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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三十九章［396］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崛起、民兵委员会的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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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城镇还是乡村，加泰罗尼亚的中产阶级都不可能转而支持迄今为止一直忠实保护他们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因为，就像加泰罗尼亚行动党和加泰罗尼亚国家党之类其他中产阶级党派一样，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大部分领导人已经胆小怯懦到了主动避让的程度。相反，控制着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人则与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步调一致，勇敢地保护中下层中产阶级的利益，后者正被拖进集体化运动的漩涡，或者由于生意受到干扰、缺乏资金来源、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没收征用等等原因而面临灭顶之灾。“忽视我们本地的众多小商品生产者和小商人将是不可原谅的。”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机关报《劳动报》写道，“……他们认为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命运。他们可能成为倾向于支持反动势力的群体，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比本地区正在实行的经济制度更坏的东西。……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悲惨处境显而易见。他们不能经营自己的作坊和生意，因为他们没有储备金；他们几乎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尤其是那些小工厂主，因为他们必须向所雇用的寥寥可数的工人支付工资，这使他们无法顾及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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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一份宣言声称：“我们需要一种摆脱了天真幼稚的实验和异想天开的计划的经济，今天，在加泰罗尼亚流血的身体上，某些人正以疯子般的鲁莽不负责任地在一个充满了狂热的实验室里制订这种计划。我们需要一种摆脱了多如牛毛的委员会的影响和压力的经济，这些委员会到处涌现……[从而]使加泰罗尼亚大伤元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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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农夫利益的正是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革命者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而不是中产阶级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它还大胆地将一万八千名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工厂主组织起来成立了加泰罗尼亚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Gremis i Entitats de Petits［397］ Comerciants i Industrials，简称GEPCI）。由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让许多成员为雇工者的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加入了它所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3]它受到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胡安·J.多梅内奇的指责。多梅内奇指责说，为了扩大规模，劳动者总工会的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不反对招收投机商、店主、商人入会，也不反对他们剥削工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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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泰罗尼亚的集体化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写道，起初，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小心翼翼地”开始活动，“然后变得大胆起来”。“至于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这个政党曾被认为最适合保护小资产阶级，由于当时的形势所迫，它将政治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它不可能心甘情愿地看着自己的追随者被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夺走，于是，它组织了手工业者联合会[Unió de Menestrals]。手工业者联合会有时与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一起活动，有时与它相对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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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在内战爆发初期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政党，它由成员总数约为两千五百人的四个微不足道的组织合并而成：强烈呼吁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情绪的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USC），这是其最大的组成部分；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党。根据战前担任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书记并在随后成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的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向我提供的信息[6]以及其他来源提供的资料，我得出了以下分类数据：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六百至七百人；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不到四百人；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党，大约八十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米格尔·巴尔德斯说，合并之初的党员人数在三千左右。[7]另一方面，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路易斯·卡博·希奥尔拉提供的数字是五千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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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数字与苏联历史学家Л.В.波纳马廖娃的数字有出入，她提供的一九三六年七月合并时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的成员为两千人，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一千五百人，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两千人，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党五百人，这使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最初的成员总数达到六千人。[9]无论实际人数是多少，显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在内战初期只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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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书记塞拉·帕米埃斯说，内战之前四个组织合并的谈判一直没有达成最终协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共产党人坚持要求合并后的党组织必须通过西班牙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则要求加入工人党与社会党国际。塞拉·帕米埃斯证实，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主席胡安·科莫雷拉的态度也没有增加打破僵局的可能性，他最初反对与任何国际发生关系，尤其是与共产国际。[10]据说科莫雷拉曾经告诫社会主义联盟执委会成员，务必防止共产党人控制新的党组织。[11]但是，在革命的冲击下，这些意见分歧［398］不复存在。四个组织的领导人明白，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控制局面的情况出现使他们几乎没有生存的希望，除非他们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胡安·科莫雷拉和拉斐尔·比迭利亚（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主席，曾经是卡瓦列罗的忠实支持者）[12]放弃了他们反对依附共产国际的意见，[13]随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于七月二十三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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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科莫雷拉成为新的党组织的总书记。在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开始的漫长的谈判过程中，他的立场似乎含糊不清而且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因为他在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机关报《社会正义》上的一篇访谈中说，他支持加入共产国际。他还在一九三六年六月签署了由代表四个组织的联合委员会起草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声明，新的党组织将承认“共产国际是唯一阐释世界无产阶级愿望的国际组织”。[14]对这种含糊不清的立场的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是，在科莫雷拉公开支持共产国际的背后隐藏着他想成为联合政党首脑的野心，而且他也不愿断绝共产国际这条后路。实际上，加泰罗尼亚左派政治研究的权威维克托·阿尔瓦也许说得对，他认为，科莫雷拉支持加入共产国际“无疑是他为担任总书记一职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他]是温和的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中最温和的成员之一，……因此，他在意识形态方面没有理由希望新的党组织加入第三国际而不是加入第二国际”。[15]他肯定不会忘记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人在人民阵线形成之前所使用的极端革命的语言。在一九三四年加泰罗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比森特·乌里韦声称，“在西班牙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帮助和领导下”，加泰罗尼亚共产党“[必定]为共产主义、为苏维埃政权、为工农政府争取到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和农村地区进步群众的大多数，从而使加泰罗尼亚地区成为西班牙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坚不可摧的堡垒”。[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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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据显示，除了曾经反对加入共产国际之外，科莫雷拉甚至反对四个组织合并。他的反对意见被华金·阿尔门德罗斯记录下来，后者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巴塞罗那支部的书记，四个组织合并后成为党的执委会成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无论是米克尔·卡米纳尔那部旁征博引的三卷本科莫雷拉传记，还是何塞·路易斯·马丁—拉莫斯那部关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起源的著作，均未提到阿尔门德罗斯的这一重要证据。据阿尔门德罗斯说，“反对合并最坚决的”正是科莫雷拉。他肯定地说，科莫雷拉是一个“真正的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认为自己的组织不应当与全国性的政党有牵连，因此，“他的天然盟友”是加泰罗尼亚的党派组织：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与其联合参加选举）、加泰罗尼亚行动党、加泰罗尼亚国家党和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但是，阿尔门德罗斯继续说，挫败军事叛乱之后，形势成为关键［399］因素。“除了改变自己的观点之外，科莫雷拉无路可走”，因为他知道，面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毁灭性力量”，四个组织只能合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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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苏联历史学家波纳马廖娃说，在内战的压力下，在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想让革命“沿着所谓‘自由共产主义’道路”进行的危险逼迫下，四个组织决定合并成为“一个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政党”，并且“通过西班牙共产党”追随“共产国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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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立仅仅九个月后，它就有了五万名追随者。“在加泰罗尼亚，五万名积极分子是个奇迹。”科莫雷拉说，“加泰罗尼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对立的势力曾经而且依然活跃，那就是，大多数农民，工人阶级中那一部分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另一部分也是传统上与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有联系并且慢慢变成小资产阶级的人。……在一个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环境中，面对那些尽其所能阻碍我们的强大对手，建立一个拥有五万名积极分子的政党是一项伟大的成就。”[19]五万人这个数字似乎没有被严重夸大，据波纳马廖娃说，一九三七年七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追随者增加到六万人，内战结束前增加到九万。[20]成群结队入党的新党员来自各个方面：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的体力劳动者和白领工人、政府官员、警察、教师、商人、手工业者、小工厂主以及中小农场主、佃户和佃农，其中许多人以前支持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著名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积极分子塞韦里诺·坎波斯说：“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努力改变那些丝毫没有受过马克思主义启迪，尤其是没有受过革命思想鼓动的人的信仰。”[21]不过，在成立一年后的一九三七年七月，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竭力淡化其中产阶级成分的重要性时，科莫雷拉宣称，它的成员百分之六十是产业工人，百分之二十是农业劳动者。“如果把这两个百分比加上那些官员、职员、教师以及其他所有挣工资的工人的话，”他补充道，“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党百分之九十七的党员是工薪阶层。”其余的是“一些从事自由职业的同志，小资产阶级党员的人数微不足道，无关紧要”。[22]尽管没有提到农夫，但是我们应当认为，这些佃户和佃农被稍微宽泛地归入了农业劳动者的行列，据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负责农民运动的书记维克托·科洛梅尔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入了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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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从合并时起就通过西班牙共产党依附于共产国际。之后不久，加泰罗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成为党的领导核心。除了控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组织工作、舆论工具和工会活动之外，他们还负责党内监视。所有档案都掌握在党的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华金·奥拉索手里，他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进行经常性的监［400］视并且监听他们的电话。这项任务很容易完成，因为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和巴塞罗那地方委员会的成员大部分都与他们的家人一起住在内战爆发时党所占据的一幢名叫采石场的公寓大楼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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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姓名杰罗·埃尔诺的共产国际代表“佩德罗”——二战之后他在苏联控制的匈牙利政府中担任过多个高级职务[25]——被安排在胡安·科莫雷拉的身边，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也定期派人带着指示去巴塞罗那。不到几个月，在成为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之后，曾经都是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的科莫雷拉和拉斐尔·比迭利亚加强了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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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德罗以非凡的能力、技巧和效率在幕后指挥着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他在一九一八年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积极支持者，一九三四年在共产国际担任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贝拉的私人秘书。[27]另外，据说他在大清洗期间与苏联秘密警察关系密切，协助清除了当时生活在苏联的大部分“匈牙利共产党的老党员”。[28]西班牙内战期间，他负责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日报《劳动报》，偶尔为报纸撰写社论。他还凭借三十年代初期担任共产国际驻加泰罗尼亚代表时对加泰罗尼亚形成的认识，设法消除了因某些党的领导人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以及他们不愿接受西班牙共产党的中心目标而在党的核心集团中所产生的意见分歧。佩德罗的主要成就之一是，他成功地使科莫雷拉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倾向服从于西班牙共产党的需要。阿尔门德罗斯写道，苏联代表佩德罗和一些西班牙共产党人的策略通过满足科莫雷拉的野心表现出来。“他们设法使他相信，他可能担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何塞·迪亚斯当时担任着这一职务，他的地位有所动摇。由于这一前景，科莫雷拉逐渐忘记了加泰罗尼亚的特殊性，随后也就忘记了这个新的加泰罗尼亚政党的特殊性。他完全听从西班牙共产党和苏联代表的指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变成了瞎子和[政治局]恭顺的仆人。结果，在党的每周例会上，科莫雷拉表现得好像他受莫斯科发布的命令和口号指挥一般。”[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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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进行过程中，因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某些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权力集中倾向而造成的摩擦有几次险些爆发公开冲突，不过，佩德罗的老辣圆滑和个人威信成功地使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乖乖就范。[30]内战结束之后，对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内部冲突，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提供了下面的说法：“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立之时起，来自四个组织的那些明智忠实的成员就与为首的胡安·科莫雷拉同志一起向西班牙共产党寻求支持和帮助。但是，也是从最初那一刻起，同样来自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一些人就开始对共产国际的路线不宣而战。……这些坏分子……从合并的第一天起就反对党的共产主义方向，在［401］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里始终坚持他们的立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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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不听话的人就范之外，佩德罗还控制了党的执委会会议并亲自检查最基层的党组织的工作，简单地说，就是始终严密地监督几乎所有细节。[32]由于受到莫斯科的高度信任，他甚至监视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弗拉基米尔·A.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活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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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日挫败军事叛乱之后不到两周，在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之际，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与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一起采取了一项暗中破坏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支配地位的策略。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记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试图通过接受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邀请其加入政府的建议来“抵消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影响”。七月三十一日，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胡安·卡萨诺瓦斯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三位代表组成了一个新政府，[34]但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反应强烈”，并且派了一位代表去找孔帕尼斯主席要求“立即解散”这个政府。据塞拉·帕米埃斯说，这位代表以占领政府所在的自治政府宫相威胁，除非孔帕尼斯作出让步。“由于担心与无政府主义者公开发生冲突，”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继续写道，“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代表决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政府成员应当退出。……卡萨诺瓦斯甚至向当时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出示了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排除在外的新政府的候选人名单，希望可以使无政府主义者满意。只是在巴斯克斯认可了这份名单之后，卡萨诺瓦斯才敢公布。”[35]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塞萨尔·M.洛伦索记录了一件事，说明自由主义者当时在加泰罗尼亚可以“制定规则”到何种程度：比迭利亚是加入政府的三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代表之一，他还是民兵委员会的成员，由于没有把他的打算告诉民兵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委员会“随便”就把他开除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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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挫折并没有削弱孔帕尼斯主席将权力的杠杆掌握在自治政府手中的决心。几周之后，他召集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代表开会。“我承认，你们是控制局面的人。”他对他们说，“只要有必要，我准备与你们同舟共济。所有事情都在不断变化中，因此，我认识到，重新塑造社会的肯定是人民。如果你们希望，我就会退出，但是，我认为我可能对你们有用处。民主国家了解我，尤其是法国。由于这个原因，我相信，我们能够获得它们不会向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提供的战胜法西斯分子的武器。我们必须维持门面。因此，我建议，我们组成一个代表我的党派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治政府，在这个政府中，我将担任总理。在你们把我榨干之后，你们可以把我像废物一样扔到一边。我唯一的愿望是为革命出力。”[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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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在孔帕尼斯为给被民兵委员会所取代的自治政府注入新的活力而努力的过程中，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帮助了他。中央政府不支持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向世界表明它的权力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不起作用的革命机构。“我们一次又一次被告知，”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只要我们继续保留[民兵委员会]……就不会把武器运到加泰罗尼亚，我们也不会得到用来在国外购买武器或者为我们的工业购买原材料的外汇。”因此，他断言，如果他们不想输掉这场战争，除了解散民兵委员会并且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之外别无出路。“在现代劳工运动的历史上，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自己的信条或者政府的性质……我们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次加入了一个政府。我们控制不了的环境使我们面临令人反感却无法回避的形势，导致我们采取了我们深恶痛绝但又不得不采取的办法。”[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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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对这一历史性的决定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她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宣称，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试图在某些建立了自由共产主义制度的地区——例如乌克兰——实现他们的理想，但是，因为不参与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发现自己偏离了运动的方向并且受到“血与火”的困扰。（39）由于这个原因，她接着说，在加泰罗尼亚“我们参与一切事务并在各个领域站稳脚跟。……就这样，我们甚至进行了一场政治革命。没有违背原则，只是认识到历史教给我们的东西。”[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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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作出了加入自治政府这一历史性的决定？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那些主要代言人没有澄清这个问题，尽管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一决定是在九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召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地区委员会全国会议期间作出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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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塞·塔拉德利亚斯——他被某个支持者称为“具有政治远见和非凡能力的人”[41]——九月二十八日组成的新政府中，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只担任了十二个专员中的三个。我们应当记得，孔帕尼斯曾在七月委派塔拉德利亚斯（在四十一年后的一九七七年，塔拉德利亚斯成为佛朗哥将军死后的首任自治政府主席）作为政府的代表加入民兵委员会，现在，根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授予他的权力，他通过任命代表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塔拉德利亚斯为自治政府首席专员（总理），委托其行使自己的行政职能。自治政府的十二个席位在各党派组织中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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