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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一部分 1700—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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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苏格兰在大不列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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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年2月5日，伦敦的议会下院通过了一项立法，彻底地影响了整个不列颠的历史走向。这部《外国人法》建议当时的安妮女王委派王室专员就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联合进行谈判，如果苏格兰方面拒绝服从，或者谈判进程在1705年圣诞节之前未见突破，英格兰方面将对苏格兰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除已经居住在英格兰的苏格兰人外，英格兰方面将对所有苏格兰人给予一般外国人待遇，煤炭、麻布和牲口等苏格兰主要商品的对英出口也将被取缔。为了让苏格兰议会尽快坐到谈判桌前，英方施展了如此露骨的经济讹诈手段，令苏格兰方面勃然大怒。虽然在1705年11月，英格兰新上台的辉格党政府废除了《外国人法》中过于霸道的条目，令两国关系得到缓和，但这部法律释放的信号依然明确：英格兰方面长期以来对深化英苏联合关系的抵触态度已被抛弃了；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政坛要人，乃至安妮女王本人，都开始将英苏之间在议会层面的统合视为维持两国之间关系稳定，以及巩固1688年光荣革命成果的必要条件。在整个17世纪，囿于英格兰方面的冷淡乃至敌对态度，各种寻求英苏合并的构想都没能成功。詹姆斯六世（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曾在1603年实现英苏共主联合之后试图进一步推动两国一体化，而类似的尝试也曾在1667年、1670年和1690年多次出现。1702—1703年，英苏双方最近一次关于联合问题的磋商也无果而终。伦敦方面不愿与苏格兰分享在美洲殖民地进行贸易的权利，构成了英苏进一步统合的一个根本难点。英格兰议会下院托利党领袖爱德华·西摩爵士（Sir Edward Seymour）就曾在1700年宣称，苏格兰无异于一个乞丐，“如果你娶一个乞丐作新娘，便只能得到一只虱子作嫁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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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为了探明1707年英苏合并的起源，我们首先需要弄清，为什么威斯敏斯特方面对与苏格兰人建立更紧密联系的态度在18世纪初经历了如此剧烈的变化。而苏格兰方面，尤其是爱丁堡的苏格兰议会的态度，同样值得我们详加审视。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实现议会层面的联合没有什么必然性可言：单纯的共主联合关系诚然在17世纪末陷入困境，但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对现有关系的调整得到解决，因此更为激进的宪制变革并非必要。1705—1706年，还有很多支持英苏合并的苏格兰政客对这一动议无法得到苏格兰议会承认而感到紧张，这一点同样令人惊讶。他们所忌惮的是苏格兰长老教会在英苏合并问题上公开表达的强烈抵触态度，后者担心两国合并将导致英格兰国教会主导整个不列颠的宗教事务，这无疑是长老教会所不能容忍的。曾参与英苏谈判的合并派人士佩尼库克的约翰·克拉克（John Clerk of Penicuik）就在事后记录称，自己曾注意到“苏格兰议会内部十分反感与英格兰结成任何形式的更紧密的联合关系”，并担心自己和同僚的努力有可能化为泡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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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的光荣革命改变了苏格兰议会的权力结构。威廉与玛丽在驱逐了斯图亚特家族的君主詹姆斯七世（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之后取得了苏格兰的王位，这一过程并非基于神授君权抑或正统的继承权，而是基于苏格兰贵族大会（Scottish Convention of Estates）[3]的决议与邀请。作为结果，苏格兰行政和立法权力的相对态势瞬间翻转，苏格兰议会很快开始在其他领域宣示自身的权威。1690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废除了负责起草并提出法案、通常由行政机关牢牢把持的立法委员会（Lords of the Articles）。就在同一年，由主教组成的第一等级会议也被废除。这两项变革大大增强了议会的权威，削弱了君主的政治影响力，权力斗争的战场因此落到国王的大臣（威廉仍对他们有任命权）和无比强势的立法机关之间。作为立法委员会的替代，一系列不再易于被行政权力操纵的临时委员会被设立，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苏格兰政府的状态越发难测。在1695年之后，国王的主要战略目标在于以昆斯伯里公爵、阿盖尔公爵、阿索尔公爵和汉密尔顿公爵等大贵族为基础，建立稳定的内阁政府。他认为，只有这些颇具影响力的贵族才有机会通过个人党徒和赞助关系在议会内拉拢一个亲政府的多数派。这种手段与一种行之有效的所谓“经营”体系，即通过对议员许以公职、年金、献金或各种职务以换取服从的手法一道，将确保苏格兰政府能够平稳运转。然而，这一期望最终还是落空了。根深蒂固的私仇与对职位的激烈竞逐令苏格兰的权贵彼此离心、各谋私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私下竞争恰恰是他们争取拥趸和荫客支持的关键所在。作为结果，这些大贵族既不能维持一种可持续的合作关系，在他们当中也没有一个强势人物能独当一面，主导议会政局。国王若将权柄授予一个贵族世家，便有可能疏远其他家族，甚至促使后者在议会组建强大而危险的反对派。不难想象，立法事务在这一状况下往往陷于长期瘫痪，维持苏格兰政府运转所需的财政供给也越来越难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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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英苏之间的摩擦逐渐升级，政局的动荡也愈演愈烈。在1689—1697年威廉对法作战期间，皇家海军严格执行《航海法》的禁令，取缔苏格兰与英属美洲殖民地间的走私贸易，这对苏格兰商界造成了严重冲击。随着苏格兰公司远征中美洲达里恩（Darien）的项目不幸失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冲突进一步激化。这一殖民事业在1695年发起时曾承载了举国的乐观情绪，但到1700年3月，在巴拿马地峡建立苏格兰殖民地并开拓两洋（太平洋和大西洋）贸易的努力已遭遇全面失败。这一项目的灾难性结局背后有很多原因，例如糟糕的事前计划和威胁第一批殖民者生命的可怕热带疾病，但苏格兰人最终将责任统统抛到了英格兰身上。迫于伦敦方面的政治考量和重商主义压力，英格兰投资者曾在项目执行期间突然撤资；而在1699年，伦敦政府还曾因顾虑与西班牙联手对抗法国的外交需要，拒绝为达里恩殖民地提供救济。由于苏格兰在达里恩远征计划上倾注了巨量的国民财富，这一项目的失败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影响，但它对苏格兰政局的冲击同样不可小觑。许多地主本已为1690年代严重的粮食歉收所困扰，损失了大量租佃收入，而达里恩远征的灾难又对在议会拥有代表权的贵族、地主（lairds）和商人的财富造成了直接打击。不满情绪因此爆发，一种尖锐的论调开始萌芽于批评者之间，将苏格兰当前的苦难全部归咎于1603年与英格兰的共主邦联。两国的疏远令苏格兰政府在1698年至1700年遭到了历届议会的断然抵制，若没有对议员采取极为慷慨的收买手段，内阁恐怕已经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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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威廉在统治不列颠后不久便已认定，现行的英苏君合关系已无法满足统治苏格兰的需求，而爱丁堡和威斯敏斯特两议会的合并对不列颠的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当时的威廉一心试图在大战中击败法王路易十四，苏格兰政局的动荡则对他的战略构成了威胁，这不只是因为苏格兰为他的军队提供了宝贵的兵员，也因为流亡的斯图亚特王室从法国方面得到了金钱与军事援助的保证，有可能令苏格兰国内支持斯图亚特王室的势力受到怂恿。然而，尽管议会合并的构想对国王本人颇有吸引力，威斯敏斯特方面却鲜有人对这一方案表示支持。直到1703年苏格兰议会召开之后，威斯敏斯特方面的冷淡态度才发生了根本转变，但那时统治不列颠的君主已不再是威廉，而是他的继承者安妮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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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年，苏格兰议会几乎完全脱离了女王专员昆斯伯里公爵及其内阁与支持者的控制，之前不断累积的不满情绪至此终于变成公然的报复行动。首先，苏格兰议会拒绝就维持文官政府运转所需的财政供给协议进行表决。其次，议会不顾女王与宫廷（即执政党）的反对，通过了《保证法案》（Act of Security），声明议会有权决定继承安妮女王苏格兰君主地位的人选，而除非伦敦的英格兰议会赋予苏格兰人“进行贸易通交的自由……与殖民的权利”，否则两国的君合关系将在未来解除。此外，《保证法案》还规定，除非在本届会期内“政府达成并践行必要措施，以确保……议会召开之自由、定期召开之频率与决策之权力，以及本国之宗教、自由和贸易活动不受英格兰或任何外国干预”，否则苏英君合将不会延续下去。这一法案几乎可被看作一份独立宣言，其措辞中的挑衅性显然是有意而为。起初，女王不出意外地拒绝对这一法案给予御准，但她在次年还是颇不情愿地做出了妥协。接下来，昆斯伯里公爵的内阁被迫接受了同样棘手的《战争与和平法案》（Act anent Peace and War），这一法案赋予苏格兰议会在安妮女王去世，且苏英君合得到延续之后仍能自行宣战或议和的权利。尽管这一法案意在让苏格兰的外交政策完全独立于英格兰，内阁仍选择做出让步，以换取议会对财政供给放行——这一姿态最终化为徒劳。再次，苏格兰议会还通过了一项《红酒法案》（Wine Act），正式允许苏格兰人在战时与法国进行贸易。这一法案原本由希望通过促进贸易来增加财政收入的执政党提出，但其在表面上似乎也体现了一种经济民族主义动机。至于在次年的会期中通过的《羊毛法案》（Wool Act），则被视为针对英格兰的公开敌对行为，因为它允许向英格兰出口羊毛却禁止从英格兰进口羊毛，时人把这一规定看作对英格兰商贸活动的公然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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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议会合并的道路上，1703年苏格兰议会的立法议程起到了催化剂作用。由于安妮女王未诞下能够存活的继承人，1688—1689年光荣革命以来的王室继承顺序不明，苏格兰议会在此时的动向左右了威斯敏斯特方面的观点，令后者相信苏格兰已不能在当前的君合框架内得到有效统治。在此之前，伦敦议会已指定德意志的汉诺威家族为英格兰王位的继承者，由此快速解决了英格兰方面的继承难题，但苏格兰方面并未采取类似的措施，这严重影响到该国王位能否由新教徒继承。雪上加霜的是，苏格兰议会的反抗情绪也在这时达到最高峰。由于1702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再度爆发，英格兰及其盟国正忙于和强大的法国争夺西欧霸权，法军的不败神话直到1704年8月马尔伯勒公爵取得布莱尼姆大捷时才告终结。与此同时，路易十四承认离世不久的詹姆斯二世（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七世）年少的儿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王位的正当继承者，借此公然鼓动了苏格兰境内支持斯图亚特流亡王室的詹姆斯党势力，并将两王国的王位继承问题和欧洲战争直接挂钩。随着苏格兰国内对政府的不满日益增加，詹姆斯党的声望也得到提升，在1703年苏格兰议会的选举中有不错的表现。路易十四和他的一些大臣对入侵苏格兰表现出的兴趣令詹姆斯党势力受到鼓舞，也给伦敦政权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苏格兰议会久而未决的动荡显然只会为不列颠内外的敌对势力大开方便之门，因此这一问题的症结必须尽快得到解决。而最终促使安妮女王的首相兼财务大臣（Lord High Treasurer）戈多尔芬伯爵和陆军总司令马尔伯勒公爵支持通过议会合并解决苏格兰问题的，正是来自法国的威胁。在马尔伯勒公爵的军中有太多来自苏格兰的士兵，这令苏格兰问题直接关系到英格兰的国防事务，使他深为关切。正因如此，解散爱丁堡的苏格兰议会、建立一个属于整个联合王国的立法机关，从而在英苏之间达成“高度协调的联合”，便成为英格兰谈判者唯一愿意接受的方案。至于有可能招致弱势政府的联邦化方案，则从未被摆上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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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进展由此开始加速。1706年春天，英苏两国组建了一个共同的委员会，敲定了一份拥有二十五项条款的《联合条约》（Treaty of Union）草案，以供两国议会审阅。这一草案的核心部分提出了两国议会合并的基本原则，这是英格兰方面的根本诉求，不容任何让步。委员会的大多数苏格兰成员都是刻意从昆斯伯里和阿盖尔两公爵的党羽中选出来的，他们都在苏格兰政府担任要职，且更倾向于支持两国合并。然而，草案的核心条款遭到泄露，引起了广泛的怨愤与抗议，苏格兰人似乎更愿意接受对君合联盟和苏英关系的改良，而非“彻底的合并”。起初，共同委员会提出的草案令苏格兰一方大感不满，苏格兰长老教会对此也尤为警惕，担心苏英合并之后，英格兰会再一次将主教制强加于苏格兰教会之上。苏格兰教会总会（General Assembly）和教会长老纷纷谴责了这一提案，于是苏格兰教会成了苏英合并最强大的反对力量。詹姆斯党也视合并提案为眼中钉，因为他们正确地看出一旦合并得到落实，就将对复辟斯图亚特王室的事业构成威胁。事实上，积极支持苏英合并的罗克斯堡伯爵[4]就曾宣称，两国合并是一劳永逸地解决詹姆斯党问题的最现实做法，因为只要两国合并，英格兰军队就能自由出入苏格兰，镇压斯图亚特支持者的任何叛乱。1705年春季，英格兰船只“伍斯特”号（Worcester）的格林船长及两名船员因背负了对一艘达里恩公司所属船只犯有海盗行为的冤罪，在爱丁堡遭到处决。这一案件本质上是一起由爱丁堡群众支持并怂恿的合法谋杀，由此苏格兰的反英情绪达到了暴戾的巅峰。狂热的反英浪潮一直持续到1706年，当时一名法国间谍纳撒内尔·胡克（Nathaniel Hooke）曾向自己的上线汇报称，英苏秘密谈判的更多细节将在之后几个月里泄露出来，届时苏格兰人的反英情绪将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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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当苏格兰议会在1706年10月迎来历史性的新会期，准备就合并草案进行辩论时，反对的声音绝非无足轻重。并不是所有的城镇与郡选区都发出了请愿，但那些发出请愿的选区几乎都对合并提案提出了明确抗议。阿盖尔公爵视这些意见为虚张声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议会当中并没有强有力的支持合并的言论，足以与提案的批评意见抗衡。长老教会神职人员的谴责依旧强烈，他们痛斥这一提案罪孽深重，严重威胁到苏格兰新教传统的存续。作为一名支持合并的政客，佩尼库克的克拉克曾因此哀叹议会与苏格兰民众的意见之间过于悬殊，他估计“后者当中甚至没有百分之一的人认同前者要做的事情”。[5]当时，教会对苏格兰民众的意见拥有最大的影响力，教会人员不断在布道中宣扬反对合并的观点，这一现象已被政府内部的一些人视为对公共秩序的威胁。在爱丁堡，民众在袭击合并方案的强烈支持者帕特里克·约翰斯通爵士（Sir Patrick Johnstone）的住宅之后，向议会反对派公认的领袖汉密尔顿公爵大声致敬。女王的专员昆斯伯里公爵甚至要在军人护送下前往苏格兰议会。从那一刻起，反对合并的集会示威开始在爱丁堡出现。11月，暴乱蔓延到苏格兰西南地区，当地是加尔文宗[6]的重要据点，拥有坚实的誓约派传统。在格拉斯哥，民众针对合并支持者的暴乱造成了断断续续长达一个月的动荡局面，而在邓弗里斯城内，数千居民举行了抗议仪式，公开焚烧了《联合条约》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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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民众抗议之外，这一时期的苏格兰还流传着武装叛乱的传言。据称，这场叛乱由西部诸郡的卡梅伦氏族（the Cameronians）领头，这是一股激进的长老会派势力，他们将与珀斯郡阿索尔公爵领导的高地詹姆斯党人吴越同舟，一道举兵。有人相信叛军可以动员的兵力多达8000人，足以强行解散爱丁堡的议会，并在战场上击败任何一支政府军队伍。尽管这着险棋最终并未成为现实，但近来针对1708年詹姆斯党密谋与入侵威胁的研究显示，詹姆斯党的暗中活动受到反合并情绪的强烈驱动，且其所得到的支持远比此前史家所设想的更为充实，这表明苏格兰爆发武装叛乱的危险确实存在。政府在这一时期也调动军事力量，采取了缜密的预警措施，体现出对叛乱风险的戒备之心。当爱丁堡民众愤然走上街头时，昆斯伯里公爵要求苏格兰王国1500人的常备军驻扎在首都附近，一些部队甚至入驻城区。但苏格兰枢密院依旧担心，一旦局面彻底失控，自己手头上的军事力量将不敷使用。因此，在10月下旬，戈多尔芬伯爵向苏格兰军总司令利文伯爵保证，如果“狂热情绪”对苏格兰的“公序良俗造成进一步的扰乱”，英格兰方面将派出一支大军在两国边境待命。到当年12月，这支由步兵组成的部队得到了800名骑兵的增援，随时听候爱丁堡政府调遣。还有一支英军的动向更令人不安，他们入驻爱尔兰北部，以威慑反合并势力的根据地——苏格兰西南诸郡，还能在必要时渡海攻入苏格兰境内。所幸，事态后来并未向最为激烈的方向发展，英军的入侵最终得以避免，但这些公开的军事预警行动有可能在苏格兰民间激起了恐惧心理，让民众担心如果议会否决合并条款，威斯敏斯特方面就有可能采取军事手段来强制达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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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年，《联合条约》的条款没能轻易通过苏格兰议会的议决。苏格兰议会是一个一院制立法机构，共有147名议员，代表世袭贵族、封地男爵[7]（即郡选区议员）和城镇市民阶级，他们不是像现代政党那样形成有组织的党团，而是根据政治立场与个人利害关系组成一个个松散的联盟。其中最大的是所谓“宫廷党”（Court Party），这一派别顾名思义，追随苏格兰政府的立场，他们负责协助伦敦方面的政策在苏格兰得到实施，以及对其他议员的收买工作——随着立法委员会被议会解散，这一事业对政府掌控议会不可或缺。当《联合条约》被送交苏格兰议会审议时，正是宫廷党人在女王专员昆斯伯里公爵的领导下受命推动《联合条约》得到议会认可。宫廷党人坐拥政府职位并收买议员，他们仅凭这一点便拥有高度的稳定性与协调性，这正是议会主要的反对势力——乡民党（Country Party）所严重缺乏的。所谓乡民党实质上是一系列志趣各异、有时互相抵触的利益集团组成的脆弱联盟，很多势力只是出于对现政府的反感才加入其中，除此之外和其他盟友几无共识可言。因此这一党派的构成极为多变，就连詹姆斯党人有时也会自视为乡民党的盟友，但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们仍以“骑士党”（Caveliers）[8]自居，与乡民党划清界限。1706—1707年，汉密尔顿公爵自相矛盾的举动（这将在下文中得到详述）也令乡民党缺乏明确的领导，其作为1706年重要会议期间反对派的力量也因此大大被削弱。除此之外，一股名为“新党”（New Party）的力量在1704年脱离乡民党独立，他们将在不久之后以“逍遥派”（Squadrone Volante）这一充满异域风情的诨名为人所知。随着事态发展，这个由二十多名议员组成的独立派系将在《联合条约》的议会表决中扮演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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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原本是应苏格兰政府危机提出的一项政治对策，这一提案在之前历届动荡不安的议会上都未得到通过，因此苏格兰政府能否在1706年至1707年推动其通过表决绝无定数。1703年的议会立法似乎表明，苏格兰人决心进一步弱化而非增强与英格兰的君合纽带；而在1706年秋冬时节，苏格兰议会开始审议《联合条约》之际，王国全境日益激化的愤怒情绪更是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此时的事态更为重大。此次将苏格兰与英格兰两国合并的构想远比之前的构想更为深远，而苏格兰方面也存在一种既支持更紧密的苏英合并又反对彻底合并的意见，这一派担心苏英合并之后苏格兰议会将就此解散，苏格兰的立法权力也将被彻底转移到威斯敏斯特。《联合条约》承诺，苏格兰地区可以在合并之后的不列颠议会中占据45个下院议席和16个上院议席，这一数字以苏格兰地区在新宪制安排下的预估纳税能力（而非人口）为根据，在一些人看来这对苏格兰极为不利。不过，即便在议会内外面临强烈的反对与诸多潜在障碍，《联合法案》（Act of Union）最终还是得以生效。1707年1月16日，苏格兰议会在一场历史性的决议中以110对67（43票的悬殊优势）通过了《联合法案》，宣告了自身的终结。昆斯伯里公爵和宫廷党人最终克服巨大的阻力，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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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兰人的反合并情绪背后，教会的神职人员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如何消除来自教会的威胁就构成了宫廷党人制胜策略的基础。1706年11月，宫廷党人用一份《苏格兰教会保证法案》（Act of Security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向教会承诺，维持苏格兰教会的传统权利和长老制组织将构成两国合并的基本要件，这一承诺最终也被纳入《联合条约》的文本之中。尽管宗教事务上的焦虑情绪并未因此消解，宫廷党人还是借此削弱了教会的反对声音，平息了教会最高执行机构——总会委员会（Commi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的不满，并一举削弱了支撑反对派力量的一个重要基础。一名合并提案的支持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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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内部，悖逆的鼓噪已大体趋于沉寂。那些曾狂热干预政治议题的牧师，如今也懂得把政府的方针交给议会议决。这令汉密尔顿一党大为沮丧，他们曾无比依赖那些牧师为他们鼓动反对合并的情绪，如今他们却被牧师弃于不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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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条约》的文本中，还有一些条款对宫廷党人的政治事业有利。在共同委员会代表英格兰方面起草条约的专员们主要关注国防安全与议会合并本身，为了保证苏格兰议会认可这些必要诉求，他们愿意在其他事务上做出让步。而《联合条约》中的一些条款也的确意在向苏格兰一些重要的社会群体承诺，其既得利益将得到保障。苏英合并要求苏格兰捐弃独立的议会、财政事务决策权和公法体系，但为其教会的权利、王室特许城镇的特权和精英商人的利益提供了保证。苏格兰私法体系的现状得到保全，领主阶级的世袭领地法权（即私人法庭）也得到维持。由于苏格兰在未来的不列颠议会上院只有16个席位，世袭贵族在合并方案中受到了尤为直接的冲击，但大多数无福享受这等殊荣的苏格兰贵族都安于享受与英格兰贵族同等的特权，例如在负债时免于民事诉讼——对于当时那些长期身陷财政危机的苏格兰贵族来说，这一豁免权带来的好处颇为可观。更重要的是，苏格兰人今后可以自由地与英格兰及其殖民地展开贸易，这一妥协是他们多年来梦寐以求，但英格兰方面总是拒绝给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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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贸易自由所带来的诱惑在最终的投票过程中施加了多大的影响，我们很难给出定论，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也有过颇为缜密的辩论。不过，《联合条约》中宣布开放“通商、航海之自由”的第四条在议会表决中赢得了最具压倒性的多数支持，总共只有19人投下反对票。一方面，鉴于不少苏格兰贵族的利益都与面向英格兰的牲畜、亚麻布和煤炭贸易密切相关，而苏格兰人素来对英格兰的《航海法》颇感不满，这一结果本身并不意外。另一方面，包括格拉斯哥（这里在后来将成为大西洋贸易在欧洲一侧的重要枢纽之一）在内，大多数城镇的代表议员投票反对这一条款，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担心一旦新的不列颠共同市场建立，自己将直面来自英格兰商人的威胁。与贸易自由的条款相比，《联合条约》中关于“等价代偿”（Equivalent）的第十五条或许对整个条约的通过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这一条款规定，苏格兰方面将获得一笔39.8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2600万英镑）的款项，以补贴英格兰的巨额国债在合并后对苏格兰造成的负担（此时英格兰的债务因军费需求而大幅增长），但在这笔款项当中也有一部分被用来补偿投资者在达里恩公司的不幸遭遇中蒙受的损失。达里恩公司一些最重要的投资者正好属于议会的“逍遥派”，这一派别规模不大，但在局势胶着的议会内部，宫廷党人想要取得胜利就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对“逍遥派”来说，《联合条约》第十五条无疑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提案，于是在针对条约文本的第一场重要投票中，这一派别与政府站在同一立场，投下了25张赞成票。考虑到在1704年和1705年“逍遥派”从未对合并提案表达过支持态度，这一立场转变无疑是出人意料的。尽管我们也无法断言，“等价代偿”的收买是促使“逍遥派”倒戈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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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逍遥派”对合并提案在苏格兰议会获得多数支持起到重要作用，那么合并提案顺利通过的基础仍是由宫廷党自身奠定的。现代研究者用计算机对最后一届苏格兰议会的投票分布规律进行分析，证实了这一论断。宫廷党人和“逍遥派”对《联合条约》的支持贯穿了整个条约的二十五项条款，尽管这一结果在议会召开之初并非理所当然。另外，当时的苏格兰政局变化无常，宫廷党人内部的协调性也不可预测，因此在《联合条约》审议期间，宫廷党对17世纪下半叶各种政治运作手段的使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执政党必须向议员许诺恩惠、提供带薪闲职、支付年金、授予公职乃至直接行贿，才能确保在议会获得稳定的多数支持。宫廷党内部构成芜杂，若干名大贵族各执己见，携各自的追随者松散地聚集于政府之下，在这样的联盟里，如果要避免不满情绪滋生，就必须给支持者充分的酬劳。往年几乎毫无效果的政治运作手段，在《联合条约》问题上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了在这一关键的会期里向宫廷党提供支持，颇具影响力的阿盖尔公爵同意从佛兰德战场回国，他本人因此被授予少将军衔和英格兰世袭贵族身份。英格兰财政部则秘密向苏格兰调拨了2万英镑（24万苏格兰镑，相当于今天的130万英镑），至于这笔钱究竟是被用来支付公职人员的欠薪，还是如一些人怀疑的那样被用来行贿，似乎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向已担任公职者支付长期拖欠的薪水和直接行贿一样，都是政治收买的有效套路。值得一提的是，“逍遥派”也从这笔巨款中得到了一份丰厚的犒赏。现代研究者还在从前的苏格兰议会反对派中发现了一些执政党政治运作的受惠者，例如皮特梅登的威廉·西顿（William Seton of Pitmedden）、肯尼思·麦肯齐爵士（Sir Kenneth Mackenzie）和格伦凯恩伯爵（Earl of Glencairn），他们在得到好处之后似乎对合并提案采取了更为缓和的态度。但不是所有议员都有受贿之嫌。投票记录显示，至少有十三名议员在没有得到金钱收买或公职许诺的情况下支持合并。但总体而言，宫廷党人的效忠绝非理所当然，因为有说法认为，其中一些成员对合并本身并无兴趣。政府只有通过极为慷慨的收买和运作才能为《联合条约》争取支持，因此1703年那样一败涂地的场面没有在这届议会里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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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拥有强大政治收买机器的昆斯伯里一党相比，议会内部的反对派势力显然未能充分利用国民对合并的反对情绪，对政府产生实质性威胁。反合并派势力主要受制于三个弱点。第一，乡民党人和骑士党人只有在令宫廷党出丑时才会共同行动，但在更根本的诉求上，这两大派系之间毫无协作余地。骑士党（或詹姆斯党）希望信奉天主教的斯图亚特家族的王位觊觎者在苏格兰复辟，这绝非领导乡民党的长老派贵族所能容忍的。第二，反对派的领袖汉密尔顿公爵在关键时刻软弱无常，总是不能在政治斗争中取得先机，他游移不定的立场甚至让一些人怀疑他是否真的反对合并。反对派原本计划在1707年1月正式退出议会，以阻挠议事程序，并向执政党宣示他们反对《联合条约》的坚决立场，但因为汉密尔顿态度犹豫，这一策略最终落空。在反对派计划退出议会当天，汉密尔顿起初以牙痛为借口没有到场，而当他来到会场之后，他又拒绝按计划带领反对派集体离席。爱丁堡民众曾把他视为捍卫苏格兰独立地位的英雄，他却令自己的追随者大失所望。其实，早在1705年9月，当议会讨论参与共同委员会的苏方代表应由议会还是女王提名时，汉密尔顿公爵就曾出人意料地表态支持女王一方，从而令亲合并派在共同委员会中占据多数。1706年11月，他也因叫停卡梅伦氏族在苏格兰高地与西南诸郡起兵的举动备受指责。汉密尔顿的言行令议会内外的反对派极为失望，一些人将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归因于他本人的处境。当时汉密尔顿不但背负巨债，还通过姻亲关系在英格兰的兰开夏郡持有大量产业，假如合并提案没有成功，他就有可能失去这笔财产。这些个人生活上的弱点都让他难以抵御来自执政党的诱惑。苏格兰政府的国务重臣之一、时任主计大臣（Lord Clerk Register）的詹姆斯·约翰斯通（James Johnstone）就曾指责汉密尔顿于1705年冬天主动向伦敦方面寻求支援，以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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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的第三个弱点在于，因为宫廷党和“逍遥派”在议会掌握了多数席位，他们只有将议会反对派和怀有不满情绪的民众联合起来，才能在这场斗争中谋求胜利。然而，乡民党的领导者并不希望引起一场大众叛乱，尤其是在苏格兰教会不再公开且主动地反对《联合条约》之后。一旦内战爆发，只有詹姆斯党会乐享其成，内战有可能招来法国人从海外入侵，最终在苏格兰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乡民党领袖们曾热情支持了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并拥护只接受新教君主的继承原则，一旦詹姆斯党得势，这些成果都将受到威胁。除此之外，当时的人们也有理由相信，一旦合并计划遭遇挫折，英格兰有可能采取军事手段强力干涉，以保障自己北部边界的安全。戈多尔芬伯爵已经给出了威胁性的暗示，英格兰军队也已入驻北部边界地区，并增强了在北爱尔兰的兵力。我们无从得知这些大规模军事准备措施到底是一种单纯的武力炫耀，还是有可能在万一之际转变成非常手段，但这些手段的确令苏格兰议会的反对派在1706年下半年辩论《联合条约》各项条款时保持了高度的警觉。这场风波背后隐藏着极为重大的风险，这一点在当时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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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年5月1日，苏英合并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通过这一安排，英格兰寻求在鏖战欧陆期间保障本国的安全；而在苏格兰，民众对议会主权丧失的愤怒和对“合并”这一构想的强烈敌意几乎不可阻挡。尽管如此，《联合条约》仍然以显著多数在议会得到通过。苏格兰教会曾表达了强烈反对之意，但因为《联合条约》严格保障了教会的权益与特权地位，他们的立场最终有所缓和。在议会内部，政府的收买与操纵手段更加有效地保障了宫廷党的稳定运转，《联合条约》的一些具体条款也针对性地满足了苏格兰比较重要的既得利益团体的诉求。贸易自由得到了保障，“等价代偿”也令执政党成功地争取到了来自“逍遥派”的关键支持。但这些只是苏英合并背后的“胡萝卜”，“大棒”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一些人担心合并谈判流产将导致内战爆发，也有一些耸人听闻的传言声称一旦合并失败，威斯敏斯特方面将进行武装干涉。在这一处境下，议会的反对派又受困于内部分歧和领导力的缺失，其势力遭到了致命性的削弱，根本无力依托国民的不满情绪，与政府和英格兰方面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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