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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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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三 “叛国案件”审判与大清洗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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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洛夫的遇害为斯大林开展大规模的镇压提供了借口。案发的当天，斯大林就立即建议对苏联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决定：“一、侦查部门应从快处理被控策划和执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二、司法机关不得推迟执行对这类罪行的死刑判决，以研究是否可以给予赦免，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作出这样的赦免是不可容许的；三、一俟对犯有上述罪行的罪犯作出死刑判决，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应立即执行。”这个决定公布得很匆忙，政治局事先未讨论，签署的竟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而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加里宁。[67]法令公布后，各类案件的审查处理速度大大加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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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备新的镇压浪潮，斯大林调整了司法检察机关的领导。1935年2月1日，党中央全会决定叶若夫任主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党中央书记，同时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维埃任命维辛斯基接替阿库洛夫，担任苏联检察长。5月25日，又解散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6月，解散了前政治犯和流放者协会。由叶若夫等人组成的委员会接管了这两个协会的档案，并利用它来编造问题，打击老一代布尔什维克。[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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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5年5月起，开展了检察党证的工作。1936年6月，叶若夫在党中央会议上说，通过更换党证共开除了20多万党员。[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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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斯大林提出要修订宪法，扩大民主。1935年6月17日，政治局通过《关于实行逮捕的程序》的决议，规定内务人民委员部要逮捕人必须事前得到检察院的同意。而逮捕全苏和加盟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各级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工厂和国营农场的正副厂（场）长、工程师、农艺师、医生、教授等，不仅要得到检察院的同意，还要得到相关人民委员会的同意。[70]7月26日政治局通过《关于解除农庄庄员的前科罪》的决议。随后，政府决定对判处剥夺自由5年以下的庄员，如果现时老实劳动，可解除其前科罪，恢复其选举权。到1936年3月1日，共处理了768989人。[71]1936年4月，政府释放了因工业党案件而被判处10年徒刑的拉姆津、拉里切夫、奥格涅夫等人，并恢复其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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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宽处理一些已不构成巨大威胁的人，只不过是为了集中力量搞大清洗。这以后，骇人听闻的“叛国案”被一个接着一个捏造出来，通过审判和片面宣传，在全苏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镇压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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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谋杀害领导人”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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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把打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前反对派分子。1935年1月17日，他将亲自起草的致党的各基层组织的秘密信《与谢·米·基洛夫惨遭凶杀相关联的事件的教训》文本交给政治局委员，并提议“今天就讨论这一案件并做出决议”。第二天，这封信发给各级党组织。它断言暗杀基洛夫是“季诺维也夫列宁格勒总部”干的。该总部处于“季诺维也夫分子莫斯科总部”的思想和政治领导之下，而后者“无疑知道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主义情绪并煽动这种情绪”。它还说这些情况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封信做出结论，说“季诺维也夫派别集团是白匪组织最阴险、最卑鄙……的隐蔽形式”，并要求像对待白匪那样对待他们，不能仅限于开除出党，还应将他们逮捕和隔离。[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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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开始对原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大规模逮捕。在斯大林的倡议下，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26日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决议，“关于季诺维也夫分子：（1）将663名季诺维也夫分子逐出列宁格勒3～4年；（2）将党内一批原反对派分子共325人从列宁格勒遣送到其他地区工作”。[73]根据这一决议，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35年1～2月在列宁格勒逮捕了843名原季诺维也夫分子，大部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北部和雅库特。[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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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初，内务部逮捕了大批的克里姆林宫各机关的职员及其家属，其中有清扫工、看门人和话务员11人，图书馆工作人员18人，指控他们组建反革命集团，准备采取恐怖活动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7月27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禁止旁听也没有国家公诉人参加的情况下对克里姆林宫案进行审讯。审判厅指控加米涅夫是犯罪集团的主要组织者，但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根据。加米涅夫在预审时和在法庭上都不承认对他的指控，可是审判长В.В.乌尔利赫仍判处加米涅夫10年监禁，与1935年1月判处的5年监禁合并执行。判处克里姆林宫管理局代理书记西涅洛博夫、工农红军情报部处长切尔尼亚夫斯基死刑，判处其他27人以不同刑期的徒刑。在此之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于7月14日对牵连进此案的80人判处了徒刑。1957～1958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决定撤销对因克里姆林宫案而被判罪的人的判决，但加米涅夫等3人不在其中。1988年，最高法院又撤销了对加米涅夫等3人的判决。[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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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17日，斯大林得到叶若夫呈送上来的一部书稿——《从派别活动到公开反革命》。这是叶若夫写的一本有230打字页的小册子，它毫无根据地说，“季诺维也夫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定期互相通报自己的活动情况。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分子也熟知季诺维也夫组织的活动中的恐怖主义方面。不但如此，在对基洛夫同志遇刺事件进行侦查时某些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供词，以及随后对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逮捕，业已表明，托洛茨基分子也走上了恐怖集团的道路”。[76]斯大林非常赞赏叶若夫的这本小册子。他认定季诺维也夫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有组织联系并转向恐怖活动，决心把对前反对派分子的打击推向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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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部按照斯大林的意图，千方百计地捏造托洛茨基指挥反苏活动的证据。1936年1月，逮捕了高尔基市师范学院教员瓦连京·奥尔贝格。他原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因赞同托洛茨基观点，进行派别活动于1932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7月来苏。内务部迫使奥尔贝格承认，他是带着托洛茨基交给的特殊任务来苏联的，目的是组织针对斯大林的恐怖活动。接着在高尔基、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等城市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大搜查，共逮捕100多人，指责他们进行反革命恐怖活动。[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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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亚戈达向斯大林汇报了“消灭托洛茨基地下势力和揭露恐怖集团”的进程，同时建议将参与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交付法庭，全部处死。3月31日，政治局通过决议，“将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经侦查揭穿、犯有参与恐怖活动罪的全部托洛茨基分子交付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根据1934年12月1日法令执行枪决。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长于侦查终结后提出根据1934年12月1日法令应交付法庭的名单”。[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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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20日，政治局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决议，并由斯大林签署。决议指出，鉴于托洛茨基分子不肯善罢甘休、反革命气焰嚣张，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将现在流放地和保密地点的托洛茨基分子及因大肆进行敌对活动而被开除出联共（布）而尚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苏联其他城市的托洛茨基分子，遣送到远方的集中营3～5年。建议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被告发参与恐怖活动的所有被捕托洛茨基分子，将他们处以极刑——枪决。[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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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9日，亚戈达和维辛斯基遵照斯大林下达的关于加强与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指示，向他提交了包括82名据说参与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名单，并建议将他们作为反苏恐怖组织参加者交付军事审判厅。[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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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戈达试图把恐怖集团局限于И.Н.斯米尔诺夫[81]及与他有联系的奥尔贝格等人。斯大林非常不满，认为不能只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公开审判，而是要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统一的审判，认定亚戈达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会使消灭托洛茨基集团的工作半途而废。他召见叶若夫，指示要继续彻底侦查，并指派叶若夫对侦查工作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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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部采用非法逼供手段迫使原托洛茨基分子Е.А.德赖采尔和原季诺维也夫分子理·维·皮克尔[82]承认存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总部”，承认它是在恐怖主义基础上建立的。亚戈达在这些供词旁边批上“不可信”、“不真实”。许多被捕者提出申诉。沙茨金在写给斯大林的申诉书中写道：“他们是这样审问我的。首席侦查员根金拟好了我承认进行恐怖活动的4页供词（而且他在其中写上了我与洛米纳泽之间的谈话，关于这场谈话他不可能有任何资料，连假资料都不可能有）。当我拒绝在这份认罪书上签字时，他们就威胁我：不经审判就枪决；或由军事审判厅在侦讯室里开庭审判15分钟走走形式，审判时我只限于作一个字的回答，‘是’和‘否’，然后枪决；在布特尔监狱刑事犯囚房里组织犯人将我毒打一顿；用刑；把我母亲和妹妹流放到科雷玛边疆区。有两次，夜间不准我睡觉：‘直到你签字为止。’而且，有一次夜间连续审问12个小时，审问时侦查人员发号施令：‘站起来！摘掉眼镜！’还在我眼前挥舞双拳：‘站起来！拿钢笔！签字！’如此等等。我举出这些事实，绝不是出于空泛的人道主义向他们表示抗议，而只是想说，采取这样的手段进行几十次的审问（审问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辱骂）之后，会把人搞得不知所措，这时会出现虚假供词。然而，比审问更重要的是：侦查人员要求在供词上签名时，竟然以党的名义，说是为了党的利益。”[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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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人员经常伪造审讯笔录。叶若夫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他在1937年3月3日的党中央全会上说：“我应该坦率地说，有这样一种做法：在让被告签字之前，侦查人员先把笔录审查一遍，然后呈送上级首长，重要的笔录甚至要禀报人民委员。人民委员做出指示，说应该那样记录，而不是这样。然后让被告在笔录上签字。”[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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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部为制造恐怖活动的证据，随意编造事实。它迫使曾在外贸部工作过的爱德华·格里茨曼承认他在1932年11月因公出差到柏林时，曾秘密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在一家名为布利斯托里的饭店里，“当面”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必须除掉斯大林，必须挑选合适的人去完成这件事。”苏联政府还将格里茨曼的上述供词作为“反革命恐怖活动”的罪证予以公布。丹麦官方报纸《社会民主》报立即做出反应，发布一条消息说，“布利斯托里饭店已于1917年因大楼拆除而关闭了，苏联政府却说什么格里茨曼1932年在该饭店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这纯属虚构”。内务部只好不再提及此事，但仍指控季诺维也夫分子接受托洛茨基指示，组织暗杀斯大林。[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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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多次遭逮捕、审讯、单独监禁、流放、囚禁。在这一轮的预审和庭审期间，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又备受摧残，被折磨得心力交瘁。他们开始对指控抱无所谓的态度，都予以“承认”。加米涅夫在庭审时说，他承认自己有罪，这并非因为有不利于他的罪证，而是“因为我既然被捕而且被指控犯有这一罪行，我就认罪”。季诺维也夫在给斯大林的便函中写道，“我知道，不论怎么说，我的肉体存在也为时不久了。我本人觉察得到，也懂得，我的体力每个小时都在迅速地、无可挽回地枯竭下去，而且在我发生此事之后，也不可能有其他结果”。[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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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8月，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进行预审。在预审尚未结束、庭审尚未开始的时候，叶若夫于7月底将一封预计发往各地方党委员会的秘密信件草稿呈交斯大林审阅。斯大林作了修改和补充，他将标题由《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活动》改为《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联盟的恐怖活动》，把被告说成是组织严密的联盟参加者，从而加重了他们的罪责。联共（布）中央于7月29日向各地方党委员会发出这封秘密信，信中断言，“季诺维也夫分子在从事恐怖主义勾当时，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了直接联盟”。“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基洛夫就是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联合总部的决定而被暗杀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联盟联合总部的基本的、主要的任务，是谋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柯秀尔、波斯特舍夫等同志”。[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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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秘密信发出后不久，维辛斯基就拟好起诉书的初稿，并呈报斯大林。原稿中的“根据列·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在联合总部的直接领导下，1934年12月1日对谢·米·基洛夫同志进行了凶残的暗杀”，被斯大林改为“根据格·季诺维也夫和列·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88]还添加格·耶·叶夫多基莫夫等4人为被告。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长乌尔利赫将判决书呈送给在斯大林休假期间代行其职务的卡冈诺维奇。后者也随心所欲地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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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10～14日对所有被告宣布侦查结束，但是未让被告了解侦查材料。8月19～24日，最高军事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工会圆柱大厅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姆拉奇科夫斯基[89]、斯米尔诺夫等16人进行公开审讯。审判长乌尔利赫宣布开庭，并声称“所有被告都拒绝请律师”。国家公诉人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宣读了起诉书，指控被告犯有杀害基洛夫和准备杀害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罪行。但是所有的控告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没有任何物证或文献来证实。被告几乎千篇一律地供认了这一罪行。但斯米尔诺夫否认自己犯有上述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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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凌晨，军事审判厅判决季诺维也夫等人犯有如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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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列·达·托洛茨基的指示，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恐怖总部，目的是杀害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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