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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五十九章［635］ 人民在为什么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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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迎合西方民主国家的政策一致，内格林政府努力争取外国资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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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七日，它颁布法令解散了加泰罗尼亚电力联合会，[1]该联合会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倡议成立，目的是要控制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开办的外国水电公司。根据这项法令的规定，所有公司将恢复企业法人（personalidad propia）的地位，以便将其归还以前的所有者。同时，解散革命初期成立的工人委员会，并向每个企业派遣一名政府审计员（interventor）。“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组织强烈抗议对[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批准的]集体化法令的这一肆意侵犯。”[2]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写道，“加泰罗尼亚的一些政治团体也提出抗议，它们认为这是中央政府对加泰罗尼亚自治权的干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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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法令“表明，”《纽约邮报》驻巴塞罗那通讯记者写道，“政府开始采取严厉措施安抚外国大资本家，从而把对英法两国外交政策具有巨大影响力的重要财团争取过来。”[4]但是，由于相信佛朗哥将军将会赢得最终胜利，有关企业对这种姿态视而不见。基地设在多伦多、以加拿大人而著称的国际大型企业巴塞罗那牵引、照明和动力公司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拥有埃布罗河灌溉和动力、巴塞罗那电力公司、埃勒克特拉·罗伊森斯、塞格雷水电、曼雷萨电力和城市照明等企业，内战刚一爆发，它就将总部迁往民族主义者控制区的萨拉戈萨。巴塞罗那的公司经理弗雷泽·劳顿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写信告诉伦敦的一位公司管理人员H.马尔科姆·哈伯德：“这里的情况看上去正在日益恶化；目前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在公司业务和私人生活方面遇到各种可以想象的困难。”[5]如今，佛朗哥将军的胜利近在眼前，四月二十七日颁布的法令不大可能诱使他返回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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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土地与自由》没有明确提到这项法令，它警告说，只有承认工人阶级是“最重要的因素”才能激励“争取［636］胜利的士气”；“企图以任何借口夺走[工人阶级]最想要的东西……废除[他们]首要捍卫的东西”就是“彻头彻尾的疯狂。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在西班牙的历史上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开辟了……通往解放的道路。……通过创造试验各种社会主义化的新形式，它利用生产资料开创了一个历史新纪元。[6]当我们谈论争取胜利的士气时，我们想到的是工人群众。夺走他们的革命成果——这些成果增强了他们的斗争意志，使他们加倍努力，为捍卫自由战无不胜——严重打击了他们的士气，这样做难道不是太荒谬了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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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尝试对外国资本进行安抚的同时，政府的审计人员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废除一些西班牙企业的集体化并且使其国有化。这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埃斯塔尼斯劳·鲁伊斯·庞塞蒂手下的经济部门在加泰罗尼亚工业化地区的有限范围内所倡导的一种政策。[8]此外，另一些企业被物归原主。《工人团结报》指责“鼓动这一趋势的人”缺乏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那种“慎重态度和责任心”，他们企图“恢复某些特权，甚至建立一些新的特权”，并不担心这将影响成千上万工人和战士的士气。[9]尽管只有部分企业物归原主，但是，因为许多所有者已被枪决或是在内战爆发时逃往民族主义者控制区，所以，共产党控制的对外报道审查人员允许外国新闻记者对少量物归原主的情况作大肆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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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共和派确实像其敌人称呼它的那样曾经是‘赤色分子’的话，那么，”《纽约邮报》的记者写道，“将工厂和矿山物归原主的壮举无疑表明，这个标签如今不再适用了。实际上，许多工业资产从来没有被集体化，它们一直以私有私营的方式运转。还有数以百计曾在内战初期被工人苏维埃接管的其他企业已物归原主。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我，剩余的企业最终也要‘废除集体所有制’。这位官员声称，内格林政府已经变得比阿拉贡攻势之前的那个政府更加保守，更加倾向于资本主义，因此，他断言，内阁未来发生的变化甚至可能使它进一步右转。这位官员没有接着说下去的是，政府废除集体化具有某种政治动机。由此表明，对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利益来说，共和派政府不是一个‘赤色’政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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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显然是官方的消息提供者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授意发表的，因为，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卡多纳·罗塞利的话说，实际归［637］还的资产数量“微不足道”，[11]但是，收回工人革命成果的威胁加上中央政府并未颁布任何使革命成果制度化的法律足以在自由主义运动的普通成员当中引起疑虑和不安。自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胡安·内格林以财政部长的身份签署法令要求集体化的工业企业向国家缴税却不给予它们合法地位以后，这种威胁就凸显出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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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一日颁布的对战争工业实行军事化的法令所造成的威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军事化的可恶程度丝毫不亚于国有化。[13]尽管所涉及的工厂被工人委员会实行了集体化，工人委员会对工厂的占有后来也因自治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颁布集体化法令而合法化，但是，这种方式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央政府的承认。“[军事化法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佩拉特斯写道，“根据政治标准委派专业技术人员，同时建立一个由监督和顾问组成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其中有许多苏联人，他们听命于一个政党，它的指示不容质疑。这种情况必定产生可怕的后果：工人的士气逐渐低落，因为他们失去了控制权，真正的专家被专门诱使他人改变政治信仰的人取而代之。所有这一切均对生产造成了某种不利的影响。”[14]他在同一本书的后面写道，这项法令是由一个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参与其中的政府颁布的。“即使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高层领导人表示了他们赞成的意见，普通会员也不会同意，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工人当中存在着坚决反对交出战争工业的意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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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召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大会的一份简要的会议记录上，可以发现这种反对意见的痕迹。在这次会议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代表担忧地表示，由共产党控制的负责武器装备的国防部副部长接管战争工业将导致全国劳工联合会被劳动者总工会所兼并，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所掌握的工厂和车间的管理权将被“解除”。这位代表说：“这一切都得到了全国委员会的默认！我们必须发出警告，这是通往地狱和灾难之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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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一些企业物归原主的消息同样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工人群众心神不安。《土地与自由》发表的一篇冠以大字标题《人民在为什么而战？》的文章宣称：“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西班牙人民不愿意重归一九三六年七月灭亡的那个政权的统治。尽管有人为了安抚国际上的反动派和被剥夺了特权的社会阶层，为了损害我们的斗志和夺取胜利必不可少的牺牲精神，说的是完全相反的话，做的是刹住前进车轮的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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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革命未来前途的捉摸不定让工人群众忧心忡忡。“我们曾经抵制为了得到外国援助牺牲我国人民最重要和最宝贵的革命成果——必须作出这种假设——的倾向，认为那是一种极其有害的错误做法，或者更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策略。”《工人团结报》写道。[18]它在另一期报纸上写道，这种牺牲将“直接瓦解后方的斗志，随后使前线的士气一落千丈。这［638］就等于告诉战士们，他们应当抛弃最重要的战斗理由”。[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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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把西班牙内战基本上描绘成为一场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冲突的历史学家（以及像亚伯拉罕·林肯旅的老兵那样的当代政治活动家），无论他们完全理解还是故意歪曲共和派阵营内部斗争的真正性质和苏联干涉的实际目的以及摧毁了一九三一年建立的共和国的那一场地震式革命的影响范围，[20]此时提出“人民在为什么而战”这个问题正合时宜。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这场革命就深度和广度而言并不是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件大事，而只是一个可悲的现象，用这一流派的典型代表安赫尔·比尼亚斯的话说，它“严重损害了共和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对共和国及其外交政策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九七九年比尼亚斯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斯大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对于“控制革命”、“全力以赴”进行战争、“改善共和国在英法两国政府眼中的形象以使它们即便不直接干涉也将对共和国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非常重要。最终，他接着说，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可以肯定，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那一封著名的信证明了这一点。……与学术界当前流行的说法相反，我不认为这意味着苏联干涉共和国的内部事务，也不认为它引起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反感。至少，这没有得到文献资料的证明。不过，回到革命的话题上，它的爆发确实无法避免，这决定了共和国的命运。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满怀热情投入了战争，只要有革命，就会有热情。当革命受到控制时，许多防线的热情衰退了。综合考虑所有因素之后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归根到底不可能依靠一场革命赢得战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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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比尼亚斯的陈述含糊其词，因此，通过引述费尔南多·克劳丁的分析著作《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的部分内容澄清一些问题至关重要。直到一九六四年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分道扬镳为止，克劳丁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他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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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战争只是一项技术工作和军事任务，那就很难挑剔指责西班牙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三位一体对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所起的作用。……西班牙共产党关于“我们若不赢得战争就不可能进行革命”的论点本身意义明确，但另一个总是伴随着前一个论点的关于“我们赢得战争之时已经取得了革命胜利”[22]的论点本身则含糊不清，因为……共和派阵营的每一个政党和工会组织都有自己的“革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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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共和国的整个未来将严重受制于内战期间占上风的社会形态和政权类型。由西班牙共产党建立的军队、共产国际和苏联援助基本上服务于两个政治目标：军事抵抗叛乱分子，同时保证资产阶级共和派可以接受而且相信“西方民主国家”也可以接受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占据优势。但是，在实现第二个目标的过程中，西班牙共产党建立的军队、共产国际以及苏联与革命现实和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发生了冲突，后者将这种现实视为他们最伟大的成就。这一冲突必然削弱共和国的军事力量。两个政治目标……不是相辅相成而是相互抵触。第二个目标损害了第一个目标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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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头几个月，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认识到，他们顺应莫斯科的路线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态度并不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这导致了革命最初的“无产阶级内涵”持续萎缩，同时使西班牙共产党、社会党改良派和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政治军事格局中的力量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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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西班牙革命这样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不是果断地向其最终目标前进，就是同样果断地后退并以反革命而告终。早在法西斯军队攻占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之前，反革命力量已经在共和派控制区悄悄地建立起来了。内战拖延的时间越长，随着接踵而来的地方失守和人员牺牲，军事力量的对比将变得对敌人越来越有利（因为他们从德国和意大利得到的援助比共和国从苏联得到的援助多得多），失败主义和绝望的情绪也将在城乡各个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当中更加普遍地到处蔓延，并且影响无产阶级群体。阿萨尼亚和普列托的投降主义政策具有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共产党人所主张的抵抗到底则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西班牙共产党不顾一切地试图控制不断恶化的形势，但是，无论宣传还是它为加强军队或武器生产而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无法填补人民失去革命热情而留下的真空——在内战初期，这种热情是人民群众斗志高涨的决定因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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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克劳丁提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它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内战结束之前不久西班牙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士气低落的征兆。在描述了无产阶级最激进的一部分成员感到被拒绝、被背叛以及共产党内部“在乐观的外表掩盖下的怀疑和犹豫”之后，他继续写道：“[党内]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反对与资产阶级共和派和社会党改良派领导人结盟的政策，而且有人表示，对党来说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是把战争的指挥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倾向都与一种拥有广泛党员基础的认识有关：寄托于‘西方民主［640］国家’援助的希望已被证明完全是幻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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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种背离主流的倾向——它反映了党内不断增长的怀疑情绪——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其影响力绝不足以使党的政策发生变化，陶里亚蒂也迅速纠正了这种倾向。他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反对我不得不经常采取的立场的人倾向于认为，只要把所有权力掌握在党的手中，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因此应当抓紧时间这样做。对于发动一场完全由工人阶级参加的运动的想法，佩佩[党的总书记何塞·迪亚斯]也曾拿不定主意。不过，这种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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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样的证据，多年之后热情之花在接受采访时却坚决否认党内曾经出现过任何背离主流的倾向。她说：“我们在内战期间从来没有提出过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只提保卫共和国和民主政府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没有任何犹疑。”[26]不过，当马德里的《工人世界报》——巴塞罗那的共产党政治局对它的监管不太严格——大胆地发表意见时，背离主流的倾向短暂地公开表现出来：“我们不能像另一份报纸那样说：‘唯一可能对西班牙有利的战争结果既不是法西斯主义获胜，也不是共产主义获胜，因为法国不希望那样。’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反对我们，西班牙人民将取得胜利。”[27]政治局的回应是明确的。肯定是由陶里亚蒂亲自授意——即使实际上不是他写的——发表的何塞·迪亚斯的署名文章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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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可能对西班牙有利的战争结果既不是法西斯主义获胜，也不是共产主义获胜”的说法绝对正确。为了消除任何怀疑，我们必须再次重申，西班牙人民正在为国家独立……和保卫民主共和国而战。……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考虑过在战后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如果说工人群众、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追随我们而且信任我们的话，那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国家独立、自由和共和国宪法最坚定的捍卫者。……提出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问题必将使人民发生分裂，因为共产主义政权不可能被所有西班牙人所接受，这绝不可能，所以，我们的党决不会做任何分裂人民的事情。……你们断言“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反对我们，西班牙人民将取得胜利”……但是，这也不符合政治形势或是我党以及共产国际的政策。我向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作报告时说：“所有民主国家有理由联合起来共同采取行动……理由就是防止发生威胁我们大家的战争。”当我说到“所有民主国家”时，我不仅想到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而且想到了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等等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我们希望这些国家帮助我们；我们认为它们可以通过帮助我们保护它们自己的利益。……你们［641］在你们的文章里采取的立场完全不同，所以它是错误的。你们犯的错误是，你们忘记了我们的斗争所具有的国际特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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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明确的回应，显然，受共产国际指挥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打算像它从内战爆发以来所做的那样，以相同的温和外表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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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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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这项法令的情况，见本书第二十二章。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对侵犯这项法令的抗议，见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和三十一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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