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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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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分类处理后在押的波兰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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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苏联出兵波兰后的12天作战行动中，被苏军俘虏的波军官兵近25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战俘被押解到设在苏联领土上的8个战俘营和两个分配站。10月初，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做出相同决议后[66]，对这批波兰战俘进行了分类处理。一部分原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士兵战俘被遣散回家；居住在由德国占领地区的士兵战俘则等待着交还给德国当局；一批战俘被留下来从事建筑工作；战俘中的军官、军政要员、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集中关押到指定的战俘营。正是这后一类人，成为后来所谓“卡廷事件”中无声的主角。对“卡廷事件”的调查和研究，国外已有不少成果[67]，但大都由于缺乏苏联方面真实的材料，而对苏联当局在此问题上的决策过程解释得不甚清楚。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陆续解密了大批有关在苏联的波兰战俘以及对其进行处理的档案，使人们有可能更直接地了解到事实真相。本文根据近年来俄罗斯解密档案，通过对苏联当局处理波兰战俘决策过程的分析，探究导致苏波关系史上这一悲剧性事件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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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联当局的命令，被俘者中的将军、军官、军政要员、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等都要集中关押在指定的旧别利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三个专门战俘营。[68]1939年11月初，进行并很快完成了相应的调动。此后直到1940年春，这三座战俘营及其关押对象都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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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利斯克营，关押的基本是波兰军队的原军官，他们的军衔从将军到上尉，军种也不同。另外还有一些军事技术人员如军医、教授，以及记者、画家和随军神父等。奥斯塔什科夫营主要关押谍报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警察、警察局密探，以及反苏政党和团体的积极分子、地主、公爵、工厂主、定居者和难民等。三个专门战俘营关押人员的情况见下表。[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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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旧别尔斯克战俘营关押战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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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科泽利斯克战俘营关押战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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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关押战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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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专门战俘营关押人员的人数在1939年11月底基本保持稳定，这说明对这批“特殊”战俘的集中工作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就已完成。1939年12月31日的统计表明，上述三个战俘营共关押15087人，到次年2月4日人数略有减少，为14990人，在3月5日政治局做出对他们最终的处理决定后，3月16日的一份人数统计为14854人。不过，这并不是最后被处决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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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俘管理工作逐步走入正轨，一开始在这三个战俘营反映比较普遍的生活待遇问题慢慢减少，另一类问题，即战俘们要求给予他们公正的政治待遇，日益突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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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们对把他们作为战俘关押提出质疑。曾在1939年9月指挥了利沃夫保卫战，后向苏军投降的弗·尤·西科尔斯基将军，1939年10月20日从被关押地旧别尔斯克战俘营致信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说他和他的部下之所以没有理会“德军统帅部给我们的书面建议曾许诺给我们最优厚的投降条件”，“没有在他们的进攻面前后退一步”，而是毫不犹豫地与苏军进行谈判，是因为“贵国与德国相反，保证对各民族和个人采取公正的原则”。他提请铁木辛哥注意，“推迟释放我们使我们所有人及我们的家属处境极为艰难”，“关押在旧别尔斯克，并且个人自由在这里受到限制，使我们感到极为痛苦”。他希望苏方“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我们尽快获得自由”。[70]1940年1月7日，关押在同一个战俘营的一批波兰上校上书战俘营领导，要求确定他们的地位和按照公认的国际准则对待战俘。这次他们直截了当地提出：“请向我们说明，苏联政府怎么看待我们，确切地说，就是：是否认为我们是战俘？”如果认为是，“我们请求根据各国政府公认的对待战俘的准则对待我们”，首先就应当“使我们有可能自由求见受权驻苏联政府、负责保护波兰公民利益因而也保护战俘利益的大使馆”，“与红十字会建立联系，使我们有可能与在苏联以外的家人通信”，以及公布战俘名单，释放没有应征入伍的退役和预备役军人战俘，适当发放津贴等。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他们是被捕者，“那么请通知我们，我们因为什么罪被剥夺自由，请对我们正式提出公诉”。如果他们是被拘捕（拘留）者，“请向我们说明，我们哪些行动导致了限制我们的自由，况且，我们是在波兰领土上被拘捕的”。[71]另外，一百多名军医和药剂师也致信伏罗希洛夫，声明他们是在“履行医生职责时被苏军俘获的”，他们要求按照日内瓦国际公约关于军事行动期间医生和药剂师权利的有关规定，将他们送往中立国家。[72]但是，这些呼吁和要求在苏联当局那里不是遭到拒绝，就是不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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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公正待遇的另一种方式，是对关押制度的抵制与抗拒。旧别尔斯克营的梅·约·埃韦特大尉、路·亚·多梅尔少校、斯·亚·克沃列格等人，组织了“文化学习活动”小组，鼓动“只用波兰语交谈”，“不为战俘营上工”，“战俘营的情况越糟对我们越有利——我们以此让战俘营管理当局和战俘营制度，在很快就要到来的国际调查小组面前出丑”。这些言论在战俘营的上报材料和战俘管理局的通报中，被定性为“进行旨在反对战俘营内部制度和战俘营管理当局的反革命活动”。[73]在奥斯塔什科夫营，一些战俘以蹲禁闭室为荣，能够“不去干活，而且说服了其他人也不去干活”，在他们的“同事”看来这差不多是“功劳”。[74]在该营1940年1月上半月统计中，各种违反战俘营制度的事件有75起，其中拒绝干活的约占1/5。[75]在科泽利斯克营，1940年1月21日，大批战俘开始绝食。虽然绝食的起因是因为战俘营伙食质量低劣，给战俘食用变质食物，但是导致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苏联有关部门中断了对战俘营的供应。据该战俘营政委马·阿列克谢耶夫报告，上级1月份没有给该营及时发来食品，又不允许以集中方式领肉，“所有这一切不仅使战俘伙食变差，而且简直有中断战俘伙食的危险”。[76]还有一些战俘暗中准备逃跑。1940年2月19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安全总局特别处第二科科长洛尔基什报告，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中发现了一系列企图逃离战俘营的事实。一些战俘策划在夏天逃出战俘营，而他们首选的目的地是芬兰，因为“它正与苏联打仗，如果我们出现在芬兰领土上，何况我们还是军官，芬兰人将不会出卖我们，相反，会接收我们参军，委以军官职务”。为此，战俘们设法买到了地图，“开始研究苏联西部的地形，即他们从战俘营逃跑时路经的那些地方”，“并将通往原波兰与芬兰边界的所有居民点、公路、铁路作了标记”。有些战俘讨论逃离战俘营计划时认为，需要用卡车逃跑，因为卡车离开战俘营时任何人都不会认真检查。除准备实施单人和小组逃跑外，某些战俘还有组织全部战俘大规模逃跑的企图，为此要消灭战俘营警卫队。[77]对这一情况，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指示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采取措施加强警卫，除掉为首分子。”[78]这种情况在科泽利斯克营也发现过。[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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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中表现出的爱国情绪，也受到了苏联战俘管理当局的极大关注。在各战俘营上报的材料中，有不少这类事例。战俘们在交谈时认为，“波兰还会像过去的波兰一样存在”。他们寄希望于英法两国来帮助“波兰复兴”，关心“未来波兰”执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并表示出对“正在为波兰的独立而拼杀”的士兵的崇敬。[80]与这种爱国情绪很容易联系在一起的，是对苏联的不满。一些战俘结合当时苏联的对外政策指出，“苏联成了红色帝国主义国家”；他们用嘲讽的口气向战俘营政治指导员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们不奉行侵略政策，那为什么与芬兰打仗？”“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国与芬兰那样一个小国打了那么长时间的仗？”还有的战俘自己编辑了“充满了反苏精神”的报纸，在战俘中秘密传看。[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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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上述情况并不是战俘营普遍的现象，或者说不是各战俘营汇报材料里反映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因上述言行被战俘营管理当局处理的人员占的比例很小。但是，数量并不是一个问题的全部。正是在这些似乎不是普遍发生的问题上，集中代表和反映了苏联战俘管理体制与波兰战俘之间的矛盾。在对战俘进行了“分类处理”后，从苏联的政治观点看，留在这三个专门战俘营里的人员，是最反动、最危险的一类人。这就注定了这些战俘势必成为苏联战俘管理体制下被管制的重点和这一体制的最大受害者。在苏联已经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并且坚持原波兰国家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对这些波兰战俘进行管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使他们失去复兴“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能力。甚至反映出这种渴望的言论和说明具有这方面潜在能力的举动，都会对苏联的现状构成威胁，因而为这一体制所不容。对此，战俘管理当局要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在战俘中招募暗探[82]，来掌握战俘的思想动态和地下活动，并对发现的“反苏和反革命分子”严厉处理。从这批被关押的战俘角度看，他们的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限制[83]，对此战俘们从心里很难接受。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之所以落入现在的境地，并不是由于和苏联进行了交战，而是恰恰相反；决定他们没有被释放的理由，也不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反苏的现行活动，而仅仅是原来所从事的职业和具有的职衔。另外，这三个战俘营的战俘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这使他们能够从更深的层次上思考个人目前的处境与国家的命运、战争的形势以及与苏联政治体制之间的种种关系，从而具有更强烈的爱国情绪和复兴波兰国家的愿望。这种感情和愿望以及由此引发出的言行，正是苏联战俘管理体制要严加防范的，也是苏联政治制度所不能允许的。在这三个战俘营中反映出的矛盾，不仅仅是关押者与被关押者的矛盾，而是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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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一步分析，不难看出，苏联战俘管理当局无疑处于这对矛盾的主导地位。它握有选择解决矛盾方式的决定性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权力掌握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决策者手中。苏联当时的体制提供了这种可能，即他们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充分的理由和论证，仅凭个人意志来使用这一权力，包括选择用最极端、最激烈的方式使用它。在这样的体制下被置于这样一对矛盾的对立面，对这部分波兰战俘来说，发生在他们绝大多数人身上的悲剧，实际上是无法抗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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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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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苏芬战争和贝利亚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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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28日，苏联宣布废除1932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次日，苏联召回驻芬大使，声明与芬兰断绝外交关系，不断恶化的苏芬关系终于彻底破裂。30日，苏联军队开始进攻芬兰，苏芬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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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苏联继9月出兵波兰后两个半月内第二次针对邻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尽管这次没有其他国家像德国那样配合行动，但苏联领导人仍然相信能在短时间内再次取得战争的胜利。[84]按照常规，苏联将不得不又一次面临随之出现的大量战俘问题。为给接收战俘早做准备，贝利亚于12月1日签署命令，指定在摩尔曼斯克州、卡累利阿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和列宁格勒州境内建立9个战俘接收站；并要求尤扎、尤赫诺夫、普季夫利、摩尔多瓦自治共和国的捷姆尼科夫、沃洛格达州的格里亚佐维茨等战俘营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卡拉干达劳动营准备安置26500名战俘。[85]前几座战俘营刚刚把关押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波兰战俘处理完毕，接收一部分芬兰战俘（按贝利亚的命令是11000名）应当不成问题。不过，在上述贝利亚估计的芬兰战俘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批军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员，对这些人员与普通士兵区别开来处理，正是苏联当局处理战俘的既定政策。那么把这批芬兰的“要害分子”集中安置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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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贝利亚需要考虑的问题，他的选择可以有很多。但不容否认的是，在众多选择中，比较容易操作、也比较顺理成章的，是把这部分战俘集中到已有的三个专门战俘营中的一个去。因为，无论是从看管环境、管理人员配备、警卫力量、保障系统等“硬件”上，还是从管理者的经验、相关规章制度的健全等“软件”上，已有的三个专门战俘营都有其他战俘营暂时不具备或不全具备的条件。贝利亚和苏联战俘管理部门选择这三个战俘营中的一个作为将来关押芬兰“要害分子”的地点，应当是很正常的。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在11月下旬，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在对三个专门战俘营进行实地调查后，向贝利亚提出了进一步处理这些战俘的建议。战俘管理局局长先简单介绍了他所管辖的各战俘营（包括从事劳动的）波兰战俘的数量，接着讲到在释放了一部分前波兰军队士兵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非常会议作出关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归并苏联的决议后，战俘中“更加迫切希望返回故土”的情绪急剧增长，有鉴于此，他建议：“一、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非常会议的决议精神，可将在苏联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矿山管理局劳动的战俘转为雇佣工人；预先在他们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使他们愿意作为同苏联所有工人享有同等权利的矿山工人。二、遣散一号工地的所有战俘，以各战俘营中关押的警察取而代之。这类警察共有4977人，其中30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目前什么事也没有干。反正迟早要让他们学会劳动。对于这些警察要加强警卫。三、应着手将关押在战俘营的军官共8980人，其中45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加以分类，以便确定哪类军官可以在何处使用。”[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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