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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十七章 权力下放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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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1日，女王亲临爱丁堡，为1707年以来的第一届苏格兰议会开幕，当时的场面值得铭记。会场的仪式庄严但朴素，没有威斯敏斯特英国议会开幕式上那些金光闪闪的华丽装饰。女王与爱丁堡公爵聆听民谣歌手希娜·韦林顿（Sheena Wellington）动人地唱响伯恩斯写给民主政治的著名赞歌《无论如何，人就是人》，其中的一段诗句有力地谴责了特权与阶层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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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那人称“老爷”的睥睨阔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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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有百人膜拜他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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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也只是个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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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他的，管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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绶带勋章又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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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独立思考的人瞧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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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一眼就会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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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女王对这些俚俗歌词的反应没有被记录下来，但她似乎对整场仪式感到满意。无论如何，这一天种种象征性的仪式都表明，这个新议会的作风将与威斯敏斯特更为古老也更受敬重的英国议会不同。不过，整场仪式上真正的重头戏仍当数首位苏格兰首席大臣（First Minister）唐纳德·迪尤尔的演说。迪尤尔自从政后不久便一直致力于推动权力下放事业，也在这一目的达成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雄辩的演讲稿中充满了热情与信念，反映出他对苏格兰历史深刻且充满个人特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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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只关系到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法律。这关系到我们到底是谁，又将何以自处。现在这片土地上有了一个新的声音，那是一个民主的议会发出的声音。这声音无疑将塑造苏格兰的面貌，就和苏格兰历史上回荡至今的那些声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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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莱德河畔嘈杂且庞大的造船厂里，焊工发出的那声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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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恩斯（Mearns）的土地里，将灵魂深深种下的乡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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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丁堡与格拉斯哥照亮整个欧洲的智识世界时，启蒙先贤们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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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从大风笛中奏响的狂野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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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从布鲁斯和华莱士奋斗过的古老战场上，传来的遥远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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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尤尔希望后世把1999年7月1日视为一个标志着苏格兰迎来民主革新的“转折点”。他的发言让人们对新苏格兰议会发挥何种作用的期待更加高涨，这将在不久后反而令那些为苏格兰设计权力下放方案的人苦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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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人都对苏格兰议会抱有如此乐观的预期。一些人认为，在苏格兰设置新自治议会的做法将带来严重的宪制与政治风险。出身苏格兰、寓居伦敦的著名媒体人安德鲁·尼尔（Andrew Neil）就是一名悲观主义者，他认为对苏格兰的权力下放是一种“一时兴起、缺乏保险的大杂烩”，这将激发苏格兰与英格兰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动摇联合王国的基础。他认为，新的宪制安排中最大的破绽在于，爱丁堡议会在财务上几乎完全仰仗一笔来自伦敦方面的年度拨款，这在他看来会助长苏格兰方面的依赖性（一种针对苏格兰人的传统观念），如果威斯敏斯特方面不能增加拨款，苏格兰的不满情绪必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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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制度能比这更加助长伦敦与爱丁堡之间的对立。民族主义者一定蠢蠢欲动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爱丁堡议会对自己立法征收的每一分钱都负起责任。这也会让苏格兰的政治舆论场多一点务实精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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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在做出悲观的政治预言时像安德鲁·尼尔这样直白，但在高涨的热情之下，隐忧确实存在，一些人担心这场前所未有的宪制改革是否健全，能否持久。截至本书写作的2006年，关于苏格兰新宪制安排的一些最严重的担忧并未成真。在《联合条约》即将迎来三百周年的今天，苏英合并关系依然坚固，只不过从1999年以来，这一持续近三个世纪的纽带已经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新的政治与法律关系。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威斯敏斯特与爱丁堡之间发生了显著摩擦，或者不可遏制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苏格兰或英格兰兴起，支持苏格兰独立的选民比例始终保持在25%左右。下一场苏格兰议会选举将在2007年春天举行，但到目前为止，苏格兰民族党未能取得多少突破，即便在2005年9月苏格兰议会格拉斯哥卡斯卡特选区的补选中，民族党也未能取胜。这场补选因代表该选区的苏格兰议会议员沃森男爵（Lord Watson）辞职而起，他当时在爱丁堡的一家酒店犯下诡异的纵火罪行，因此被捕。英格兰方面似乎也没有对苏格兰的权力下放表现出太多忧虑。兰开斯特大学发起的一项大规模研究认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一样乐见苏格兰新议会的召开……并未因此感到不悦。”一名资深苏格兰记者还曾尖刻地讽刺道，预想中英格兰人对苏格兰议会的抵触只是“保守党议员和他们的媒体喉舌的狂妄幻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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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从中央集权到分权自治的转变总体上进行得较为平稳，并未如一些人预想的那样引发十分激烈的反应。事实上，民调数据显示，目前苏格兰人对宪制问题的态度反而较之前略为冷淡，他们也和西方世界其他地区的居民一样，越来越不愿意在选举中投票。这种宪制上的稳定状态背后存在多种原因。第一，苏格兰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稳定的经济增长，就业形势也比较健康，这不但改善了居民的物质生活，也让苏格兰行政部门的预算空间显著增加。在2005年，苏格兰的就业市场已经历了长达两年半的连续改善，其中格拉斯哥贡献了全苏格兰三分之一的新就业岗位。苏格兰的住房与劳动力市场在这一时期不但呈现出良好的景气，在发展速度上也快过同一时期的英格兰（后者的经济增速从2004年开始减缓）。正因如此，预想中伦敦和爱丁堡之间围绕财政问题的冲突并未发生。第二，1999年以来形成的一些新的行政规则也让权力下放之后苏格兰的制度框架变得更加灵活务实，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数由在工党内阁担任大臣的苏维尔男爵（Lord Sewel）设立的“苏维尔准则”，这个准则明确了威斯敏斯特方面如何在业已正式下放给苏格兰议会的权力领域内立法。“苏维尔准则”在1999年至2003年总共被启动41次，令一些人批评苏格兰方面将过多的职责让给了威斯敏斯特。第三且最重要的是，权力下放之所以运转良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党同时在伦敦和爱丁堡两地执政，联合王国政府与苏格兰政府间的潜在问题因此可以通过党内或私人渠道解决。而这一点也意味着，苏格兰的宪制安排迄今为止尚未面临真正的考验。只有当苏格兰议会与威斯敏斯特联合王国议会不再由同一个政党主导，或者英国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因此每年对苏格兰的拨款也将减少）时，真正的考验才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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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生的苏格兰政府与议会而言，来自苏格兰内部的政治挑战更为迫切，至于唐纳德·迪尤尔和他的团队是否有能力应对，则成了问题。近来的报道显示，迪尤尔在苏格兰议会开幕式上的庄重表现掩盖了他真正的身心状况。在公开的政治场合之外，迪尤尔其实缺乏自信，也易于消沉。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即1960年代德高望重的苏格兰事务大臣威利·罗斯的女儿、广播主持人菲奥娜·罗斯（Fiona Ross）曾回忆，迪尤尔的状态在1998年即将成为首任首席大臣之前的几个月里陷入了最低谷，当时距离他承担重任、领导权力下放后的第一届苏格兰政府只有一年，但他已彻底失去斗志。菲奥娜·罗斯称，当时的迪尤尔面临着媒体的无情攻击、围绕苏格兰议会候选人提名的漫长争论，以及威斯敏斯特的“许多英格兰同僚在突然认识到自己同意的这场宪制改革的影响有多么深远”之后对他施加的沉重压力，因此不堪重负。她认为迪尤尔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他抱怨自己已筋疲力尽，还出现了胸部感染的问题。这个背负众望，即将领导苏格兰走入新时代的政治家显然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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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作为在野党政治家从政18年的苏格兰事务大臣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职位，但在工党执政不到一年后的今天，他却想要离职退场。唐纳德身心俱疲，他曾多次说过：“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些无穷无尽的琐事总是像磨盘一样碾压着我。”……他认真地考虑过辞职。他曾考虑过不再参选苏格兰议会，而是留在威斯敏斯特。不过，他真正想要的还是从内阁辞职，然后在下一场选举时彻底退出政坛。“如果我不干这份工作了，”他说，“我会有点怀念，但不会太后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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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奥娜·罗斯猜测，后来令迪尤尔过早逝去的心脏疾病可能就是从那段悲惨的日子肇始的。在权力下放之后的新苏格兰政府组建伊始，迪尤尔的遭遇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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