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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三十六章［368］ 拉尔戈·卡瓦列罗进行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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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共产党在内阁和战时高级委员会中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苏联在西班牙的代理人一直在努力削弱卡瓦列罗的影响力，由于赢得接替阿森西奥将军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卡洛斯·德·巴赖瓦尔的无条件支持，这种影响力在进一步加强。巴赖瓦尔是与卡瓦列罗关系密切的社会党左派圈子中的一员，由于严重的疾病，他起初并不了解最近发生的那些使卡瓦列罗对社会党与共产党结盟失去热情的事情。据他本人讲述，他得到的信息全都来自亲共产党的人，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与他交谈仅限于了解其健康状况，尽量不让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打扰他。[1]结果，巴赖瓦尔承认，他就任新职之后有意为两党合并发挥作用。“考虑到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都不能例外，我坦率地承认，”他写道，“有一段时间我和所有社会党左派深受共产党人的影响，因此我认为，重新开始工作的我应当有些出色的表现，通过持续不断的积极努力推动两党迅速合并，以便把我们自己从正在陷入的灾难中解救出来，同时显示共产党的办法的优越性。”[2]他在另一篇文章里承认，“与许多社会党人的严重惰性相比”，共产党人的“能动性很适合”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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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巴赖瓦尔在即将复出之时从他的社会党同志嘴里听到了一些指责：“就在前线，甚至在战地医院里，社会党人，仅仅因为他们是社会党人，正在受到可耻的对待，而共产党人则在各个方面受到欢迎，甚至将荣誉据为己有”；人们可以看到，社会党或无政府主义连队的战士“打着赤脚、衣衫褴褛，相比之下，同一个旅但是属于共产党的另一个连队的装备仿佛是要参加阅兵式”，但他倾向于认为这些指责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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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到的印象令人非常震惊，”他写道，“以致我真的以为我听到的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被夸大了。此外，在与社会党人的各种谈话中，例［369］如在与我们后来知道早已效忠于共产党的德尔巴约的谈话中，他们十分巧妙的回答听起来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热情，深受两党联合这一伟大理想的鼓舞并且热切希望通过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消除那些指责中可能确实存在的现象，使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致力于赢得这场战争，结果，尽管我已不再处于脱离动荡的政治现实的天真状态，我仍然认为在我看来令人发指的邪恶不可能表现得那么优雅。由于这个原因，我愿意与那些不会行此不义——这种不义是某种精心策划的产物——的人一道，继续为这项全面联合的政策出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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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坐在国防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巴赖瓦尔的看法就发生了改变。“在这个气象台里……我得到的印象是，我过的是一种最让人讨厌的生活，这粉碎了我在生病期间精心呵护的我最珍视的那种幻想。我渐渐发现自己轻信到了何种程度，以致面临受玫瑰色眼镜诱惑误入歧途的危险，这种玫瑰色眼镜像它们歪曲的世界一样丑恶。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我必须在短时间内改变部队的卫生管理和运输服务，并且为调整军需官队伍做准备。”[5]巴赖瓦尔在另一篇文章里证实，由于军需官队伍控制在共产党人手中，“这个营私舞弊、招降纳叛的可怕武器被肆无忌惮地滥加使用，从为某个朋友弄一张特别证券的小型骗局，到根据部队或其指挥官的政治色彩决定给不给整个一支部队发放食品和服装的大型丑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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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拉尔戈·卡瓦列罗写道，“在一些前线，共产党的部队受到某种令人气愤的优待；给他们发放鞋、服装、烟草和食品。其他部队的待遇像前妻生的孩子一样——说得更准确一些，是没有在背后挨黑枪的时候。我还听说，在一些医院，就像过去神父和修女对待不信教的人那样，没人照顾不是共产党的伤病员。他们既得不到适当的治疗也得不到适当的食物；所有关照都给了共产党员和将要皈依共产党的人。”[7]马德里的社会党左派议员卡洛斯·鲁维埃拉说：“令人悲哀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为了得到一双系带凉鞋，士兵必须是共产党员。在[军队的]医院里，与修女时代相同的事情继续发生，那时候，为了得到一碗炖菜或者炖鸡，或者无论什么吃的，你必须恭敬地披着教徒的肩布或者佩戴十字架。现在你需要佩戴锤子镰刀的标志。”[8]就连因反对共同的敌人而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社会党温和派也谴责共产党人在前线享有的特权地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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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冒犯那些占据着责任最重大的岗位的人，”巴赖瓦尔表示，“但是我必须说，除了不值一提的极少数例外，他们依赖的所有手段都掌［370］握在斯大林分子手中。这些斯大林分子以最无耻的方式控制着军队的各个部门，利用军队的资金和职务特权谋取私利，他们只关心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只关心加强巩固共产党的权力，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只关心个人利益。在国防部副部长管辖的部门发生的事情同样发生在总参谋部的各个部门。通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阴谋诡计，而且置许多在责任最重大的技术岗位上任职的非党派专业人员的诚信于不顾，……共产党人控制了所有指挥岗位，然后在其保护下，开展了一场来势汹汹、厚颜无耻的拉人入党运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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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几周后，《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宣称：“共产党指示受其控制的军官利用军纪命令士兵改变信仰加入共产党，结果我们发现下述情况成千上万次地出现：军队指挥官使用权力和军规不是为了与法西斯主义作战，而是为了消灭革命组织并且削弱其他反法西斯团体的力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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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赖瓦尔担任国防部副部长那一刻起，大都会酒店的苏联人就开始讨好取悦他，该酒店是苏联人在巴伦西亚的指挥部。他还在国防部定期接受苏联人的拜访，在拜访的过程中，苏联人竭力诱使他背叛拉尔戈·卡瓦列罗。[12]尽管巴赖瓦尔不愿详细讲述这些拜访，但他仍然透露：“我受到各种各样的恭维奉承，他们称赞我是唯一一位能够意识到迫切需要……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社会党人——当然，除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之外。总之，为了使我背叛拉尔戈·卡拉罗，他们一直在谨慎地与我培养感情。”[13]但是，巴赖瓦尔拒绝抛弃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结果，从他使苏联大使认识到他不会扮演苏联人及其西班牙帮手希望他扮演的角色那一天起，他不再是他们诱骗的对象。[14]他的断然拒绝完全出乎人们的意外，因为不久前他还支持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的主意，尤其是这个主意当时在他的许多同志眼中已经开始失去魅力，这一情况使共产党人相信，他将在国防部为他们谋取利益。让他们大失所望的巴赖瓦尔成为卡瓦列罗政策的后盾，在随后几周，他协助国防部长对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地位进行了最严厉的打击。到三月底，这一打击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以致引起共产党政治局的公开谴责：“赢得战争所必需的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正在受到一系列行为的破坏，例如从指挥岗位上撤换那些已经多次证明其能力和才干的军官和政委——仅仅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的行为，尤其是在最近几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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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拉尔戈·卡瓦列罗怒火中烧的无疑是共产党人在国防部的所作所为以及正在引起他注意的共产党人政治委员的做法。这些做法从禁止前线的士兵阅读非共产党的报纸，[16]到强迫士兵加入共产党。[17]他最近还听说了［371］国防部总政治部的宗派主义行为，我们应当记得，为了规范政治委员的委派，一九三六年十月设立了这个部门，但是，由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费利佩·普雷特尔的背叛，它已经被共产党人所控制。国防部长选择这两个人负责总政治部是因为他们享有他的高度信任，他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发布命令规定，所有政治委员将由他根据总政治部主任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提名任命，而后者的提名将通过总政治部秘书长费利佩·普雷特尔提交。[18]虽然这一命令并未授权总政治部主任在国防部长的正式任命下达之前批准候选人就任拟议中的职务，但是，由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费利佩·普雷特尔以及负责总政治部组织部门的共产党人米赫——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经常把自己的权力授予他——推荐的这些候选人被允许“临时”行使他们的职权，这种做法使共产党受益匪浅。[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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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是最应当对此负责的那些人之一，”拉尔戈·卡瓦列罗写道，“……直到那时他还说他是我最可信赖的朋友。他自称是个社会党人，但是却在无条件地为共产党效劳并且为他们的各种阴谋诡计推波助澜。……我[把他]召来严厉训斥了他的行为，因为他在我不知情也没有签字的情况下，任命了两百多个共产党人。听着我的训斥他的脸色变得苍白，然后没有一点表情地回答说，任命的都是连指导员，他任命这些人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力。我把手边的法规给他看，根本没有任何例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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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后不久，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作出了下面的解释：“在西班牙设立[总政治部]以后，共产党……对它的发展扩充比其他党派更感兴趣。在其他党派看来，它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因此最初把它当做舶来品和多余的东西冷眼旁观，满足于提出并非特别用心拟定的候选人名单。另一方面，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派出了他们最能干的人。这种差异在保卫马德里的关键时期加大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马德里前线的形势使得必须增加政治委员的人数。临时任命了几百人，这些人只能使已经存在的不平衡状况更加严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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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以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承认，在对他的攻击中，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是那些说他“背叛”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内容。“不像对我的其他上司，我热爱弗朗西斯科先生。”他申辩说，“毫无疑问，我在内战爆发时是他最信任的社会党人之一。我已经是他的外交部长，但在准备设立总政治部时，他坚持让我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拉尔戈·卡瓦列［372］罗让我充满无限的敬意。他是一个堪称典范的社会主义者，完全与他出身于其中的工人阶级打成一片。……拉尔戈·卡瓦列罗有一副高贵的面孔和一双年轻人似的蓝色眼睛，很容易赢得群众的喜爱。内战初期，他在群众中比其他任何领导人更受欢迎和爱戴。我全心全意地忠于他。……我任命[政治委员]不关心他们的政治身份。……他们属于哪个政党或者持什么政治立场对我没有产生影响。结果最终政治委员中的共产党员比其他党派成员的人数更多。拉尔戈·卡瓦列罗身边的社会党人（以及一些多亏我才得到了职位的人）立即告诉他，我把总政治部拱手献给了共产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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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骗取了自己对他的信任并且意识到这位总政治部主任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拉尔戈·卡瓦列罗决定把情况通知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但是说来奇怪，尽管共和国总统批准解除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所担任的内阁职务，卡瓦列罗却让他继续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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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的一天，”内战期间与阿萨尼亚保持着密切联系的社会党温和派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证实，“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从巴伦西亚给巴塞罗那打电话，请求紧急会见阿萨尼亚总统。会见在两地之间的贝尼卡洛进行。拉尔戈·卡瓦列罗抓紧时间开门见山：‘我请求这次会见是因为我必须告诉你，而且不能在电话里说，我的一个部长正在出卖我。’阿萨尼亚大吃一惊。拉尔戈·卡瓦列罗继续说：‘这个部长属于我自己的政党；他是一名社会党人，是外交部长。’接着，总理把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背叛行为告诉了共和国总统。……阿萨尼亚批准拉尔戈·卡瓦列罗罢免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但是，总理没有使用授予他的这一权力，就像几周之前一样，他没有利用我为他提供的机会不再充当共产党的傀儡。当时，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我对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说，他的行为更像一名苏联官员而不像一个担任政府部长的西班牙人。被我的话激怒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提出辞职，[23]……但是，拉尔戈·卡瓦列罗拒不接受他的辞呈，而是让他继续留任。某些人徒有坚定的虚名，身上带着不少可笑的弱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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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卡瓦列罗的行为自相矛盾的因素十有八九是，部分因为他不愿意中断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工作及其与国际联盟的外交联系，部分因为他担心苏联这个唯一的武器供应国可能对罢免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作出反应。不过，他的行为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固，把外交部长解职将会引发一场内阁危机。因为，万一政府进行改组，虽然卡瓦列罗及其追随者肯定可以依靠全国劳工联合会，尽管他们在原则和做法上有分歧，但是同样可以肯定，共产党人及其社会党温和派与共和派盟友将在反对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的问题上团结一心，无论他们有什么分歧。于是，不愿冒险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逐出政府或者总政［373］治部的拉尔戈·卡瓦列罗四月十四日签署了一项轰动一时的行政命令，限制这个有影响的机构的权力。他不仅亲自控制总政治部的方针政策，而且今后所有任免提拔全部直接由他决定，同时，任命和级别在五月十五日之前没有得到确认的政治委员可以认为自己已被逐出了政治委员的队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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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行政命令引起共产党的激烈反对。“很明显，”《红色阵线报》写道，“政治委员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情和感谢。……企图限制甚至打算扼杀政治委员作用的都是一些什么人，这有可能做到吗？他们是仍然存在于我们中间的思想落伍者，是用旧学校的陈规陋习反对我们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的人。这些人是政治委员的敌人。……绝不能限制政治委员的工作并且给他们一个片面的定位，我们的军队需要的是，扩大他们的活动范围，赋予他们充分的手段，并且为使他们完成任务给他们以必要的激励。”[26]这份报纸第二天问道：“谁会对这支英雄的队伍产生敌意？谁会对人民军队的缔造者表示反感？只有声称自己与人民为敌的人；只有那些与反法西斯军队势不两立的人；只有被某种最邪恶的犯罪狂热所驱使的盲目无情的人。我们的政治委员是我军的骄傲！我们必须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保护他们！”[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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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之花声称：“有人企图通过将政治委员纳入官僚体系扼杀其主观能动性，这种体系往往会使政治委员出色的工作不起作用，从而将其变成没有不思进取的人，害怕采取任何可能引起指挥官不满的大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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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肯定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政治委员无论如何不能失去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将他们置于无法发挥政治作用的从属地位不可能不对人民军的组织和纪律造成严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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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使为创建人民军这支真正属于人民的军队所进行的一切建设性工作和改革的成果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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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意味着我们的战士任凭军官所摆布，后者随时可以通过恢复旧时代的军营纪律从而改变我军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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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委员，坚守住你们的岗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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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长刚刚发布的关于总政治部的命令绝没有限制政治委员的作用。”卡瓦列罗的舆论工具《前进报》反驳道，“恰恰相反，它激发了他们的活力并以总政治部的目标规范他们的行为。总政治部的目标不是实行政治上的宗派主义……而是创造道德氛围并且树立责任感，这将使我们的军队在那个人——在这一历史时刻，他承担着引导西班牙命运的光荣而且艰巨的任务——至高无上的指挥下走向胜利。”[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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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红色阵线报》在反驳中声称：“国防部长可以随意给总政治部下达命令，但控制权必须掌握在总政治部自己手中。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设立它？为了使国防部增加一个部门吗？那样的话，总政治部将是多余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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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报》反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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