它承诺了要让非洲脱离外来势力的统治，也不能轻易把新冒出头的民族主义发言人拘禁或流放，因为此类举动很可能引起国外的震怒和国内的不安。然而就在他们被暴风骤雨赶出非洲的前夕，他们仍然难以置信地自信，认为政治变迁的步调依然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这个观点不无道理，可惜它几乎完全是判断失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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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错误的判断源于两个（错误的）考虑。首先是因为绝大多数非洲人生活在乡野之地，英国人认为很难要求马上独立的非洲领导人们（通常被称为“极端分子”）在那些偏远地区集结支持者。他们认为农村人不会关心意识形态问题（不像容易激动的城里人），而乡村精英们则会感恩戴德地接受殖民政府施舍的权力让步。因此在殖民时期的权力下放举措推广到全国范围之前，还有足够的时间。英国人在这里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忽略了农村人对他们的仇恨之深，要不就是误以为农业发展计划会消除这些仇恨。在众多农业计划中最野心勃勃的是“斯温纳顿计划”，它意图在肯尼亚创造出一个非洲的“自耕农”阶层——被满足了的、安于现状的土地所有者必然仇视造反派和温和派。没想到的是，农村非但没有对民粹民族主义无动于衷，反而成为民族主义的潜在资源库。第二种盘算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英国人认为他们虚有其表的殖民地政府有能力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骚乱：可以把太过嚣张或者有可能引起动荡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关进监狱，再出动警力和零散的殖民地军队驱散他们的支持者。在茅茅运动时期，这可能未必是错觉，但是英国人依靠基库尤族忠于英国的那部分人镇压了茅茅运动，除此以外没有其他部落参与这次叛乱。而在非洲的其他地区似乎不存在茅茅运动的条件：严重的土地压力、积极的政治领袖[例如被以共谋罪关入狱中的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便于游击作战的森林覆盖的腹地。只要是殖民地政府独占武装力量统治手无寸铁的百姓，那些被宣判为极端分子的人就只有两个选择：接受政府的让步或者身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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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9年初开始，上述这些“确定无疑的事”被迅速推翻。官员和大臣们陷入了恐慌之中——尽管表面上他们装得若无其事。3月，危机显现。变故发生在尼亚萨兰[3]这个贫困的保护地被伦敦强行加入北罗德西亚和南罗德西亚的中非联邦计划（在这两个地区白种人口要多得多）。这个时机并非偶然。伦敦早已公告天下会在1960年决定中非的去向，并决定是否赋予联邦全面独立自主权。种种蛛丝马迹表明伦敦的最终决断会是“赋予”——但这是有条件的，要确保该地的占人口少数的白种人能掌握控制权。在白人统治下的独立必然意味着土地会按白种移民的意愿重新分配（南罗德西亚已经践行了），原本由黑种人担任的公职也会被白种人代替。因此，当1958年黑斯廷斯·班达（Hastings Banda）——尼亚萨兰非洲人国民大会最有号召力的人物被释放回国（他先后被囚禁于苏格兰和加纳）带领非洲人争取更多权利时，政治气氛迅速升温。班达发动了近两万人，他猛烈抨击政府的农业规定，号召支持他的民众勇敢争取自由、反抗联邦。尼亚萨兰总督罗伯特·阿米蒂奇（Robert Armitage）爵士坚信班达的意图是为了破坏这块保护地的统治，但他左右为难。伦敦的政策（也就是他的责任）仍旧是支持联邦。他也明白，要使联邦的独立让人无可挑剔（尤其是在国际上）就必须给予尼亚萨兰的非洲人更多政治话语权以及更高的自治权。然而班达造成的影响明显说明非洲人一旦拥有话语权只意味着一件事：中非联邦所代表的一切都会遭到激烈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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