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67711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93]

1706467712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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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14 战争期间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欧洲8个小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奥地利、芬兰、比利时），共产党员总数由战前的10万多人增至战后初期的70万人。甚至连历来很小的英国党，其党员人数也从1939年的1.8万人扩展到1944年的5万人。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势力最大。到1946年法共已发展到近100万人，意共则达到200万人。[17]不仅如此，很多共产党还掌握着武装力量。在法国解放前已成立的71个省解放委员会中，共产党领导的就占半数以上。1944年2月1日，根据法共的倡议，抵抗运动各种武装力量统一为“法国内地军”，人数达50万人，其中法共掌握的义勇军游击队就有25万人。到6月，法共还建立并领导了人数众多的爱国民兵。[18]1943年底，意共开始组织武装斗争，到1944年6月，北部各游击队合组为“自由义勇军”，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下设立统一的总指挥部，人数据称有40万，其中意共直接领导的“加里波第游击队”也有25万之众。民族解放委员会还在各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初步实行了各项民主改革措施。[19]在大战期间，希腊共产党发展到72500人，并已成为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军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20]然而，既然是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苏联坚持主张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应该放下武器，以合法身份进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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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16 1944年10月23日，苏联与英、美两国政府同时正式承认了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法国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26%的选票，社会党与其附属党派获得了25%的选票。[21]11月19日，长期侨居国外的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回国前，斯大林接见了他。谈到党的任务时，斯大林指出，必须与社会党建立起左翼联盟，以便开展政治斗争。至于手中的武器，斯大林说：“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已有了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强调，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这个政治组织的纲领，“首先应当包括恢复国家经济和巩固民主”。[22]回到巴黎后，多列士提出了“团结、战斗、劳动”的口号，并以法共中央的名义“一再重申：‘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一支共和国军队和警察’”。在多列士的指使下，法共随即下令内地军服从政府命令，分散编入法国陆军。同时，许多领导解放委员会的法共党员，则把权力交给了戴高乐委派的地方官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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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18 1943年底到1944年初，莫斯科对意大利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但3月3～4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即将回国的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时，确定了同法国一样的合作方针。[24]为争取国内反法西斯民主主义改革更加深入，意共领导人曾要求维克多—艾曼努尔三世国王立即退位，还要求彼·巴多利奥元帅的政府必须辞职。斯大林在谈话时建议彻底修改意共的政治方针：①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②共产党人可以进入巴多利奥政府；③主要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实现和巩固统一。[25]陶里亚蒂离开莫斯科后，3月14日，苏联政府便宣布与巴多利奥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于是，陶里亚蒂一回到意大利就提出：墨索里尼垮台后，意大利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建立“以巴多利奥为首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民主政府”。陶里亚蒂还一再向盟国咨询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墨菲表示，“共产党的目标”是“要消灭法西斯主义，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26]正因为如此，在10月9日苏英领导人会谈中，当丘吉尔表示担心盟国军队撤离意大利后意共会发动内战时，斯大林一方面表示不反对英国在意大利的政策，一方面轻松地保证说，“埃尔科利是聪明人，他不会去冒险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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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20 1944年5月苏英达成协议，为了报答英国对苏联在罗马尼亚政策的认可，作为交换，莫斯科决定不插手希腊事务。应艾登的要求，7月26日莫洛托夫派代表到希腊解放区，劝说民族解放阵线参加流亡在开罗的帕潘德里欧政府。9月初，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自行宣布解散，交出了在解放区已经掌握的政权。[28]9月22日英国政府通知莫斯科，准备近期向希腊派遣军队，以帮助希腊政府。第二天维辛斯基回信说，苏联将继续遵守五月协议，不反对英国向希腊派兵，自己也不打算派遣武装部队到那里。[29]9月26日，就在希腊政府即将迁回雅典时，希腊人民解放军和民主联盟领导人与希腊流亡政府代表在英国的策划下签订了卡塞塔协定，按照协定，“所有在希腊活动的游击队一律服从希腊民族团结政府的命令”，而“希腊政府把这些部队交由盟军最高司令所任命的斯科比将军指挥”。[30]所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0月与丘吉尔炮制的那个划分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著名“百分比协议”，对于希腊而言，不过是确认了既成事实而已。[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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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22 在北欧几个国家，情况也大体相同。比利时共产党的力量虽然远远不能与法共和意共相比，但到战争结束时，通过抵抗运动，也控制着10万名武装人员，而当时国内的警察只有1万人左右。由于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的影响，经过改组的皮埃洛临时政府在比利时历史上第一次吸收了两名共产党员入阁。当1944年10月政府宣布将抵抗运动武装力量有条件地纳入正规军时，尽管比共在具体做法上有不同意见，甚至以退出内阁相威胁，但在盟军驻比部队的压力下，最终还是交出了全部武装。因此，在1945年2月组成的以社会党人范阿克尔为首的“全国团结”政府中，共产党继续保留了两名阁员的位置。在战后的选举和政府组成中，荷兰、丹麦、挪威共产党也都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其原因主要不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拥有相对强大的实力，而是执政者需要向莫斯科做出友好的姿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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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24 中国的情况与上述欧洲国家不同，这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亚洲大国。在战争期间，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33]为实现在远东的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核心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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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26 在1945年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34]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对此并不了解，尽管早在6月份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35]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毛泽东本来以为此乃中共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10月10日中共中央就要求所属部队在日本投降之际，迅速占领所有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点，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36]11日，延安总部又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37]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却心如火燎，作为缓兵之计，他接连两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毛泽东对此全然不睬，一面命令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各大中城市，一面批准了华中局在上海发动起义的方针，并要求其他城市如有条件也“照此办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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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28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中国半壁河山的关键时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39]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无论国共冲突的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中共盼望的“国际援助”没有出现，却等来了一道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取消上海起义计划，把兵力集中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革命”转向和谈。[40]8月25日，毛泽东决定亲自赴渝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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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33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94]

1706467734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联合政府”政策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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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36 在苏联的周边国家，情况有些不同。根据“百分比协议”和多次会议的谈判，西方承认了苏联在其所占领的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不过，雅尔塔会议通过的《被解放的欧洲国家宣言》规定，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问题。[42]为了保证与西方的合作，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即在这一地区推行选举制和“联合政府”政策，尽管具体做法在各国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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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38 保加利亚是战后欧洲共产党控制政府的第一个国家。1944年9月5日苏联突然向保加利亚宣战以及三天后的顺利进军，导致保政府迅速瘫痪，以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遥控的工人党为首的爱国阵线借此机会成功地发动了不流血政变，并成立了以格奥尔吉为总理的祖国阵线政府。[43]通过对军队及政府各部门的清洗，工人党迅速控制了权力。接近1944年底时，工人党在爱国阵线委员中的比例已达54%，在84个城市中有63个市长，在1165个村庄中有879个村长，是由工人党员担任的。[44]然而，工人党的做法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12月13日季米特洛夫请求斯大林接见即将返回索菲亚的科拉罗夫，并商谈保加利亚问题。斯大林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了，但却对保加利亚出现的紧张局势提出了严厉批评：“共产党人的调子太高”，科拉罗夫现在回国只能加剧局势恶化——“他们完全会发疯的”。季米特洛夫随即给工人党中央发去密电，指示他们对同盟者“要表现出最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不要唱进攻性的高调，不要摆出共产党人在政府和祖国阵线中起领导作用的架势”。电报强调，“必须避免政府危机，更不能去促成这种危机”，“在当前局势下只有对国家事务实施集体领导才是可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实行某些自我约束”。[45]不久，斯大林直接告诉保加利亚人：“当我们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时，这也许是错误的。也许其他方式——成立民主共和国或在一定情况下建立立宪君主政体——也能实现社会主义。”“你们已经建立起爱国阵线政府，这是一件好事。它应该得到加强，可能的话还要扩大一些。不要拒绝任何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能够利用的人。”[46]到1945年夏天，为抗议工人党企图垄断权力的做法，反对派提出推迟选举，并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季米特洛夫对此愤怒不已，莫斯科则表示必须做出让步。此前，斯大林已经否定了季米特洛夫准备把农民领袖佩特科夫赶出政府的主张。面对可能出现的国际政治危机，斯大林又建议工人党同意推迟选举，并允许反对派合法化，以便能够掌握和利用他们：“反对派的存在关系到你们的切身利益，如果你们能够做好工作，那么你们就能够控制住佩特科夫的反对派并在许多场合利用他们。”[47]正是由于这次让步，波茨坦会议才在保加利亚和巴尔干问题上做出了令莫洛托夫感到满意的决议：“实际上承认了这个地区是我们（苏联）的势力范围。”[48]推迟选举以后，10月30日斯大林接见了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斯大林再次告诫说：“你们应该提出这样的观点，没有反对派任何一种政府都不可能是民主的。”至于国家的发展方向，斯大林指出：“不要忘记，在你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通过议会。这条道路很漫长，但实现的目标是一样的。”[49]后来，季米特洛夫的游说使斯大林相信保加利亚的反对派已经执行了反苏路线，从而导致莫斯科决心在那里开始采取强硬立场——对反对派不予理睬，也不再进行任何谈判，而用巧妙的行动加以摧毁；拒绝佩特科夫进入政府，而挑选其他党作为反对派取代之。[50]即便如此，斯大林仍然没有从总体上改变其基本方针。1946年9月2日斯大林再次当面向季米特洛夫指出：因为“所处时代的形势完全不同”，保加利亚将“经由一条特殊的道路——不用无产阶级专政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要模仿俄国共产党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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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40 由于战前受到西方绥靖政策的伤害，捷克斯洛伐克人普遍对苏联具有好感，强烈的“慕尼黑情结”使得流亡西方的政府首脑贝奈斯几乎是自动地倒入了斯大林的怀抱[52]，以至1943年深秋贝奈斯向莫斯科提议：“我们两国的外交政策是协调一致的。我们应该知道你们对德国的政策，以便我们针对美国和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实行共同的路线。因为此时布拉格应该实行同莫斯科相同的政策。军事上也进行密切合作，使我们的计划适合你们在军事科学上的成果，统一武器装备，建立空中直接联系。”[53]在1943年访问莫斯科期间，贝奈斯与苏联领导人详细讨论了边界问题、移民问题、对外政策问题，以及战后双方的经济和军事合作问题。12月12日，《捷苏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顺利签订。贝奈斯对此十分满意。接着，贝奈斯还会晤了捷共国外局的代表，进一步讨论与红军进行军事合作，以及战后的国家制度问题。后来担任总书记的哥特瓦尔德向贝奈斯转达了共产党关于领导国内民族解放斗争和战后政策基本原则的建议。共产党人认为战后组建民族阵线是适宜的，希望解放后的共和国对内以“真正”的民主为基础，对外同苏联建立稳固的友谊。共产党人还声明，将努力通过“民主方式，在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下”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54]在苏联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中，捷克斯洛伐克的确扮演了特殊的角色。由于贝奈斯明显而真诚的友好立场，莫斯科非常满意，并以此作为典范。1944年1月11日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论证说：由于亲苏情绪和苏捷条约的存在，“组建一个强大的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是有益的”，“应该把它视为我们在中欧和东南欧扩大影响的前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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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42 波兰对于苏联来说“生死攸关”，正如斯大林与丘吉尔争论时所说，是否能够控制波兰，对英国只是国家荣誉问题，对苏联则是国家安全问题。[56]所以，斯大林才亲自张罗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以此作为未来国家政权的基础。[57]但是，这丝毫不表明莫斯科要在波兰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在1943年4月2日给波兰共产党国内领导人芬德尔的密电中，身为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就指示：在波兰现阶段，“确立工人和农民政权”的提法“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斗争的基本口号应该是“确立人民民主政权”。[58]在翌年4月28日与美籍波兰人奥尔列曼斯基谈话时，斯大林也说，“苏联政府丝毫无意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波兰将存在什么样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宗教制度，这是波兰人自己的事”。苏联人只是希望未来的波兰政府“能理解并且珍惜与它东边邻国的良好关系”。[59]尽管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围绕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斯大林与丘吉尔进行了激烈争论，但最后还是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吸收流亡伦敦的米科拉伊奇克参加政府。会议公报称，应在广泛的基础上对卢布林临时政府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的民主领袖。[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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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44 此后，共产党和社会党始终掌握着政权，但是作为反对派，米科拉伊奇克及其农民党的影响也很大，并在英国的支持下，与执政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此，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感到一种政治危机，共产党甚至主张把米科拉伊奇克从政府中排除出去。面对波兰紧张的政治形势，1946年5月23日，斯大林与波兰总统贝鲁特（共产党）、总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社会党）举行了会谈。在详细听取汇报后，斯大林回答了波兰人提出的问题。关于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斯大林虽然认为波兰的安全机关还很薄弱，但明确指出：“波兰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里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目前波兰，以及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民主制度，“可以使你们不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而接近社会主义”，因此“这一制度是值得保留的”。至于如何对待米科拉伊奇克，斯大林指出，农民党代表的是“反政府的反动派阵线”，而“波兰的民主阵营没有反对派也不行，这个阵营需要合法的、听话的反对派，也就是以合法的手段批评政府但不从事推翻政府活动的那种反对派，这样的反对派对波兰的民主阵营是有利的”。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同反对派“达成协议”。“在未来的议会中，应该提出给米科拉伊奇克的党25%的席位，给科瓦利斯基的党15%的席位”。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拒绝合作，“当然有必要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从肉体上消灭他的党的成员，因为这个党是合法的”，而“应该从政治上孤立”他们。斯大林最后指出，“不能不认真对待这些事情。让米科拉伊奇克进入政府是签订过协议的。如果把他除名，反动派就有了反对波兰民主的新理由。”[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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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46 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匈牙利共产党是最弱的。到1944年底，加上从莫斯科回国的200名党员，匈共党员总数不过2500人。[62]因此，当苏联红军推进到匈牙利境内时，11月13日莫洛托夫向来到莫斯科的匈牙利（非共产党）代表团指出，“苏联政府准备支持成立匈牙利中央机构的想法，其首脑由在坐的匈牙利代表团成员和将军提名”。代表团成员对苏联极其友好和尊重的态度，令莫洛托夫感到满意，但为了让弱小的匈共在未来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他还是一再强调，匈牙利政府“应当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并吸收所有政党、所有政治派别的代表参加”，又小心谨慎地提出：“在莫斯科有一些匈牙利人，也许他们参加组建的机构是有益的”。[63]可见，在匈牙利不是共产党如何掌权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共产党的代表进入政府的问题。在苏联的建议和监督下，12月21日，匈牙利临时国会在德布勒森市召开，成立了由小农党、社会民主党、全国农民党和匈牙利共产党组成的临时联合政府。[64]第二天，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向斯大林报告说：“匈牙利政府的组成和政府宣言完全符合我们制定的计划。”[65]1945年7月，在苏联的干预和压力下，实现了内阁改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新内阁13名成员中占有6个席位，莫斯科对此结果感到满意。[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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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48 以拉科西为首的匈牙利共产党对此并不满足，他们进而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政策，以至引起莫斯科的强烈不满。是年秋天，苏联驻匈牙利公使普希金批评说，匈共脱离了苏联制定的“建立经选举产生的民主力量联盟”的“共同路线”，并指出，“共产党不仅要同社会民主党，而且必须同民族农民党结成联盟，还必须同国内最有影响的政党小农党结成联盟。”[67]盟国驻匈牙利管制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共产党的“‘左’倾情绪十分强烈”，“拉科西缺乏领导群众性大党的经验和国家工作的经验”，对小农党采取了“过火行为”。[68]但为时已晚，匈共由于其自负和过激行为，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遭到失败。在议会中的席位，共产党占17.4%，而小农党占到57%。[69]苏联不得不再次干预新政府的组成。莫斯科要求，“确保为苏联政府所能接受的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人中的一些人被任命为新的匈牙利政府成员”，同时努力争取由共产党担任内务部长的职务。总之，“新政府的行动纲领必须无条件地保证对苏联的友好关系”。[70]结果在苏联的压力下，各党联席会议达成协议，在以小农党蒂尔迪为首的18名内阁成员中，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各有4名（包括内务部长）。[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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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50 从上述过程中可以看出，为了保证苏联与西方的合作基础，为了在俄罗斯周边建立起稳定的安全带，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全面推行的确是一项“联合政府”政策。不过，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这一政策表现为劝告共产党放下武器，加入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则是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进入由共产党掌控的联合政府——在当时称新民主或人民民主制度。莫斯科唯一的要求就是：无论什么政府，都应确保其实行对苏友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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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56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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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58 “联合政府”政策最初的失败发生在中国。斯大林为了保证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一方面声称要把东北的行政权交给国民政府，一方面又利用中共军事力量的存在制约国民党，其政策左右逢源，目的就在于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斯大林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中国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苏军撤离之前感到，国民党的反苏情绪以及美国的介入已经威胁到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便再次鼓动中共接管东北政权，而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也对中共占领区开展了肆无忌惮的大举进攻，于是形成了国共在东北乃至全国的激战局面。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72]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它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当然，莫斯科关注的中心在欧洲，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73]但是，中国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并非没有影响，从这个角度观察，“联合政府”政策在中国的失败，似乎已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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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760 在西欧，对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的挑战，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首先出现在法国，而是在比利时。在1946年3月范阿克尔再次受命组成的内阁中，比共的成员由原来的2名增加到4名。8月政府改组后，情况依旧。是年秋天，作为议会的第一大党，代表右翼的天主教党改变了以往试图单独执政的方针，宣称准备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恰在此时，共产党无意中犯的一个错误，为天主教党提供了机会。1947年3月，因抗议政府停发煤矿补贴和提高煤价的政策，内阁中的4名共产党人同时提出辞职，并导致首相辞职。再次组成的天主教党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排除了共产党。这两个执政党在众议院共拥有162个议席，而反对党只有40席。[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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