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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23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82]
1706467024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放弃“世界革命”：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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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26 华东师范大学 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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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28 1943年5月，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突然宣布解散，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组织形式而言，第三国际是一个共产党世界性的统一机构，各国党只是它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都独立了。虽然到中苏分裂之前，国际共运还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继续存在，但是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共产党情报局只是欧洲九国共产党的协调和指挥机构，而苏共二十大以后各国共产党都是通过召开会议来统一他们的政策和行动。就斗争任务而言，共产国际在理论和逻辑上始终以发动世界革命为己任，而在共产党情报局那里，所谓世界革命战略充其量只是莫斯科动员各国人民支持和援助苏联的口号，苏共二十大则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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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30 然而，由于缺乏档案材料，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纳入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俄国档案的解密为人们提供了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考察的契机，研究论著也相继出现。[2]目前俄国学者的研究，比较详细地考察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历史过程，但对这一事件的原因和意义的探讨却显得不够深入。斯大林为什么要在1943年5月迫不及待地解散共产国际，这个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4年的庞大机构是怎样解散的，共产国际的解散对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乃至世界革命意味着什么？这些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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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36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共产国际的解散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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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38 最初，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3]共产国际正是为了推行世界革命这一战略任务而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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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40 十月革命取得成果以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在期盼和准备世界革命。由于红军在国内战争中的胜利，1920年7月1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发动世界革命的决议。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支持这个路线，在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中强调：“国际无产阶级将时刻准备战斗，直到苏维埃俄国的版图扩展到了全世界。”1921年春革命陷入低潮后，尽管列宁试图修正世界革命的概念，并对“左”倾冒险主义展开批判，但俄共（布）和多数共产国际领导人仍然坚持在欧洲各国全面发动进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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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42 1923～1924年，革命的风暴已经过去，而资本主义世界在美国的带动下开始趋向繁荣。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多数领导人在把革命推向东方的同时，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斯大林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在本质上和逻辑上是对“世界革命”战略的反动，因而受到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联盟的尖锐批判。反对派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在苏联党内斗争中运用的政治策略不敌斯大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理论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斯大林的主张更具现实性和实用性，并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5]随着对世界革命路线的偏离以及斯大林在党内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共产国际开始逐步从一个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世界性组织机构沦落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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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44 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再次唤起革命希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大会提出的战略是：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论是在法西斯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总体上，共产国际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和民主的组织，能给资本主义以打击，至少能加剧革命局势”，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是更危险的敌人。于是，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要经常揭露和打击社会民主主义，在实践中不懈地争取无产者的大多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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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46 1933年希特勒崛起，法西斯成为对苏联安全的更大威胁。1935年7～8月共产国际在七大期间提出，法西斯主义剥夺了民主，摧毁了人类赢得的巨大社会权利及精神成果。季米特洛夫在会议上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广大群众所面临的，“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民主之间，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因此，配合苏联与英法建立集体安全的外交路线，各国共产党必须转向拥护民主，动员群众，建立起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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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48 然而，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能的警惕以及与英法谈判陷入僵局的结果，使斯大林再次改变了策略。为了保障苏联的安全，苏联决定与德国联手。[8]1939年8月苏德秘密条约签订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斯大林要求共产国际淡化反法西斯的宣传，取消人民阵线和民族团结的口号，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必须坚定地宣布反对本国政府，反对战争”。于是，几年来依靠人民阵线与本国政府合作并得到空前发展的欧洲各国共产党，被迫对各自政府的反法西斯战争采取了不合作立场。因为“对待苏联的态度便成为衡量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意图的真假试金石”。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党：“凡与此看法抵触的，都要立即修正自己的政治路线。”[9]其结果，不仅各国共产党再次受到政权当局压迫，共产国际本身也成为众矢之的。在欧洲以外，1941年初，皖南事变引起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分歧，美国共产党也退出了共产国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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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50 面对艰难的处境，1941年4月在苏联领导层便出现了有关共产国际是否还要存在的议论。[11]4月20日，斯大林对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说，现在，“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由于出现了新的情况，“各国共产党作为从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已经成为障碍”，这种形式使各国党更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第二天，季米特洛夫便向最有影响的两个西欧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和多列士传达了斯大林的意向：在近期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的活动，使各国共产党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并成为真正本国的政党。[12]5月12日，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与共产国际两巨头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讨论了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决议的起草问题。在讨论中，他们担心这样突然的变化会在共产党内引起沮丧和混乱，同时被敌人攻击为“一种手腕”或说共产党人放弃了世界革命。因此，他们认为，在提出这一问题时，应该强调：“在现阶段，各国共产党必须作为独立的本国的政党来发展。在今后的阶段中，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国内的蓬勃发展将使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更牢固、更广泛的基础上获得新生。”此外，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匆忙行事”。他们还为解散共产国际找到了很好的理由，即：①使反共产国际公约失去其基础；②打掉资产阶级手中的重要王牌：共产党都是服从于某国外中心的本国的“叛徒”；③各国共产党将发展成为真正的本国人民的政党；④吸引更多的工人积极分子入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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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52 由此看来，使斯大林感到共产国际应该解散的最初动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各国共产党的宣传口径和方针、政策围绕莫斯科的意图左右摇摆，其结果不仅使共产国际的威信和作用受到极大损伤，成为各国政府攻击的目标，而且把各国共产党搞得晕头转向，失去信心，而这种组织形式最终带给他们的只能是伤害。第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使人们根本看不到世界革命的前途，无论是与英法结盟，还是与德国联手，苏联都必须借助于一种资本主义的力量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共产国际因此很难再喊出世界革命的口号。作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共产国际存在的逻辑基础已经动摇。至于苏德秘密条约的签订，虽然给莫斯科带来了眼前利益和脱身于战争的短暂时机，但是，却在道义、信仰以及国际力量的聚合等方面从根本上打击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这样的情势下，斯大林不得不考虑脱掉这件无用的外衣。尽管6月21日希特勒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共产国际的工作部署，但是，这场以保卫苏联为中心的战争开始以后，一方面共产国际的重心已经完全转向民族国家利益，世界革命自然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苏联与英美在反法西斯基础上建立的联盟，随着战争的进程有不断加强和长期化的趋向，共产国际已经成为莫斯科推行其对外政策的严重障碍，于是，斯大林决心踢开这块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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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58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双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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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60 在希特勒启动巴巴罗莎计划的第二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紧急召见了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据季米特洛夫的观察，与以往人们的传言不同，斯大林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坚定和信心”。谈到共产国际的工作，斯大林指出，各国党应就地开展保卫苏联的运动，而不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目前，共产国际不应公开出面。季米特洛夫按照这个精神向各国党发出指示，要求动员全部力量保卫苏联。书记处还决定“立即调整共产国际机关的所有工作，竭尽全力帮助联共（布）和苏维埃各级机关”。[14]6月24～26日，共产国际电示瑞典、英国、法国和美国共产党，严厉批评把苏德战争说成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的错误认识，强调指出：苏联进行的是卫国战争，而“并不想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任何人”；关于世界革命的说法只会“妨碍所有反希特勒力量的国际团结”；英共必须放弃一切对丘吉尔政府的攻击，而法共则应该与戴高乐抵抗力量合作。[15]7月初，共产国际再次提出了在各被占领国家建立民族统一阵线的问题，而且强调“共产党人在民族阵线中不要提领导权的问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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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62 显然，一切有关革命的提法都与共产国际的基本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却同战时与西方结成联盟的政策背道而驰，并且随着战事发展，越发显得不协调。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的参战，更加推动了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于是，对那些实力日渐强大而使本国政府感到威胁的共产党，共产国际也更加发挥了约束作用。对于中国，1941年底共产国际确定的任务是：“促成和调解中共和蒋介石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保中国军队能够对日本人发动大反攻。”1942年6月6日，季米特洛夫指示毛泽东，面对国民党的挑拨，中共应以“宽容的胸怀”，“作出应有的让步”，还指责周恩来在重庆与反蒋力量秘密接触的做法。后来，共产国际又多次建议中共领导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以解决合作问题，应当接受蒋介石的领导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7]对于各国共产党借助民族解放战争实现革命转变的意图，共产国际予以坚决制止。季米特洛夫在1942年8月8日给南共领导人铁托和卡德尔的电文中指出：“你们领导的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者力量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不是无产阶级斗争，这一点应该牢记”；在1943年2月6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在中国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同盟“不应只是日本共产党的组织，而应是日本反法西斯人士的组织”，其纲领提出的“在日本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口号是根本错误的；在3月2日给波兰共产党的电报中强调，他们的目的应当是“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而不是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对一系列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下达了类似的指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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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64 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是共产国际最困难的时期，在对各国共产党的方针表示不满的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本身也处于涣散和萎靡不振的状态。1941年10月，由于战火蔓延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机关被迫迁移到乌法，而季米特洛夫则与苏联政府一同转到古比雪夫。季米特洛夫不仅把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人员精简至150人，还建议“没有必要公开强调共产国际”，一切工作和公开活动“表面上都应以其他名义（如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来进行”。[19]此时斯大林忙于战事，已经顾不上共产国际了。在乌法的工作人员也是情绪低落，无所事事。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努伊尔斯基1942年秋在一份《关于书记处工作》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国际书记处不再召集会议，日常工作无人负责；哥特瓦尔德整日喝酒，多列士非常自负，伊巴露丽·多洛雷斯经常拖延文件的办理；机关工作人员纪律松懈，往往自行其是，经常出现不服从上级指挥的情形；不少意大利人对工作敷衍了事，经常有无知和不礼貌的举动，等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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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66 看来共产国际确实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甚至西方盟国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1942年底，罗斯福派人到苏联驻美使馆，明确建议莫斯科解散共产国际。[21]而最后促使斯大林下决心解散共产国际的，正是出于莫斯科对战时同盟关系可能破裂的担心，以及对战后同盟关系得以继续的期盼。这表现在战后世界安排和开辟第二战场两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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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68 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英勇抵抗逐步赢得了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丘吉尔这位当年呐喊着要通过武装干涉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著名反共高手，则率先表现出“不计前嫌”的政治家风度。然而，随着战事不断向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苏联与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之间的矛盾却不断暴露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在战后世界安排方面出现的分歧。尽管苏联声明接受《大西洋宪章》的条款，并保证给予各民族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力[22]，但该文件签署时没有事先征求莫斯科意见的做法，无疑是对斯大林的刺激。于是，在1942年1月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方案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则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材料准备委员会”，研究有关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种种问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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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70 不过，在一些直接涉及苏联安全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斯大林此前已经有所考虑。早在1941年12月红军第一次转入反攻之后，斯大林便向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确阐述了战后在欧洲重构边界，与英国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计划。苏联不仅要求恢复苏德战争前的边界，而且希望以寇松线为界得到波兰东部的领土（以德国领土为其补偿），把芬兰和罗马尼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承认把比利时、荷兰，可能还有挪威和丹麦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对于苏联在战后干涉、控制东欧和巴尔干事务的明显意图，艾登始终坚持毫不退让的立场，认为这一切需要等待和平条约的签订。[24]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期间，英国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经过艰苦的谈判，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在双方的同盟条约中删去苏联关于战后领土要求的条款，而得到的回报是在条约中写明英国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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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072 希特勒进攻苏联不到一个月，斯大林便提出了要求英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这不仅是与苏联存亡攸关的问题，也是苏联与西方实现军事同盟的重要标志。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丘吉尔对苏联的要求一直采取拖延和逃避的态度，直到美国参战，情况才有了转机。在美国人的推动甚至逼迫下，1942年4月英国接受了准备于1943年在法国海岸发动一次主要攻势的计划。于是在5月英苏同盟条约谈判中，英国承诺将开辟第二战场。然而，两个月后英军在北非战场的惨败，使丘吉尔完全打消了在欧洲对德国发动进攻的念头，甚至美国军人也开始考虑把军事力量调往太平洋战场。在罗斯福的坚持下，8月美英军事领导人决定发动对北非的进攻，以替代在欧洲登陆的计划。[26]斯大林对此似乎并不满意，10月5日，斯大林通过答美联社记者问的方式告知天下，在苏联对当前局势的评价中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占据首要地位”，并要求“盟友要不折不扣地、及时地履行自己的职责”。[27]从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开始，中经1943年2月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再到英美联军在阿拉曼战役中迫使北非德意军队于5月13日全线投降，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战局的好转有助于盟军的进一步合作。2月9日丘吉尔通告斯大林，盟军准备在8月或9月开始横渡海峡的战役，但具体何时进攻还要看德军的防御情况。16日斯大林回电说：“目前的局势要求把这个期限大大地缩短”，并提出“最好是在春季或初夏，这是很重要的”。3月11日丘吉尔勉强答复，如果敌人得以削弱，那么可以在8月前发动横渡海峡的战役。[28]为了协商与苏联的战略协作问题，丘吉尔应罗斯福邀请前往华盛顿。在5月6日的通信中罗斯福向斯大林通报了这一情况。[29]在得到这个消息后，斯大林显然需要作出某种友好的姿态，以促进第二战场的及早开辟和盟国之间的更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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