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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170637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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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八章 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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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1830年苏格兰的城镇扩张是连接以乡村为主的苏格兰旧社会与19世纪晚期至今的近现代苏格兰城镇化社会的桥梁。1830年，苏格兰的城镇化进程尚未到达顶点，但从18世纪中叶开始，这一进程的步调便大大加快了。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近年关于近代欧洲城镇化的研究为苏格兰的城镇化提供了一个国际背景，他得出的数据如表8.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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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西欧各地区人口过万城市居民占总人口比例，1600—18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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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西欧各地区人口过万城市居民占总人口比例，1600—1850年-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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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的数字证实了一个传统观点：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苏格兰仍是一个以乡村为主的社会。在“城镇化社会”（根据生活在人口两万以上城市的居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排行表上，苏格兰在1600年和1650年都位列十六个地区中的第十一位，在1700年也只排到第十位。此外，由于这一统计方法将城镇人口的下限设在一万，苏格兰在1750年之前实际拥有的城镇居民人数被显著低估了。例如，在17世纪，苏格兰的城镇已经经历了显著的发展，除格拉斯哥、爱丁堡等重要城镇之外，还有很多以盐业与采煤为核心产业的城镇在福斯河口地带形成。近来的研究进一步阐明了近代早期苏格兰城镇的发展脉络。不过，即便承认表8.1的数据低估了苏格兰在1750年以前的城镇居民规模，认为17世纪苏格兰在西欧位列“城镇化”程度最低社会之流仍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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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那一时期起，数据显示苏格兰的城镇化进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居住在苏格兰大城镇的人口开始经历爆发式增长。到1750年代，苏格兰已在“城镇化社会”排行表中位列第七，到1800年升至第四，到1850年仅次于英格兰与威尔士，位列第二。在1750年，只有不到10%的苏格兰人居住在人口过万的城市里，这一比例在1850年上升到近三分之一。从长期的历史发展来看，如此大规模的变化一定意味着彻底的社会变革。换言之，一个新的秩序也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应运而生。如表8.1所示，到1800年苏格兰已经在西欧的城镇化程度排行中位列前五，其他四个地区分别是英格兰与威尔士、尼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北部，这一成就是在短短几十年内取得的。尼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北部早在两个世纪以前就已成为高度城镇化社会，那里的城镇化进程在1750年之后没有加速。类似地，没有证据表明欧洲有其他地区（波兰是一个例外，但那里的城镇化起点远低于苏格兰）在1750年至1850年经历了堪与苏格兰相比的快速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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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相比，苏格兰的情况颇为特殊。数据显示，在1600年之后的250年里，英格兰大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始终高于北方的苏格兰。但同样重要的是，两地城镇化程度直到18世纪前期仍相差很大，但这一差距却在之后快速缩小了。表8.2的数据表明，尽管18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城镇化程度仍相对更高，但城镇化增长速度远远不及同时期的苏格兰。直到1800年，英格兰城镇化进程的总体步调仍是渐进且平缓的。相比之下，现有证据表明苏格兰城镇的扩张速度更为迅猛，城镇化对城镇社会关系、生活设施与卫生条件等方面造成的压力也更大。此外，虽然到1830年大多数苏格兰人仍生活在乡间村落和农庄等半城镇化聚落里，那些快速成长的城镇地带却已成为苏格兰经济与社会的重镇。城镇不再是点缀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秩序中的零星节点，而是成为一场经济变革的动力源泉。快速发展的城市对食物和原材料高涨的需求给低地和高地苏格兰乡村社会结构带来了广泛的影响，反过来令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迎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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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根据前引数据整理的苏格兰、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城镇人口（定义同表8.1）增长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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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苏格兰经历了如此早熟的城市扩张？鉴于这一现象对苏格兰社会的长期发展造成的深远影响，我们在探究这一问题的答案时需要进行深入具体的考察。虽然难称最大的直接因素，但在第七章中描述的与城镇化发展同时进行的苏格兰农业革命无疑为苏格兰城市扩张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如果粮食产量没有显著增长，因而无法满足那些不能自给自足之人的需求，城镇化便不可能发生。然而，在我们所要探究的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年份里，苏格兰城镇居民主要依赖的都是从苏格兰农牧场中生产的谷物、牛奶、土豆和肉类。通过重组农地结构、提高用工效率、使用改良的休耕制度、种植块根作物以及采用新的轮作制度，苏格兰农业的产量与生产效率都得到提升，城镇的新居民这才得以享用足以果腹的食物。一个富有学识的时人便曾认为，在1750年代到1820年代之间，苏格兰谷物和蔬菜的产量翻了一番，而动物性食品的产量则增长到了之前的六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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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革新也从另外两个方面直接推动了城镇的扩张。首先，随着农业生产的市场导向性越发增强，城镇作为农产品交易中心的功能也大为发展。苏格兰社会对于商业、法律和金融设施的需求有所增长，而这些设施都聚集在城镇中。这一时期珀斯、艾尔、哈丁顿、邓弗里斯、斯特灵等城镇的扩张，就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们为周边地区越来越商业化的农业体系提供服务的能力。农业生产的地区性专门化发展也强化了城镇作为交易中心的作用。例如，因弗内斯在高地是至关重要的绵羊与羊毛集市所在地，这座城镇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当地在19世纪上半叶崛起为专业化牧羊业的重要地带为基础的。其次，苏格兰农业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的繁荣发展令佃农的收入增长，也让地主提出的地租水平有所升高。这些阶层购买力的提升意味着对城镇消费品和奢侈品，以及城镇的优质教育、休闲娱乐和时髦的住宅更大的需求，因而对苏格兰城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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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农业改良只是苏格兰城镇化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主要决定因素。作为乡村地带交易与服务中心的城镇在这一时期的扩张势头相对缓和，居民数量增长率只略高于总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此外，18世纪后期西欧所有社会的人口增长都鼓励当地食物生产者提高产量以应对更大的需求。苏格兰农业革命或许有其独特之处，但农业改良在这一时期的欧洲过于普遍，不足以为苏格兰异常迅速的城镇化发展提供基本解释。相比之下，苏格兰城镇发展的直接原因更有可能是苏格兰1760—1830年惊人的总体经济增长。1830年以前的工业革命主要局限在不列颠本土，这与这一时期苏格兰和英格兰领先欧洲其他地区的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不无关系。鉴于城镇提供了便于消费者与生产者聚集的环境，苏格兰近代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可以被视作同一经济趋势的两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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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经济增长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互相关联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源自商业活动。在18世纪，苏格兰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在把国际贸易重心向大西洋世界转移的过程中把握了机遇。从爱尔兰的科克（Cork）到西班牙的加的斯（Cadiz），洲际贸易活动的这一重大变迁为整个欧洲大西洋海岸的港口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大的活力。苏格兰在这一新贸易秩序下正处在十字路口的位置，克莱德河口的商业口岸得以快速扩张，成为联合王国烟草贸易的重要集散地，随后又开始拓展糖与棉花的进口业务。因此，18世纪后期苏格兰五座扩张速度最快的城镇都位于克莱德盆地，并非偶然。上述商业成功必然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商品的大宗运输与批发销售都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必然要求劳动力的大量集中。仓库、港口、工业设施、商人住所、银行、交易所、旅舍和咖啡馆等贸易活动所需的复杂的基础设施也需要大量投资。格里诺克可以为这一时期低地西部的港口城镇提供一个范例：当地人口从1700年的2000人猛增至1801年的17500人，到1831年则增长到27500人，在苏格兰城镇规模中排行前六。此外，爱尔兰贸易、海岸商业活动和与欧洲大陆持续不断的商业往来也在苏格兰东西海岸刺激了诸多港口城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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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长期来看，与国际和跨地区商业活动造成的刺激相比，制造业扩张在苏格兰的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更关键的作用。在19世纪初苏格兰最大的十三座城镇中，至少有五座的人口在1750年至1821年增长了两倍以上，分别是格拉斯哥（从31700人增长到147000人）、佩斯利（从6800人增长到47000人）、基尔马诺克（Kilmarnock，从4400人增长到12700人）、福尔柯克（从3900人增长到11500人）和格里诺克。除格里诺克以外，另外四座城镇居民的生计都直接或间接仰赖制造业。事实上，正是那些大规模的工业城镇和散布在周边、与主城区相关联的小规模城镇化区域奠定了苏格兰近代城镇化的步调。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工业本身不一定，也不必然在短期带来大规模的城镇扩张。例如，迟至1830年代，苏格兰大约三分之二的棉、亚麻和羊毛手工织工都居住在乡间村落或小城镇里。与大城市相比，在18世纪最后25年里兴起的水力棉纺厂在卡特林（Catrine）、新拉纳克或丁斯顿（Deanston）等地更为盛行。在本章所关注的这一时期，采煤与生铁冶炼始终以小城镇和乡间村落为中心。乡村地带各种制造业的存在解释了为什么到1830年大多数苏格兰人仍生活在大城镇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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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工业向城镇的集中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长期优势。制造业者可以从“外部经济”中获得好处：通过用企业自身的资源为工人提供住宿和其他设施，制造业者可以节省开支；制造业者在城镇里可以掌握稳定且庞大的劳动力来源，而由于经营过程中各部门的活动都在位置邻近的地方进行，在上游供应、最终产品销售和维修作坊之间运输货物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乃至近乎归零。这些优势在1800年以前便已为苏格兰的城镇化提供了动力。在这之后，新的蒸汽动力技术和兴建运河、道路所带来的交通大发展也稳健地增强了推动苏格兰经济向城镇集中的向心力。蒸汽机在棉纺业，乃至整个纺织行业的使用鼓励了新的工业定居点在煤田上兴起，从此为大城镇制造业的扩张移除了又一个重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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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哥在这一时期的变化中构成了一个最具戏剧性的案例。1795年，格拉斯哥拥有11座复合棉纺厂，但伦弗鲁郡的乡村地带拥有12座。格拉斯哥固然对棉纺业主颇具吸引力，但棉纺业对于水力的依赖无疑限制了在格拉斯哥发展这一行业的潜力。然而，1800年以后以蒸汽动力为基础的技术快速投入使用，格拉斯哥城内及其周边地区的棉纺企业数量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1839年，苏格兰总共有192座棉纺厂，雇用了31000名工人，其中只有17座位于伦弗鲁郡和拉纳克郡，而格拉斯哥城内及周边地区拥有98座。在佩斯利及其周边地区形成的另一个棉纺业地带则拥有40座工厂和近5000名工人。类似的产业集聚效应也在苏格兰边境地区的霍伊克、加拉希尔斯（Galashiels）等棉纺城镇以及低地东部的亚麻纺织业中心地带发生，只不过时间跨度更长：“……那里的产业体现出一种强大的城镇聚合性——邓迪专门生产粗支亚麻纱和丝束面料，阿布罗斯（Arbroath）是帆布贸易的中心，福弗尔（Forfar）和布里金（Brechin）生产柳条棉布等低支纱织物，法夫北部则专门生产高支亚麻布和漂白布料。”[1]在1830年以前，纺织业为这一集聚效应提供了主要动力。例如，到当时为止，格拉斯哥及其郊区和伦弗鲁郡等棉纺业中心都是低地西部城镇扩张速度最快的地方。直到1830年以后，尤其是从1840年代开始，快速城镇化进程才开始从这些地区扩张到拉纳克郡北部的科特布里奇（Coatbridge）、艾尔德里（Airdrie）和威肖（Wishaw）等以采煤和制铁为主业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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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经历了快速的城镇扩张，苏格兰的旧社会与新社会之间仍存在着显著的连续性。19世纪早期的四座主要城市——爱丁堡、格拉斯哥、阿伯丁、邓迪——在17世纪便已是苏格兰最大的自治城镇，尽管在这段时间里它们的规模、职业构成和经济结构都经历了显著的变化。18世纪早期苏格兰最大的13座城镇到1830年依旧位于苏格兰城镇排行榜的前列，其中只有一两座城镇例外。由此可见，苏格兰最大的城市地带都有悠久的城镇化历史，传统的郡与地区首府也继续作为地方行政或统治的中心，抑或为富饶的农业区域充当市场，从而在当地社会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到1830年，苏格兰的城镇体系也已发展出一些象征新时代到来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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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城镇化进程主要集中在低地东部和西部的狭长区域。1801—1841年，上述地区在苏格兰城镇人口（居住在人口5000人以上城镇的总人数）中的占比从未低于83%。而在这一区域内部，人口也高度集中在格拉斯哥与爱丁堡两地，这两座城市早在1800年便已容纳了苏格兰城镇人口的60%。苏格兰城镇结构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大多数苏格兰城镇都可被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四座主要城市；第二类是工业城镇；第三类是拥有历史传统、为周边地区充当集市或提供行政服务的地区性首府。此外，苏格兰还存在着其他种类繁多的城镇聚落，包括法夫与马里海岸的渔港、福斯河口地区的传统采煤或盐业城镇，以及布里哲夫阿伦（Bridge of Allan）、皮布尔斯（Peebles）和斯特拉斯佩弗（Strathpeffer）的内陆温泉疗养地。在这些城镇当中，基础工业城镇和一些大城市最容易受这一时期城镇快速扩张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影响：佩斯利、福尔柯克、基尔马诺克和霍伊克等城镇发展迅猛，但大多数工人阶级居民只服务于一两种高度依赖海外市场需求的产业，这导致他们在国际市场行情波动时处境脆弱。1816—1817年、1825年和1836—1837年的严重商业萧条期间，这些城镇的普通居民都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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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城镇相比，那些居住在地区性中心城镇的人的处境要更好一些。这些城镇的人口增长速度一般较为平缓，意味着这里既有的污水和垃圾处理系统不会像其他人口快速增长的城镇那样轻易过载，尽管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城镇无论大小都面临着类似的卫生问题。此外，这些城镇居民的职业结构也比工业城镇更为多元，而由于这些中心城镇的经济活动以为周边农业地带提供服务为主，周期性失业也不太容易在这里引发社会危机。然而，这种城镇（例如珀斯）和其他城镇之间的区别不应被高估，因为其中一些地区性中心城镇也很倚重工业，不可能完全避免来自制造业商品外来需求波动的冲击。这种地区性城镇与工业城镇之间的区别往往只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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