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11670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五十六章［600］ 共产党对安全部门的控制
1706411671
1706411672
一九三八年春夏时节，胡安·内格林及其共产党支持者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如果确如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断言的那样，共和派和社会党的沉寂是因为担心罢免内格林将会引发一场得到共产党控制的军队支持的政变；[1]如果确如普列托告诉社会党执委会的那样，阿萨尼亚“不再拥有改变共和国政策的自主权，因为军事指挥权全部被共产党人所垄断，他们还要继续抵抗”；[2]那么，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共和派和社会党的担心由于对军事调查局（SIM）的恐惧而加剧了。
1706411673
1706411674
尽管军事调查局的正式职责是“打击间谍活动，防止破坏行为，在军队内部执行调查防范任务”，[3]但是，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操纵引导下，[4]它很快渗入左派阵营的整个机体。“由‘苏联同志’建立的军事调查局的警察令人生畏，权力无边。”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写道，“政客和官员、士兵和将军在他们面前胆战心惊。对某人是可疑分子或敌视政权的指控可能像闪电一般突然降临。没有律师愿意承担为这种人辩护的风险，他可能在地牢里被杀害，也可能在水沟里被子弹打得浑身是洞。”[5]
1706411675
1706411676
对于军事调查局不受法律约束的活动，积极参加了内战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在认真进行研究之后作了描述。他证实，军事调查局是一个警察网络系统，不仅在大大小小所有部队中活动，而且严密监视它自己的成员的行动。“军事调查局对政府部门无孔不入。在前线，被安插在军队各个级别的军事调查局特工拥有与政治委员和指挥官一样的权力，甚至比他们的权力还大。……在后方，军事调查局的特工让秘密警察自己感到害怕。在每一个看得见的特工背后，都有一个看不见的特工监视着他。”[6]他在另一本书里还写道，军事调查局在其他党派组织内部［601］刺探情报的活动非常“完美”，以致它们的协议和计划很快就被送到共产党的政治局。[7]
1706411677
1706411678
我们已经知道，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最初拒绝了奥尔洛夫提出的让其组建一个军事情报机构的“坚决要求”，但是，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只提供传授技术的顾问”为条件，普列托最终同意了这个要求。[8]我们还知道，尽管普列托使所有负责人、督导人员和特工的任用成为他独自拥有的特权，[9]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地区负责人古斯塔沃·杜兰仍然在没有向他请示的情况下任用了数百名共产党人特工。[10]奥尔洛夫后来宣称，在普列托将这位违反规定的负责人撤职并且拒绝让其复职后，他召回了他的顾问，因此他们“与军事调查局再也没有任何关系”。[11]这不是事实，因为，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时任安全总局局长的加夫列尔·莫隆证实，“像所有其他事情[包括他自己的部门]一样，军事调查局被我们的苏联好朋友暗中控制着”。[12]此外，一九三八年四月普列托下台后被内格林任命为军事调查局副局长的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承认，苏联顾问出没于这个部门，特别是奥尔洛夫和别拉耶夫。[13]
1706411679
1706411680
普列托无法控制军事调查局不仅因为招收了大批先前在革命初期临时拼凑起来的各种情报机构和警察队伍工作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而且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可靠人士来领导这个部门。他首先任命了社会党人安赫尔·迪亚斯·巴萨，事实证明他这位朋友并不称职；[14]接着任命了普鲁登西奥·萨亚圭斯，这位共和派人士只干了两个月；[15]最后是社会党人曼努埃尔·乌里瓦里中校，这位前国民卫队成员以背叛普列托而收场，他逃到了古巴——据说携带着现金和珠宝。[16]普列托一九三八年告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乌里瓦里是一名“资深社会党人”，最初忠实地为他效力，并且拒绝了奥尔洛夫的“助手”提出的在不通知国防部长的情况下“经常与他直接”磋商的要求。不过，普列托断言，乌里瓦里“因身为军事调查局局长——在这个岗位上他经常连续工作四五天而不睡觉——责任重大，精神状态越来越不稳定，他的行为发生了变化，逐渐向那些要求他与他们一起背着我做事的人妥协屈服”。[17]
1706411681
1706411682
有些作家推测，乌里瓦里也许被希望除掉他的共产党人摆布或诱骗了。[18]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的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这可能与乌里瓦里在军事调查局的朋友们的说法不符：“在发现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多次进行总数高达两千二百万比塞塔的诈骗活动之后”，他由于“个人安全”的原因逃离西班牙。[19]此外，他好像打算把共产党人从军事调查局清除出去。[20]无论如何，他的离开为提拔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铺平了道路，加尔塞斯此前一直是社会党人和普列托的支持者。乌里瓦里逃走之后，（二十二岁的）［602］军事调查局副局长加尔塞斯成为该组织的临时负责人（jefe accidental）。[21]由于再也没有任命正式的负责人，加尔塞斯的“临时”负责就变成了永久性的，他领导军事调查局直到内战结束。加尔塞斯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写给西班牙历史学家埃莱诺·萨尼亚的一封信中说，内格林任命他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为的是随时了解“普列托的人”在军事调查局中的活动并且“改善它的工作”，[22]尽管他对加泰罗尼亚著名作家和研究西班牙情报活动的权威D.帕斯托尔·佩蒂特说，他不愿接受这个职务，因为他“厌恶”与警察工作有关的一切事情。“我竭尽全力拒绝担任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并且向内格林博士的官方和私人‘助理’说明了我的态度，但是不起什么作用。”他说，亲自与总理面谈的结果只能是，他被迫担任这一职务。[23]
1706411683
1706411684
任命他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非常有利，因为，据我曾多次引述其有价值的证言的何塞·穆尼奥斯·洛佩斯说，名义上是社会党人的加尔塞斯早已暗中开始为西班牙共产党效力。[24]以后多年，在继续坚定不移地忠于内格林的同时，他表现出对苏联人和西班牙共产党人的敌意，就像一九七四年他在墨西哥接受埃莱诺·萨尼亚的采访时所显示的那样。[25]然而，毋须赘言的是，没有苏联人和西班牙共产党人的支持，他不可能在内战期间担任这一关键职务。由于采访的关系萨尼亚与加尔塞斯多次接触，因此，我尊重他的判断。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加尔塞斯]首先是一个内格林派，只有在内格林实行某项有利于共产党人的政策时，他才是一个暗藏的共产党人。我[在一九七四年]认识他并且与他打交道时，这种暗藏的共产主义倾向已荡然无存。他在这一点上态度明确。”[26]
1706411685
1706411686
作为一名边防警察部队（内格林偏爱的警察部队）的上尉和一名总理的追随者，加尔塞斯在接受萨尼亚的采访时声称，内战期间内格林“并不在意西班牙共产党”，谈到共产党人时语气通常是轻蔑的。“另一方面，[内格林]与苏联在西班牙的政治领导人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正式身份为苏联贸易特使，与内格林把大量黄金运往苏联直接有关]关系融洽，他们天天一起进餐。”加尔塞斯还说，他们一起进餐时他多次在场。[27]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只能断定，早在被任命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之前，他就与内格林关系密切，因为，斯塔舍夫斯基于一九三七年年中被召回苏联并销声匿迹，距加尔塞斯担任军事调查局副局长和临时局长（一九三八年四月）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萨尼亚在写给我的信中表达了以下看法：内格林的密友、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九月担任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的药理学家拉斐尔·门德斯博士[28]——他使加尔塞斯成为边防警察部队上尉并且担任他的副官——是使加尔塞斯得到提拔并使其成为“内格林的心腹之一”的“牵线人”。[29]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中，有一份令人感兴趣的文件，这份注明日期为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文件声称，为了控制军事调查局，（一九三八年四月被内格林任命为内政部副部长的）门德斯负责使加尔塞［603］斯升任高级职务并且设法使他长期留在那里。[30]
1706411687
1706411688
加尔塞斯接替乌里瓦里之后，军事调查局通过压制对内格林政府的所有批评显出其特征。正如我经常引述的佩雷斯·萨拉斯上校所证实：“严重背离其使命的军事调查局拥有一个秘密特工网络，负责暗中监视所有敢于谈论总理的问题和战争发展趋势的人。这些人被当作反政府分子抓了起来。严厉批评——它们往往具有建设性，有时甚至是必要的——绝对禁止，公民自由——尽管在战时需要受到某种限制——彻底废除。”[31]也就是说，公民享有的自由发表意见、举行公众集会以及不受随意逮捕、调查和没收财产的权利被剥夺了。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些权利还会恢复。
1706411689
1706411690
一九三七年政府从巴伦西亚转移到巴塞罗那后，共产党成为当地最强大的团体组织，在那里，军事调查局尤其让人感到害怕，第二届内格林政府组成后，它的权力达到顶峰。当时，帕斯托尔·佩蒂特断言，军事调查局“完全被西班牙共产党控制了”。[32]另一方面，在马德里，党的领导机构转移到巴塞罗那之后，共产党的影响逐渐减弱，据一九三八年五月共产党的一份秘密报告说，社会党在各个秘密警察部门的力量与共产党的力量相当。这份报告还说，在所有这些部门里，除了军事调查局之外，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的关系热情友好。[33]当共产党的影响在内战的最后几个月进一步减弱时，我们将会看到，由于民众的士气普遍低落，最初与共产党合作的军事调查局中部地区负责人、社会党人安赫尔·佩德雷罗开始疏远共产党，并且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支持卡萨多上校发动反对内格林和共产党人的政变。[34]
1706411691
1706411692
内战结束后不久，内格林向伦敦《每日电讯报》的亨利·巴克利否认秘密监狱和刑讯室或者所谓契卡的存在，但在过了十年之后，他向同一位记者承认自己“错了”。[35]这并不是说他亲自批准设立了它们，然而毫无疑问的是，通过加尔塞斯或门德斯，他知道它们的存在，而且，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他对它们视而不见。何塞·佩拉特斯证实：“军事调查局的地牢有时隐藏在被整齐的花园和围栏环绕的高楼大厦里。西班牙人把各种形式的秘密监狱称为‘契卡’。军事调查局成立初期，契卡阴森黑暗，设在旧房子和修道院里。刑讯逼供采取典型的野蛮方式：用橡胶管抽打然后兜头浇上冰冷的水，假枪毙以及其他种种痛苦血腥的折磨。‘苏联顾问’将这些古老的手段现代化。新式牢房更狭小，墙壁涂上鲜艳的颜色，地面铺着边缘锋利的瓷砖。……把不服管束者关在‘冷藏室’或‘噪音间’里，不［604］然就绑在‘电椅’上。……囚犯被一连几个小时泡在冰水里，直到他准备交代[折磨他的人]想让他交代的问题。”[36]
1706411693
1706411694
西班牙共产党和圣地亚哥·加尔塞斯均未公开承认过军事调查局秘密监狱和刑讯室的存在，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尽管民族主义者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占领巴塞罗那之后曾经拍下了其中一些的照片。[37]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和十日写给帕斯托尔·佩蒂特的两封信中，加尔塞斯声称，他不知道它们的存在。[38]另外，他在前面提到的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写给埃莱诺·萨尼亚的那封信中证实，作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他下令解散了亚历山大·奥尔洛夫领导的臭名昭著的审讯委员会（comisión de interrogatorios）。他还引人注目地声称，他在掌控军事调查局之后将奥尔洛夫赶出了西班牙，而且还就此事打印了一份正式的备忘录向内格林解释说，这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是一个“政治说教狂”，作为技术顾问对他已经“毫无用处”。他说，他根据自己就有关军事调查局组织工作的所有事情向奥尔洛夫提出的几十个问题确定了这一点。
1706411695
1706411696
加尔塞斯将奥尔洛夫赶出西班牙似乎不像真有其事，因为，这么一个惊人的事件不可能一直不引起注意，而且它将造成严重的影响。只要这件事一发生，它很快就会广为人知。无论如何，在战后与普列托的争论中，内格林可以利用这件事，因为，他在这场争论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论据证明自己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并且保持了独立性。[39]此外，在一九七四年给萨尼亚写信之前流亡墨西哥的三十五年时间里，加尔塞斯本人肯定会向人吹嘘这件事，[40]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只要知道这件事，内格林的所有支持者和辩护士一定都会利用它，因为，对于任何一点可以证明内格林在政治上没有与人结盟的东西，他们求之不得。但是，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卷帙浩繁的书籍中，没有一点它的痕迹，甚至没有任何暗示。一九八六年萨尼亚向我透露所谓驱逐奥尔洛夫事件——当时我与他第一次通信——之前，我没有听到过加尔塞斯这一引人注目的说法。因此，我不得不得出的结论是，所谓驱逐奥尔洛夫事件是加尔塞斯想象力的产物。[41]
1706411697
1706411698
不过，平心而论，有必要指出，加尔塞斯至少有一次试图玩弄花招蒙骗苏联人。据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中一份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的备忘录说，他在顾问委员会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提供了一个位置，条件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作为共和派的一员加入委员会，以免引起苏联人的“怀疑”——“这可能是内政部副部长门德斯的指示，他把一切都归功于门德斯”。显然，备忘录接着说，“莫斯科干涉的力度”很大，以致加尔塞斯“不得不依靠这种策略规避它”，因此，“如果他作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的位置更加稳固，他会强行实施自己的规则”。他实际上不能独立自主地行动表明，他“受外国势力的支配”。[42]不过，应当附带提到的是，尽管加尔塞斯玩弄了花招，但他并不打算授予全国劳工联合会任何实权，只是准备利用它而已，因为，八月六日的另一份［605］备忘录不满地说，“他坚持利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充当通常那种告密者或刽子手的想法”。备忘录说，这绝不可能被答应。“我们的同志必须合法地正式加入军事调查局，享有该局其他特工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我们再次强调，必须要求顽固的加尔塞斯辞职并且收到他的辞呈。”[43]
1706411699
1706411700
尽管加尔塞斯蒙骗苏联人的花招表明，他可能对处在苏联人的监督之下感到愤怒，因此宁愿在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打交道时选择一点独立性，但这并不足以证实他将奥尔洛夫赶出西班牙的说法。实际上，这恰恰证实了相反的结论，他在对待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关系方面小心翼翼，即使不是完全胆战心惊。
1706411701
1706411702
据奥尔洛夫——离开巴塞罗那一个月后，他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叛逃到了美国——本人说，他与他的手下将巴塞罗那的一幢大楼一直占用到七月十二日。[44]尽管他离开了，刑讯室和特别法庭仍然继续全速运转。幸运的是，历史学家并不是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揭露军事调查局犯罪事实的民族主义者所提供的证据，因为，在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看来，这些证据过于偏颇，所以在内战历史的研究中不应占有一席之地。即使在七月十二日奥尔洛夫离开后，军事调查局仍然伙同内格林建议设立的特别安保法庭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这一点得到一些身居高位的温和共和派人士的证实，他们对军事调查局犯罪行为的谴责不可能轻易被人忽略。
1706411703
1706411704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以充分的证据证实了军事调查局犯下的罪行，他是温和的巴斯克民族独立党在政府中的代表，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一日提出辞职。[45]在前一天举行的一次火药味十足的内阁会议上，他描述了军事调查局特工刑讯逼供的种种方式。同时他谴责下面这种常规做法“惨无人道”：将“成千上万的公民”与他们的家人分开，“使女人与丈夫分离，孩子与父母分离”，任凭时间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过去，被捕者是死是活、他们被关在哪座监狱、他们受到什么指控，统统不告诉他们的家人。“使用这种残酷的法西斯手段，”他断言，“我们将会输掉战争。”他还说，他已经提醒加尔塞斯注意他的指控，后者向他保证，不会允许继续使用这些“非法残忍的手段”。这时，内格林离开会议室去与加尔塞斯交谈，几分钟后回来告诉内阁，他已下达严厉的命令，“各种形式的刑讯逼供必须停止”，违抗命令者将被追究责任。[46]这些保证想必没有让伊鲁霍感到一点慰藉，因为，他在八月辞职以后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对于个人安全来说”，内格林控制的军事调查局成为“一个非常专横危险的工具”，因此，他曾多次以辞职相威胁，每次都得到“承诺和保证”。[47]
1706411705
1706411706
如果需要更多关于军事调查局罪行的证据，还有卡洛斯·皮·苏涅尔的证言。他是温和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在成为自治政府的文化专员之前一直担任巴塞罗那市市长。皮·苏涅尔写道：“最初受权调查间［606］谍案件的[军事调查局]扩大其活动范围变成一个政治工具，很快就因手段残忍得到一个险恶的名声。”与此同时，特别法庭“采用简易程序日夜”审案并“以判决严厉而著称”。由于这些原因，他证实，加泰罗尼亚当局多次向共和国政府提出抗议，对法治状况的恶化、军事调查局的滥用职权以及死刑判决数量的增加表达了深切的担忧。他还说，这是一九三八年八月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48]
1706411707
1706411708
同样重要的还有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司法专员、著名人类学家和巴塞罗那大学校长佩德罗·博什·希姆佩拉提供的证据。他断言，特别法庭成为军事调查局非法行为的“掩护手段”。“我们[一九三八年提出]的抗议没有效果，我们就我们所知道的非法逮捕提出的质询无人理睬。特别法庭由一名职业法官、一名国防部的军人代表（通常是军事调查局成员）和一名‘社会治安部门的代表’——也就是一名警察——组成。……总是根据被告的供词或者某位特工的证词定罪，军事调查局不一定是合法取得的这些供词，其特工的证词往往值得怀疑。因此，我没有办法只好非正式地与我们那些担任[政府]部长的朋友伊鲁霍、希拉尔、艾瓜德谈这些事，但他们基本上无能为力。……[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司法专员抗议的对象是军事调查局的非法手段、特别法庭的非法程序和非法进行的逮捕，因为我们[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管辖下]的菲格拉斯监狱受到影响，我们的人员失踪了，后来发现他们死在伊瓜拉达和塞尔韦拉那样的地方。”[49]另外，博什·希姆佩拉在写给休·托马斯的一封信中说：“内战的最后一年，我们用了大量时间与军事法庭和军事调查局作斗争。”[50]这一陈述无疑证明，尽管内格林向八月十日的内阁会议作出保证，军事调查局仍然继续滥用职权，以致引起加泰罗尼亚当局的严重不安。
1706411709
1706411710
现在应当清楚了，在内格林的副官圣地亚哥·加尔塞斯指挥下的军事调查局是左派阵营中最令人恐惧的安全力量，它的阴影笼罩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据当时身为共产党员并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被任命为安全总局局长的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上校[51]那部鲜为人知的回忆录说，“军事调查局还渗入了正规警察活动的领域，严重损害了后者的名声”。[52]
1706411711
1706411712
尽管此时担任内政部部长的是坚定支持普列托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保利诺·戈麦斯·赛斯，但是，共产党人把持着警察管理部门的所有关键职位，自从内战爆发以来，他们对这些职位孜孜以求。此外，奎瓦斯上校指出，部长的工作“受到担任他的副部长的控制，担任副部长的是内格林的得力助手[即前面提到的那位曾在一九三七年担任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的［607］拉斐尔·门德斯博士]”，[53]因此，内格林的势力对于部长处理公务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54]
1706411713
1706411714
尽管身为共产党员，曾经担任统一的加泰罗尼亚治安部队负责人并且帮助摧毁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该地区的力量[55]的奎瓦斯上校并不是一个脱离实际的共产主义者。内战初期，他很早就受西班牙共产党的吸引而入党，他的经历与其他加入共产党的共和派军官相似。在马德里前线作战时，他成为共产党民兵第五团的一名名誉指挥官，然后应邀参加了一次会议：
1706411715
1706411716
最进步的理念激励着那些发言者：他们拒绝将犯罪当作革命的手段。抢劫将受到无情的检举。……他们的军事方针非常明确：立即建立一支正规的军队，创办军官培训学校，加强防御工事的建设，组织后备部队，实行统一指挥。几天后，我入了党。……
1706411717
1706411718
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公开号召尊重所有忠于共和国的军官的政党。[希拉尔]政府应当采纳这个倡议，但是，由于缺乏权威和胆小怕事使其不受公众欢迎，它任凭军官听天由命。它也如此对待国家的其他公务人员，这是内战初期只有少数骨干分子的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并且不时成为推动力量的原因。……
[
上一页 ]
[ :1.70641166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