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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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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一 1943年苏捷条约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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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2月12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捷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是战争期间苏联同被法西斯德国占领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条约奠定了战后两国关系的基础，也为斯大林制定对中东欧政策提供了一个范式。因此，探讨1943年苏捷条约的形成史，对于理解战后苏联从大国合作战略出发在东欧推行联合政府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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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在希特勒德国及其追随者匈牙利的操纵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被肢解为三个部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形式上保持着独立，实质上成为第三帝国的组成部分；依附于德国的斯洛伐克共和国；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罗斯）[1]被合并到匈牙利，享有自治权。此时流亡在外的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贝奈斯正以私人身份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得此消息后他于3月16日发表宣言，宣布为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而斗争，斗争的目标是“自由欧洲中的自由捷克斯洛伐克”。[2]是年夏天，贝奈斯返回欧洲领导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抵抗运动，任在巴黎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领导人。法国溃败后，民族委员会迁居伦敦并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促使西方国家放弃慕尼黑协定和承认民族委员会为流亡政府，但西方国家不急于为战后欧洲秩序和未来各国边界问题承担责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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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流亡期间，贝奈斯反复思考和分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主政治发生危机的原因问题，寻找防止今后出现类似情况的途径。贝奈斯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卷本著作《今天和明天的民主》[4]中，贝奈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加速传播面前引起恐慌是1920～1930年代民主制度崩溃的根本原因。他指出自由民主制度具有软弱性，无力解决社会问题，例如失业。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任务是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进行改造。在构想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制度时，贝奈斯计划在“集体化”和“社会化”（非革命的方式）的基础上来改造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即综合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来完善议会民主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共产主义学说。他写道：“我不会走的那么远，我相信必须对今天的民主进行改造，我会努力去这样做。”[5]慕尼黑事件促使贝奈斯思考捷克斯洛伐克对外政策的重新定位问题，他提出了让捷克斯洛伐克充当“东西方桥梁”的思想。贝奈斯不信任西方，当时西方同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议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还担心战后德国复兴再次发动新的侵略战争，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无力抵抗纳粹威胁，贝奈斯把捷苏同盟看作是防止德国新的侵略的保障。用他的话来表达就是“50%面向东方，50%面向西方，而不是100%面向西方”，这就是著名的“贝奈斯公式”。[6]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侨居伦敦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使自己的对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英国政府的态度。英国在战后构想中给捷克斯洛伐克设定的命运是成立波捷联邦，此举既有防范战后德国复兴再次对外发动侵略的目的，也有反苏的意图。1940年11月11日，在英国的倡导下，捷克斯洛伐克同波兰签订了战后成立联邦的宣言。然而，该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苏联对战后成立捷波联邦的态度，一个是波兰同苏联能否建立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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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英两国经过长时间的争吵最终于1942年5月在伦敦签订了英苏战时同盟条约。贝奈斯参加了苏英同盟条约的签字仪式，他对条约大为赞赏，认为这项条约“百分之百地符合现在和战后政策”，并“为战后协调奠定了基础，确定了俄国和英国在欧洲的长时期的共同政策”。[7]贝奈斯希望能以苏英条约为蓝本同苏联也签订这样的条约。5月7日，在发给捷驻苏大使费林格的电报中，他谈到了自己的想法：“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本人应该在合适的时候去一次俄国”，“英苏条约签订后，中欧问题就变得迫切了，包括我们和波兰的问题，关于联邦的问题，多瑙河的问题，德国问题。我认为必须及时地同俄国人谈这些问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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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苏联外交部长[9]莫洛托夫在访问美国后再次返回伦敦时同贝奈斯进行了会谈。莫洛托夫向贝奈斯阐述了苏联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现状，他说：“波兰流亡政府不值得信任。”鉴于此，莫洛托夫表达了对组建波捷联邦动机的怀疑。贝奈斯试图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地缘政治角度进行解释，他说：“捷克斯洛伐克同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为邻，因此同波兰缔结协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贝奈斯还提到了组建波捷联邦的三个前提条件：“1.在国外准备的联邦草案只能等到解放后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实行；2.波兰必须改变自己的社会结构，必须同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结构相近；3.波兰必须同苏联解决一切纠纷，并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10]但莫洛托夫不为所动。贝奈斯说：“如果他不得不在苏波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毫无疑问，他会选择苏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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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对在苏联成立的波兰军队使用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苏波关系恶化。[12]由于西方盟国拒绝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德国再次从西方战线抽调兵力到苏德战场发动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同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贝奈斯看来，“未来的一切取决于俄国胜利还是失败，俄国将以怎样的情形退出这场战争”。[13]因此，他密切关注着事态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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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波关系的恶化使得捷波联邦构想变为不可能，但贝奈斯并未放弃捷波以某种形式接近的努力，他又设计出签订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三方条约的方案，并责成捷驻苏联大使费林格把这一消息转告给苏联外交部。在同苏联外交部第四欧洲司司长诺维科夫和副外交部长杰卡诺佐夫就贝奈斯的新建议进行讨论后，费林格向贝奈斯报告说：“苏联领导人对采取任何类似捷波联邦形式的行动都持反对意见。”[14]贝奈斯对此不死心。1943年3月20日，贝奈斯在同苏联驻伦敦各流亡政府大使博戈莫洛夫共进午餐时再次进行了试探，他说：“我有两个对他本人来说特别重要的问题，希望在访问美国回来之前能得到苏联政府的答复：1.苏联政府是否认为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这场战争结束前就签订相互援助条约是可行的？2.苏联政府是否想以英苏条约的精神签订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三方条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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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苏联的态度发生了改变。4月22日，苏联外交部就签订捷苏条约问题给博戈莫洛夫发出指示，要求他向贝奈斯转达苏联政府如下意见：“第一，我们同意讨论关于签订苏捷互助条约的问题，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这样建议的话。第二，如果贝奈斯说，他上次同您的会谈应视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的签订苏捷互助条约的建议，那么，您应该声明说，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签订这个条约，准备讨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具体建议。第三，如果贝奈斯声明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建议签订苏英类型的条约，那您就告诉他，我们准备研究这个建议。第四，鉴于贝奈斯提出关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签订三方条约的问题，请告诉他，苏联政府原则上认为这个条约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由于现在苏联同波兰之间的关系紧张，显然，讨论三方条约的问题不合时宜。”[16]4月23日，博戈莫洛夫会见了贝奈斯，向他转达了苏联政府的答复。[17]这样，苏联在贝奈斯访问美国之前就给他做了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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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苏联政府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变化呢？第一，以苏捷条约为样板向中欧其他国家展示自己良好打算的需要。在苏联政府宣布接受贝奈斯谈判条件的两天后，即4月25日，苏联政府声明中断同波兰伦敦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波兰同苏联之间历史积怨甚深，居民中有浓厚的反俄情绪。波兰流亡政府在苏波边界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以及“卡廷事件”的发生，使斯大林对波兰失去耐心。[18]而与波兰相比，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居民中素有亲俄情绪，选择捷克斯洛伐克而放弃波兰无疑是斯大林中欧政策的最佳选择。第二，向贝奈斯施加压力。苏联中断同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转而实行支持“卢布林委员会”的政策无异于给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下了最后通牒。贝奈斯的态度直接决定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命运。第三，向西方盟友施加压力，要求开辟第二战场。尽管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但由于西方迟迟没有开辟第二战场，使得德国再次从西方战线抽调兵力到苏德战场，苏联仍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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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奈斯没有对苏联的建议作出正面回应，此时，他非常想听听美国的意见[19]，同时也可利用访问的机会争取时间，观察事态的发展情况。这样，苏捷条约谈判就因此中断了两个月。从5月12日开始，贝奈斯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期间同罗斯福总统及政治家、新闻记者举行了多次 会谈。按照贝奈斯本人的说法，罗斯福总统赞同他的意见。[20]此后贝奈斯又去加拿大访问，于6月11日才返回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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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苏捷关系的发展保持着警惕。6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马萨里克在给贝奈斯的电报中谈到了同英国驻捷大使尼科尔斯的会谈情况，尼科尔斯问：“总统是否打算在访问莫斯科时签订条约？英国政府认为，考虑到波兰问题，这个条约是不符合（英国的）愿望的。”而贝奈斯访问归来后亲自去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谈时，后者明确表示：“英国政府不希望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签订条约，因为这不符合英国的利益。”在艾登看来，“苏捷条约具有反波兰的倾向”，随后艾登提出了贝奈斯访问莫斯科的条件：如果苏联政府“同意”把波兰也纳入条约中，贝奈斯就可以去莫斯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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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6月19日，贝奈斯在同博戈莫洛夫会谈时向后者提交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三方条约草案。贝奈斯解释说：“这是策略上的考虑，是为了迎合英国人和美国人，他故意强调条约的友好原则给波兰政府看，条约文本具有三方性质。”博戈莫洛夫明确表示：“三方条约草案在形式上不符合现在的局势，应该把捷苏双边条约问题同三边条约问题分离开来”；“现在波兰政府同苏联政府之间的关系不能令人满意，很难去研究。”针对贝奈斯对英国政府的疑虑，博戈莫洛夫说：“三个国家都是盟国和朋友，如果其中的两方想明确和进一步巩固这种关系，那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任何人都不可能干涉他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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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提出的理由还是无法打消贝奈斯前往苏联签订条约的打算。此时艾登又找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他向贝奈斯指出其同莫洛托夫曾达成协议，战争期间双方不与同盟国中的小国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23]在英国首相丘吉尔看来，阻止贝奈斯前往苏联签订条约的最好办法是让美国发表声明，澄清贝奈斯对罗斯福态度的误解。早在6月28日，英国驻美国大使哈里法科斯就向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询问贝奈斯同罗斯福的会谈内容，韦尔斯向哈里法科斯说：“贝奈斯在美国访问期间从未提过他打算同苏联签订条约的事，他只是说自己打算同斯大林在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复国的问题上达成相互谅解。”[24]应英国政府的请求，美国国务卿赫尔亲自发表声明说：“无论罗斯福，还是他本人，都未对贝奈斯前往苏联签订条约一事表示过赞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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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贝奈斯的打击很大，6月28日，贝奈斯致电费林格说：“近几天来，在我们、英国人和博戈莫洛夫之间就我们同苏联签订条约的问题出现了分歧。我向伦敦和华盛顿通告了关于我们在莫斯科签订互助条约的打算，美国人没有反对意见，但艾登要求我目前不要签订条约……博戈莫洛夫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对英国人让步，甚至是在我们感受到英俄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坚定地告诉他说，我们的政策是想让俄国人和英国人接近，而不是分开他们，此外，英国人会把一切纷争的后果归罪到我们身上……我让博戈莫洛夫相信两点：1.在访问期间将会就条约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并发表某种形式的公开声明；2.如果弄清楚了，英国人确实想阻碍签订条约，我们就义不容辞地拒绝（签约）。”[26]随后，费林格在7月3日给贝奈斯的电报中谈到了苏联政府对艾登提出的贝奈斯访问苏联时不签约而只发表宣言一事的态度，苏联外交部第四欧洲司司长诺维科夫明确表示：“如果这是你们的最终决定，那您最好不要来，或者推迟此行。”[27]7月13日，苏联副外交部长考涅楚克在同费林格会谈时再次表示：“我期待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及其政府能独自解决国家问题。”[28]贝奈斯的莫斯科之行被拖延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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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夏天，红军取得了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转移到苏军手里，捷克斯洛伐克由苏联解放的前景渐趋明朗。随着红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捷共加大了宣传，在国内的声望与日俱增。苏联在单方面同波兰流亡政府中断外交关系后，开始扶植“卢布林委员会”。对捷克斯洛伐克伦敦流亡政府来讲，同苏联签订条约来保障自己的地位，防止出现波兰流亡政府的命运和战后国内出现革命危险显得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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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发表了关于尽快同苏联签订条约的公开声明。[29]但英国政府继续对捷克同苏联签订条约一事持反对态度，贝奈斯对此非常生气。8月8日，贝奈斯对尼科尔斯说：“你们对我们面向东方一直持反对态度，最终我们别无出路，只能面向俄国。”[30]尽管没有明说，显然贝奈斯指的是慕尼黑时期英国的绥靖政策给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带来的灾难。话虽如此，贝奈斯还是清楚地懂得，没有英国政府的同意他还是不能前往莫斯科，所有期望只能寄托在苏英协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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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捷条约谈判因英国的阻碍陷于绝境的情况下，莫斯科亲自同英国交涉显得非常有必要。概括起来，英国反对贝奈斯前往苏联签订条约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强调莫洛托夫同艾登有战争期间不同小国签订涉及战后问题条约的协定；二是该条约没有包括波兰。苏捷双边条约势必对英国战后欧洲成立捷波联邦构想造成冲击，此外，波兰流亡政府的命运将会更加艰困；鉴于此，苏联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对所谓的英苏协定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二是强调未来波兰政府加入苏捷条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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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3年7月26日，苏联驻伦敦大使迈斯基就向艾登转交了一份关于莫洛托夫同艾登之间的“协议”问题的备忘录。备忘录中说：“1942年6月9日，莫洛托夫在伦敦访问期间，艾登建议苏联同英国在未经双方相互协商和达成一致不得同欧洲各流亡政府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莫洛托夫答应研究这个问题和把这个问题转告给苏联政府。1942年7月15日，苏方在答复备忘录中说，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他的建议，但对此指出，苏联政府想得到英国政府就上述问题的具体建议。但是，后来英国政府未能提出具体建议，这样，一切仅仅限于意见交流。文件中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在遵守1942年5月26日两国政府条约方面尽了自己的义务，在该条约中没有禁止同其他国家签订有关战后问题的条约。”[31]近一个月后，8月23日，英国政府对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做了答复。艾登在备忘录中说：“他不记得迈斯基当时提过这个建议，他只是后来再次同迈斯基会谈时才知道这件事。”鉴于此，“英国政府准备重新提出当时艾登向莫洛托夫提的建议。”[32]针对艾登所说的“不记得迈斯基说过苏联政府在等待英国政府就此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这件事”的问题，莫洛托夫指出：“鉴于此，苏联政府再次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了审查，从材料中可以看出，迈斯基向苏联外交部报告了去年7月他对艾登所做的声明。”针对英国驻苏联大使克尔所说的“英国政府提议两国政府依据艾登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同上述盟国政府签订条约一事——达成了协定”，莫洛托夫指出：“艾登先生的建议中只是谈到了涉及战后的问题，还提到了未经双方相互协商和达成一致不得同欧洲其他盟国签订上述问题的协定。此时，在便函中提出不能同这些国家签订任何协定，这与艾登去年的建议是相矛盾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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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英政府关于以上问题的三份往来照会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艾登所提的“未经事先协商和达成一致不得同欧洲各流亡政府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这句表述本身就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按照对这句话的理解，如果双方经过“事先协商和达成一致”就不排除可以“同欧洲各流亡政府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的可能性。按照英国政府的理解，就是不能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而苏联政府坚持的正是前者。双方的争执一直拖到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才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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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苏联就签订苏捷条约一事也采取了一些灵活手段。1943年8月22日，贝奈斯向博戈莫洛夫提交了苏捷条约草案，建议进行预先谈判。[34]9月30日，费林格致电贝奈斯说：“苏联政府同意您8月22日的建议，只是对条约草案作了某些修改，修改意见完全符合您的意愿。”[35]把经过苏方修改的条约草案同贝奈斯提交给苏联政府的条约草案相比较，核心变化是苏方在条约中加上了第三方（指的是波兰）加入该条约的可能性。[36]贝奈斯对这样的修改意见非常满意，因为他的三方条约思想已部分地得到实现，同时也满足了英方提出的贝奈斯莫斯科之行的前提条件。自然，贝奈斯没有意识到，强调“第三方加入的可能性”与三方条约是有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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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贝奈斯低估了来自英国方面的阻力。10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国务部长里普卡在同尼科尔斯会谈时，后者再次表示：“他们不反对苏捷条约的思想，而是反对现在就签订条约。”里普卡在解释贝奈斯的立场时论证说：“我们想通过同苏联签订条约来保障我们内部的独立，因为担心同共产党人对抗，这是其一。其二，通过吸收共产党加入政府进行合作可以消除这种危险，因为他们也要承担政府责任。”更让贝奈斯气愤的是尼科尔斯表示：“战争结束前我们不可能考虑英国政府发表承担边界问题的宣言。”[37]10月18日，贝奈斯打电报给费林格说，他不能去莫斯科签订条约了，因为担心“这会引起同英国的冲突，这种后果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是危险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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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小国领导人的立场完全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利益协调情况，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贝奈斯既不想加剧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分歧，又担心遭到任何一方的埋怨。1943年10月16日，斯姆特内同贝奈斯公开的、详细的会谈证实了这种情况。贝奈斯在分析围绕谈判出现的问题时说：“今天我明白了，苏联说的那些话是想把我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一切多么龌龊。他们不惜任何代价来迫使我签订条约；他们的打算是，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我的关系也就彻底结束了，这样，我只能同他们打交道。”贝奈斯认为：“我们既反对英国也反对俄国”，因为“双方都在同我玩不诚实的游戏”。但是，贝奈斯承认，“从俄国方面来说，与英国相比，他们更为不诚实”，俄国人致力于“把形势弄乱，以便使他们的角色变得不那么明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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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30日，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如期召开。10月24日会议研究了关于盟国内部主要国家同小国缔结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问题。出人意料的是，苏联同英美之间在苏捷条约问题上未发生什么争执。莫洛托夫在会议召开两天前已把条约草案送给了艾登和赫尔，艾登声明说：“熟悉了条约草案后，我感觉这是一项好条约，我对条约没有异议。”[40]似乎长时间制约条约签订的各种麻烦顷刻间化为乌有，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英国的态度为什么发生改变？通过对影响条约签订的各种因素和本次会谈记录详加分析后，可以做如下判断：第一，“波兰问题”始终是影响条约签订的核心因素。如果签订苏捷双边协定而把波兰排除，势必给波兰流亡政府的命运带来负面影响。而如今的条约中规定了第三方加入的可能性，丘吉尔所极力倡导的“波捷联邦”尚存在实现的可能；第二，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明确了在同小国缔结条约时大国协商一致的原则，这被艾登看作是防止出现“势力范围”的有效手段[41]；第三，苏捷双方已就条约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贝奈斯态度明确。如果继续向贝奈斯施加压力，势必会使捷克斯洛伐克倒向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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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晚上，考涅楚克把这一消息告诉给费林格。[42]第二天，苏联驻伦敦各流亡政府临时代办奥尔洛夫正式向贝奈斯通告了这一消息，并向他转达了苏联政府希望他“尽快来莫斯科签订条约”的愿望。[43]这样，阻碍苏捷条约签订的各种障碍都被消除了。12月12日，贝奈斯前往莫斯科访问，并于12月16日签订了《苏捷战时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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