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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十章［405］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托洛茨基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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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的政治舞台由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简称POUM）的存在而错综复杂。该党于一九三五年九月由安德烈斯·宁的共产党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与华金·毛林的工农集团（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合并而成。[1]据安德烈斯·宁说，一九三六年七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成员有六千人，到了当年十二月，党员增加到三万人。[2]尽管按照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党员人数微不足道而且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之外几乎没有基层组织，不过，它在该地区仍然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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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极力鼓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无情地批评人民阵线和斯大林的审判与清洗，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共产党人斥为“托派”。尽管包括安德烈斯·宁和胡安·安德拉德在内的党的一些领导人曾经是列昂·托洛茨基的信徒，而且还在内战爆发以后赞成加泰罗尼亚向托洛茨基提供政治避难权，[3]但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并不是一个托派政党，它在许多文章和演说中也拼命地试图证明这一点。[4]不过，与斯大林在莫斯科审判中所采用的将所有反对派混为一谈贴上一个单一标签的策略一样，共产党人指责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佛朗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托派代理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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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爆发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华金·毛林身陷叛军控制区并在试图回到共和派控制区时以化名被捕。一九三七年九月从哈卡监狱获释，几天后，他在真实身份被发现时再次被捕，直到一九四六年十月才被释放。[6]“虽然毛林没有亲身参加内战，”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学者乔治·埃森魏因写道，“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主要理论奠基人和组织者，他的遗产给党的政策留下了不可否认的印记。尽管人们无法准确地判断他不在场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给内战期间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造成了严重的问题。这一点由以下事实所表明，当安德烈斯·宁接任党的领导职务时，他缺乏毛林所拥有的优势；因为，正如宁的好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后来写信对维克托·阿尔瓦[曾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的历史学家]所说：［406］‘[对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来说]毛林在某种意义上是无人可比的“最伟大的”领导人（dirigente máximo）：他是纯粹完美的领导人，绝无仅有的领导人。’”[7]毛林的优势还因这一事实得到增强：在合并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时，其追随者的人数至少是宁的追随者的二十三倍。[8]在内战爆发之后举行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人们对毛林的强烈感情显而易见，据阿尔瓦说，宁被任命为政治书记而不是总书记——后者是“为毛林保留的职务和称呼”。[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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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共产党人斥为托派，然而事实却是，从该党成立之日起，托洛茨基与它就有严重的意见分歧，[10]而且，内战爆发没几个月，号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少数正统托洛茨基追随者就成立了其第四国际的西班牙支部，这是一个成员寥寥无几的组织。[11]“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绝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即，绝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党。”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德语喉舌《我们的话》断言，“面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而且不惜采用最卑鄙的手段。他们不仅将托洛茨基主义者开除出党，更有甚者，他们还以最具挑衅性的方式发表这些开除的消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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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通过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联系的美国共产党（反对派）领导人伯特伦·D.沃尔夫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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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的事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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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不是托派。它的成员和领导人绝大多数来自共产党。在一九二九年的极左浪潮中，由于拒绝工会分裂、拥护统一阵线政策、反对除了工人阶级之外都是“社会法西斯分子”的愚蠢理论、反对将脱离西班牙现实的策略机械照搬到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地方组织被整体开除出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杰出领导人是华金·毛林，托洛茨基一再激烈地攻击他是“中间路线派”、“机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将西班牙无产阶级引入歧途的主要领路人”、“孟什维克叛徒”以及一些精心选择的类似表述。……在情绪比较平和时，托洛茨基宣称“毛林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偏见、愚昧、外省哲学和低级政治的大杂烩”，他因此断定，“在西班牙建立革命政党的第一步肯定是谴责政治上庸俗的毛林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手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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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两位领导人安德烈斯·宁和胡安·安德拉德以前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大约五年前，在拒绝执行托洛茨基关于加入第二国际的指示之后，他们与他断绝了关系。……从那时起，托洛茨基有时说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左派’的跟屁虫”，有时把他们称为“叛徒宁和安德拉德”，……他还宣称，“在西班［407］牙，人们肯定会看到，真正的革命者将无情地揭露毛林、宁、安德拉德及其一伙的背叛行径并为第四国际西班牙支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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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托洛茨基分子不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成员。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一个开除一切托洛茨基分子的长期规定。[党的机关报]《战斗报》曾经刊登过一些与托洛茨基主义论辩的文章，这些文章不是以只有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那样的俄国人才会使用的“无情”、傲慢、辱骂的语气——只要在苏联党内出现不符合他们的宗派意志的声音，即使在他们所写的最好的政论文章里也是如此——而是以早就被托洛茨基分子和斯大林分子抛弃或者忘记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写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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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安德烈斯·宁在自治政府中担任司法专员——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宣称：“建立在与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达成的某种共同纲领基础上的任何形式的联合政府都是对革命纲领的公然背叛。首要任务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政权并由一个工人政府，即委员会或苏维埃取而代之。”[14]另外，巴塞罗那的外国托派志愿者M.卡萨诺瓦写道：“我们的国际组织驻巴塞罗那代表[让·鲁]一九三六年八月预见并阐释了……[因]解散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而结束权力的二元状态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西班牙革命带来的悲剧性后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不听我们的话。他们更喜欢与自治政府合作的‘实用主义’路线而不是第四国际的‘宗派主义’意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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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回应时坚称，它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是向实现工人阶级掌权过渡的一步，它的口号始终是，而且还将继续是“一个名叫工农兵委员会的工人政府和一个立宪会议”。[16]托洛茨基分子反驳说，这一口号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加入政府的行为自相矛盾，这个政府刚一组成就颁布法令解散了工人委员会并用代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地方议会取而代之。“内战期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一次也没有提出用委员会夺取政权。”G.穆尼斯（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写道，他曾经是宁的共产党左派的积极分子和宗派骨干，现在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组的领导人。[17]托洛茨基分子还谴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将其工会组织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Federación Obrera de Unidad Sindical，简称FOUS）[18]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分会合并而不是与革命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合并，指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目的是避免与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发生摩擦。[19]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表示，采取这一行动是希望给劳动者总工会注入一些“革命血液”，从而使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合并更加具有可行性。[20]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安德烈斯·宁宣称，在他看来，如果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加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话，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派，而在劳动者总工会（与全国［408］劳工联合会相比，这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支无足轻重的力量），[21]它有望使自己的意见占据上风。[22]这些希望很快就化成了泡影，因为，劳动者总工会的领导阶层以不召开会员大会并且解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所担任的重要职务的方式杜绝了任何自由发表意见的可能。[23]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机关报《战斗报》说，这些撤职“通常是劳动者总工会中的小资产阶级会员要求的，内战之前，他们在商会和雇主协会时就与革命工人发生过冲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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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无视托洛茨基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因为他们对苏联的批评同样苛刻。他们都谴责苏联政府当初支持不干涉公约，而且他们都认为，苏联后来向西班牙运送武器是由于其自身利益的需要。《战斗报》断言：“对于错误的这一纠正不是出于什么促进西班牙革命事业的愿望——任何时候列宁都不会宣布中立——而是为了保护自己。……斯大林真正关心的不是西班牙或者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他只对保护苏联政府感兴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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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厚颜无耻地宣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胡安·科莫雷拉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说，“苏联只对保护它自己的利益感兴趣，因此，它站在我们一边只是因为我们的失败将意味着它的失败。”这不是事实，他肯定地说，因为苏联强大得足以击退任何对其本国领土的入侵。“事实是，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工人国家的原则不是自私而是团结。……我们的苏联同志知道，我们的失败将把我们的德国同志、奥地利同志、匈牙利同志和葡萄牙同志的苦难延长多年，并且将使整个东欧、可能还有整个西欧工人的自由岌岌可危。……苏联实际上是强大的，但是，同志们，只靠苏联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苏联地处远方，与我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为了打败国际法西斯主义，当务之急是使欧洲民主国家站在我们一边。”[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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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七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发表声明抗议斯大林处决格里戈里·E.季诺维也夫、列夫·Б.加米涅夫以及另外一些老布尔什维克。[27]“全国劳工联合会、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并不理解发生在莫斯科的事情所蕴含的意义。”维克托·阿尔瓦写道，“他们几乎没有报道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理应将这些审判视为一种警告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似乎仅仅把它们视为一场家庭纠纷。”[28]托洛茨基分子指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竭力轻描淡写或者隐瞒与斯大林的审判和暗杀有关的消息”。[29]这不完全是事实，因为，尽管担心谴责莫斯科审判可能激怒共产党人的看法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部相当流行，但是，这种担心并不占上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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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一月新的叛国审判在莫斯科开庭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共产党之间激烈的舆论交锋火上浇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当即宣称被告都是无辜的。共产党的舆论工具《红色阵线报》回应说：“反革命集［409］团的喉舌和指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煽动者《战斗报》终于暴露了自己。它撕下面具是因为在莫斯科对第二批托洛茨基恐怖分子、间谍和刺客以及盖世太保的帮凶进行了审判，像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一样，这些人由托洛茨基亲自指挥。”[31]《战斗报》对此反击道：“斯大林非常清楚，除了一两个人之外，其他被告都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们也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我们不是。……莫斯科的被告还受到了另一些指控：指控他们是盖世太保的特务，指控他们为法西斯主义和外国间谍效力。我们也受到同样的指控。……幸亏西班牙不是苏联，不过，有人正试图把西班牙置于苏联人的监管控制之下。当然，我们将竭尽全力阻止他们这样做。而这就是斯大林和他那些国内外官僚不放过我们的原因。他们因为我们高举被他们抛弃和背叛的马克思列宁的旗帜而不放过我们。他们因为我们公布了其国内外政治生活的真实情况而不放过我们。他们因为我们在西班牙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战而不放过我们。他们企图把我们束缚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框架内。”[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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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个月，论战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恶毒。四月二十五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机关报《劳动报》宣称：“托洛茨基分子……知道，他们肯定在群众当中名誉扫地；他们知道，群众现在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最明显的敌人；他们知道，大家已经认识到，他们不仅是暗杀者——这已被基洛夫案件所证明[基洛夫是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苏联官方将其被暗杀归因于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而且还是蓄意破坏者和战争贩子。他们发现，工人抵制他们，向他们脸上吐口水，把他们斥为最令人憎恶的敌人。当然，他们不敢暴露自己的真面目，而是把自己伪装打扮起来。托洛茨基分子戈尔金[胡利安·戈尔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国际书记，执委会成员，《战斗报》负责人及其社论的主要作者][33]采用同样的方法。不过，他的辩解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加泰罗尼亚的群众对托洛茨基主义像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因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急于否认他们的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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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一开始就严厉指责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支持“民主共和国”：《战斗报》写道，国际资产阶级充分意识到“西班牙的问题是革命或者反革命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的问题。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竭尽全力进行欺骗，在国内，他们欺骗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外，他们欺骗的只不过是工人阶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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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指责，共产党控制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反驳道：“有人说……当我们宣称我们正在保卫民主共和国时……我们是在进行欺骗。……这不是为了欺骗西班牙民主舆论而采取的策略，也不是为了欺骗外国民主舆论而采取的策略，因为我们知道，如果［410］我们在这个时候犯了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战的错误……那么，在我国的领土上，我们看到的就不仅仅是法西斯入侵者，而且还有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政府。……[那些]托洛茨基分子非常清楚，如果我们把号召进行社会革命作为当前目标的话，我们就将落入佛朗哥和莫拉设下的圈套，[他们]想把西班牙合法政府说成一个赤色政府，说成一个共产党政府。”[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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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战斗报》断言，共产国际不希望西班牙发生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一场并不是在第三国际特许之下取得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胜利将意味着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心从莫斯科转移到了革命正在进行的地方。由于这个原因……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肯定要消灭那些不盲目地服从他们的纪律的党派组织。这适用于我们，也适用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他们认为在理论方面打败我们更加困难，因此打算首先消灭我们。至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以后能够将其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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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一份向自治政府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专员出示的文件中，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建议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即司法专员安德烈斯·宁）逐出内阁，然后组成一个“拥有充分的权力”的新政府。[36]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支持这些建议。十二月八日，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问题上没有公开表明立场的孔帕尼斯主席宣称，“一个拥有充分的权力并且能够将其权力强加于所有人的强大的政府”必不可少。[37]全国劳工联合会对此回应说，“一个‘强大的政府’只能是个独裁政府。”[38]此前一直非常谨慎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喉舌《人道报》[39]大胆地反唇相讥道，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反应“莫名其妙”。“值此战争与革命的关头，我们看不出一个‘虚弱的政府’能够显示什么优势，因为战争与革命的进行和取胜完全建立在铁的纪律的基础上，建立在团结和行动的基础上，……只有一个毫不留情地将其权力强加于人的……强大的政府才可以奠定这些基础。强加于所有人，必须是所有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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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消除对立双方的意见分歧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十二月十二日，塔拉德利亚斯总理正式宣布内阁处于危机状态。当天上午，曾为列昂·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并被某些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最激进的执委会成员胡安·安德拉德[41]在其发表于《战斗报》的《每日政治笔记》中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处境：是决心支持现行的合作政策——这实际上是一种反革命同谋，还是支持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结盟。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问题是建立一个革命工人阵线，它……将阻止反革命前进并且提出无产阶级通过工农兵委员会掌握政权的问题。”[42]同一天，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即将卸任的内阁成员胡安·科莫雷拉公开要求驱逐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指责它不忠于政府，因为其领［411］导人曾经抨击政府的法令，同时指责它在苏联“站在我国人民一边并向我们提供大量援助”之际进行反苏宣传活动。另外，他要求撤销全国劳工联合会所把持的控制着革命民兵武装和巡逻队的防务秘书处和治安委员会，以便赋予政府专员“充分的权力”并“在政府机构内部”建立“一种铁的纪律”。[43]几天之后他又说：“有些委员会比政府本身管的还多。”[44]另一方面，拥有自己的巡逻队和民兵武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坚持认为，治安委员会和防务秘书处——它在两个机构中均有代表——是“体现革命性质的机构”，以防止政府“由于最近掌握了权力”而变成“一个针对无产阶级的警察政府”。[45]它问道：“革命的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能够允许从它手中夺走这些[控制]手段吗？如果允许这样做，那就将在革命的道路上朝相反的方向迈出非常危险的一步。”[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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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最初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但是，由于没有意识到对于他们自身的威胁，或者由于他们因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其战前渗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企图、[47]因为其经常指责集体化的热情已经引起城乡大部分中产阶级的不满[48]而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什么好感，他们最终默许了十二月中旬将其逐出政府的决定。作为交换，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放弃了其撤销治安委员会和防务秘书处的要求，并且同意把防务专员的职位交给全国劳工联合会以换取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占据的司法专员职位。从解决危机的这种方式来看，显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首先关心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不过，苏联总领事弗拉基米尔·A.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作用当时不是特别明显。据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和胡安·科莫雷拉的好友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说，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十二月份去找孔帕尼斯主席，“坚决要求不许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继续留在政府中”。多年后塞拉·帕米埃斯亲口告诉我：“他提出了种种理由。苏联武器，国外形势，[西班牙工业的]原材料以及食品的运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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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肯定地说全国劳工联合会是否也从孔帕尼斯或者直接从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那里受到过这一警告，然而重要的是，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关系密切的著名德国无政府主义者鲁道夫·罗克一九三八年写道，“苏联大使”[原文如此]曾经以拒绝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相威胁，除非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50]无论如何，全国劳工联合会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的声音在十二月十三日明显地开始减弱，当天的《工人团结报》只是简单地把政府危机说成是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竞争的结果。胡安·安德拉德对此反驳说，这不仅仅是两个组织之间的斗争。他警告说，危在旦夕的是“未来的整个革命进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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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逐出内阁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感到失望，但它决定摆出一副满［412］不在乎的姿态。“没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不可能进行治理，更不必说与它作对了。”十二月十七日的《战斗报》刊出通栏大字标题。它声称，经历了这场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显然更加坚强了。“它已经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唯一真正的反对派。它的革命政治立场比过去更加坚定，由于它的革命立场，它将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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