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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二十六章［261］ 纪律与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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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兵武装存在的种种问题中——这些问题导致内战初期佛朗哥将军的军队在前线取得节节胜利，引起激烈争论或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莫过于缺乏纪律性。尽管这个问题困扰着所有民兵队伍，无论它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但是，只有在自由主义运动组织的民兵队伍中，解决这个问题遇到了哲学障碍，因为个人自由恰恰是无政府主义的精髓，没有什么事情像臣服于权力那样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完全背道而驰。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刊物《白色评论》在内战之前出版的一期中宣称：“纪律是对权力的顺从；无政府主义不承认权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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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武装反映了平等、个人自由以及不受强制性纪律约束这些构成无政府主义信条的理想。没有军官等级制度，不用敬礼，不进行兵营式管理。发表在《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上的一篇文章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绝不可能成为身穿镶缀着饰带的制服、有节奏地摆臂抬腿、昂首挺胸正步走过马德里大街的循规蹈矩的民兵。”[2]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宣称：“当一个同志进入全国劳工联合会兵营时，他必须明白，‘兵营’一词并不意味着屈从于包括敬礼、列队以及其他各种繁文缛节在内的可憎的军规，那些军规华而不实，是对所有革命理想的彻底否定。”[3]如果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部队在内战初期没有纪律，那么，它们也没有军衔和肩章，食物、服装和住处均无差别，而且几乎没有职业军人——民兵武装只接受了寥寥可数的职业军人担任顾问。[4]无政府主义民兵武装的基本单位是小组，通常由十个人组成；[5]每个小组选出一名代表，他的作用有点像最低一级的军士，但是没有相应的权力。这些民兵小组组成百人队，百人队选出自己的代表；若干个百人队组成一个纵队（columna），[6]纵队上面设一个作战委员会。[7]该委员会同样由选举产生，并且根据纵队的需要分成许多部门。[8]选出小组和百人队的代表［262］以及作战委员会的设立并不意味着任何人享有永久的特权，因为只要不能反映推选代表的那些人的意愿，代表立即就会被撤换。[9]“人们得到的第一印象是，”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篇报道写道，“根本不存在等级制度。……没有人通过权力发号施令。”[10]但是，必须有人执行任务，因此，采取了诸如此类避免出现摩擦的方式。例如，在无政府主义民兵的钢铁纵队，民兵通过抽签决定谁夜间站岗，谁凌晨放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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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可数的职业军人被任命为自由派民兵部队有名无实的指挥官，缺乏纪律和逐级指挥让他们感到非常震惊。有一次，率领部队攻打马略卡岛的阿尔韦托·巴约上尉就部队缺乏纪律观念向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所领导的巴塞罗那作战委员会表示不满，他说，引进一套与指挥责任相应的等级制度至关重要。他坚持认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铁腕治军势在必行，因此，他要求委员会准许他枪毙第一个不服从命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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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打算枪毙谁？”加西亚·奥利韦尔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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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不遵守纪律的人，”我回答道，“第一个在士兵当中破坏纪律而且不服从命令的人，把自己等同于平民、窃贼、罪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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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当立即放弃这些想法。”他打断我的话说，“这是一些旧社会的思想。在我们的制度下，不能枪毙不幸的同志。可以对他教育纠正，但不能剥夺他的生命。……你应当尽快打消这些罪恶的念头，因为，如果你犯下这种罪行，你的人头将随后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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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有必要树立一个典型。如果指挥官没有强迫部下服从的权力，那么，谁也指挥不了他们，因为，当成千上万的人马溃不成军时，夸夸其谈的演说讲话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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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掉这些强制性的惩罚措施吧！如果一个同志犯了错误，应当怀着爱心纠正他，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绝不应剥夺他的生命。工人已经进入了一个革命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是贵族和主人而不是奴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待他们了，你们这些军官最好认识到这一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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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反权威主义思想体系具有非常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在战场上，因此，很快出现了遵守纪律的普遍要求。“我们曾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我们不相信修道院或者营房的清规戒律，”《工人团结报》宣称，“但是，在大批人员参与的战斗中，明确一致的看法和完美配合的行动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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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我们目睹了一些令人伤心的事情，这使我们产生了某种悲观情绪。我们的同志自由行动，在许多情况下无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指挥]委员会发出的集结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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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将脱离我们的控制；如果我们不下决心赋予‘纪律’一词真正［263］的含义，我们将因缺乏协作而遭到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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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纪律意味着，对于受命负责具体任务的同志所做出的决定，不管是行政的还是军事的，我们应当贯彻执行，不能以自由的名义设置障碍，在许多情况下，自由蜕变成了为所欲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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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期间在西班牙活动的法国著名无政府主义作家加斯东·勒瓦尔断言，试图按照无政府主义观念进行战争不合时宜，因为“战争和无政府主义是人类生活势如水火的两种状态：一种是破坏与杀戮，另一种是创造与和睦；一种意味着暴力的胜利，另一种意味着仁爱的胜利”。在后方，他说，许多同志最初根本不遵守纪律，后来却心甘情愿地约束自己，但是，“即使自我约束在某个具体的纵队产生了有效的集体纪律，也不能由此得出危险的一般性结论，因为这不是大多数民兵部队的普遍情况，所以，为了防止灾难发生，来自外部的强制性纪律至关重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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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是最受人尊敬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在无政府主义的原则问题上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九三六年七月，他组织了第一支民兵纵队从巴塞罗那开赴阿拉贡地区，希望攻占萨拉戈萨；当年十一月率领部队驰援受到威胁的首都之后不久，他战死在马德里前线。下面这一段关于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的轶事刊登在一份无政府工团主义流亡者的刊物上：当他还在阿拉贡地区时，一个青年民兵小组为了返回巴塞罗那惊慌地离开了前线。得知他们的意图之后，杜鲁蒂急忙赶去截住了他们。“他跳出汽车，挥舞着左轮手枪吓唬他们，然后让他们面壁而立。这时，一个当地的民兵来到现场要求他发给一双鞋，他反应敏捷地回答道，‘看看这些家伙们穿的鞋吧；如果它们合适的话，你可以拿走你喜欢的一双。没有必要让这些鞋在泥土里烂掉！’杜鲁蒂绝不打算枪毙这些年轻人，因为他总是说：‘这里没有人迫不得已。害怕留在前线的人可以返回后方去。’但他具有非比寻常的说服力，以致他们全都要求重返前线。在前线，他们以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投入战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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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对于纪律的普遍要求理由充分，但是，保证人们接受某种削弱无政府主义原则基础的思想并非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因此，有时需要的不是一点点灵活性。一位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在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的机关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如果这场战争的时间正在被拖得越来越长的话，那么，这不仅是因为叛军得到了法西斯国家的物质援助，而且是因为我们的民兵缺乏协作、纪律和服从。一些同志将会提出不同意见，‘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不可能接受任何人的指挥。’我［264］们应当回答他们，我们也不可能同意宣战，但是，我们大家已经同意向法西斯主义宣战，因为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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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接受战争，我们同样必须接受纪律和管理，因为如果没有它们，不可能赢得任何战争。”接着，他批评了某位代表在不久前召开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声明的大意是，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是而且应当继续是纪律的敌人。他说：“塔拉戈纳这位代表的出发点建立在一个原则性的错误上。我们无政府主义者鼓励人们不遵守纪律针对的是资产阶级的制度和政权，不是针对我们自己的运动，也不是针对我们自己的事业和利益。在事关我们反法西斯运动整体利益的问题上，缺乏纪律性是诚心让我们自己失败并灭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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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风平浪静的前线，必须遵守纪律的观念迟迟无法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部队中深入人心。但是，在形势多变的中部前线——佛朗哥将军出色的军事部署在那里惊人地显示出它的优势——传统的无政府主义原则迅速失去了作用，以致到了十月初，由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武装所控制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已经可以实施包括下列条款的规章制度了：“所有民兵均应遵守营部以及百人队和小组代表所颁布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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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擅自采取作战行动并应毫无异议地接受指派的岗位和职责，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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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不遵守营部以及百人队和小组代表所颁布的规章制度的民兵，如过错轻微，将由所在小组给予处罚，如过错严重，将由营部给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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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民兵必须懂得，尽管他自愿加入了民兵队伍，但是，作为一名革命战士，现在他是民兵队伍的组成部分，因此，他的责任是服从并且执行命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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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武装的著名指挥官里卡多·桑斯多年以后写道：“民兵们终于认识到，战争就是一所学校，每天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结果，在不必把严酷的纪律强加于战士——他们都是可以不受指责地放弃阵地的志愿者——的情况下，事情发生了变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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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自由主义者认同纪律是“救赎理想获胜所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19]这一观念，但是，另一些人则认为，自由主义运动接受权力的概念对于无政府主义原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对于未来的革命进程是一种真正的威胁，因此，他们无法掩饰自己的忧虑。无政府主义青年运动的一个宣传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我们知道目前的情况迫使我们不得不暂时忘记我们最为珍视的某些原则……但这并非让我们忘记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信条是反对专制，因此，如果我们与已经裹挟了一些同志的专制主义浪潮同流合污的话，无政府主义思想将荡然无存。请让我们记住，当另外几场革命运动［265］被所有革命运动都会滋生的专制主义弊病扭曲时，它们在如火如荼的阶段半途而废并导致灾难。……不，同志们，为了激励我们大家的那些理想，为了革命，无政府主义青年运动恳求你们不要重蹈这一覆辙。专制主义的病菌将会产生敌对情绪，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当中的敌对情绪是革命最可怕的敌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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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白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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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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