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67693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92]

1706467694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联合政府”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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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696 早在1942年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了《关于东欧、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各国战后国家体制安排方案委员会》的决议，要求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这个委员会从政治、外交、经济、民族、领土等各方面研究各国状况，并写出有关战后世界安排的综合报告。[4]1943年9月又决定，在外交部属下分别成立以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为主席的和约与战后安排问题委员会、以国防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为主席的停战问题委员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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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698 1944年1月10日，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报告指出，战后苏联外交的目标是“安全得以保障而和平得以维持”。为此，就必须保持同西方伙伴，首先是同美国和英国的友好关系。报告特别提到，“如果战后初期在欧洲爆发无产阶级革命”，那么苏联与美英的关系“必然会紧张起来”。[6]作为一个以对西方持强硬立场著称的“莫洛托夫派”的年轻外交官，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的看法更具代表性。在7月14日《关于苏美关系问题》的报告中，葛罗米柯在列举了未来苏美关系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后，很严肃地总结说：“尽管可能存在一些困难”，但苏美“两国在战后继续保持合作的必要性也清楚地摆在眼前。在很大程度上，将来的关系是由其本质决定的，而它早已成形，或在战争期间正在成形”。[7]11月15日，李维诺夫委员会又提交了一份有关《苏英合作的前景及可能性的基础》的备忘录。同迈斯基的想法一样，李维诺夫认为，英美的对抗是战后世界的基本特点并将因此为苏美合作提供好的机会。同时，对于必然出现的苏英在欧洲的利益冲突，可能会“迫使英国和我们达成一种协议，而双方只有根据相对接近的原则严格地划分出欧洲安全范围的界线，才能在这一基础上达成协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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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00 人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意识形态，不是世界革命，而只有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为此苏联必须与西方合作。正如俄国学者佩恰特诺夫所言：这三位苏联外交官“都希望一种真正的战时联盟的延续——的确，他们认为这是战后苏联维护其利益的先决条件”。他们都认为，美国、英国和苏联可以将世界划分成一些不同的势力范围，而苏联的势力范围“主要是从传统的地缘政治上来考虑的”，并不是那个“很难被西方盟国所接受的苏维埃化模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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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02 这些建议和报告，或者迎合了斯大林的意愿，或者为斯大林所接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苏联军队准备大举反攻向欧洲推进之际，1943年5月，斯大林迫不及待地提出立即解散共产国际，目的就是要排除苏联与西方合作的这个“障碍”，“为各国人民将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联合扫清道路”。[10]那年秋天，斯大林甚至作出了改换苏联国歌的决定。人们早已经熟悉的《国际歌》现在不再是国歌而只能作为党歌了。斯大林亲自挑选和修改的歌词，突出了“伟大的罗斯”。[11]这些无疑说明，在表现出一种与西方合作的强烈愿望的同时，战后的斯大林更加偏离了一个世界革命领袖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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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04 葛罗米柯后来回忆说，1944年9月斯大林在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橡树园会议期间，给他下达过明确的指示：苏联赞同把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而不是欧洲，目的就是促使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当时给葛罗米柯的强烈感觉是：“斯大林确确实实期望在战后与西方，特别是美国进行长期的合作”。此外，从与斯大林的多次会谈中，英国外务大臣艾登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也得出了同样的印象。[12]1945年1月28日，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代表团会谈时强调指出，“资本主义世界被划分成了敌对的两块——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而对于苏联来说，最危险的国家是德国。“资本主义危机主要是由于腐朽和两个敌对阵营的相互削弱，这有助于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我们必须放弃只能通过苏联制度才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观念。它也可以体现在其他的政治制度里，例如民主制和议会共和制，甚至君主立宪制。”[13]负责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则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了战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14]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莫斯科必须减缓在国外宣传和推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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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06 上述情况说明，斯大林在战争后期集中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继续维持和巩固与西方的同盟关系，其目的不仅是要尽快消灭法西斯，也不仅是考虑到战后苏联国力衰落的现实，而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避免再次使苏联陷入战争的泥沼，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发展。[16]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思想的指导下，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所谓“联合政府”的政策，即在那些将要打败和已经打败法西斯的国家应该建立起民主制度，共产党必须与其他各党派实现联合，共同组建政府。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这一政策的内容是有所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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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12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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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14 战争期间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欧洲8个小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奥地利、芬兰、比利时），共产党员总数由战前的10万多人增至战后初期的70万人。甚至连历来很小的英国党，其党员人数也从1939年的1.8万人扩展到1944年的5万人。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势力最大。到1946年法共已发展到近100万人，意共则达到200万人。[17]不仅如此，很多共产党还掌握着武装力量。在法国解放前已成立的71个省解放委员会中，共产党领导的就占半数以上。1944年2月1日，根据法共的倡议，抵抗运动各种武装力量统一为“法国内地军”，人数达50万人，其中法共掌握的义勇军游击队就有25万人。到6月，法共还建立并领导了人数众多的爱国民兵。[18]1943年底，意共开始组织武装斗争，到1944年6月，北部各游击队合组为“自由义勇军”，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下设立统一的总指挥部，人数据称有40万，其中意共直接领导的“加里波第游击队”也有25万之众。民族解放委员会还在各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初步实行了各项民主改革措施。[19]在大战期间，希腊共产党发展到72500人，并已成为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军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20]然而，既然是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苏联坚持主张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应该放下武器，以合法身份进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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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16 1944年10月23日，苏联与英、美两国政府同时正式承认了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法国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26%的选票，社会党与其附属党派获得了25%的选票。[21]11月19日，长期侨居国外的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回国前，斯大林接见了他。谈到党的任务时，斯大林指出，必须与社会党建立起左翼联盟，以便开展政治斗争。至于手中的武器，斯大林说：“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已有了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强调，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这个政治组织的纲领，“首先应当包括恢复国家经济和巩固民主”。[22]回到巴黎后，多列士提出了“团结、战斗、劳动”的口号，并以法共中央的名义“一再重申：‘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一支共和国军队和警察’”。在多列士的指使下，法共随即下令内地军服从政府命令，分散编入法国陆军。同时，许多领导解放委员会的法共党员，则把权力交给了戴高乐委派的地方官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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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18 1943年底到1944年初，莫斯科对意大利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但3月3～4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即将回国的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时，确定了同法国一样的合作方针。[24]为争取国内反法西斯民主主义改革更加深入，意共领导人曾要求维克多—艾曼努尔三世国王立即退位，还要求彼·巴多利奥元帅的政府必须辞职。斯大林在谈话时建议彻底修改意共的政治方针：①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②共产党人可以进入巴多利奥政府；③主要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实现和巩固统一。[25]陶里亚蒂离开莫斯科后，3月14日，苏联政府便宣布与巴多利奥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于是，陶里亚蒂一回到意大利就提出：墨索里尼垮台后，意大利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建立“以巴多利奥为首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民主政府”。陶里亚蒂还一再向盟国咨询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墨菲表示，“共产党的目标”是“要消灭法西斯主义，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26]正因为如此，在10月9日苏英领导人会谈中，当丘吉尔表示担心盟国军队撤离意大利后意共会发动内战时，斯大林一方面表示不反对英国在意大利的政策，一方面轻松地保证说，“埃尔科利是聪明人，他不会去冒险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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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20 1944年5月苏英达成协议，为了报答英国对苏联在罗马尼亚政策的认可，作为交换，莫斯科决定不插手希腊事务。应艾登的要求，7月26日莫洛托夫派代表到希腊解放区，劝说民族解放阵线参加流亡在开罗的帕潘德里欧政府。9月初，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自行宣布解散，交出了在解放区已经掌握的政权。[28]9月22日英国政府通知莫斯科，准备近期向希腊派遣军队，以帮助希腊政府。第二天维辛斯基回信说，苏联将继续遵守五月协议，不反对英国向希腊派兵，自己也不打算派遣武装部队到那里。[29]9月26日，就在希腊政府即将迁回雅典时，希腊人民解放军和民主联盟领导人与希腊流亡政府代表在英国的策划下签订了卡塞塔协定，按照协定，“所有在希腊活动的游击队一律服从希腊民族团结政府的命令”，而“希腊政府把这些部队交由盟军最高司令所任命的斯科比将军指挥”。[30]所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0月与丘吉尔炮制的那个划分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著名“百分比协议”，对于希腊而言，不过是确认了既成事实而已。[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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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22 在北欧几个国家，情况也大体相同。比利时共产党的力量虽然远远不能与法共和意共相比，但到战争结束时，通过抵抗运动，也控制着10万名武装人员，而当时国内的警察只有1万人左右。由于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的影响，经过改组的皮埃洛临时政府在比利时历史上第一次吸收了两名共产党员入阁。当1944年10月政府宣布将抵抗运动武装力量有条件地纳入正规军时，尽管比共在具体做法上有不同意见，甚至以退出内阁相威胁，但在盟军驻比部队的压力下，最终还是交出了全部武装。因此，在1945年2月组成的以社会党人范阿克尔为首的“全国团结”政府中，共产党继续保留了两名阁员的位置。在战后的选举和政府组成中，荷兰、丹麦、挪威共产党也都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其原因主要不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拥有相对强大的实力，而是执政者需要向莫斯科做出友好的姿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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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24 中国的情况与上述欧洲国家不同，这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亚洲大国。在战争期间，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33]为实现在远东的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核心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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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26 在1945年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34]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对此并不了解，尽管早在6月份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35]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毛泽东本来以为此乃中共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10月10日中共中央就要求所属部队在日本投降之际，迅速占领所有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点，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36]11日，延安总部又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37]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却心如火燎，作为缓兵之计，他接连两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毛泽东对此全然不睬，一面命令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各大中城市，一面批准了华中局在上海发动起义的方针，并要求其他城市如有条件也“照此办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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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28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中国半壁河山的关键时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39]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无论国共冲突的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中共盼望的“国际援助”没有出现，却等来了一道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取消上海起义计划，把兵力集中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革命”转向和谈。[40]8月25日，毛泽东决定亲自赴渝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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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34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联合政府”政策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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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36 在苏联的周边国家，情况有些不同。根据“百分比协议”和多次会议的谈判，西方承认了苏联在其所占领的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不过，雅尔塔会议通过的《被解放的欧洲国家宣言》规定，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问题。[42]为了保证与西方的合作，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即在这一地区推行选举制和“联合政府”政策，尽管具体做法在各国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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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38 保加利亚是战后欧洲共产党控制政府的第一个国家。1944年9月5日苏联突然向保加利亚宣战以及三天后的顺利进军，导致保政府迅速瘫痪，以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遥控的工人党为首的爱国阵线借此机会成功地发动了不流血政变，并成立了以格奥尔吉为总理的祖国阵线政府。[43]通过对军队及政府各部门的清洗，工人党迅速控制了权力。接近1944年底时，工人党在爱国阵线委员中的比例已达54%，在84个城市中有63个市长，在1165个村庄中有879个村长，是由工人党员担任的。[44]然而，工人党的做法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12月13日季米特洛夫请求斯大林接见即将返回索菲亚的科拉罗夫，并商谈保加利亚问题。斯大林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了，但却对保加利亚出现的紧张局势提出了严厉批评：“共产党人的调子太高”，科拉罗夫现在回国只能加剧局势恶化——“他们完全会发疯的”。季米特洛夫随即给工人党中央发去密电，指示他们对同盟者“要表现出最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不要唱进攻性的高调，不要摆出共产党人在政府和祖国阵线中起领导作用的架势”。电报强调，“必须避免政府危机，更不能去促成这种危机”，“在当前局势下只有对国家事务实施集体领导才是可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实行某些自我约束”。[45]不久，斯大林直接告诉保加利亚人：“当我们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时，这也许是错误的。也许其他方式——成立民主共和国或在一定情况下建立立宪君主政体——也能实现社会主义。”“你们已经建立起爱国阵线政府，这是一件好事。它应该得到加强，可能的话还要扩大一些。不要拒绝任何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能够利用的人。”[46]到1945年夏天，为抗议工人党企图垄断权力的做法，反对派提出推迟选举，并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季米特洛夫对此愤怒不已，莫斯科则表示必须做出让步。此前，斯大林已经否定了季米特洛夫准备把农民领袖佩特科夫赶出政府的主张。面对可能出现的国际政治危机，斯大林又建议工人党同意推迟选举，并允许反对派合法化，以便能够掌握和利用他们：“反对派的存在关系到你们的切身利益，如果你们能够做好工作，那么你们就能够控制住佩特科夫的反对派并在许多场合利用他们。”[47]正是由于这次让步，波茨坦会议才在保加利亚和巴尔干问题上做出了令莫洛托夫感到满意的决议：“实际上承认了这个地区是我们（苏联）的势力范围。”[48]推迟选举以后，10月30日斯大林接见了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斯大林再次告诫说：“你们应该提出这样的观点，没有反对派任何一种政府都不可能是民主的。”至于国家的发展方向，斯大林指出：“不要忘记，在你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通过议会。这条道路很漫长，但实现的目标是一样的。”[49]后来，季米特洛夫的游说使斯大林相信保加利亚的反对派已经执行了反苏路线，从而导致莫斯科决心在那里开始采取强硬立场——对反对派不予理睬，也不再进行任何谈判，而用巧妙的行动加以摧毁；拒绝佩特科夫进入政府，而挑选其他党作为反对派取代之。[50]即便如此，斯大林仍然没有从总体上改变其基本方针。1946年9月2日斯大林再次当面向季米特洛夫指出：因为“所处时代的形势完全不同”，保加利亚将“经由一条特殊的道路——不用无产阶级专政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要模仿俄国共产党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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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40 由于战前受到西方绥靖政策的伤害，捷克斯洛伐克人普遍对苏联具有好感，强烈的“慕尼黑情结”使得流亡西方的政府首脑贝奈斯几乎是自动地倒入了斯大林的怀抱[52]，以至1943年深秋贝奈斯向莫斯科提议：“我们两国的外交政策是协调一致的。我们应该知道你们对德国的政策，以便我们针对美国和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实行共同的路线。因为此时布拉格应该实行同莫斯科相同的政策。军事上也进行密切合作，使我们的计划适合你们在军事科学上的成果，统一武器装备，建立空中直接联系。”[53]在1943年访问莫斯科期间，贝奈斯与苏联领导人详细讨论了边界问题、移民问题、对外政策问题，以及战后双方的经济和军事合作问题。12月12日，《捷苏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顺利签订。贝奈斯对此十分满意。接着，贝奈斯还会晤了捷共国外局的代表，进一步讨论与红军进行军事合作，以及战后的国家制度问题。后来担任总书记的哥特瓦尔德向贝奈斯转达了共产党关于领导国内民族解放斗争和战后政策基本原则的建议。共产党人认为战后组建民族阵线是适宜的，希望解放后的共和国对内以“真正”的民主为基础，对外同苏联建立稳固的友谊。共产党人还声明，将努力通过“民主方式，在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下”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54]在苏联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中，捷克斯洛伐克的确扮演了特殊的角色。由于贝奈斯明显而真诚的友好立场，莫斯科非常满意，并以此作为典范。1944年1月11日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论证说：由于亲苏情绪和苏捷条约的存在，“组建一个强大的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是有益的”，“应该把它视为我们在中欧和东南欧扩大影响的前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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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42 波兰对于苏联来说“生死攸关”，正如斯大林与丘吉尔争论时所说，是否能够控制波兰，对英国只是国家荣誉问题，对苏联则是国家安全问题。[56]所以，斯大林才亲自张罗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以此作为未来国家政权的基础。[57]但是，这丝毫不表明莫斯科要在波兰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在1943年4月2日给波兰共产党国内领导人芬德尔的密电中，身为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就指示：在波兰现阶段，“确立工人和农民政权”的提法“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斗争的基本口号应该是“确立人民民主政权”。[58]在翌年4月28日与美籍波兰人奥尔列曼斯基谈话时，斯大林也说，“苏联政府丝毫无意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波兰将存在什么样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宗教制度，这是波兰人自己的事”。苏联人只是希望未来的波兰政府“能理解并且珍惜与它东边邻国的良好关系”。[59]尽管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围绕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斯大林与丘吉尔进行了激烈争论，但最后还是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吸收流亡伦敦的米科拉伊奇克参加政府。会议公报称，应在广泛的基础上对卢布林临时政府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的民主领袖。[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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