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77556
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95]
1706377557
最后的挣扎
1706377558
1706377559
1945~1964年，英国领导人的希望和抱负在冷战竞争和英国的经济困境中摇摆不定。偶尔出现成功的希望（例如麦克米伦的“大计划”），但是随后就被危机和失败以及纳赛尔和戴高乐带来的耻辱粉碎。到了1964年，英国的情绪更加低落了。1964年在大选（和保守党结束执政）不久前，外交大臣R·A·巴特勒冷冰冰地总结了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作为实力远逊美国的合作伙伴……在我们看来，美国对我们海外政策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而在他们看来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只是有用的，有时是有价值的。”麦克米伦曾经坚持要实现的英美互为支撑的梦想就此破灭。与此同时，英国人意识到他们必须继续以疯狂的速度给予殖民地独立主权，直到领地中最小、最穷的地区也独立成新兴国家为止。1961~1966年，塞拉利昂、坦桑尼亚、西萨摩亚、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干达、桑给巴尔、肯尼亚、马拉维、赞比亚、马耳他、新加坡、冈比亚、马尔代夫、圭亚那、博茨瓦纳、莱索托和巴巴多斯纷纷独立。至于还没有独立的，并不是因为英国人在刻意拖延，而主要是因为当地政治团体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或者来不及制定立国基本的相关制度。英国人似乎正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结束帝国。
1706377560
1706377561
故事还没完。1964年10月，新的工党政府上台了。担任首相的是艾德礼内阁的老臣——哈罗德·威尔逊。上任前，威尔逊对守旧的保守党的态度进行了攻击，他坚称，正是这种态度阻碍了英国的现代化进程。当时媒体和社会各界正在轰轰烈烈地声讨政府（当时的“讽刺运动大爆炸”就是一个表现），舆论认为与帝国相关的陈腐观点和等级态度以及领导人对帝国复兴的幻想是导致经济萧条和无法建立精英统治的元凶。威尔逊的言论无疑与舆论潮流合拍。威尔逊宣称，必须“趁着科技革命白热化”构建一个新英国。但是当他正式就职后，他的这些激进观点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很快，威尔逊就开始热情澎湃地谈论英国的世界地位。毕竟，贝文在工党的工会支持者（或许还有许多工人阶级选民）中影响巨大，而他的思想主要是重现英国的“伟大地位”，况且英国的英雄代表温斯顿·丘吉尔尚在世（丘吉尔于1965年1月辞世）。威尔逊也（在更严峻的形势下）继承了麦克米伦的衣钵：相信在西方阵营中，英国至少应该是美国的左膀右臂。维持这个地位成了英国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的首要任务。
1706377562
1706377563
维持英国的世界地位是这个观点的中心，它具体表现在英国在“苏伊士以东”的军事投入。英国人在从东非延伸到澳大利亚包括波斯湾和前英属马来亚和加里曼丹岛（现在的马来西亚联邦）的广阔海域充当了西方利益的守卫者以及友好国家的保护者。在势力壮大一些后，英国人又重提要守护印度。“英国的边境在喜马拉雅山脉。”1965年6月哈罗德·威尔逊做出了这样的声明，暗示会在印度与中国的冲突中支持印度。英国的真正军事负担在于保卫脆弱的南阿拉伯联邦——亚丁的军事基地也被纳入了该联邦，以及保卫新成立的马来西亚（尤其是它的加里曼丹岛领地）对印度尼西亚企图统治整个马来亚的抵抗。苏伊士以东地区也是加强英国与澳大利亚之间关系的一个筹码，毕竟澳大利亚仍然是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也依旧是英国移民的首选地。但是成本在不断增加。要在这片广大海域维持强大的军事存在意味着英国人不仅需要海上力量还需要空中力量：要新航空母舰和飞机，还要可以部署这些武器的基地。然而掌权不过几周，工党政府就面临了新一轮的英镑危机，需要大幅削减海外开支。1965年6月，就在威尔逊踌躇满志地指点喜马拉雅山脉的江山时，他的内阁决定与印度尼西亚的对抗一结束，英国就应该立刻离开它的新加坡基地，只在中东小规模地保留军事存在。在美国的强硬施压之下（当时越南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个计划只能暂时搁置。但是此时威尔逊及其同僚已经进退维谷。他们急于阻止国内高失业率的爆发，也就是说此时需要增加公共开支以及提高贸易顺差；他们更加急于控制英镑贬值趋势（当时巨大的贸易逆差威胁着英镑的价值）以体现英国保持其世界经济地位的决心。如果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军，后果将不可预计，当时的主要官员（包括威尔逊本人）全都害怕会被这个“仕途的绊脚石”（一位内阁评论家戏谑的说法）绊倒。威尔逊在1966年6月对一群工党后座议员说：“他绝不能否定英国的世界强国地位。”但是总要有人让步。
1706377564
1706377565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英国一面要考虑偿付能力，一面要维持国家声誉，因而伦敦的政策摇摆不定。1966年春，伦敦宣布英国军队将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驻守一段时间。差不多整整一年后，伦敦决定将军队分为两批撤走，一批于1970~1971年，剩下的于1975~1976年撤离。1976年下半年，在与敌对派系的城市游击队对抗了许久未果之后，英国人撤离了亚丁：南阿拉伯联邦只能听天由命了。同时，一位英国官员被派去波斯湾向那里的领导人们保证无论亚丁形势如何，英国人都会驻守波斯湾。这种折中方案并没有持续多久。11月初，英镑的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11月18日，或许是因为害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察会让英国丢脸，威尔逊及其同僚只能放弃漫长的抵抗，吞下这剂苦药。英镑贬值15%，为了刺激经济复苏，新财政大臣走马上任——这就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出场。詹金斯是个积极拥护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所谓欧洲主义者，他强烈反对英国在后殖民时代的军事行动，认为那“纯属多余”。接下来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这次战场在白厅。在詹金斯看来，经济复苏需要在国内大幅削减开支，这样一来当然引起了后座议员们的不满，因此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平息后座议员的敌意，那么政府必须得做个象征性的牺牲。于是詹金斯挺身而起，不顾激烈的反对强行做了在1971年前终止英国在波斯湾和东南亚军事存在的决定。1968年1月，威尔逊宣布英国将于1971年底以前撤出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军事力量。英国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一直是一大亚洲势力，威尔逊的演讲给它的这个身份画上了句号。英国在战后为了维持其世界强国地位而付出的努力也在这一天彻底付诸东流。三年后，新一届保守党政府通过成功的谈判终于为英国赢得了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门票。新政府欢欣鼓舞地宣告英国的归宿是欧洲，这无疑抛弃了过时的英联邦——那个模糊的影子帝国。它冰冷地宣称：“英联邦成员国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在政治观念和经济发展上差异巨大……它们与联合王国的政治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仍然在不断变化。”这其实就是在说“再见”了。
1706377566
1706377567
但是故事仍然没有结束。有些殖民属地仍然存在，它们就像八爪鱼一样死死地扒着帝国不放手。有几个殖民属地是因为太小太穷，英国无法逼迫它们独立；其他的（例如直布罗陀）则是不愿意被伦敦如此直白地踢开。其中三个给英国政府造成了无尽的烦恼：第一个是罗德西亚，从宪法上说，伦敦仍然对它负责——尽管非常不情愿。1965年11月之后，白人殖民政权宣告独立。伦敦政府做出了三次努力希望与其达成协议：伦敦赋予它合法独立，它却让占人口大多数的非洲人参政。但是三次都没能成功。在此期间，这里的非洲政府对伦敦极尽嘲讽，而英国也对它们的政局极力地讽刺挖苦。当1974年葡萄牙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统治崩溃，罗德西亚人无法再抵挡游击队的进攻，他们的南非支持者们也慌了神，此时转折点才到来。反叛政府主要受到美国和南非的压力，英国人在这场变故中仅仅扮演了经纪人的角色。由于只有英国人才有权从宪法上宣布该地独立，于是伦敦成了签订独立协议的舞台，而英国和英联邦国的军队将游击军队控制在被监管的营地以确保双方停战。伦敦习惯了对非洲政治掌握控制权，所以这次白厅期望接下来的大选会把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领导的不那么温和的派系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ANU-PF）踢出局。让白厅放下心来的是穆加贝获得胜利后信守了承诺，没有没收白人农民的土地。伦敦的希望到后来才幻灭。
1706377568
1706377569
1982年，在另一块帝国遗地——远在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发生了另一场更惊险的危机。伦敦同样早就想甩掉这个麻烦的包袱，但是马尔维纳斯群岛岛民们（从人种上来说是英国人）拒绝接受白厅把他们逐步变为阿根廷国民的官方计划——按计划英国会把群岛割让给阿根廷，再把它们租回来。可以理解，马尔维纳斯群岛岛民对官僚主义的信誉有所怀疑，再加上布宜诺斯艾利斯政权的法西斯行为和伦敦保守党后座议员的支持，他们更加不愿被并入阿根廷。但当1982年谈判破裂、阿根廷人入侵殖民地时，英国人陷入了两难之地。英国争取到足够的国际压力迫使阿根廷撤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马尔维纳斯群岛距离英国非常遥远，要跨越这么大的距离打反侵略战，从后勤上来说就是个大难题——而灾难的风险却实实在在。可是如果就此接受既成事实，英国的声誉又会遭受重大损失——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面对敌人在地处偏远的殖民地对英国主权发起挑战时，英国政府已经退缩了太多次了。但事实上这次事件的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当时的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海军首席顾问的积极支持下立刻派遣了一支特遣舰队。与苏伊士运河危机时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是，她得到了工党的热烈支持。撒切尔对这个问题处理得非常巧妙：英国打出的口号不是“捍卫领土”，而是维护马尔维纳斯群岛居民的民族自决权。几周后，外交交涉失败，于是英国人（并不是没有损失和伤亡）退回了岛上，迅速击败了岛上缺少有效指挥的驻军。英国大胜，在帝国节节败退了几十年之后，英国人终于重拾了自信。但是其实在这次战争中英国人非常走运，他们能看到华盛顿搜集的情报（或许是为了奖励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达成的密切共识），除了人和，还有地利——马尔维纳斯群岛刚好地处阿根廷空军力量覆盖范围的最边沿。阿根廷的战机到达群岛后只能再坚持几分钟飞行时间，英军主力舰队又恰好停在范围之外，阿根廷强大的空中力量实在力有不逮，但也只能称得上险胜。
1706377570
1706377571
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96]
1706377572
反思
1706377573
1706377574
通常历史学家对英国斩钉截铁地结束大英帝国的决定颇为赞赏，常常用它来反衬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发动的“肮脏的”战争。一个广为流传的（许多政治回忆录都深表认同的）说法是英国人善于践行“有管控的下降”——他们随着资源的减少而实际地调整了他们的帝国野心。如前文所述，很显然英国人极度不情愿对抗群众性政治运动（无论是在1945年后的印度还是在1959年后的非洲），但是他们在更有机会、动机更强的时候却没有不情愿动用武力：例如在马来亚、塞浦路斯和肯尼亚。正如本章所述，英国领导人并没有根据英国实力的降低和经济潜力的下降而迅速调整他们对于英国世界地位的观点，在大多数时候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坚信英国仍然是世界霸主——被认作实用主义忠实信徒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为保持英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势力而制定的宏伟计划暴露了他对欧洲政治的认识不足，也显示出他完全没有理解非洲错综复杂的政局（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这里并不是在嘲笑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因为英国的战后地位经历了不可预测的变化，而且思维的定式也不是说改变就能改变，要当时的决策人理智地判定英国的衰落显然是不可能的。
1706377575
1706377576
实际上，在本章中我们回顾的一系列“错误判断”：例如对印度的错误希望、对非洲的错误预期、认为英国是第三大世界强国的观点、建立在英镑复苏基础上的经济大计、保住中东统治权的努力（这是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真正原因）、建立不朽而花费不多的世界地位的美梦（“英国的边境在喜马拉雅山脉”），这些错误判断向我们展示了比后见之明更有趣的事实。它们证明了预测历史变迁是一件危险的事：其中牵涉了太多的因素，在破译正确信号的时候又有太多干扰。它们尤其提醒我们帝国衰落的速度不可预测，帝国衰落的过程更不可预知。例如奥斯曼帝国，它在17世纪中期经历了一连串挫折，人们通常轻蔑地称它为“欧洲病夫”，但是它直到1918年在与两大世界强国进行了艰苦军事斗争之后才解体。另一个例子更有说服力：苏联在突然崩塌的近十年前还被认为是一个攻不破的国家，在“越战”后打击美国信心的那些因素对苏联丝毫没有影响。所以它的突然衰落震惊了世界。因此英国领导人没有正确预测英国的未来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1706377577
1706377578
最后一个可能打动我们的观点就是，解释帝国为什么会衰败并不比预测它们的衰败来得简单。或许造成帝国衰败的最直接原因是战场上的失利——尽管那意味着要解释为什么会战败。通常帝国衰败的原因有四类：与外国的战争失利或者地缘政治弱势、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合法地位的丧失、帝国中心的内部衰弱——丧失政治意愿或经济实力以及殖民地起义。虽然有时把其中一个原因当作决定性因素很有吸引力（所以民族主义者往往喜欢说是殖民地起义的影响造成了帝国解体），但是这极少能具有说服力——尤其对于像大英帝国这么庞大而复杂的帝国来说更是如此。或许我们可以把帝国的瓦解看作一个物理性破裂的过程——在一个部分的失误会对系统中的其他部分造成无法忍受的应变；为了应对应变，会产生不可预知的应力，直至整个系统被分裂或者被更强大的后起之秀逐渐吞噬。本书的论点就是，就英国来说，1939~1942年他们在地缘政治上的失利已经点燃了一根长长的导火索，从那以后，他们系统的整体平衡便被彻底打破，英国的合法地位被损害，与其附庸和臣民的合作条件也发生了决定性的（虽然不是立时的）变化。1945年之后，英国领导人徒劳地力图修正不平衡性（尤其是那些极大地将帝国负担转嫁到英国肩上的致命不平衡性），他们计划一边通过承认自治（有时是独立）来缓解主要应力一边保存自己在原统治地的主要影响力。他们为计划正在奏效的迹象而鼓舞，也被反对者或敌人的谨慎而误导。直到1960年，我们仍有可能认为帝国的绝大部分（以更为分散的形式）依然可以保留，虽然联结各部的线已经松散，但是毕竟没有完全切断。但是随着经济和地缘政治变化的最后一拽，所有的连线都被拉断了，帝国裂为了碎片。剩下能做的仅仅是重新构想未来——以及捏造一个新的过去。
1706377579
1706377580
[1]印度贱民，又称“旃陀罗”，是印度种姓制度的一种分类，主要以不可接触为其特征。——编者注
1706377581
1706377582
[2]大卫和歌利亚出自圣经故事，是一个以弱（大卫）胜强（歌利亚）的故事。——译者注
1706377583
1706377584
[3]尼亚萨兰，即马拉维。——编者注
1706377585
1706377586
[4]芬尼亚人，传说中的古代爱尔兰勇士。——译者注
1706377587
1706377588
[5]参孙是《圣经》里的人物，他被上帝拣选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之手。——译者注
1706377589
1706377590
1706377591
1706377592
1706377593
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97]
1706377594
1706377595
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7596
1706377597
“致最后且最大的帝国，致只铺开了一半的地图。”白人移民在吉卜林的诗歌《本地人》里唱道。大英帝国肯定不是最后的帝国，但是，如果我们不把1945年以后美国建立的具有影响力的帝国算在内，也许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尽管它在全球占有优势地位的时间相对而言很短暂（从18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如果我们将（我们也应该）中世纪这个基础包括进来，由伦敦统治的帝国存在了500多年。我们要摒弃这样一个概念，即大英帝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大部分世界历史中，帝国是政治单位中最普遍的形式之一。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荷兰在海外帝国建造上与英国是对手，之后的德国和意大利也是如此。俄罗斯至今都是北亚大部分地区的霸主。英国人的动机和策略与那些巨大的亚洲帝国也不是完全不同，直到18世纪中期他们仍被迫要对这些亚洲帝国献殷勤。中国古代的学者–官员相结合的官僚制度使官员们在没有本地纽带的省份中为遥远帝王的理想疲于奔命，这与充斥着英国人的印度治安官制度具有讽刺意味地形成了呼应。印度治安官制度是所谓英国在南亚统治的“钢铁结构”。英国人从之前的莫卧儿统治时期借鉴了许多管理制度。而且就像奥斯曼人一样，他们常常倾向于依据宗教信仰或者通过种族身份的其他标志（想象的或是真实的）来区别他们的臣民，并不将他们作为具有一致性的臣民整体来统治。
1706377598
1706377599
也许就像所有的帝国一样，英国人通过建立连接点塑造了他们的帝国。人才、货物和观念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通是塑造人类历史的力量，也许还是历史性变革最大的驱动力，这一点在现在已经成为共识。这种流通许多在统治者或者国家的控制之外，或者是违背他们的意志的。它的作用在于创造了地区内以及地区之间，甚至是全球连接的新形式。新的贸易关系、新的宗教观念、新的移民社群（有时候三者都有）常常动摇着现有的社会。它们创造着新机会，挑战着旧利益、威胁着旧的等级制度。因为有着外来者拥有的天赋，它们能够为秘密侵略制造条件：有声望的物质文化、引人注目的宗教、商业优势的承诺。这种多元环境适合那些最能够利用这些关系形式的国家，它们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这种关系上，并且还往之前最受它们影响的地区中安插了自己的代理人。大帝国和小帝国走上了这条扩张的道路，有时候是在附近，有时候横跨大陆，甚至在一些例子中是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
1706377600
1706377601
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是因为他们比对手更充分地利用了全球连通性的机会。不过他们必须等到连接的方式已经准备就绪，再利用他们的资产来发挥优势。西班牙人建立了欧洲与大西洋的长久连接（斯堪的纳维亚与北美之间的连接失败了），葡萄牙人发现了前往东方的海上路线，荷兰人最先发明了控制亚洲货物对欧洲的供给的商业运作方式。英国人很晚才加入这个阵营。不过到了17世纪晚期，他们开始掌控在新的全球风险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关键资源。首先，尽管英国在风系中并不完全处于理想状况，近海的位置让它们处于欧洲主要航海贸易的交叉路口：即北欧和地中海之间、大西洋欧洲和美洲之间。作为增长最为迅猛的贸易的中心，它们处于极佳的位置。其次，除了内战的混乱以及1640~1660年之间的革命，建造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的手段基本算是成功了。一个资金充足的“财政–军事”国家，能够派遣一支大军前往欧洲（就像在1702~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一样），更关键的是，能够维持一支大规模的深海海军，这些都在保护（有时是扩展）商业关系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种关系是其对手们必须要扼杀的。第三，英国人开始享受整合良好的国内经济的优势，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的《不列颠全岛纪游》一书中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经济。的确，伦敦早就开始处于英国内部、横跨大西洋以及欧洲大陆内部的贸易进行市场信息交换、财政安排的中心位置。伦敦扮演的多重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政府的中心（也是公共财政的中心）、国内生产及其主要市场最大的消费者以及海外商业巨大的商业海港，它的优势明显超过了其欧洲的竞争对手。
1706377602
1706377603
不过也许英国在利用和扩张欧洲的全球关系中能够使用的最有力的王牌就是它的适应性。英国帝国主义的标志就是在方法、观念和目标上强大的多样性。就像我们在之前的章节里所看到的，英国人构想着帝国的不同类型，寻求与利益群体和臣民不同类型的关系，并且追求广泛的利益，这些利益有时候还相互冲突。他们能依靠利益和同情在世界各地吸引一大批合伙人、盟友、代理人、合作者以及皈依者。英国建立的连接点通常是一整套体系。那些不喜欢英国帝国主义某一面的人常常能够在英国身上发现他们更加开明、人道和恭敬的一面。这并不是意外。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到18世纪为止，英国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社会，接受各种宗教，支持不同的亚文化（地区的、宗教的、知识的以及基于类别的），并具有一套对新财富和新意识形态影响（福音教义和反对奴隶制度是两个主要的例子）持开放态度的政治体系。多元化社会建立海外帝国并不仅仅出于单一的动机，也不止依靠单一的技术，它所凭借的条件具有极其丰富的多样性。贵族希望通过海外财富来实现社会抱负，朝臣希望利用英国政府垄断的权利，赞助人和官吏渴望得到殖民委任，天主教教徒和清教教徒渴望得到避难所，奴隶主（在英国有上千名）期望能保证他们的人类财产的安全，废奴主义者专注于镇压奴隶贸易，商人和制造商希望找到市场，移民渴望得到海外免费的空地，牧师和传教士追求“基督的帝国”：所有这些还有更多应征入伍的英国资源都被并入了帝国的雄心壮志中，并且还要扫描全球来发掘新的机会。
1706377604
1706377605
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完成这一切，因为这基本上是一个私营企业般的帝国。国家的角色主要局限于为“公司”或“经营者”授予商业垄断或者司法权力的特许状。殖民美洲，就像和东方做贸易一样，取决于私人资本并且需要冒着个人风险。慢慢地，国家开始更加直接地对这个海外企业进行干涉，并且承担起保护责任。不过这些行为并不连贯，监管总体来说也不严格。因为主要的动机是利润而不是教会或国王的荣誉，这是一个商业实验的帝国，而不是一个根据设计来进行统治的帝国。经济生存要求采用庄稼的新种类、农业的新方式以及劳工的新来源。巴巴多斯殖民地建立不到30年时间，种植园里的英国移民就被非洲奴隶所取代。因为他们常常出口同一种农作物（糖、烟草、木材、羊毛），并且向英国寻求贷款和资金，有时候是人力，所以殖民地之间被迫彼此竞争。他们有强大的动机要吸引这三样东西——他们的物权法、征税以及土地分配都有着明确的指向。移民、种植园主和商人尽力在伦敦维持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来为他们殖民地的前景唱赞歌，尽量避免“干涉”（就像奴隶制度的废除），或者要求海军或军事帮助。他们渴望得到来自帝国中心的消息，甚至更加渴望在舰队街[1]和格拉布街[2]生产自己的新闻。如有必要，他们会支持团体和社群来争取更加广泛的支持，比如塞西尔·罗兹的“帝国南非协会”。尽管种植园主和移民非常擅长这项活动，但是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很快发现了绕开“官方思想”和在英国寻找有影响力的盟友和朋友的可能性。正是一个这样的游说团体在1900年以后帮助印度将争取自治政府的要求提上了英国的政治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