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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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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估算，17世纪末苏格兰的居民人口仅略多于一百万，这在当时相当于英格兰的五分之一，西班牙的八分之一。苏格兰的人口规模与瑞士相近，这让该国在一个军事力量更多地取决于人口规模而非技术实力的年代备显脆弱。苏格兰的大部分国土为群山与沼泽地所覆盖，因此人口往往集中于条件更为宜居、对集约化耕作更为有利的地段。事实上，即便到20世纪晚期，在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土地开发与排水改良之后，苏格兰仍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只适合粗放畜牧业。因此不出意外的是，绝大多数定居点仍集中在土壤较肥沃的地区，例如阿伯丁和马里附近的低地、泰河与福斯湾沿岸地带、索尔韦平原、默斯地区（Merse）[1]以及克莱德河下游河谷。即便同样受制于上述自然条件，1700年前苏格兰人口分布的离散程度还是远大于18世纪和19世纪，其格局与工业化时代大量人口向中央低地和繁荣的格拉斯哥、爱丁堡都市圈集中的状况大相径庭。在17世纪晚期，泰河以北地区的居民可能仍占到苏格兰总人口的一半，尽管在高地的部分区域，当地人口密度之稀疏与今日并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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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的是，农村生活是这一时期苏格兰社会的绝对主题。地主构成了政治和社会上的精英阶层，兽皮、谷物、羊毛和煤炭等土地产品是当时最为关键的商品。每年秋天收成的好坏与居民的健康、财富以及粮食供给状况密切相关。如果当年作物歉收，苏格兰便不得不用珍贵的货币从欧洲其他地区紧急购粮，这将导致国内信贷体系崩溃，货币总量收缩。一个典型的苏格兰人居住在田舍。有估算显示，1700年的苏格兰只有约5.3%的人居住在人口超过一万人的城镇，这一比例远远落后于英格兰、尼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局部）等城镇化程度更高的社会，甚至也不如西班牙和葡萄牙，与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一些德意志邦国相当。在当时的苏格兰，就连工匠、作坊劳工和渔民群体也需要耕作土地，以维持稳定的粮食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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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城镇的地位正变得更为重要，城区开发的形式也正在经历演变。1500—1600年，大型城镇居民人数占苏格兰总人口的比例几乎增长了一倍；而到1700年，这一比例几乎又增长了一倍。在18世纪早期，苏格兰首都兼最大城市爱丁堡的人口达到约三万人，而在17世纪晚期，格拉斯哥便以约一万五千人的总人口成为苏格兰第二大城镇，这一数字在当时还在不断增长。阿伯丁与邓迪的人口分别达到一万人左右，但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与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相比，这两座城镇的人口增长趋势便陷入了相对停滞。爱丁堡在苏格兰城镇社会的主导地位由来已久，而格拉斯哥的崛起则体现了爱尔兰及大西洋贸易日趋增长的经济价值，这些活动最终将在1700年以后决定苏格兰的命运。除此之外，苏格兰的绝大多数城镇在这一时期的规模都不比村落大出多少：除因弗内斯、斯特灵、邓弗里斯和伦弗鲁之外，很少有市镇的居民人数超过一千人。即便如此，在以福斯河沿岸地带为代表的部分区域，一系列蓬勃扩张的小镇仍构成了一张区域性城镇网络，其密度足以和西欧其他地方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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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人数的增长给乡村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新增的城镇居民需要农村作物的供养。在16世纪晚期，满足这一需求一度十分困难，因为1550—1600年苏格兰遭遇了长达24年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灾荒。但从1660年开始，粮食收成有所增加，自那时起直到1690年代灾难性的饥荒爆发之前，苏格兰仅在1674年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粮食短缺。同样在这一时期，位于苏格兰东部海岸的一些农庄开始生产大量的谷物以供出口。上述迹象表明，当时的苏格兰农业并不像某些时人所宣称的那样难以自持，这种相对富裕的境况可能有赖于当时更为适宜的气候条件，而得益于当时苏格兰人大举移民阿尔斯特和欧洲其他地区的风潮，苏格兰境内的人口安全阀得到维持，苏格兰国内粮食的供需关系也得以保持平衡。从中世纪开始，苏格兰人便以军人或商人的身份大量移民欧洲大陆。在17世纪，有证据表明这一移民潮达到了一个突出的高点——尤其是在阿尔斯特地区开始从苏格兰西南低地招揽农民和佃户之后。就已知资料来看，17世纪下半叶，苏格兰可能有多达78000到127000人迁往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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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1670年代和1680年代苏格兰相对景气的状况背后也有来自其他因素的影响。在1630年代和1640年代造成了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的誓约派战争与奥利弗·克伦威尔在1650年代对苏格兰的侵略和占领之后，这一时期苏格兰的社会与政治秩序更趋稳定。这一时期贵族宅邸建造风格的变化正是这种新风气的一大体现：贵族宅邸曾经多采用塔楼式设计，以防御为主要考量，但在这一时期却纷纷转向乡村别墅风格。这一时期的一些地主也越来越注重提高自己地产的收益。甚至在高地地区，大规模的氏族私战也成为过去，只有那些仅在小范围内活动的地方匪帮或从事小型犯罪活动的不法分子还在干扰当地秩序。宗教改革之后建立的长老制教会也对低地的稳定局面颇有贡献：由牧师和信众选举产生的长老召开并出席的堂区小会（kirk session）在当地社会扮演了地方性道德法庭的角色，对堂区居民的生活举止进行监督，并对他们违背基督教规范的行为进行惩戒。早在1620年之前，大多数低地堂区和很多高地堂区都已积极召开了长老会议，这一机制也在当地有力地促进了社群内部规训的形成。而在1680年代，随着经济形势趋于安定，苏格兰的知识界也进入了萌芽期：法学家斯泰尔男爵、建筑师布鲁斯和医药学家西巴尔德正是在这一时期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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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轮经济景气为时不长。苏格兰经济总量有限，出口商品仅限于食品和原材料，该国的政治立场也远弱于其他欧洲大国。在这个经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各国都寻求通过积极使用惩罚性关税来削弱贸易对手的竞争力，然而苏格兰既缺乏能造成有效威慑的海军力量，其所出售的少量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也难称稀缺抑或重要，因此在这一竞争性环境中居于劣势。苏格兰在他国的贸易壁垒前十分脆弱，却无力施加报复手段。为应对本国传统市场上关税日益高涨的情况，苏格兰议会曾诉诸产业多样化策略，鼓励在国内生产原本只能从外国进口的奢侈品。虽然一些生产商（尤其是高档纺织品生产者）的确因此致富，但这种值得褒奖的自救手段总体上仍不足以弥补苏格兰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地位下降所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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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在于英格兰。这一时期的苏英关系正处在一种颇为异常的状态。两国之间的复杂纠葛始于1603年的联合统治，当时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承了伊丽莎白一世的英格兰及爱尔兰国王之位。詹姆斯本欲进一步统合两国，在1604年，来自苏英两国的专员也就组建联合议会和统一国民身份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即便得到了詹姆斯的热情支持，这一计划还是失败了。苏格兰贵族担心将议会集中于伦敦会令自己失去政治影响力，而英格兰人则担心那位来自苏格兰的君主会在新国家的制度安排中偏袒苏格兰人。短短几年之内，苏英合邦的构想便退出了政府议程，而从詹姆斯统治的晚期开始，从威斯敏斯特控制苏格兰的种种困难便已暴露出来。这一问题在查理一世继位后越发严重，甚至最终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危机，导致了英国内战的爆发。1652—1660年，奥利弗·克伦威尔曾强制将苏格兰和英格兰置于同一政治实体的统治之下，但随着查理二世在1660年复辟，苏英合邦宣告解散，这令两国的大多数人都得到了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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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时的苏格兰远不足以被称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自1603年詹姆斯移驾伦敦以来，苏格兰外交政策的焦点便随之而去，两国的外交方针均服务于英格兰一国的状况引发了广泛的不满情绪。苏格兰在17世纪下半叶卷入了三场英荷战争，而荷兰共和国在当时既是英格兰最为忌惮的竞争对手，也是苏格兰的重要贸易伙伴。此外，英苏君合的现状也没有阻止伦敦的议会对麻布、牲口、盐和煤炭等苏格兰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施加惩罚性关税，而此时英格兰已成为苏格兰商品最重要的海外市场。苏格兰国内对这一状况的关切日益加深，呼吁修订英苏君合关系以避免苏格兰继续受到隐性伤害的呼声也越发壮大，但威斯敏斯特方面无疑只把这种忧虑视为某种耸人听闻的论调，抑或对苏格兰利益的片面辩护。不过，进入1690年代，一系列危机的爆发改变了围绕英苏联合问题的讨论语境，令这一议题的紧迫性达到了1650年代早期克伦威尔率军入侵以来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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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今贝里克郡南部，苏格兰边境区东部，与英格兰毗邻。（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后文不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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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一部分 1700—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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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苏格兰在大不列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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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年2月5日，伦敦的议会下院通过了一项立法，彻底地影响了整个不列颠的历史走向。这部《外国人法》建议当时的安妮女王委派王室专员就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联合进行谈判，如果苏格兰方面拒绝服从，或者谈判进程在1705年圣诞节之前未见突破，英格兰方面将对苏格兰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除已经居住在英格兰的苏格兰人外，英格兰方面将对所有苏格兰人给予一般外国人待遇，煤炭、麻布和牲口等苏格兰主要商品的对英出口也将被取缔。为了让苏格兰议会尽快坐到谈判桌前，英方施展了如此露骨的经济讹诈手段，令苏格兰方面勃然大怒。虽然在1705年11月，英格兰新上台的辉格党政府废除了《外国人法》中过于霸道的条目，令两国关系得到缓和，但这部法律释放的信号依然明确：英格兰方面长期以来对深化英苏联合关系的抵触态度已被抛弃了；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政坛要人，乃至安妮女王本人，都开始将英苏之间在议会层面的统合视为维持两国之间关系稳定，以及巩固1688年光荣革命成果的必要条件。在整个17世纪，囿于英格兰方面的冷淡乃至敌对态度，各种寻求英苏合并的构想都没能成功。詹姆斯六世（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曾在1603年实现英苏共主联合之后试图进一步推动两国一体化，而类似的尝试也曾在1667年、1670年和1690年多次出现。1702—1703年，英苏双方最近一次关于联合问题的磋商也无果而终。伦敦方面不愿与苏格兰分享在美洲殖民地进行贸易的权利，构成了英苏进一步统合的一个根本难点。英格兰议会下院托利党领袖爱德华·西摩爵士（Sir Edward Seymour）就曾在1700年宣称，苏格兰无异于一个乞丐，“如果你娶一个乞丐作新娘，便只能得到一只虱子作嫁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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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为了探明1707年英苏合并的起源，我们首先需要弄清，为什么威斯敏斯特方面对与苏格兰人建立更紧密联系的态度在18世纪初经历了如此剧烈的变化。而苏格兰方面，尤其是爱丁堡的苏格兰议会的态度，同样值得我们详加审视。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实现议会层面的联合没有什么必然性可言：单纯的共主联合关系诚然在17世纪末陷入困境，但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对现有关系的调整得到解决，因此更为激进的宪制变革并非必要。1705—1706年，还有很多支持英苏合并的苏格兰政客对这一动议无法得到苏格兰议会承认而感到紧张，这一点同样令人惊讶。他们所忌惮的是苏格兰长老教会在英苏合并问题上公开表达的强烈抵触态度，后者担心两国合并将导致英格兰国教会主导整个不列颠的宗教事务，这无疑是长老教会所不能容忍的。曾参与英苏谈判的合并派人士佩尼库克的约翰·克拉克（John Clerk of Penicuik）就在事后记录称，自己曾注意到“苏格兰议会内部十分反感与英格兰结成任何形式的更紧密的联合关系”，并担心自己和同僚的努力有可能化为泡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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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的光荣革命改变了苏格兰议会的权力结构。威廉与玛丽在驱逐了斯图亚特家族的君主詹姆斯七世（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之后取得了苏格兰的王位，这一过程并非基于神授君权抑或正统的继承权，而是基于苏格兰贵族大会（Scottish Convention of Estates）[3]的决议与邀请。作为结果，苏格兰行政和立法权力的相对态势瞬间翻转，苏格兰议会很快开始在其他领域宣示自身的权威。1690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废除了负责起草并提出法案、通常由行政机关牢牢把持的立法委员会（Lords of the Articles）。就在同一年，由主教组成的第一等级会议也被废除。这两项变革大大增强了议会的权威，削弱了君主的政治影响力，权力斗争的战场因此落到国王的大臣（威廉仍对他们有任命权）和无比强势的立法机关之间。作为立法委员会的替代，一系列不再易于被行政权力操纵的临时委员会被设立，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苏格兰政府的状态越发难测。在1695年之后，国王的主要战略目标在于以昆斯伯里公爵、阿盖尔公爵、阿索尔公爵和汉密尔顿公爵等大贵族为基础，建立稳定的内阁政府。他认为，只有这些颇具影响力的贵族才有机会通过个人党徒和赞助关系在议会内拉拢一个亲政府的多数派。这种手段与一种行之有效的所谓“经营”体系，即通过对议员许以公职、年金、献金或各种职务以换取服从的手法一道，将确保苏格兰政府能够平稳运转。然而，这一期望最终还是落空了。根深蒂固的私仇与对职位的激烈竞逐令苏格兰的权贵彼此离心、各谋私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私下竞争恰恰是他们争取拥趸和荫客支持的关键所在。作为结果，这些大贵族既不能维持一种可持续的合作关系，在他们当中也没有一个强势人物能独当一面，主导议会政局。国王若将权柄授予一个贵族世家，便有可能疏远其他家族，甚至促使后者在议会组建强大而危险的反对派。不难想象，立法事务在这一状况下往往陷于长期瘫痪，维持苏格兰政府运转所需的财政供给也越来越难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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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英苏之间的摩擦逐渐升级，政局的动荡也愈演愈烈。在1689—1697年威廉对法作战期间，皇家海军严格执行《航海法》的禁令，取缔苏格兰与英属美洲殖民地间的走私贸易，这对苏格兰商界造成了严重冲击。随着苏格兰公司远征中美洲达里恩（Darien）的项目不幸失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冲突进一步激化。这一殖民事业在1695年发起时曾承载了举国的乐观情绪，但到1700年3月，在巴拿马地峡建立苏格兰殖民地并开拓两洋（太平洋和大西洋）贸易的努力已遭遇全面失败。这一项目的灾难性结局背后有很多原因，例如糟糕的事前计划和威胁第一批殖民者生命的可怕热带疾病，但苏格兰人最终将责任统统抛到了英格兰身上。迫于伦敦方面的政治考量和重商主义压力，英格兰投资者曾在项目执行期间突然撤资；而在1699年，伦敦政府还曾因顾虑与西班牙联手对抗法国的外交需要，拒绝为达里恩殖民地提供救济。由于苏格兰在达里恩远征计划上倾注了巨量的国民财富，这一项目的失败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影响，但它对苏格兰政局的冲击同样不可小觑。许多地主本已为1690年代严重的粮食歉收所困扰，损失了大量租佃收入，而达里恩远征的灾难又对在议会拥有代表权的贵族、地主（lairds）和商人的财富造成了直接打击。不满情绪因此爆发，一种尖锐的论调开始萌芽于批评者之间，将苏格兰当前的苦难全部归咎于1603年与英格兰的共主邦联。两国的疏远令苏格兰政府在1698年至1700年遭到了历届议会的断然抵制，若没有对议员采取极为慷慨的收买手段，内阁恐怕已经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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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威廉在统治不列颠后不久便已认定，现行的英苏君合关系已无法满足统治苏格兰的需求，而爱丁堡和威斯敏斯特两议会的合并对不列颠的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当时的威廉一心试图在大战中击败法王路易十四，苏格兰政局的动荡则对他的战略构成了威胁，这不只是因为苏格兰为他的军队提供了宝贵的兵员，也因为流亡的斯图亚特王室从法国方面得到了金钱与军事援助的保证，有可能令苏格兰国内支持斯图亚特王室的势力受到怂恿。然而，尽管议会合并的构想对国王本人颇有吸引力，威斯敏斯特方面却鲜有人对这一方案表示支持。直到1703年苏格兰议会召开之后，威斯敏斯特方面的冷淡态度才发生了根本转变，但那时统治不列颠的君主已不再是威廉，而是他的继承者安妮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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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年，苏格兰议会几乎完全脱离了女王专员昆斯伯里公爵及其内阁与支持者的控制，之前不断累积的不满情绪至此终于变成公然的报复行动。首先，苏格兰议会拒绝就维持文官政府运转所需的财政供给协议进行表决。其次，议会不顾女王与宫廷（即执政党）的反对，通过了《保证法案》（Act of Security），声明议会有权决定继承安妮女王苏格兰君主地位的人选，而除非伦敦的英格兰议会赋予苏格兰人“进行贸易通交的自由……与殖民的权利”，否则两国的君合关系将在未来解除。此外，《保证法案》还规定，除非在本届会期内“政府达成并践行必要措施，以确保……议会召开之自由、定期召开之频率与决策之权力，以及本国之宗教、自由和贸易活动不受英格兰或任何外国干预”，否则苏英君合将不会延续下去。这一法案几乎可被看作一份独立宣言，其措辞中的挑衅性显然是有意而为。起初，女王不出意外地拒绝对这一法案给予御准，但她在次年还是颇不情愿地做出了妥协。接下来，昆斯伯里公爵的内阁被迫接受了同样棘手的《战争与和平法案》（Act anent Peace and War），这一法案赋予苏格兰议会在安妮女王去世，且苏英君合得到延续之后仍能自行宣战或议和的权利。尽管这一法案意在让苏格兰的外交政策完全独立于英格兰，内阁仍选择做出让步，以换取议会对财政供给放行——这一姿态最终化为徒劳。再次，苏格兰议会还通过了一项《红酒法案》（Wine Act），正式允许苏格兰人在战时与法国进行贸易。这一法案原本由希望通过促进贸易来增加财政收入的执政党提出，但其在表面上似乎也体现了一种经济民族主义动机。至于在次年的会期中通过的《羊毛法案》（Wool Act），则被视为针对英格兰的公开敌对行为，因为它允许向英格兰出口羊毛却禁止从英格兰进口羊毛，时人把这一规定看作对英格兰商贸活动的公然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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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议会合并的道路上，1703年苏格兰议会的立法议程起到了催化剂作用。由于安妮女王未诞下能够存活的继承人，1688—1689年光荣革命以来的王室继承顺序不明，苏格兰议会在此时的动向左右了威斯敏斯特方面的观点，令后者相信苏格兰已不能在当前的君合框架内得到有效统治。在此之前，伦敦议会已指定德意志的汉诺威家族为英格兰王位的继承者，由此快速解决了英格兰方面的继承难题，但苏格兰方面并未采取类似的措施，这严重影响到该国王位能否由新教徒继承。雪上加霜的是，苏格兰议会的反抗情绪也在这时达到最高峰。由于1702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再度爆发，英格兰及其盟国正忙于和强大的法国争夺西欧霸权，法军的不败神话直到1704年8月马尔伯勒公爵取得布莱尼姆大捷时才告终结。与此同时，路易十四承认离世不久的詹姆斯二世（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七世）年少的儿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王位的正当继承者，借此公然鼓动了苏格兰境内支持斯图亚特流亡王室的詹姆斯党势力，并将两王国的王位继承问题和欧洲战争直接挂钩。随着苏格兰国内对政府的不满日益增加，詹姆斯党的声望也得到提升，在1703年苏格兰议会的选举中有不错的表现。路易十四和他的一些大臣对入侵苏格兰表现出的兴趣令詹姆斯党势力受到鼓舞，也给伦敦政权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苏格兰议会久而未决的动荡显然只会为不列颠内外的敌对势力大开方便之门，因此这一问题的症结必须尽快得到解决。而最终促使安妮女王的首相兼财务大臣（Lord High Treasurer）戈多尔芬伯爵和陆军总司令马尔伯勒公爵支持通过议会合并解决苏格兰问题的，正是来自法国的威胁。在马尔伯勒公爵的军中有太多来自苏格兰的士兵，这令苏格兰问题直接关系到英格兰的国防事务，使他深为关切。正因如此，解散爱丁堡的苏格兰议会、建立一个属于整个联合王国的立法机关，从而在英苏之间达成“高度协调的联合”，便成为英格兰谈判者唯一愿意接受的方案。至于有可能招致弱势政府的联邦化方案，则从未被摆上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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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进展由此开始加速。1706年春天，英苏两国组建了一个共同的委员会，敲定了一份拥有二十五项条款的《联合条约》（Treaty of Union）草案，以供两国议会审阅。这一草案的核心部分提出了两国议会合并的基本原则，这是英格兰方面的根本诉求，不容任何让步。委员会的大多数苏格兰成员都是刻意从昆斯伯里和阿盖尔两公爵的党羽中选出来的，他们都在苏格兰政府担任要职，且更倾向于支持两国合并。然而，草案的核心条款遭到泄露，引起了广泛的怨愤与抗议，苏格兰人似乎更愿意接受对君合联盟和苏英关系的改良，而非“彻底的合并”。起初，共同委员会提出的草案令苏格兰一方大感不满，苏格兰长老教会对此也尤为警惕，担心苏英合并之后，英格兰会再一次将主教制强加于苏格兰教会之上。苏格兰教会总会（General Assembly）和教会长老纷纷谴责了这一提案，于是苏格兰教会成了苏英合并最强大的反对力量。詹姆斯党也视合并提案为眼中钉，因为他们正确地看出一旦合并得到落实，就将对复辟斯图亚特王室的事业构成威胁。事实上，积极支持苏英合并的罗克斯堡伯爵[4]就曾宣称，两国合并是一劳永逸地解决詹姆斯党问题的最现实做法，因为只要两国合并，英格兰军队就能自由出入苏格兰，镇压斯图亚特支持者的任何叛乱。1705年春季，英格兰船只“伍斯特”号（Worcester）的格林船长及两名船员因背负了对一艘达里恩公司所属船只犯有海盗行为的冤罪，在爱丁堡遭到处决。这一案件本质上是一起由爱丁堡群众支持并怂恿的合法谋杀，由此苏格兰的反英情绪达到了暴戾的巅峰。狂热的反英浪潮一直持续到1706年，当时一名法国间谍纳撒内尔·胡克（Nathaniel Hooke）曾向自己的上线汇报称，英苏秘密谈判的更多细节将在之后几个月里泄露出来，届时苏格兰人的反英情绪将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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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当苏格兰议会在1706年10月迎来历史性的新会期，准备就合并草案进行辩论时，反对的声音绝非无足轻重。并不是所有的城镇与郡选区都发出了请愿，但那些发出请愿的选区几乎都对合并提案提出了明确抗议。阿盖尔公爵视这些意见为虚张声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议会当中并没有强有力的支持合并的言论，足以与提案的批评意见抗衡。长老教会神职人员的谴责依旧强烈，他们痛斥这一提案罪孽深重，严重威胁到苏格兰新教传统的存续。作为一名支持合并的政客，佩尼库克的克拉克曾因此哀叹议会与苏格兰民众的意见之间过于悬殊，他估计“后者当中甚至没有百分之一的人认同前者要做的事情”。[5]当时，教会对苏格兰民众的意见拥有最大的影响力，教会人员不断在布道中宣扬反对合并的观点，这一现象已被政府内部的一些人视为对公共秩序的威胁。在爱丁堡，民众在袭击合并方案的强烈支持者帕特里克·约翰斯通爵士（Sir Patrick Johnstone）的住宅之后，向议会反对派公认的领袖汉密尔顿公爵大声致敬。女王的专员昆斯伯里公爵甚至要在军人护送下前往苏格兰议会。从那一刻起，反对合并的集会示威开始在爱丁堡出现。11月，暴乱蔓延到苏格兰西南地区，当地是加尔文宗[6]的重要据点，拥有坚实的誓约派传统。在格拉斯哥，民众针对合并支持者的暴乱造成了断断续续长达一个月的动荡局面，而在邓弗里斯城内，数千居民举行了抗议仪式，公开焚烧了《联合条约》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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