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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十部分 抵抗政策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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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685］ 内格林返回中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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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日，在加泰罗尼亚这场大戏的最后一幕即将结束时，内格林在他的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的陪同下从图卢兹飞往阿利坎特。[1]其他内阁部长随同他前往，只有何塞·希拉尔和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除外，前者与阿萨尼亚总统一起留在法国，后者留下为的是处理财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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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阿利坎特之后，内格林宣布马德里将成为正式的政府所在地。他还宣布，“在群众的情绪鼓舞下”，他的政府将为“国家独立、民族自决和全体西班牙人大团结的原则”战斗到底。至关重要的是，他声称，确保斗争“不会在外国统治或恶毒仇恨与野蛮报复的情况下停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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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内阁成员都为他前往中南部地区的决定喝彩，大多数内阁成员最初拒绝离开图卢兹。只是在他警告了那些不服从的人之后，他们才跟随他前往。[3]不过，据陶里亚蒂说，他们“在马德里接着做在菲格拉斯做的事情：召开内阁会议以证明不可能继续进行抵抗，因此需要谈判投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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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部地区的军队将领中同样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我在阿利坎特机场一降落，立即与军方权威人士进行了联系：米亚哈将军，马塔利亚纳将军，各部队首长和海军司令。”几周之后内格林告诉议会常务委员会，“我可以从电话交谈的大致情况中觉察到，政府首脑的到来使许多人不知所措，甚至让许多人不高兴，好像这扰乱了他们商定的某些事情。我尤其注意到与我通话的那些人态度冷淡而生硬。”[5]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表示，军队领导人的士气让他心情沮丧。他还记述，在巴伦西亚米亚哈将军的指挥部里进行的一次交谈中，他和内格林注意到，他们对继续抵抗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我们鼓舞士气的话没有在他们心中引起共鸣，他们心如死灰，对一切都已麻木不仁，只盼望早日结束战争行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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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这一切不应让人感到意外。一月三十日，在对内格林了解军事形势的要求复电时，米亚哈将军就报告说，军队“武器匮乏”，无法使用的物资的比例“实在令人痛心”，而且，经过两年半的内战之后，民众已经“厌倦了战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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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人们普遍认为中部地区的军队无法抵挡敌军发动的任何攻势。这是因为敌军拥有压倒性的兵力优势，同时因为我军缺乏武器、飞机和运输工具，而且我军部署薄弱。”所有职业军官都认为，“不可能进行抵抗了”，包括那些共产党人职业军官。至于均为职业军官和共产党员的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和负责空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卡洛斯·努涅斯·马萨，他们“公开”表示他们不认为可以继续进行抵抗。“我相信，”陶里亚蒂接着说，“在从民兵队伍提拔起来的指挥官中，认为我们不能继续抵抗的意见也相当普遍。同样的看法也普遍存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共和派和社会党人的骨干中，存在于警察部门和政府机构中。因此，问题不再是如何组织抵抗，而是如何‘体面而且不失尊严地’结束战争。”他说，有一点大家都同意：共产党人是和平的“唯一障碍”。“在群众中，厌战情绪以及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使他们表现出强烈而普遍的和平愿望。整个国家都在等待形势出现结束战争的新发展。人们不再期望胜利。”[8]（在评价内格林及其支持者关于有可能进行有效抵抗的说法时，读者应当记住我在这份曾经是‘绝密文件’的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用着重体标出的那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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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谴责米亚哈将军——他最近刚被任命为陆海空三军总指挥和中南部地区的政府代表[9]——因任命里卡多·布里略中校为该地区的警察部队指挥官而使形势“进一步恶化”。[10]布里略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九三七年六月突然袭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时，他是巴塞罗那警察部队的指挥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埃斯特雷马杜拉驻军的指挥官。[11]一九三八年九月，他被解除指挥官职务[12]并被共产党开除出党。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陶里亚蒂把这位“前共产党人”描述成为“一名为其对党的刻骨仇恨所驱使的共济会会员”。[13]陶里亚蒂声称，在他的指挥下，以前曾经是“党所信赖的警察部队之一”的突击卫队恢复了“他们的旧传统和反动性”。至于“社会党骨干和投降分子所控制”的边防警察部队，可以“毫不费力地调动起来”与共产党作斗争。“因此造成了一种真正的权力机构针锋相对地与我们斗争的局面，这场斗争不再是暗中秘密进行的，而是公开持续地进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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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之前，西班牙共产党在中南部地区的影响力［687］已经开始衰退了。热情之花后来承认：“党的领导核心为了靠近政府而转移到加泰罗尼亚对我们来说弊大于利，因为党在中南部地区的所有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均受到了严重削弱，尤其是在马德里。我们的对手为了加强他们的地位而利用了这一失误。”[15]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知，据何塞·希拉尔说，曾为西班牙共产党堡垒的马德里的气氛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致到了这种程度：“必须制止人们断绝与共产党人的所有关系，并且不许他们宣称自己是共和国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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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政治影响力衰退乃至丧失的背景下，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到达中南部地区参加这场西班牙大戏最后一幕的演出。党的主心骨和实际上的领导人陶里亚蒂与他们一起到达，用党的官方内战史的话说，他返回西班牙以便“继续用他的经验帮助西班牙的同志们”。[16]另一名共产国际的代表鲍里斯·斯特凡诺夫以及三名政治局成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热情之花和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已在那里，而党的书记何塞·迪亚斯则因重病去了苏联。[17]尽管西班牙共产党声称它要继续奉行抵抗政策，但是，担任巴伦西亚的共产党喉舌《真理报》负责人的意大利共产党员埃托雷·万尼——他与驻在巴伦西亚的共产党领导人和苏联代表团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证实：“实际上，大家在内心深处都感到，一场已经使交战双方的西班牙人伤亡无数的战争毫无意义。后来我才意识到，被认为是共产党人官方立场的‘继续抵抗’只不过是接受苏联人提出的‘抵抗到底’这一口号的彻头彻尾的表面文章。”[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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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实际上是否像他的亲苏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经常显示的那样乐观——后者认为一场全面战争一触即发，因此应当在战争爆发之前继续抵抗——值得怀疑；[19]因为不仅陶里亚蒂指责总理“对继续抵抗的前景没有信心”，[20]而且他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也声称，他“不是作为决心牢牢控制局面以便指挥抵抗行动的政府首脑，而是作为一个希望减轻良心不安并且接受必要牺牲——尽管他认为牺牲已经没有意义——的绅士”返回西班牙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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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内格林心里可能想什么，几乎毋庸置疑的是，他被矛盾的心情折磨着。我们可以从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写给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一封为自己辩解的信中发现一些暗示了他的内心煎熬的内容：“我试图振作精神，恢复工作，为有效的抵抗[和]继续战斗集中一切必要的力量，因为，即使我们不能获胜，这也是挽救那些可以挽救的东西的唯一途径，至少，这可以挽救我们的名誉。”[22]我们有理由假定，促使内格林迅速返回西班牙的是下面这些因素中的部分因素：（1）他对共产党人的忠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欠他们的“人情”；[23]（2）他打算以不逃避责任的方式挽救［688］自己的尊严；（3）他希望他的迅速返回能提高士气，同时为那些越过边境逃到法国并且认为已经不可能继续抵抗的军队领导人树立一个榜样；（4）他希望抵抗能够促使佛朗哥将军作出某种宽容的保证，即使得不到这种保证，抵抗也将为他的追随者争取逃往国外的时间，因为这些追随者大部分都有生命危险；（5）他希望，只要继续坚持抵抗，西班牙内战最终可能成为一场欧洲全面战争的一部分——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6）他认为，如果事实证明不可能继续进行抵抗，他就可以把投降的责任和失败的耻辱嫁祸于他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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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知道，除了那些效忠于西班牙共产党的军官之外，几乎没有军队领导人支持继续抵抗的政策，[24]这加剧了他的痛苦。胡安·莫德斯托写道，内格林说的不错，应其要求从法国回国的指挥官和政治委员全部都是共产党员。“不过，有必要强调的是，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因为我党的控制欲望，而是因为其他党派的许多人都当了逃兵。”[25]实际上，据科登说，大部分军队高级指挥官和政府高级官员——副部长，局长，总监，总参谋部人员和部队首长——“以各种各样的借口不愿返回西班牙”。[26]在那些没有返回西班牙的高级官员中，引人注目的有：工兵总监帕特里西奥·德·阿斯卡拉特上校；一月底“因临阵逃脱”与另外一些党员被西班牙共产党开除出党的安全总局局长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上校；[27]国防部人事部门负责人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上校；炮兵总监何塞·路易斯·富恩特斯上校；胡安·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将军；（接替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担任东路军和埃布罗河战役总指挥的）恩里克·胡拉多将军和曾任东路军司令、最近担任菲格拉斯军事长官的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28]不过，比所有这些临阵逃脱者都重要的人物是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将军，在与内格林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的两年中，他们之间和谐的关系从没有受到不同政见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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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支持阿萨尼亚的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之外，这些军官在政治风向有利于共产党时都曾支持共产党，或是与波萨斯将军和奎瓦斯上校一样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尽管如此，他们现在都对继续抵抗失去了信心。巴塞罗那失陷之后，罗霍告诉阿萨尼亚：“所有资源均严重匮乏，部队没有一点士气。”而且他还补充说：“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了。”[29]内战结束后不久，在他所写的第一本书中，罗霍解释了他决定不去中南部地区的原因：“显然，有人迫使大家接受了我们应当坚持抵抗政策的观点，因为这可能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他们还希望我们继续作出一年的牺牲！但是，已经没有一点基础了！让我们不顾所作出的那些牺牲！抵抗！只要得到希望的培育和理想的支持，这是一种崇高的英雄主义模式！但是，在高举理想大［689］旗的决心崩溃以后……[抵抗]不再是一种军事姿态。它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怎么可能抵抗？我们必须抵抗的理由是什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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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罗霍提出了一个被内格林及其支持者故意无视的严厉指控：“如果战争真的在中部地区继续激烈地进行着，那么，为什么要把集中存放在法国的食品、原料和武器装备清理掉呢？这种做法过于显眼而引起注意，以致无法不让人感到不安。[31]一方面，通过出售库存物资在经济上为战争善后；另一方面，在不提供必要条件——甚至不提供食品——的情况下不断发出抵抗的命令。”[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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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在内战结束后声称，中南部地区拥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可以组织部署“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防御，但他回避了罗霍对于继续抵抗的总体怀疑。相反，他赞扬了罗霍的“坚定责任感”、“绝对正直”及其“无可指责的骑士风度”和“摆脱了偏见的爱国主义精神”。[33]共产党人也没有公开指责罗霍拒不返回西班牙。实际上，他们的官方内战史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34]显然，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都不想与这个人纠缠，是他们把他提拔为高级军事将领[35]并且给他戴上桂冠和最高勋章，而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军事形势。公开谴责罗霍的失败主义情绪和临阵逃脱将为他们的对手提供弹药并将打破半个世纪以来他们精心炮制的神话：完全是因为“叛徒和投降分子”才导致了内战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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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他所承认的不利于共和国的军事力量对比、清理法国库存的战争物资以及选择留在法国的那些高级军官的临阵逃脱等情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使罗霍作出了不回西班牙的决定。“许多下级指挥官的行为丝毫无法让我信任。即使抵抗的口号切实可行而且有效，他们所做的一切……也与他们应当做的背道而驰。然而，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确信，这个冠冕堂皇的口号既不可行，也不合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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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所证实的那样，最后六架飞往西班牙的飞机上“几乎空无一人”，考虑到选择留在法国的那些军队和政府的高中级官员的精神状态，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至于那些返回西班牙的共产党人，伊达尔戈承认，他们并不是去那里“赢得荣誉，因为我们知道形势几乎毫无希望。我们因为党的纪律而去那里”。[37]不过，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返回西班牙。第十五兵团的共产党人指挥官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证实：“他们包括西班牙共产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领导人，如[弗朗西斯科·]安东、[安东尼奥·]米赫、[路易斯·卡博·]希奥尔拉和圣地亚哥·卡里略。”[38]恩里克·利斯特支持了这一指控。“在二月十三至十四日夜间我乘坐的从图卢兹飞往中南部地区的飞机上……有十三名乘客，”他［690］说，“尽管机舱实际上可以容纳三十三人。……关键在于，前面提到的那些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执委会成员……认为，战争已经失败了。”[39]尽管利斯特是在试图从当时党的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手中夺取党的控制权时提出这一指控的，但是，卡里略本人对他没有返回西班牙的解释自相矛盾，迷雾重重，以致不足为信。[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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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在法国的共和派领导人中，没有人比如今暂时栖身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馆的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更公开地承认失败。[41]早在越过边境逃到法国之前他就告诉内格林，他不会返回西班牙。“绝对不会。”他说，“如果我去中部地区，我就是支持并且赞成我不赞成的抵抗政策。我将留在[加泰罗尼亚]直到政府同意我离开，但是，一旦我越过了边境，除了谋求和平之外，你们不能指望我做任何事情。我不会考虑返回西班牙。”[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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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心阿萨尼亚辞去总统职务从而导致英法两国立即承认佛朗哥政权为西班牙的主权政府，内格林于二月十二日派德尔巴约飞往巴黎告诉总统，政府认为他返回西班牙“责无旁贷”。[43]但德尔巴约白跑一趟。“我唯一的职责是谋求和平。”阿萨尼亚告诉他，“我拒绝……拖延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我们必须为得到人道的待遇努力争取最有利的保证，然后尽快结束一切。”[44]接着，内格林给阿萨尼亚发了两封电报，据议会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说，第二封电报“比第一封更加无礼，伤害感情”。内格林指责总统“放弃了他的宪法责任并‘以西班牙人民的名义’要求他立即返回共和派控制区”。[45]但是，总统拒不回国的决心已定，尤其不会“回到马德里与内格林和乌里韦及其帮凶热情之花和佩佩[何塞]·迪亚斯为伍”。[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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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萨尼亚告诉德尔巴约唯一的出路是谋求和平并为得到人道的待遇努力争取最有利的保证，但是，在他自己的文字中有迹象表明，他认为达成一项不进行报复的解决方案是痴心妄想。[47]自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当时他为避免内战任命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担任一个“和解政府”的首脑——以来，他一直希望通过和解实现和平。[48]但是如今，在二月十三日佛朗哥将军颁布了令人恐惧的政治责任法之后，达成不进行报复的解决方案的一切可能性荡然无存。民族主义政府的官方公报用二十四页篇幅刊登了这项法令，从它的序言可以明显看出法令的适用范围和严厉程度，序言写道，这项法令针对所有那些“以行动或者严重失职煽动或者造成赤色颠覆”的人以及“阻止民族主义运动取得历史性的圣战胜利”的人。根据法令的规定，所有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政党、工会组织和附属团体将被取缔，年龄超过十四岁、曾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三六年七［691］月十八日期间参与“破坏社会秩序”或“以消极或者明确的行为”抵制或者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的人将受到法令的惩罚。[49]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注意到，至少一半西班牙人在应当惩罚的范围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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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法令并不令人意外地引起了恐慌。内格林刚刚于前一天在马德里发表了一项声明，号召继续进行抵抗，号召“重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使马德里名垂青史的精神”，号召“大家超越党派利益精诚合作”。只有这样，他宣称，政府才能保证西班牙的独立并且防止国家被“鲜血、仇恨和迫害的浪潮所淹没”。[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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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以为民众的力量将会为了重新团结在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周围而再次作出牺牲只是幻想。当共产党领导人从法国回到马德里时，他们发现，左翼各派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与社会党左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样，政治侵害和压制使左翼人士感到愤怒，对革命运动的攻击使他们心灰意冷，与此同时，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迟迟不能结束也使他们筋疲力尽，他们憎恨内格林政府——社会党人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将其称为西班牙历史上“最玩世不恭、最专制的”政府[52]——也憎恨它的抵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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