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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十八章［498］ 共产党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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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事变之后那一段时间，在曾为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势力范围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发生的事情只有随意逮捕、秘密关押、严刑拷打、绑架、暗杀以及破坏集体农庄。革命高潮时期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所进行的自发而且无目的的恐怖活动现在被共产党人统一指挥进行的更加复杂因而也更加可怕的恐怖活动所取代。“一股血腥恐怖的浪潮席卷了加泰罗尼亚社会，……”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一九三七年六月中旬宣称，“我们自由主义运动一直对此保持沉默……这不是因为我们胆小，而是因为我们的纪律性和责任感。……它以无与伦比的坚毅坦然忍受着对集体化、对无产阶级建设性工作的攻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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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月到现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六月底发表声明宣称，“针对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组织的挑衅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的积极分子被迫害；他们遭到起诉和暗杀；我们的地方分会被查封，集体农庄受到破坏；有人实施暴力行为企图迫使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组织铤而走险，但是，不顾这一系列镇压和挑衅的猛烈冲击，我们仍然保持着冷静。我们不想破坏反法西斯联盟，它已经被某些人玩弄的卑鄙花招分裂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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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克制激怒了更加激进的自由主义运动成员。七月一日，地下报纸《无政府报》的第一期显示出运动的领导阶层与广大普通成员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面对我们组织遭遇的严峻形势，面对针对我们开展的野蛮镇压，面对对我们的集体农庄和革命工作的攻击和破坏，……我们必须大声发出警告，敦促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那些积极分子同志[即领导人]……丢掉他们的幻想——他们乐观地以为我们的革命仍［499］在继续向前发展，我们还是一支让人望而生畏、受到人们尊重的力量。农村的镇压令人震惊。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仇恨已经达到出人意料的程度。在大规模的流血中，派去维持秩序的突击卫队进攻村庄，捣毁一切，监禁暗杀我们的同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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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泰罗尼亚以及共和派控制的其他地区开展的镇压行动持续进行了几个月。九月，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宣称，监狱里有成千上万人“被证明是革命者和反法西斯分子”；[4]十一月，《工人团结报》提供的数字是一万五千人。[5]这一时期究竟有多少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遭到暗杀将永远是一个需要推测的问题，因为从来没有公布过令人信服的数字。[6]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把在前线和后方实施的暗杀都考虑进去的话，被杀害者人数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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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遭到镇压，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仍然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描绘了一个光明的前景。根据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为了反驳包括著名的俄国流亡者亚历山大·夏皮罗在内的一些外国无政府主义者对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尖锐批评，巴斯克斯宣称：“共产党发展壮大、反动派恣意妄为、我们的积极分子被关进共和国监狱等等情况可能表明我们的运动正在衰落，同时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观察家。但是实际上，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发展状况良好，会员不断增加，重新投入战斗，恢复了现实主义态度并且完全统一了观点。目前，我们关心的是赢得战争。一旦这个目的达到，我们将重新在社会领域发动攻势，然后，我们的朋友必须相信我们，革命将立即发生！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都吓不倒我们。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可以取胜。我们将赢得胜利，我们将在西班牙实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极权统治[totalitarism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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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雅普·克洛斯特曼说，国际工人协会的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至十七日“秘密”举行的一次特别代表大会，“如果人们把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印发的明显带有倾向性的大会总结排除在外”，曾经对外透露的代表大会的全部信息只有部分发表的会议记录（法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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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对形势作了乐观的估计，事情的真相却是，对于代表了半数工人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的直接镇压已经开始使它不再像内战初期那么春风得意。“[在]后方，”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武装领导人里卡多·桑斯写道，“事情进行得不像[革命]运动初期那么顺利。……工人不愿意再为帮助前线长时间工作。他们只想尽量少干点活而又得到尽可能高的工资。总的来说，这反映了一种不断恶化的局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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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劳工联合会遭到持续镇压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则面临着灭顶之灾。六月十六日，根据共产党人安全总局局长安东尼奥·奥尔［500］特加中校的命令，突击卫队中校、巴塞罗那警察部队的共产党人指挥官里卡多·布里略采取行动占领了巴塞罗那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部以及另外一些该党办公活动的场所，逮捕了其大部分领导人，将他们投进巴伦西亚的监狱。[10]同一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第二十九师师长、党的执委会成员何塞·罗维拉被波萨斯将军召到巴塞罗那，然后立即被共产党人警察逮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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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设在巴伦西亚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指挥部直接下达的命令，[12]奥尔特加向其顶头上司内政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隐瞒了所有与即将采取的突击行动有关的消息。[13]为了避免行动失败，作为附加的预防措施，他用一个虚假的警报将担任安全总局副局长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加夫列尔·莫隆派往雷阿尔城。[14]由于不信任这位安全总局局长，苏加萨戈伊蒂亚任命莫隆以保证警察部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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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我应当说一下可以证明苏联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部直接插手了突击行动的个人经历。当时我是合众社驻巴伦西亚的记者，支持共产党采取的路线。六月十八日，逮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两天后，奥尔洛夫介绍我认识的一个名叫“伊尔玛”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15]交给我了一份文件，她说这是提前拿到的安全总局局长即将发布的一份公报的副本。[16]公报宣称（1）“一个威胁国家安全的巨大阴谋”已被发现，同时发现的大量文件“无可辩驳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敌人之间存在着可疑的关系，这些文件中有一张马德里的平面图，佛朗哥将军的一名间谍在平面图的背面用隐形墨水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与包括N——（这显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书记安德烈斯·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会谈；[17]（2）这个“间谍组织”将现在和未来的军事行动计划出卖给了佛朗哥的总参谋部。已经逮捕了两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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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没有轻信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但我确实觉得我得到的是一条重大的独家新闻，因此我应当立即给合众社打电话。不过存在着一个问题。这名特工强调说，我不能把安全总局局长当作正式的消息来源。我争辩说，这样一来合众社可能认为我个人在没有任何重要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了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进而怀疑我的信誉。“这么说你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个为佛朗哥效劳的间谍组织？”她怀疑地反问道。我反复重申了我的不同意见，每说一次她的怀疑和焦虑就更加严重。由于担心得不到这一条独家新闻，我答应记住她的限制但暗自决定使用这个消息来源。可是，当我在一小时后把打出来的新闻稿交给对外新闻司的共产党人新闻检查官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时，她［501］删掉了我开头的这句话：“安全总局局长发布以下公报”。显然，她受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预先警告。不过，她最终同意我可以使用含糊的表述：“有人宣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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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个情况有助于了解随后发生的事情，我得出了以下结论：（1）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急于通过某个通讯社在最大范围内广泛宣传这个所谓的阴谋又不把政府牵涉进去，政府对此并不知情所以难以预言它的反应；（2）这个公报并非如我被告知的那样是由安全总局局长发布的，而是由苏联驻巴伦西亚大使馆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办事处炮制并且传播的，证明被告有罪的文件也是在那里伪造的；[19]（3）对我说公报来自安全总局局长为的是得到我的信任，因为我毕竟不是共产党的资深同情者，尤其不是共产党员；（4）删除所有提到安全总局局长的内容是希望避免或至少推迟内政部长对他进行严厉的处罚，部长对即将采取的突击行动并不知情；（5）名义上归外交部——现由左翼共和派人士、阿萨尼亚总统的忠实朋友何塞·希拉尔担任部长——管辖的对外新闻司实际上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通过共产党人所控制，后者接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巴伦西亚指挥部的指示。希拉尔在任时是否知道这一情况值得怀疑，因为，正如我们所知，他只是接管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留下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各个附属机构，不过，当几个月后任命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担任对外新闻司司长时，他肯定知道她的政治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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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德里的共产党日报《工人世界报》六月十八日发表了逮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消息，但是，巴塞罗那的共产党报纸直到六月二十二日才提到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佛朗哥将军联系起来的所谓间谍组织。“几天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的喉舌《消息报》报道说，“警方在巴塞罗那发现了一个专门在各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的重要组织。……最基本的小心谨慎使我们不得不……对警方这一重大行动保持沉默，否则的话，我们可能使整个行动无功而返。不过现在……我们可以告诉读者一些与这个庞大的间谍组织有关的事实，其最干练的成员已经渗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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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逮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所有领导人以及看来与这个间谍组织来往密切的大批外国男女。目前，被捕的人数估计达到三百人。[20]在占领该党办公活动场所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因此，犯罪分子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他们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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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那一段时间里，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通过报纸和演讲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的谴责，指控他们是间谍和叛国者，把他们比作苏联的“托洛茨基分子”和“阴谋破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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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五日，《红色阵线报》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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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战爆发开始……在集会和报纸上，在官方的政府机构中，我［502］们党不断要求对间谍、奸细和法西斯的代理人采取严厉的措施。即使我们不能根据已有的历史经验了解法西斯间谍活动的方式，也可以通过观察苏联对那些为希特勒效力的托洛茨基分子和阴谋破坏分子进行的审判对此具有充分的认识。……然而，由于漠不关心并且缺乏间谍活动应当受到惩罚的意识[这说的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凭几个月的时间过去却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不过，在现政府的领导下，这种态度如今已经得到纠正，而且我们现在掌握了与我们的指控相符的证据。……正如斯大林同志多年以前令人钦佩地指出的那样，托洛茨基分子不再是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一个派别，而是一帮刺客、破坏分子和间谍，他们受雇于盖世太保，在盖世太保的指挥下行动。[这个国家的]托洛茨基分子，所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与苏联的叛徒和卖国贼没什么区别，他们为佛朗哥效劳让人感到意外吗？……现政府已经对间谍和叛徒采取了坚决的措施，而且我们确信，它将加强控制毫不放松。我们的事业的前途要求我们不能表现出任何软弱或顾虑。必须消灭所有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为敌人效力的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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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继逮捕并拘押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以及大批党员和外国支持者[22]——其中一些人被杀害，或者被关押在秘密监狱里没有受到正式的指控[23]——之后，镇压蔓延到其他城市，很快又蔓延到阿拉贡前线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部队，在那里，它的第二十九师被解散。[24]这个师的一些人躲进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部队避难；另一些人遭到监禁或枪毙，其中包括最受人尊敬的师政治委员马西亚诺·梅纳；[25]与此同时，许多人被征召到政府控制的部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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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合会毫不迟疑地做出了反应。在一篇题为《我们面对着第一份账单？》的言辞激烈的长篇文章中，曾任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商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洛佩斯写道，尽管他既反对正统的共产党人也反对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但是，当他看到把那些毕生与资本主义制度做斗争的人描绘成希特勒的盟友时，仍然感到义愤填膺。“我们的革命不能堕落到这种程度，以致消灭各个反法西斯派别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惯例。……把自己的政治独立抵押出去，西班牙还不到为了获得帮助付出这么高代价的地步，只要帮助是以无私的方式进行的，我们接受并表示感谢，但当账单递过来时，我们不得不拒绝帮助。由于出现了某种令人难以容忍的新的迫害，西班牙革命的实质变得越来越不纯粹。……如果我们告诉共产党的同志们，等到西班牙人民发现他们代表着引进独裁专制的危险的那一天，就连西班牙的石头也会飞起来砸向他们，他们务必不要大惊小怪。”[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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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挫败加泰罗尼亚地区军事叛乱一周年纪念日，地下出版的《战斗报》发表了以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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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英雄事迹发生十二个月之后……工人阶级的死敌机会主义［503］分子……纠集大批人马对无产阶级革命组织进行了突然袭击。这些卑鄙的流氓由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豢养并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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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护，他们狡诈地采取惯用的伎俩，声称他们对付的是“不法分子”和“间谍”。但这根本不是事实。在巴塞罗那的各个监狱——其中一些是不透光线和空气的阴森地牢——成百上千的工人和农民在呻吟声中慢慢死去，他们中的一些人最近刚从前线回来，大部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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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犯罪。在工人们看来，他们问心无愧，不该受到任何惩罚。只是根据为满足共产党及其附庸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需要而制订的政策，仅仅因为他们是不向……持有共产党党证的反动寡头屈膝投降的党派组织的积极分子，这些工人和农民才被抓进监狱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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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七月，曾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部队中作战并在镇压期间设法逃出巴塞罗那的乔治·奥威尔写信告诉一位朋友：“我们的所有朋友和熟人[几乎]都被抓进了监狱，而且很可能被无限期地关在里面，实际上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只是怀疑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在我离开以后，最可怕的事情继续发生：大批抓人；把伤员拖出医院投入监狱；人们被成批塞进阴暗的地牢，那里连躺的地方都没有；囚犯遭到殴打并饿得半死，等等，等等。与此同时，除了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关系密切的独立工党[ILP]的报刊外，英国新闻界不可能得到这方面的任何消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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