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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五十二章［550］ 共产党讨好全国劳工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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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一章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决定恢复一些被解散的集体农庄不仅是因为农村的经济和农民的士气受到了破坏性的影响以及拉尔戈·卡瓦列罗临时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结盟所带来的威胁，而且还因为他们与国防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摩擦愈演愈烈。实际上，普列托遏制共产党人控制军队的趋势的决心现在迫使西班牙共产党设法将其逐出国防部，同时寻求与全国劳工联合会达成某种暂时的和解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为，尽管西班牙共产党以经济崩溃相威胁保护了城乡那些中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它不能让他们变得过于强大，以免他们依靠现在因革命陷入低潮而深受鼓舞的社会党温和派与共和派的帮助，企图将政府控制在自己手里。为了指导国内外政策，西班牙共产党必须占据支配地位，通过控制警察和军队，并且通过充分利用不同派别和阶层相互之间的对立关系及其固有的自身利益巧妙地平衡各种力量，可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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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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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可以依靠其他党派组织所缺乏的一些东西：纪律，盲目服从的概念，绝对听从上级指挥。……在面对这个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时，其他党派组织怎么办？一个支离破碎、内部分裂的社会党，根据三种不同的指示运转，具有三个相互斗争的代表性人物：普列托、卡瓦列罗和贝斯泰罗，不久之后还要给他们增加一个：内格林。我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设法利用了他们的自相残杀。某个时期我们支持一方反对一方。另一个时期我们转变立场支持完全相反的那一方。于是，今天，明天，我们天天煽动一方反对另一方，以使他们互相残杀，这是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玩弄的花招，而且无往不胜。就这样，我们主要依靠内格林打败了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一定程度上也依靠了普列托。为了除掉普列托，我们利用［551］了内格林和另外一些著名的社会党人。倘若内战持续下去，如果内格林妨碍了我们，我们为了消灭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与魔鬼结盟。[1]……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总体情况好不了多少。……尽管他们的队伍比社会党人更稳固、更严整，我们仍然设法打开了缺口。我们通过争取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大多数与政府合作加深了它们的不和，作为一种演变的结果，这种不和正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中出现，在此之后，无政府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内部争论的过程。……共和派的各个派别也没有……显示出某种同心协力的姿态。因内战初期群众对[军事]叛乱的反应所具有暴力和混乱特征而受到惊吓，他们愿意接受我们推行的恢复秩序和纪律的政策，从而被我们争取过来。他们对我们的价值在于他们的名声而不是他们的能力。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尊重并且保护他们，但也不妨对他们的真诚加以利用，当我们与人民阵线的其他力量之间出现麻烦时，就把他们当作特洛伊木马来使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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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内战期间在西班牙取得的经验为克里姆林宫在二战之后完成对东欧的绝对统治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例如，在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马蒂亚斯接受前共产国际驻加泰罗尼亚代表杰罗·埃尔诺的建议和指导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主要依靠的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演练到极致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正是在匈牙利，这种方法第一次被称为“萨拉米香肠战术”。（48）伊尼奥塔斯·保罗战前是匈牙利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作家，战争年代在伦敦为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拉科西—杰罗专政时期（1949—1956）在监狱里度过，他描述了这一经典过程。在某个“迷人的真诚”时刻，他写道，拉科西“炫耀说，他把联合组成[匈牙利政府]的非共产党合作者‘切成了一片片萨拉米香肠’。他这种‘萨拉米香肠战术’确实十分有效，可能除了肆无忌惮和一把切‘香肠’的小刀之外，不再需要别的什么来确保他的成功”。[3]在西方，几乎没有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认识到，早在俄国革命前列宁就已实践并且鼓吹的分化其他党派组织以便从它们的衰败中渔利的方法在苏联之外首次成功的应用是在西班牙内战这个政治实验室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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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人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与萨拉米香肠战术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利用中小地主、小店主、小手工业者和小工厂主的恐惧的能力。内战爆发时这些人转向西班牙共产党寻求保护以免遭受集体化浪潮的冲击，内战之前他们在政治上分别倾向于共和派和右翼政党。尽管共和派在西班牙共产党加强其权力基础的过程中为它的目的出了力，但是，它并不把他们视为长期的盟友。就共和派而言，他们也不可能相信共产党会永远保护他们的财产所有权。此外，共产党并不认为可以指望中资阶级共和派支持一场长［552］期的斗争，因为他们缺乏工人阶级那样的革命动机，所以它怀疑，即使赢得了内战的胜利，也要在政治和经济上消灭他们。内战刚一爆发就被共产党人的甜言蜜语所笼络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成员埃德蒙多·多明格斯证实了这种互不信任。在内战结束不久由玛加丽塔·内尔肯按照党的观点进行修改[4]之后出版的《战胜内格林的人们》一书中，多明格斯写道：“在内战初期被群众的浪潮推动向前而非出于自愿的共和派人士缺乏继续进行一场遥遥无期的长期斗争的坚定决心。……我们的斗争的性质及其包含的政治因素使他们怀疑，即使战争最终获胜，他们也将被取代。这削弱了他们非常有限的反抗精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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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优势，共产党人不仅必须使对立派别之间势均力敌地相互争斗，而且必须使它们相继中立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消失。随着在权力的阶梯上一步步登高，他们在身后留下了一个个新的对手。“当我们与卡瓦列罗决裂时，”埃尔南德斯写道，“我们与社会党多数派决裂了。……当我们挑起卡瓦列罗危机时……我们使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百多万会员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攻击普列托冒犯了共和派人士，他们认为在西班牙，这位社会党领导人是比任何其他人更有代表性的共和派政策的决策人。……如果在此期间我们的地位没有出现总体的崩溃，那是因为仇恨共产党人的各种势力没有组成统一战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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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普列托在掌控国防部之后达到顶峰的敌意，为了保持他们在权力的天平上的优势地位，并且为迫在眉睫的与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的最后摊牌作准备，共产党人需要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暂时停战。政策的这种变化现在具有双重必要，因为，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拉尔戈·卡瓦列罗正试图通过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结盟重新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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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提交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陶里亚蒂批评西班牙共产党没有及时对改变策略的必要性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写道，卡瓦列罗下台后，党没有认识到“使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接近我们以防止[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卡瓦列罗的支持者再次和好”的重要性。[7]陶里亚蒂没有说明共产党在破坏集体农庄和镇压自由主义运动期间怎么才能改善它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关系。他还对党的另一些错误行为进行了批评。他说：“在从巴塞罗那前往巴伦西亚途中，我向同行的同志们提出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他们的看法非常简单：‘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失去了所有影响力。……我们希望他们组织另一场暴乱，然后我们将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不幸的是，这种看法在党内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当人们具有这种看法时，接近无政府主义群众并使他们脱离其领导人的政策不可能落实。党员［553］们……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它的领导人、它的内部问题、它的各个派别、它的危机等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我还没有发现一个同志可以对我说出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的名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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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陶里亚蒂把西班牙共产党不设法改善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关系归咎于最近刚刚接替他成为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比托里奥·柯多维拉。在九月十五日写给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和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的一封信中，陶里亚蒂指责柯多维拉在“与无政府主义者建立友好关系从而孤立卡瓦列罗”的问题上没有采取“连贯的政策”，因此强烈要求他们不要让柯多维拉返回西班牙。“我不想作出草率的判断，但是，”他说，“我认为我已得出结论，他的出现对党有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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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是因为陶里亚蒂的建议，共产党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态度开始变得温和起来。热情之花十月一日在议会发言时以一种抚慰性的语气宣称，“我们不应忽视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我国的重要性”，因此，“必须考虑使其队伍中真心实意的革命工人分享政府职责的可能性”。[10]在另一个场合，何塞·迪亚斯声称，“那些认为或者想说因为我们正在打仗所以不能谈论革命的人大错而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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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在马德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从普通民兵战士提拔起来的中部前线共产党军事指挥官“农夫”拥抱了与他地位相似的无政府主义民兵指挥官西普里亚诺·梅拉。[11]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评论说：“这种拥抱应当扩展到我们国家的全体工人。”[12]“农夫”在这一貌似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发表的演说中宣称。“团结不能只是又一个口号或者一个谈论的话题。它必须通过行动、通过政策的根本转变来实现。这样的话，在那些并肩战斗、一起工作的人当中将会产生必要的信任。”[13]然而，梅拉的演说明显让人感觉到，与一次象征性的拥抱相比，更需要使自由主义运动相信共产党人的诚意。他在演说中谴责了“可以破坏或者削弱在战壕中用鲜血缔造的团结的引诱人改变政治信仰的行为和宗派活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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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报纸一直把西班牙共产党斥为“反革命”。《工人团结报》说，西班牙共产党并不是为“使我们的革命具有特色的伊比利亚理想”所激励，它给“它的所有行为”全都打上了“苏联的印记”。[15]“粗略翻阅过共产党报纸的人得到的印象肯定是，”《自由阵线报》写道，“除了佩戴锤子镰刀图案的积极分子之外，其他人在西班牙都是废物和人渣。只有这些积极分子聪明、忠诚、英勇，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为人民指出通往胜利的道路。……共产党必须从根本上认识到，它走在一条可能以无法挽回的彻底失败为尽头的错误道路上，在这条道路上首先沉沦的将是共产党自己。”[16]甚至在共产党的安抚政策开始显露最初的迹象后，《自由阵线报》仍然警告说：“当事实让人看到对工人阶级发动战争的罪恶意图时，我们不可能认为关于团结的言论是真诚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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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充满敌意的反应并没有使西班牙共产党望而却步，它试图消除人［554］们的怀疑。《工人世界报》抚慰性地宣称，党希望在领导战争和革命方面得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合作不是因为“某种权宜之计或机会主义政策，而是因为坚定地相信这将加强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从而促使胜利早日到来。“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改善各种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关系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种和解的完美体现也许是‘农夫’同志与梅拉同志……兄弟般的热情拥抱。我们的热烈希望和全体工人的愿望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与人民阵线其他党派组织的关系在短时间内完全正常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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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过于乐观的期望。不仅因为共产党在自由主义运动中失去了信誉，而且因为策略性地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建立友好关系存在着另外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是卡瓦列罗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他在离开政府后不久重新担任了执委会的总书记，[19]决心与共产党人继续斗争。“[我处在]我熟悉的环境中，”他写道，“与我这个阶层的人经常联系。……他们不会策划阴谋诡计，玩弄政治花招。……我现在关心的是，西班牙的命运将会怎样。那些肆无忌惮、鲜廉寡耻、一心只想着权力的人，打算对西班牙做什么？……可怜的西班牙！你的命运被野心、不忠、背叛所控制，因此，我想到了你的精神和物质废墟。这是我在寂寞时的独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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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自己与宿敌对抗的政治资本，拉尔戈·卡瓦列罗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签订了一份临时盟约。除了其他内容之外，两个工会同意停止相互间的暴力行为，赋予工人加入其认为合适的组织的绝对自由。[21]尽管没有提到两个工会意见分歧的重大问题，例如国有化，两个对立工会之间的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仍然加强了社会党左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与他们的共产党敌人对抗的地位。共产党人则认为，这份协议缔结的是“一个针对各个政党和政府的进攻联盟”。[22]陶里亚蒂在八月三十日提交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西班牙共产党反对这份协议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卡瓦列罗“现在是以工会团结的倡议者的面目出现的”。他还说，党并没有认识到，如果它在使两个工会重归于好的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话，那么，“这份针对我们的盟约可能被用来反对它的策划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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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份盟约使共产党人难以实现当前的目标：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达成暂时停战以便为迫在眉睫的与普列托的最后摊牌作准备。同样严重的问题是拉尔戈·卡瓦列罗对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的控制，这妨碍了党实现它的最终目标：将这个社会党的工会组织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必须把他从他的堡垒中驱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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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着重体是我加的。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内格林的辩护士之一休·托马斯歪曲我着重标明的这一段内容的含义说，“认为如此坚强的一位思想独立而且脾气很坏的知识分子可能在某个时候对什么人唯命是从荒谬可笑”。他转述的意思是，“埃尔南德斯后来承认，必须‘消灭’内格林的时刻将会来临”（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版]，第556—557页）。当然，这与埃尔南德斯表示的意思完全不同，但是，由于托马斯删去了关键的“如果他妨碍了我们”这句话，读者不可能知道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内容中看到，没有消灭内格林的必要。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提交共产国际总书记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的一份报告中，共产国际驻西班牙代表和西班牙共产党事实上的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证实，一九三八年四月组成的第二届内格林政府“与共产党领导人的合作更加紧密，而且比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加全面迅速地接受落实党的建议”（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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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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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托马斯·T.哈蒙德编的《共产党接管政权之剖析》，第393—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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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时居住在墨西哥的共产党人亲口向我保证了这一点，这本书是在那里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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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埃德蒙多·多明格斯，《战胜内格林的人》，第5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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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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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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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37—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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