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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535］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挑战西班牙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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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应当强调的是，共产党人作出停止攻击集体农庄的决定不仅是因为攻击集体农庄损害了后方的经济和士气，而且因为他们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摩擦愈演愈烈，所以，如同我们将在下一章里看到的那样，他们需要与全国劳工联合会达成某种和解，以便为不可避免地与国防部长最后摊牌作准备。尽管普列托实际上与共产党人结成了反对宿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联盟，但他很快就表明，他不会成为他们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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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国防部后没多久，……两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乌里韦和埃尔南德斯来见我。”普列托一年之后告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他们说，他们希望与我密切合作。”但是，当埃尔南德斯提出他打算“每天带着政治局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想法和意见”拜访普列托时，国防部长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如果埃尔南德斯有什么关于军事政策的看法要发表，他可以对内阁全体成员说。“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可以继续像与拉尔戈·卡瓦列罗斗争那样对待我，那么，”普列托告诉他，“你们就错了。……你们不可能控制我，我不会容忍你们与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内阁会议上进行的那种让人想起来就厌烦的争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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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使共产党人陷入窘境的是普列托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的态度。尽管他在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之前曾向共产国际代表比托里奥·柯多维拉和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彼得罗·南尼保证，他准备努力促成两党合并，但是，他在成为国防部长以后明确表示，他不会向支持两党合并的苏联大使列昂·盖基斯所提出的咄咄逼人的要求屈服。的确，在社会党执委会七月份举行的一次每周例会上，他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了别的想法。执委会成员胡安—西梅翁·比达特记述了普列托的想法：普列托认为，共产党人正在赢得大量盟友。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民主国家的背叛”。由于苏［536］联是唯一一个向西班牙运送武器的国家，共和派转而同情支持它，结果，通过占据各个部门的关键位置，共产党人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在他最密切和最忠实的朋友中，一些职业军官如今成为共产党员，例如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和许多别的职业军官。最后，普列托发表意见说：“在还来得及的情况下，在我们发现自己失去对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地位前，考虑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是否明智的时候到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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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普列托可能确实在某个时候发表过对民主国家的“背叛”不满的言论，不过值得怀疑的是，他是否认真考虑过两党合并的可能性。就在十二个月以前，他的喉舌《社会主义者》还指责为两党合并进行的宣传是“联手欺骗”，并将两党青年运动的合并斥为“共产党对社会党青年组织的兼并”。无论如何，难以想象一个像普列托这样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愿意接受共产党人提出的条件。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表的一封写给西班牙社会党执委会的信中，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将两党合并的基本准则阐述如下：（1）合并后的政党是“以统一的意志率领工人前进的坚如磐石的先锋队”；（2）无论是关于讨论的问题还是关于行动的方针，一项决定一经作出，对每个人都有约束力；（3）所有受党委托的人（政府部长、议会议员、地方官员、报纸记者等等）必须执行其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和指示；（4）所有破坏党的工作或者从事危害党的团结的活动的党员将被“开除出党并且受到公开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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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共产党政治局提醒说，“西班牙无产阶级必须实现政治团结，通过两个工人阶级政党的立即合并，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政党。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这是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工人党员们强烈的愿望、坚定的决心和共同而且迫切的呼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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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共产党政治局提出的条件实际上没有考虑代表社会党左派的某些重要地方组织的态度，例如马德里、巴伦西亚、阿利坎特和哈恩的社会党组织，社会党中间派也不可能接受它。其实，在社会党执委会内部，反对立即合并的声音非常强烈，以致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向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发表讲话时，野心勃勃、精明狡诈、喜欢操纵他人的执委会书记拉蒙·拉莫内达[4]没敢冒险对合并的前景作出某种不留余地的保证，尽管此时他已开始小心翼翼地支持共产党人：“我们支持西班牙无产阶级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党，……[但是]要有充分的保证，”他宣称，“一旦实现了统一之后，就要保证它不会因为没有预见到有关问题的方方面面而立即遭到破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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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这番陈述时，拉莫内达不仅反映了自己的担忧（以及他的个人野心——通过巧妙地玩弄手腕在合并后的政党中获得某个领导职位），[6]而且［537］反映了其他社会党中间派领导人的担忧，他们认为两党合并必将导致社会党被共产党兼并。虽然四月份成立的全国联络委员会——拉达莫内代表社会党加入该委员会——强烈要求两党“以全面的热情”为合并而努力，[7]但是，据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党史说，社会党执委会“坚决反对建立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尽管它郑重声明支持合并”。[8]如同我们所知，正是这种由普列托倡导并且得到包括其忠实支持者曼努埃尔·阿尔瓦尔、曼努埃尔·科尔德罗、弗朗西斯科·克鲁斯·萨利多和安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等人在内的大多数执委会成员支持的反对意见导致共产国际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得出结论，共产党人“不应强行推动合并”，同时“应使那些已经打算加入共产党的社会党人相信，继续留在社会党内工作更有利于加强协调一致的行动，也更有利于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合并作准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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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英国作家拉尔夫·贝茨是一位关于西班牙工人运动的重要权威，曾为共产国际工作并且担任过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他在一九四〇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对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政党的努力评论道：这引起了“社会党内充满怒气和怨恨的反对，乃至明智的普通党员”。“你要记住，拉莫内达及其所宣称的一伙人不是‘一般的’社会党人。他们大部分是共产党人；他们或者是被争取过去然后奉命继续留在社会党内的社会党人——社会党因疏忽大意使M.内尔肯‘流失’而备受指责，[10]或者是极少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宁愿相信建立在‘战争基础’上的必然性而不相信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终实现。”贝茨接着说，大多数社会党成员认为整个合并活动“只不过是共产党方面进行的一次兼并的尝试”。他们相信，他们将失去对劳动者总工会的控制并且在新的政党中沉沦，新的政党实际上将成为一个受共产国际控制的共产党，而社会党的传统将丧失殆尽。“就社会党方面而言，可以肯定的是，实际上从未出现过大批党员呼吁与共产党合并的情况。总之，两党合并引起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敌意，让左翼共和派和共和派人士恐惧。因此，它是一个重大错误。幸运的是，共产党从来没有极力坚持。我认为，共产国际知道风险，因此，它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过分强迫西班牙共产党。我知道，共产国际在西班牙最能干的代表路易斯[柯多维拉的化名]不喜欢整个这件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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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肯定认为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并是建立一个一党制国家必不可少的步骤之一，如今对于他来说，实现两党合并显然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尽管两党合并遥遥无期，命运女神却继续向共产党人慈祥地微笑。现在，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社会党和共和派。在大量关于西［538］班牙内战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人比欧多西奥·拉维内斯更权威地描述了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这位秘鲁共产党领导人受柯多维拉的指派，主编西班牙最重要的共产党报纸《红色阵线报》。脱离共产党之后，凭借其在西班牙共产党人圈子里的亲身感受，他描述了西班牙共产党令人震惊的发展壮大以及伴随着成功而来的特权，为我们呈现了下面这么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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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政治失败增强了共产党的影响力并且使它头顶光环，即使不是政权的光环，至少也是政府的光环。共产党的追随者成倍地增加，他们来自各个阶层——来自共和国军队，来自政府雇员，来自进行非法交易的黑市，来自各种各样的寄生虫和投机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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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昨天还因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以及捍卫工人的权利而身陷囹圄遭受折磨的那些人，如今已经成为重要的共产党高官，他们可以在其拥有的郊外住宅安静地睡眠，不再受到汽笛的打扰；当饥饿使平民百姓陷入半死不活的状态时，他们享受着美味佳肴。他们是某种享有特权的帮会成员，内战为他们提供了一生中最优裕舒适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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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党的领导人来说……内战是一个令人非常欣慰的时期。那是一种轻松惬意的生活，他们在身处逆境的时候肯定对此梦寐以求。宽敞舒适的住宅，摆满美酒的地窖，门口停着配有私人司机的轿车；或金发碧眼、或黑发棕眸，或秀发齐耳、或长发披肩，或浓妆艳抹、或略施粉黛，美女往来如云。对于像[中央委员曼努埃尔·]德利卡多那样的人来说，那是些花天酒地的日子。然而，对于西班牙人民来说，那并不是丰衣足食的时期——绝对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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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共和国政府中的优势加强了它的权力及其对于军队的影响，以致共和国的军队最终可能变成一支真正的红军，听从来自党的命令。与此同时，它试图争取、制服或者消灭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骨干分子。至于加泰罗尼亚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宣称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并且颁布了法令，要像苏联处置托洛茨基分子那样处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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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最有力的抵抗。在左翼共和派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考虑到环境与范围，无论如何都）与发生在智利激进党身上的事情非常相似。甚至具有相似的人格特征。善良、聪明、单纯的人们真诚地合作，无私地奉献，却发现自己落入了圈套，可又没有勇气甩掉共产党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或者摆脱他们自愿接受的束缚。除了这些人之外，有一些人受欲望驱使胡作非为，他们想要金钱、高官和有利可图的职业。……还有成千上万可怜的人，他们谦恭顺从地专心工作，不要求得到任何东西，条件只是平安地留在政府中某个微不足道的职位上，挣一份少得可怜的工资，被解雇的梦魇缠绕着他们。有许多斯特拉佩洛式的商人；[12]商人们从事珠宝与粮食、微型画像与麻［539］醉品、假护照与人血的非法交易。这些人充分认识到，帮助共产党当时是一种有效的投资，这种投资不仅获利，而且可以在某个时候使他们免于破产，甚至可能挽救他们的生命。通过如此肮脏的手段，中央委员会负责人和苏联领导人逐步奠定了他们所谋求的西班牙共产党的重要地位，确立了其不容争议的极权主义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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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人已经放弃了对共产党的所有正面攻势。……当他们的力量减弱或者保持原状时，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社会党人指责共产党人“引诱人们改变政治信仰”是犯罪行为，一次比一次更无力。共产党人否认这种指责或者答应予以改正，但是，他们继续采用最凶恶、最无耻的强迫手段网罗新的追随者。什么方法都用上了：提供一份部里的工作，以解雇相威胁，晋升的希望，调任的承诺。有时，为了一个月得到六七百比塞塔——这些钱从国库出，全家人都会加入这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佩佩·迪亚斯的光荣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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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共产党的庞大组织在无耻、罪恶和玩世不恭中沉沦了。诚实地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可能看不到，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行为方式差别只在毫厘之间。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明显的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在竞争中获胜的政党时，这种暴虐的恐怖主义被人数不断增加的各阶层人士毫不反感地接受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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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共产党这种迅猛发展的过程中，普列托对其采取了拉尔戈·卡瓦列罗在被共产党人玩弄花招赶下台之前不久开始采取的行动。被共产党在军队中劝诱人们改变政治信仰的尝试及其势力的日益壮大所激怒，普列托于六月二十八日发布了一道部长令，禁止在空军、陆军和海军中进行鼓动军官和士兵加入某个特定政党或工会组织的宣传。“上级建议或者只是暗示下级改变其党派或工会归属将被认为是一种胁迫行为，”命令表明，“因此将导致违规者的降级，并且不影响追究其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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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共产党的指示，对外新闻司司长、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妻子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不许外国记者把关于普列托命令的消息发往国外。“我必须压下这个消息，因为它将造成不良的影响。”她在内战结束之后告诉我，“普列托迫使我不得不辞职。”[15]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路易斯·费希尔声称，他在一九三七年一月通过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帮助她得到了这个工作，如今，他又竭尽全力劝说普列托和内格林让她复职。“不太容易找到她的替代者，因此，共和派在国外的宣传将蒙受损失。”他向普列托恳求道。“[这]应当由内格林决定。让他按他的想法办吧。”普列托以异乎寻常的随和回答道。[16]结果，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恢复了职务并在几个月后被当时的外交部长、左翼［540］共和派人士何塞·希拉尔任命为对外新闻司司长。[17]“普列托仇恨我，”她在内战结束之后不久说，“因为他认为我对伊格纳西奥加入共产党起了作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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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报纸为普列托禁止在军队中鼓动官兵改变政治信仰的尝试大声叫好时，[19]共产党在马德里的喉舌《工人世界报》抨击那些“不满现状的人”，不是去查找共产党赢得大多数战士支持的原因，而是“忙于进行各种猜测，从而认为这种支持不正常，谁知道是用怎样的施压胁迫造成的结果，甚至可能是欺骗”。《工人世界报》接着说，这些不满现状的人对于人民的英雄儿女没有好感，他们认为那些积极加入共产党的人“是软弱的人、变节者，不能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我们必须记住成千上万最英勇的战士加入共产党的原因。我们不想详细讨论这些自由的军人任凭自己被胁迫的说法。那是幼稚可笑的。事实是，共产党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现在并不是想说，其他党派和组织没有为斗争竭尽全力，但是实际上，从战斗开始的第一天起，共产党已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出现在前沿阵地和最危险的地方。”最后，这份报纸问道，共产党的发展危害了谁？“肯定不是社会党人，因为我们很快就要把我们两党合二为一，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这是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共同愿望，是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无政府主义组织也没有受到危害，因为我党的发展壮大意味着人民阵线的巩固加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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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共产党并不害怕这些“不满现状的人”反对其谋求支配地位，引自陶里亚蒂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提交莫斯科的报告中的以下内容证明了这一点：“党明确认识到一件事：它必须进行一场坚持不懈的斗争以扩大并加强它在军队、警察和各个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加强党的地位……是取得胜利最重要的保证之一。……我们决不能失去我们在各个领域已经占据的任何位置，我们必须继续占据新的位置。”[21]这个建议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要求西班牙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并且消灭民主政治的一切因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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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阵线为幌子，共产党人毫不停顿地继续从事劝诱人们改换门庭加入共产党的活动，这使普列托禁止在军队中鼓动人们改变政治信仰的命令成了《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所谓的“一纸空文”，这份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实际上希望情况不会变成这样。[23]命令发布两个月后，普列托的喉舌《社会主义者》指责前线在分发某些报纸时表现出来的偏心以及给予那些［541］报纸读者的偏爱。[24]《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它以大字标题写道：“只有执法队才能消除……军队中劝诱人们改变政治信仰的行为。”它认为，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再“用破坏性的卑鄙手段和最吸引人的权利干扰我们的士兵之间融洽而且愉快的关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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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普列托发布的命令，还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提出的未必治本的解决办法，都没有吓住共产党人。“我们的所有同志务必记住，”热情之花向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称，“任何命令和限制都不能阻止他们为了人民阵线的利益开展旨在提高广大士兵政治觉悟水平的政治教育工作。我不认为随便什么人就可以把这一命令解释成为一种用来限制士兵政治权利的措施，这不利于人民军。显然，这是我们大家希望避免出现的情况。”[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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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继续反对军队的政治化，普列托于十月五日发布了以下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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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禁止军队首长和军官参加具有政治性质的公众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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