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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三部分 1830—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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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世界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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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维多利亚女王亲自为格拉斯哥市议会大楼剪彩，这座建筑豪华的内部装饰、壮观的前立面和大理石楼梯象征了这座城市在此前数十年间惊人的发展，以及它如今作为“帝国第二大城市”的地位。更早之前的1883年，在市议会大楼的奠基仪式上，这座城市蓬勃的自信心已经清晰可见：约10万人聚集在乔治广场，观看受雇于重工业领域的熟练工人组队游行。到19世纪晚期，正是重工业令格拉斯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在1901年举办于凯尔温格罗夫公园（Kelvingrove Park）的第二届格拉斯哥国际博览会也传达了类似的信息：作为英国有史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国际博览会，这场活动吸引了1150万人前来参观，俄国沙皇也曾亲临观瞻。这场博览会的重点在于宣传这座城市蜚声世界的经济与工业成就，会场上的机械展厅与工业展厅便是专门为展示格拉斯哥的工程与科技成就而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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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哥市议会大楼的落成与第二届国际博览会的举办不但强有力地证明了这座城市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也印证了1830年以来整个苏格兰在物质层面的飞跃性发展。在1830年，苏格兰的经济支柱仍是纺织业，其中以棉纺业最为重要；但到19世纪晚期，苏格兰的产业经济成功进军重工业领域，并在一些关键部门取得了世界性的主导地位。到1913年，格拉斯哥及其周边高度工业化的卫星城镇生产了相当于全英总马力数一半的船舶发动机、三分之一的铁路机车与其他车厢、相当于总吨位数三分之一的运输船舶，以及五分之一的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克莱德河流域的工业区生产的船舶吨位数相当于全英的三分之一，接近全球总产量的五分之一，这一产量在当时甚至远多于德国所有造船厂的总和。这一时期的苏格兰拥有一个面向全球市场的巨大重工业体系，而居于这一体系核心的是可以生产引擎、泵机、液压驱动设备、铁路车辆等各种工业产品的工程专业技术。四家主要的铁路机车生产厂商中有三家位于格拉斯哥。1903年，这三家企业合并为北不列颠机车制造厂（North British Locomotive Works），成为一家“业界巨头”，年产量达到800列以上。格拉斯哥因此成为整个欧洲最大的铁路机车制造中心，有大量的机车发动机从这里被销往大英帝国各处属地、南美洲及欧陆各国。苏格兰西部地区也因其巨大的土木工程成就而闻名，曾主持建造福斯河大桥、泰河大桥、伦敦塔桥，并在世界各地留下了其他工程杰作的威廉·阿罗尔爵士（Sir William Arrol，1839—1913）便是其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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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容这一时期格拉斯哥重工业的全球影响力时，我们不难用到冠冕堂皇的词语，但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首先，苏格兰工业经济的发展成就并不局限于格拉斯哥和低地西部。其次，在19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里，重工业不是苏格兰唯一一个成功打入全球市场的经济部门。诚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充当“领头行业”的棉纺业曾在1850年代因刺绣平纹细布的突然崩溃而陷入困境。到1868年，虽然苏格兰有131座棉纺厂仍在运作，但整个行业已在海外竞争、关税压力和兰开夏郡棉纺业者成功开辟的高端棉纺产业面前备感压力。到1910年，苏格兰的棉纺业已几乎彻底崩溃，只有九家企业幸存，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包括行业未能像从前那样维持快速革新的步调、商业投资的匮乏以及（在企业主看来）劳动力拒绝采取措施以提高生产效率。不过，棉纺业没落的损失远远小于其他纺织业部门的出色表现所带来的好处。1896年，佩斯利的科茨纺织厂（Coats）与帕顿斯纺织厂（Patons）合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线企业。以“制线业的拿破仑”闻名的阿奇博尔德·科茨（Archibald Coats，1840—1912）在这一行业获得的利益如此丰厚，以至于他家族中有11个人成为百万富翁。即便美国征收了保护性关税，科茨仍成功打入并迅速主宰了美国市场。这家企业最终控制了全球制线业产能的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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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令人惊叹的还有邓迪及其周边的粗麻产区的黄麻纺织业。黄麻纤维常用于包装和制毯，原料通常从孟加拉和印度进口。邓迪在短时间内崛起成为“黄麻之都”，由考克斯兄弟（Cox Brothers）在洛希（Lochee）经营的坎珀当纺织厂（Camperdown Works）在1880年代雇用了多达14000名工人（女工占大多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黄麻纤维制造业综合体。苏格兰的黄麻制品最终将被销往全球，其中以美国和英属殖民地的市场发展最快。其他苏格兰城镇也在纺织业的其他部门中实现了专门化：柯科迪（Kirkcaldy）专营室内地面铺装与油地毡；苏格兰边境地区的加拉希尔斯、霍伊克和塞尔扣克擅长生产花格布、粗花呢和高档编织品；基尔马诺克和格拉斯哥主营地毯（到1914年，格拉斯哥附近的坦普尔顿［Templetons］已成为苏格兰最大的地毯产地）；艾尔郡的达弗尔（Darvel）和高尔斯顿（Galston）则主要生产精细花边窗帘（这一产业在一战前夕雇用了约8000人）。即便棉纺业已经衰败，如此众多的细分部门仍能保证纺织业在苏格兰的经济体系下占据一席之地。事实上，在1910年代，苏格兰西部地区受雇于制线业与花边纺织业的劳动者人数只略少于1870年代的棉纺业与编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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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多样性并不局限在纺织业。詹姆斯·“帕拉芬”·扬（James “Paraffin” Young，1811—1883）曾通过一系列发明创新成为西洛锡安地区页岩油开采的先驱，这一行业到1900年代已颇具规模，年产量达到200万吨。威士忌蒸馏在当时当然也是苏格兰的一项特色产业，在1884年一年之内，便有多达2000万加仑的威士忌在政府的税收记录上登记在册。位于克莱德班克（Clydebank）的美国胜家公司（American Singer Company）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缝纫机制造厂，超过一万名工人在那里工作。还有很多企业的存在也足以证明，传统重工业并没有在苏格兰西部的经济体系里占据垄断地位，例如巴尔与斯特劳德光学设备制造厂（Barr and Stroud optical factory）、顶点绞拧机制造厂（Acme wringer factory），以及在工程界巨头威廉·比德莫尔集团（William Beardmore and Co.）占地45英亩的广阔厂区里进行的汽车与飞机制造业试验——在一战期间，仅威廉·比德莫尔集团一家便提供了至少650架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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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以前的数十年间，苏格兰的经济与社会经历了剧烈的转变。然而，当时产业经济的主要发展仍体现在（尽管并不完全局限在）棉麻纺织业，至于采煤与制铁行业的发展势头则较为迟缓。直到1830年之后，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苏格兰工业经济才迎来大幅发展。这一时期的棉纺业已不复往日那般活跃，但其他纺织业部门都在这一时期快速细分化。更为根本的是，制铁、炼钢、造船与土木工程行业在苏格兰快速起飞，令苏格兰摇身一变成为世界工厂。上述所有产业部门都以海外市场为导向。到1900年代，人口不足500万的苏格兰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玩家，同时与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的原材料产地及欧洲的工业化地带相联结。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历程必然给苏格兰社会的性质与结构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些结果将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得到探讨，但在这里，有四个要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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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新兴工业经济提供的就业机会让苏格兰人口得以显著增长。1750年代到1831年，苏格兰总人口增长到237.4万人，增幅为88%；但在接下来的80年，即1831—1911年，苏格兰人口增长了一倍，达到476.1万人。爱尔兰移民的人数在大饥荒和那之后的数十年间有所增加（为了寻求受雇于苏格兰工业企业的机会），无疑对这一增幅起了一定作用。第二，苏格兰人口流动的新格局早在1830年以前便已清晰可见，而在19世纪下半叶，这一趋势变得更为突出。人口向低地中部集聚的速度加快了。在低地中部的东端，即爱丁堡周边地区，人口在这一时期从785814人增长到1400675人，而在格拉斯哥及其周边的重工业核心地带，人口增长势头更为惊人。到1901年，位于低地中部西端地区的人口已从628528人增长到近200万人，此时低地西部诸郡在苏格兰总人口中的占比已达到惊人的44%，而低地东部诸郡的占比总体上仍维持不变。在苏格兰其他地方，人口总体上经历了持续的流失。高地人口在1841年达到峰值之后便陷入了不可逆的萎缩。高地极北地区的人口在1861年达到峰值，苏格兰边境地区在1881年达到峰值，东北地区则在1911年达到峰值。在人口流动中占据赢家地位的是那些以制造业和采矿业为主要产业的郡。例如，法夫、安格斯、伦弗鲁和斯特灵等郡的人口在这一时期增长了一倍以上；西洛锡安郡的人口增长到之前的三倍，邓巴顿郡的人口则增长到之前的四倍。在人口涨势尤为惊人的拉纳克郡，这里的人口竟增长了356%。乡村人口流失经常被视为一种发生在高地的现象，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时期的人口变动几乎影响了苏格兰的每一个地区。关于1860年代的专门研究显示，苏格兰各地的大多数堂区都经历了人口减少，其中以西南部和马里到贝里克之间的东部地区最为显著，只有苏格兰边境地区的纺织业城镇与低地中部的部分地区在这一时期吸引了大量移民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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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发展在苏格兰造成的第三种，也是与上述两点密切相关的一种影响在于，苏格兰农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开始快速衰退，采矿、建筑和制造行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迟至1851年，当时的人口普查数据仍显示苏格兰受雇于农业的男性与女性居民人数多于矿业与纺织业的总和，但在那之后，这一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农业劳动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851年的25%下降到20世纪初的11%。重工业发展造成的第四种影响是，人口大量离开土地必然造成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如之前的章节所述，苏格兰在19世纪初已经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到1851年，苏格兰的城镇化率已显著领先荷兰，在欧洲的“城镇化社会”排行榜上仅次于英格兰与威尔士。迟至1830年代，苏格兰人口中只有略多于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人口超过5000人的城镇中；到1911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近60%。苏格兰城镇在这一时期爆发式扩张的动力主要来自格拉斯哥、爱丁堡、邓迪、阿伯丁这四大都市，这些城市在20世纪初已经容纳了苏格兰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这当中，格拉斯哥再一次以其扩张幅度之大与步调之持续脱颖而出。为了满足格拉斯哥日用品行业对熟练与非熟练工人的巨大需求，成千上万的男性与女性移民从低地乡村及小镇、高地地区乃至爱尔兰涌入这座城市。在1830年代，格拉斯哥人口已超过25万；到1871年，格拉斯哥人口达到50万；而在1914年前不久，格拉斯哥人口终于突破百万大关，尽管城市规划调整在这当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在苏格兰的其他地方，像拉纳克、邓弗里斯和哈丁顿这样的农业与地方性交易中心仍比较繁荣，但归根结底，苏格兰城镇社会的主要动力仍来自工业经济。在四大都市以外，苏格兰人口增速最快的城镇当数边境地区的纺织业城镇，拉纳克郡的科特布里奇、马瑟韦尔（Motherwell）和艾尔德里等制铁、炼钢和采矿业中心，以及法夫郡的一些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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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新兴的工业与城镇社会建立在一些重要的基础之上。最关键的是，苏格兰的工业经济极为依赖海外的市场。在1910年代，苏格兰煤产量的38%通过跨海或沿岸贸易运往海外，其余的煤炭则被当地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铁、炼钢等行业消费。在一战前，体量庞大的北不列颠机车制造厂将其生产的机车的近一半运往大英帝国的各处领地，其中以英属印度为最大的目的地。邓迪黄麻产业的崛起源自1840年代包装东印度咖啡和拉丁美洲鸟粪肥等各种海外商品的需要，以及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期间海外市场对沙袋的巨大需求。在1840年代经历了第一轮快速增长之后，苏格兰生铁铸造业三分之二的产出被出口到国外，这一比例远高于不列颠其他地方；即便在1860年代末，苏格兰仍有三分之一的生铁被销往海外。从克莱德赛德（Clydeside）地区的造船厂中源源不断地驶出的船舶所仰赖的订单主要取决于国际贸易的行情，即便在1890年代英国海军部对军用船只的需求日益增加之后也是如此。无论是边境地区的高档编织物，还是麦芽抑或调和威士忌，苏格兰其他行业的格局也大体相同。对整个苏格兰经济来说，国际市场都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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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便不难想见，19世纪下半叶国际贸易的革命性发展在苏格兰工业经济的成功故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新趋势的基础是欧洲与美洲、亚洲和大洋洲之间以交换食物、原材料和工业制品为主体形成的商贸关系。谷物、肉类、棉花、木材、羊毛等各种商品涌向欧洲，原料生产国则能从北半球发达国家获得船舶、铁路机车、桥梁、铁路等重要的基础设备与设施。交通方式的革命让这一贸易体系成为可能，并使其大为发展：远洋帆船的设计与航速得到改进，蒸汽船也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参与远洋运输；跨大陆铁路运输网络令印度平原和北美草原这样的偏僻之地也能充分释放经济潜能；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则让从西方前往印度乃至更远地区的时间大大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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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因素无不给苏格兰产业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其效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原材料生产者在贸易中得到的收入允许他们购买更多的资本产品；另一方面，对全球交通体系的巨额投资令对船舶、铁路机车、铁路、桥梁和黄麻包装袋的需求大大增加。在这一过程中，苏格兰投资者还亲自投资了美洲、澳大利亚和亚洲的铁路、农牧业、采矿企业、茶叶种植园和国家债券，制造了更大的商业需求。苏格兰的对外投资总规模从1870年的6000万英镑增长到1914年的5亿英镑，人均数字远高于联合王国全境的平均值。在一个大多数居民仍较为贫穷的地区，如此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对苏格兰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种循环效应：苏格兰资本的海外投资反过来为苏格兰重工业核心部门制造了更多的需求。正如布鲁斯·伦曼（Bruce Lenman）所说：“以加拿大或美国的内陆草原为例，那里必须通过铁路才能与东海岸港口相通，在加拿大的铁路上奔驰的火车头很可能是在格拉斯哥生产的，而无论是在加拿大还是在美国，他们用来装粮食的袋子都很可能来自邓迪。将粮食运过北大西洋的船舶则常常是在克莱德河地区设计并建造的。”[1]因此世界经济的格局构成了苏格兰经济繁荣的必要前提。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苏格兰为什么能在这一时期的国际市场上获得如此显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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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经济成就的首要前提在于其在1830年以前积累的经济基础。早期工业化进程意味着苏格兰可以在与除英格兰以外几乎所有欧洲经济体的竞争中领先一步。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在经济上已经拥有一系列关键优势，其中包括一个庞大且富有经验的商人群体，一个专注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政治与社会精英阶层，在工程、采矿和纺织等行业拥有丰富经验的劳动力，以及对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更为严格的时间管理与工作纪律的适应力。这一时期的苏格兰还拥有一套由港口、道路和运河构成的复杂基础设施，以及通往欧洲、北美乃至大英帝国南半球殖民领地的国际化市场渠道。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成就与这些丰富的经济积累之间有一些具体关联，值得我们加以关注。例如，邓迪黄麻纺织业的腾飞就在一定程度上以这种关联为基础。起初，东印度公司期待本国的纺织业者能对廉价的粗麻纤维产生兴趣，将黄麻样品从孟加拉送到不列颠本土的纺织业中心，而邓迪人率先用技术手段克服了这种纤维既干又脆的问题。这既是因为邓迪及其周边地区向来以粗亚麻纺织为主业，也是因为黄麻原材料需要经过所谓的“软麻”（batching）工艺，亦即用鲸油和水的混合物进行处理才能进一步加工。从18世纪晚期开始，邓迪便已是苏格兰捕鲸业的头号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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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造船业与此前经济积累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进入19世纪下半叶，造船已成为苏格兰重工业经济的核心部门，但在之前几十年里，苏格兰在这一行业并没有什么竞争力。事实上，克莱德河地区长期以来缺乏制造新型船舶的技术积累，迟至1835年，这里仍只生产了不列颠造船业总吨位数的不到5%。船舶蒸汽发动机领域的领先地位是这一地区在造船行业最主要的早期优势，而这一部门又有赖于当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积累的一系列工程技术。蒸汽机在矿坑中被用于排水、运煤，在棉纺业中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克莱德河地区的工厂与作坊不但制造蒸汽机，还会对其设计进行改良。正如詹姆斯·克莱兰（James Cleland）在1830年代初所说：“格拉斯哥……已拥有制造蒸汽发动机与相关机械，以及棉纺、麻纺和羊毛纺织设备的大型设施。一切属于机械制造与工程部门，或与这些部门有关的产品都要在这里完成组装。”[2]在精密工程学技艺如此高度的集聚之下，工业界自然会对蒸汽动力驱动船舶的实用化开发产生兴趣。1812年，亨利·贝尔研发的蒸汽船“彗星”号便横跨克莱德河进行了历史性的处女航，证明了这一技术的可行性。到1820年，克莱德河地区已生产了全英蒸汽船总吨位数的60%，尽管这一时期的蒸汽船体量较小、船用锅炉压力较低且非常耗煤。在取得日后的巨大成功之前，造船业者首先需要有效解决成本过高与性能过低等基本问题。以大卫·内皮尔（David Napier）和他的堂弟罗伯特·内皮尔（Robert Napier）为首的内皮尔家族被认为对蒸汽船的技术革新贡献甚大，他们在自家位于坎拉齐（Camlachie）的造船厂和位于兰斯菲尔德（Lancefield）的船坞实现了几项关键的技术突破，内皮尔家族的企业最终成为一处供船舶工程师与制造业者进修的场所。大卫·内皮尔首创将工程设计与船舶制造合并于一家企业的做法，并在名下的多家工厂大量制造蒸汽锅炉与发动机，以用于船舶或供矿坑与作坊等传统客户使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由内皮尔家设计并建造的蒸汽船都集中在格拉斯哥周边的棉纺业区域，例如垂德斯顿（Tradeston）和坎拉齐，这表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角——纺织业和后来大名鼎鼎的造船业在苏格兰西部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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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经济积累为苏格兰重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令苏格兰在之后数十年间向世界性强大经济体迈进的步伐大大加快。在这当中堪称首要的因素是金属铸造业和造船业领域的一系列卓越且重大的创新。曾担任格拉斯哥煤气厂经理、在化学和工程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J.B.尼尔森（1792—1865）发明了热风炉工艺，革命性地改变了制铁业。这一工艺大大减少了制铁过程中对原材料与燃料的消耗，降低了金钱成本，同时提高了锅炉的单位产量。尼尔森的这项发明让苏格兰生铁铸造厂商在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对手竞争时拥有显著优势，从而为苏格兰生铁产量的惊人增长奠定了基础。1825—1840年，苏格兰的生铁产量增长到之前的20倍，达到50.4万吨，这些增量主要源自艾尔郡及拉纳克郡，尤其是在后者的芒克兰（Monklands）地区，加特谢里（Gartsherrie）的贝尔德家族（Bairds）在这一时期建成了他们名下庞大制铁企业的核心设施。从1830年代开始，这一家族只用了短短40年便作为世界领先的生铁制造商而为人所知，他们在1870年已拥有42座高炉，年产量达30万吨，仅企业在当年获得的利润便高达300万英镑。1841年，曾作为政府专员奉命调查苏格兰矿业地带状况的托马斯·坦克雷德（Thomas Tancred）曾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芒克兰工厂的景象：“……四面八方成排而建的高炉足可以让人联想到正在喷吐火舌的火山，这里的熔炼工作不舍昼夜、不顾周日，总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在白天，有一整条运河始终都在冒着热气，因为这里是两岸的锅炉排放废水的地方，蒸汽机车牵引着一长串挂斗从旁驶过，错综复杂的铁轨横穿乡间，朝着各个方向延伸。”[3]这段对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工业区骇人景象的刻画堪称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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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造船业的进步从1830年代开始便持续不断。克莱德河地区既能开发当时最为前卫的船舶推进技术，也在造船材料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并因此享誉世界。克莱德赛德地区在这一时期创下了造船行业的一系列第一，令苏格兰造船企业在蓬勃发展的世界船舶市场中始终占据鳌头。这些开创性成就包括航速更快的螺旋桨（代替明轮桨）、动力远大于早期型号的复合式船舶发动机，以及将铁和钢等新型材料用于造船。在19世纪下半叶，苏格兰造船业、制铁业与炼钢业的命运开始密切地联系起来，克莱德河地区船厂对采用新材料的强烈热情无疑在这背后起到了很大作用。在1840年代，英国几乎所有铁制船舶都产自克莱德河地区，1851—1870年，克莱德河地区仍生产了全英铁制船舶总吨位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苏格兰的炼钢产业在1870年代逐渐成形，但因为苏格兰以磷铁矿为主，而当时最主要的炼铁技术，例如贝塞麦（Bessemer）转炉和西门子-马丁（Siemens-Martin）平炉炼钢法，主要依赖含磷量低的铁矿石，所以这一行业的发展一直受到制约。直到1880年代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Gilchrist-Thomas）工艺发明之后，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结果，苏格兰炼钢业只能依靠平炉炼钢法和进口铁矿石才得到发展。到1885年，苏格兰已经有10家炼钢企业，产量达到全英西门子平炉钢产量的近一半。平炉炼钢与造船业之间的关联非常重要：炼钢有赖于主要造船厂对使用更轻、更耐用、强度更大的金属材料，以维持世界市场领先地位的坚定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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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的经济成就也有赖于当地燃料、原材料与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低地的中央地带有丰沛的煤炭资源，在19世纪早期便开始为蒸汽机驱动的纺织厂提供动力，但随着制铁业飞速扩张，煤炭产业的发展更为繁荣。1800年，苏格兰有七八千名煤矿矿工，到1870年这一数字已增长到近47000人，受雇于苏格兰各地的超过400座煤矿。贝尔德制铁厂的出色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便有赖于附近丰富的硬烟煤矿藏和拉纳克郡的黑铁矿储备。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道路与运河系统进一步发展，煤炭与铁矿石的运输变得更为便利。但从1820年代开始，铁路便已给苏格兰重型工业原料和制成品的运输带来革命性的影响。诸如芒克兰—柯金蒂洛赫铁路（Monkland and Kirkintilloch Railway，1824年）和加恩图尔克—格拉斯哥铁路（Garnturk and Glasgow，1826年）等最早建成的铁路都是以最大限度地开采矿石为目的修建的。1830年，苏格兰铁路行业的融资总量仅为15万英镑，这一数字到1850年已上涨到超过2000万英镑，到1870年达到近4700万英镑。早在1830年代，连接格拉斯哥、爱丁堡、佩斯利、格里诺克和艾尔的铁路干线已经修建，通往英格兰的沿海铁路也在之后建成。铁路给苏格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重工业受到的影响尤为重大。与容易在冬天封冻的运河相比，铁路更为可靠。和运河一样，铁路可以以低廉的成本运输大宗货物，但铁路运输的速度远比船运更快，行车日程也更为稳定。对于工业与矿业设施而言，通过岔线和支线与错综复杂的铁路系统相连也比与运河系统相连更为简便。铁路建成之后，特定区域的丰富矿藏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彼此互补的工业部门之间也可实现前所未有的高度集聚。苏格兰的工业活动之所以在格拉斯哥、艾尔郡、西洛锡安郡和拉纳克郡部分地区高度集中，铁路无疑构成了最为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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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技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目眩的突破，苏格兰的大多数产业仍依赖人力劳动。造船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大型组装工程，熟练工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远大于机械工具。即便在19世纪晚期研发了更为先进的切削设备，苏格兰的煤矿开采仍以人力采掘为主。1890年，有人估计劳动力成本仍占苏格兰炼铁成本的近一半，以及造船业成本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至于工程、工具制造、金属铸造、家具制造、木工和印刷等行业的运转则完全离不开熟练工。1911年，格拉斯哥70%的男性或女性成年居民受雇于某一制造业部门。以男性熟练工为主要劳动力的行业在当时雇用了格拉斯哥总劳动力的近四分之一，但这一比例在1841年仅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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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之上，与维多利亚时代主要的竞争对手英格兰相比，苏格兰的劳动力成本更低。即便英苏之间的平均工资差距在19世纪晚期有所缩小，学界仍普遍认为较为廉价的劳动力构成了这一时期苏格兰工业资本家享有的一个重要优势。根据1880年代的数据，在制铁、炼钢、造船、棉纺和啤酒酿造业，苏格兰的薪资低于联合王国平均水平。在最为重要的钢铁和造船行业，苏格兰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为每年70英镑，而整个联合王国的平均水平为每年76英镑。在大量雇用女性劳动者的纺织业，低薪资待遇更为普遍。在1880年代，受雇于纺织业的10万名苏格兰劳动者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在苏格兰西部，当地棉纺企业一直倾向于让女工而非男性劳动者操作走锭纺纱机；在邓迪，薪资寒酸的女性劳动力构成了当地纺织业抵抗印度纺织业竞争威胁的第一道防线。苏格兰煤矿产业曾经面临的劳动力瓶颈在这一时期被两个因素打破了。首先，政府在1775年与1799年通过立法终结了运煤劳役制（collier serfdom），这些举措的初衷并不在于施善，而在于雇用更多的劳动力、打破运煤工人的结社活动（抑或“兄弟会”）、遏制他们对薪资待遇提出的要求。其次，1820年之后，苏格兰的煤炭产量飞速增长，吸引大量爱尔兰劳动力迁入，苏格兰劳动力市场上的长期短缺状况从此不复存在。毫无疑问，在这个产量激增的时代，拉纳克郡和艾尔郡蓬勃发展的煤矿与铁矿开采事业都对爱尔兰移民颇为依赖。1861年，科特布里奇只有不到一半的运煤与采煤工人生于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已占据其中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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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格兰的这些关键产业来说，只拥有一支廉价且人数充足的劳动力是不够的，劳动者对产业需求的应对方式同样值得考量。到20世纪初，苏格兰的工会运动开始扩散，劳资关系也开始变得紧张，1897年苏格兰工会大会（Scottish Trades Union Congress）的成立便象征了这一历史变化。但在更早之前的几十年间，后世所谓“红色克莱德赛德”的印象并不能描述苏格兰西部的现实情况。格拉斯哥的棉纺工人工会曾成功地抵制了企业主引进走锭纺纱机的计划，但在1837年的罢工及其后续事件当中，这一组织被彻底打垮，再也不能对技术革新构成威胁。在1860年代和1880年代，克莱德赛德地区的工程业与造船厂都爆发过工人罢工，受雇于邓迪黄麻纺织企业的女性工人也时常举行罢工。但在1860年代，威廉·诺克斯（William Knox）认定“造船与采矿业内的工会运动已被扫荡干净”。[4]苏格兰劳动者加入工会的情况不如英格兰和威尔士普遍，且他们在传统上更倾向于规模较小的本地工会，这些工会往往成员较少、影响力薄弱。不同工种间的纠纷颇为常见，在冶金、造船和建筑行业尤为显著，而这种工种间的矛盾又因爱尔兰天主教徒和苏格兰新教徒工人之间的教派分歧而加剧。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苏格兰的劳动力看起来既廉价又顺从。也正是在这种印象的作用下，美国胜家公司才会在1900年看中克莱德班克，并在那里建成了一座周产高达13000台的缝纫机制造厂。总体来看，在苏格兰经济的黄金时代，雇主在劳资关系中占据绝对上风。诸如贝尔德家族和尼尔森家族的大企业坚决反对工会运动，视其为不折不扣的邪恶力量，并无一例外地在劳资纠纷中采取强硬态度。还有一些雇主选择结成造船业雇主联盟、全国建筑承包商协会或东苏格兰工程师协会等业界共同体，以在劳资纠纷中与同业雇主共享话语权。苏格兰雇主的主导地位几乎不可撼动。1872年，爱德华·扬（Edward Young）向美利坚合众国众议院报告称克莱德赛德地区的工人“只能为极为微薄的薪水拼命工作，让他们的雇主有能力将产品以低廉的价格销往国外，否则他们就没有工作可做，只能忍饥挨饿”。他进一步指出，克莱德河地区的造船业之所以取得了全球性的成功，归根结底是因为“当地人数众多的熟练工人和低廉的薪资水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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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经济至今仍为一些人所缅怀。在19世纪，苏格兰的重要产业不但为苏格兰本地人所有，其产品也被销往世界各地。当时的苏格兰是世界经济格局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苏格兰的制造业具有与其相对较少的人口颇不相称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与20世纪末的苏格兰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比。到20世纪末，苏格兰的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已不再为苏格兰本地人所有，苏格兰经济的繁荣与否似乎也取决于海外投资者的选择，现代苏格兰经常被贬低为所谓“末端经济体”，其命运往往受制于不受本地政治进程左右的外来力量。但我们应当避免美化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苏格兰经济。此时的苏格兰经济存在两个严重的弊病，其一在于这种经济体系对苏格兰民众福利与生活水准的影响，其二在于这一体系内部逐渐萌生的结构性破绽，这些破绽最终将在一战后苏格兰陷入工业危机时造成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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