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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一部分 内战、革命及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共和国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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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反佛朗哥阵营所发动的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其最初阶段在某些方面比布尔什维克革命还要深刻——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接踵而至，但是，由于某种史无前例的欺骗隐瞒政策，西班牙国外成百上千万感觉敏锐的人却对此事一无所知，不仅对这场革命的深度和广度不甚了了，就连它的存在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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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内特·博洛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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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一章［3］ 酝酿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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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内战的矛盾不是突然激化的。自从一九三一年四月推翻君主制宣告成立共和国以来，双方的敌意持续稳定地不断加深，接着，由于左派联盟人民阵线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举行的大选中获胜，形势愈发严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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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选与内战之间的几个月里，共和国在城镇和乡村经历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工人骚乱，骚乱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以来统治西班牙的中—右政府所推行的政策的反应。在西班牙左派所谓黑暗的两年（el bienio negro）这一时期，不仅规定工资和雇佣条件的法律被废除、修改或已失效，[1]而且共和国的许多其他工作也没有开展。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是一位温和的共和派人士，曾经担任司法部长，据他本人说，内战期间他与双方保持着同样的距离。马达里亚加写道，劳动法庭显示出某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像以前不利于雇主一样，现在它们的裁决不利于工人。“同时，土地改革协会失去了资金支持。从农村的角度看，就实际情况和农民餐桌上的面包而论，这些变化是灾难性的。许多地主一点教训也没有吸取，而且什么也不想放弃——这样的地主太多了，也许是出于对左派执政期间所受到的侮辱和伤害的报复，他们以极其野蛮残暴的方式对待雇工，以致社会环境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而且在道德观念方面变得越来越恶劣。农业工人的工资重新下降到不足以维持温饱的水平；工作失去了保障，同时，分得土地的希望彻底破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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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成立于一九三三年十月的法西斯政党西班牙长枪党领导人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在西班牙议会发言说，农村的生活“绝对让人无法忍受”。“昨天我在塞维利亚省。”他说道，“该省有个名叫巴多拉托萨的村庄，那里的女人凌晨三点出门去摘鹰［4］嘴豆。工作九个小时——由于技术原因工作时间无法延长——之后，她们在正午时分收工。干这种活儿这些女人一天可以挣一个比塞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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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共和派报纸《太阳报》的报道特别具有启发性。“自从共和国建立以来，”该报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写道，“我们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极其危险地摇摆不定，尤其是农村。前两年[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农业实行了一种荒唐可笑的工作制，盛行一时的游手好闲和不受约束的风气最终毁掉了农业。农业工人挣着高额工资却能不干活儿就不干活儿。[4]……接下来的两年间[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我们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工资从每天十到十二个比塞塔锐减至四个、三个比塞塔，甚至减到两个比塞塔。财主开始报复劳工，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在为不久之后熊熊燃烧的社会怒火积聚燃料。与此同时，许多曾经按照政府命令被迫减租的地主想方设法驱逐佃户。……这些错误行为为人民阵线的胜利埋下了伏笔，这场胜利与其说是由于左派真正的实力，不如说是由于右派缺乏政治远见，尽管左派确实具有相当的实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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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人民阵线获胜之后不断加剧的社会动乱的影响下，天主教的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这是一个松散的右翼政党联盟，简称CEDA，其核心党派为人民行动党[6]——领导人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宣称：“为了表明不以任何形式迁就纵容，我们必须使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扮演某种社会角色。最初可能某些团体将会退出，但这不会让我担忧，甚至可能让我高兴。西班牙的保守阶层必须明白，如果他们不想放弃所拥有的大部分利益自愿做出牺牲的话，那么，他们就将永远消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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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场合，他说：“有许许多多[雇主和地主]知道如何公平宽厚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也有许多人，一旦拥有了支配权，他们便以自杀式的利己手段降低工资、提高地租，试图蛮不讲理地驱逐佃户，而且忘记了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的惨痛教训。结果，在许多省份，左派从普通农民和农业工人那里获得的选票增加了。推行公平的社会政策之后，这些人的选票仍然将会属于我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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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于上述原因，一九三六年二月人民阵线获得大选胜利之后农村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以农业工人罢工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并且缩短工作时间；雇主经常以烧掉庄稼或者任其烂在地里作为回应。对于这场农村危机的描述，共和派的报刊上出现了两种说法，与其说它们相互矛盾，不如说它们相互补充。“每天，”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的《太阳报》写道，“我们收到的来信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收成低于往年的平均水平，但是，不关心收成好坏的工人就收割打场的工作提出了荒谬的条件。在一些村庄，这些条件非常苛刻，以致佃户、地主、小块土地拥有者和垦殖民[根据土地改革法在土地上定居的农民]……确信，他们不［5］得不让庄稼烂掉或者将其付之一炬，因为如果他们答应工会提出的带有恐吓性的蛮横要求的话，他们就得以某种让购买者感到震惊的价格出售每一蒲式耳谷物。……耕种着西班牙土地的不只是有钱有势的大地主和养尊处优生活在外的土地所有者。对于数十万小块土地拥有者和垦殖民来说，公正解决当前的农业罢工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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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左翼共和派的《自由报》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写道：“在农村……反动势力一方显然具有明确的目的，他们企图抵制共和国政权、把农民群众逼入绝境并将政府置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然的话，怎么能够解释这种情况：在一些省份，全省的雇主打算让收成烂在地里……，只能用来作饲料，而支付他们应付的工资然后把庄稼收回来却合算得多？同时，怎么能够解释类似于发生在阿尔门德拉莱霍的情况？在那里，雇主发誓一天工作也不提供，而且威胁要杀死任何提供工作的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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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危机还通过无地农民的反叛情绪表现出来，这些农民对土地改革法的实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认为政府官员在分配土地的问题上拖拖拉拉也使他们的耐心渐渐消失。“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土地仍然留在那些政坛大佬手里。”一位地方农民领袖在五月三十日的《农业工人报》上说，“失望再次开始蔓延，我们走上了一条与一九三一年同样的路。人民阵线政府打算使农民的幻想破灭吗？农民愿意看到他们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吗？不。他们想要得到土地，因此，如果不加快进度的话，那么，当农民意识到政府不给他们他们迫切需要的东西时，那些有责任使农民拥有土地的人不必感到震惊意外。”《农业工人报》是社会党左派所控制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喉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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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一日，规模不大但发展迅速的西班牙共产党书记何塞·迪亚斯要求政府加快实施土地分配。定居点的数量不足。大地主的土地应当没收，然后毫不拖延地分给农民。他接着指出，政府一直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这是民主革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因此，我们应当竭尽全力达到这一目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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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许多村庄，人们已经失去了耐心，在全部由自由共和派及温和共和派人士组成的政府满足他们的需要之前，农民不愿意再等待了。三月七日，《农业工人报》报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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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省塞尼辛托斯的农民集体占领了面积为一千三百一十七公顷的“葡萄藤橡树林”牧场并且开始耕种这个牧场。完成占领之后，他们给农业部写了下面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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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们的村子有一个适于耕种的辽阔牧场，过去那里实际上被耕种过，但是如今却被用来打猎放牧。我们多次向牧场的所有者提出租种土地的要求但没有结果，他与另外两三个地主几乎占有了曾为本地公共财产的所有土地。当我们的手和犁无所事事而我们的孩子却挨饿时，除了占领这块土地，我们没有别的活路。我们做的就是这些。通过我们的劳动，它将生长出以前并不生长的庄稼；我们的苦难将会结束，国家的财富也将增加。我们不认为这样做损害了谁的利益，我们向阁下请求的唯一一件事情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平静正常地从事劳动，请您将这种状况合法化并且肯定我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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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七日，《自由报》从托莱多省的马纳萨尔瓦斯报道：“当地两千名饥饿的农民刚刚占领了二十年前罗马诺内斯[伯爵]没有向国民付出任何代价便据为己有的‘栎树林’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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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某份共产党刊物上的一篇文章说：“马德里附近一个小村庄的农业工人以自行接管土地的方式做出了榜样。两周之后，萨拉曼卡省九十个村庄的农业工人如法炮制。[12]几天后，这一榜样被托莱多省一些村庄的农民所效仿；接着，在三月二十五日黎明，卡塞雷斯省和巴达霍斯省的八万名农民占领了土地并开始耕种。[这些]农民的革命行动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极大恐慌。……[不过]政府没有动用武力，而是身不由己地从土地改革协会派出大批专家和官员，以使农民对土地的占领看上去是合法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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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西班牙共产党人写道，农民领袖“估算，土地改革法计划每年安置五万农民，这意味着安置一百万农民要二十年，分给所有农民土地要一百多年。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农民才强行占领了土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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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讨论有组织的占地和罢工并不足以弄清一九三六年春天和初夏严重影响着西班牙农村的极其紧张的社会形势，爱德华·E.马莱法基斯这样说，他是内战之前农村形势研究方面的权威。“如同一九三三年中—右势力的选举胜利使社会地位既定阶层有机会以各种各样的小动作——这些小动作大都置法律于不顾——向工人进行报复一样，人民阵线的胜利也使工人得到了不受惩罚地将其意志强加于人的许可。……威胁恐吓似乎已经成为所有不属于工会的工人的流行做法。最经常制造麻烦的可能是那些成群结队的工人，他们闯进农场强迫农场经理给活儿干。偷盗牲畜和庄稼以及砍伐树木当做柴火或木料的情况也普遍存在。”谈到巴达霍斯省，马莱法基斯写道：“成千上万的农民在该省流浪，毫无希望地到处寻找工作；［7］农场管理人员的作用不断受到反复出现的住宿工人[被迫雇用的多余工人]的影响，而小块土地拥有者则生活在无法摆脱的恐惧中，因为，当‘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分子’这些词的定义扩大到把拥有各种规模财产的人包括在内时，他们也将成为工人入侵的受害者。”马莱法基斯注意到，《太阳报》——这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那些混乱时期的一个客观的资料来源”——深切关注那些小块土地拥有者和佃户们的命运，它认为，与大地主相比，社会和经济危机对他们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伤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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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农村的骚乱是使政府严重不安的一个原因的话，那么，城市里的劳动争端也是一样。从五月底到内战爆发，共和国受到几乎波及各行各业和所有省份的工人罢工的强烈震动。尽管实行了审查制度，报刊的版面上仍然充满了关于罢工的各种报道：罢工正在进行；旧的罢工结束了，新的罢工宣布开始，更多的罢工可能发生；有部分工人罢工，有总罢工，有静坐罢工，还有声援其他罢工的同情罢工。[16]工人不仅为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带薪假期而罢工，并且为实施二月二十九日颁布的法令而罢工，这项法令强制雇主恢复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以后由于政治原因被解雇的所有工人的工作并对他们进行赔偿。[17]这一措施由人民阵线在其竞选纲领的第一部分作出承诺，而且引起雇主们的强烈不满。[18]“我们的工资表上有一些重新雇用的雇员，我们没有合适的工作让他们做，”英资力拓公司（5）董事长奥克兰·格迪斯爵士一九三六年四月报告说，“而且，在刚刚过去的几天，我们遭遇了一场令人烦恼的罢工，罢工者指责我们非法解雇了实际上是因为参加一九三四年十月的革命运动而被关进监狱的那些工人，在他们坐牢期间，我们当然不给他们发工资，因此，他们要求我们给予赔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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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中心困扰最为严重的罢工是马德里建筑工人的罢工，它使这座城市陷入瘫痪。尽管社会党的工会组织劳动者总工会（UGT）接受政府仲裁委员会提出的一项解决方案，但是，更为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CNT）拒绝仲裁，反而企图将罢工转变成为与雇主和政府的革命性对抗。在尝试结束罢工——这一尝试不时被对立的工会组织成员之间的流血甚至致人死命的冲突所打断——未果后，政府逮捕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的一些领导人并且查封了它们的总部。给骚乱火上浇油的是长枪党党徒镇压罢工的行动和建筑承包商本身的拒不让步。用全国建筑承包商协会在内战爆发之后所发表的一项声明中的话说就是，他们的“反抗为形成有利于进行光复不朽之西班牙的圣战的局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为了实施这一壮举，我们在六月十日下令所有工场和工地停［8］工。”[20]七月三日，建筑承包商接受了政府的仲裁，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不顾劳动者总工会结束罢工的努力继续罢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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