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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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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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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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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朝鲜实施国际托管的政策，最早是由美国提出的。早在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华盛顿官方和亲官方的科学界、新闻界就开始宣扬建立在美国保护下的国际托管体系。美国的活动家坚持要把朝鲜列入这个托管体系，因为他们认为朝鲜人民没有准备好也没有能力独立管理自己的国家。自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开始，经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的一系列协商，朝鲜托管政策终于在1945年12月的莫斯科三外长会议上正式确定。而莫斯科协定中的“四强托管”在实际执行时则演变成美苏两国对朝鲜的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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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后朝鲜托管政策的提出到确认，再到实施，苏联始终参与其间。为了建立远东的“安全据点”，苏联在朝鲜半岛的角色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即由托管政策最初的接受者、合作者，转变成朝鲜托管制的坚定执行者。苏联对于托管政策的态度及实施，既反映了其对朝政策的变化，也是苏联全球战略调整的一个缩影。因此，考察和研究苏联在战后一段时期内如何认识对朝鲜的托管政策并加以实施的历史过程，对于了解朝鲜半岛问题在冷战起源中的地位及苏联战后的远东政策，都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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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在中国，尽管有关于朝鲜问题的档案文献陆续问世，但对于朝鲜托管政策的研究多是作为战后美国对朝政策中的一个环节，而以苏联为中心的朝鲜托管政策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1]西方关于战后朝鲜托管政策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过，由于利用的主要是当时解密的一批美国外交文件，因此其研究对象也是以美国的政策为中心的。[2]作为托管政策的直接对象和实施地，韩国学者以朝鲜托管政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较多，但研究的角度或者聚焦于以托管政策为中心的美国对朝政策及美国军政府在朝鲜南部的统治，或者集中于托管政策与当时朝鲜南方政局间的相互作用，而对苏联在托管政策实施中的角色则很少涉及。[3]在90年代中期大批俄国档案解密之后，韩国也缺少跟进性的研究成果。总之，目前学术界以苏联为主体的有关对朝鲜实行国际托管政策的历史研究成果还十分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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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利用最新披露的一批以俄罗斯国防部档案中心所藏档案为主的俄文文件，同时结合其他中、英、俄第一手材料，在综合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二战后朝鲜托管政策提出到执行的过程，特别是苏联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加以梳理，从而对朝鲜分裂悲剧的历史根源进行探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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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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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一 战后对朝鲜托管政策的提出与苏联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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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托管政策构想的提出及苏联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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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地，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反殖民主义浪潮再次兴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要求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呼声日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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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对战后殖民地处置问题进行思考的是美国。作为《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的发起国之一，美国需要维护其支持民主和民族自决的一贯立场，避免被指责继承新老殖民主义者的衣钵。因此，美国不愿也不可能采取传统殖民主义的方法实行统治。但同时，美国基于其在西半球及远东地区安全和利益的考虑，有必要在战后控制一定的殖民地及委任统治地区，以维护美国的海上交通线。美国政府认为，法西斯战败后，其占领的许多地区将出现“权力真空”，那里的人民按照美国的标准，尚不具备独立和自治的能力，如不加以控制，将会导致持续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甚至会因大国的介入而引起国际冲突，其结果势必会影响这一地区的稳定，危害美国的战略利益。为了解决这种矛盾，罗斯福政府提出了建立国际托管制度的构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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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提出的托管制构想很快引起苏联的关注。对于托管制，苏联的态度是矛盾的：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苏联认为托管不过是殖民地宗主国为掩盖及维护殖民权益行径而构想的资产阶级统治机构，因此对托管制本身是持反对立场的；但从国家利益层面来看，苏联为了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在针对托管制进行讨论的国际会议中又采取了积极参与和合作的立场。苏联和西欧殖民主义国家不同，由于苏联没有殖民地及占领区域，因此莫斯科需要考虑的是，以何种方式使殖民地既脱离原殖民国家，又能让自己参与到该地区政治事务中。纵观1943～1945年期间苏联在托管制问题上的立场，将托管原理作为苏联在殖民地使其主张及影响进一步合法化的手段，为实现苏联的国家利益而被苏联很好地加以利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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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很早就意识到战后朝鲜接受外部势力间接统治的必要性，1942年2月20日美国国务院官员兰登在其所递交的报告书中就明确指出：“朝鲜独立过程中的难题很多。朝鲜国民在37年中缺乏统治经验及自主国防相关的意志。此外，接受过现代经济组织及管理等相关培训教育的人寥寥无几。一般来看，等朝鲜人自己具备统治及防御能力时，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在此期间国际保护及指导是很有必要的。由于国内情况不佳，独立须借助外部力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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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3月，罗斯福在白宫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盘托出了对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委托统治地和殖民地实行国际托管的设想，其中关于战后朝鲜的前途问题，罗斯福明确提出由美中苏三国实行托管。[8]相关内容在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于1943年4月2日发回的外交文书中也有所反映：“朝鲜问题，英、美军认为应独立，但暂时须由同盟国负责监护之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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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战后朝鲜将由大国托管的消息不胫而走，这对于强烈渴望独立的朝鲜人民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朝鲜的政党及团体纷纷对此表示反对，并寄希望借助苏联力量阻止托管制在朝鲜的实施。1943年5月10日，由流亡在重庆的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民族解放党、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朝鲜妇女爱国者联合、朝鲜青年联合发起的自由朝鲜人民群众大会主席团给斯大林写信，向斯大林表达了朝鲜人民要求独立、反对托管的诉求：“一、为保障我们的人民永远生存和全人类真正的和平与幸福，我们要求完全独立。二、我们坚决反对战后对朝鲜进行所谓国际托管或监督的任何建议，因为这不仅违背我们的意愿，从战略的观点观之也不利于对日作战的事业，并且违背罗斯福—丘吉尔宣言的精神。”[10]然而在目前公布的相关文档中，并没有找到苏联或斯大林本人对此信的回应。笔者推测其原因，许是当时苏联出于国家利益考量，力求借托管制以扩大其在殖民地影响力，因此在处置战后殖民地问题上接受了美国的主张。总体而言，在美国提出托管政策的构想后，苏联基本采取了一种默认接受并且试图参与合作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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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国际会议对朝鲜托管政策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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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22～26日举行的开罗会议上，美英苏三国首脑商议了划分日本殖民控制权的问题，但对朝鲜的控制权问题却采取了搁置态度。会议最终的“开罗宣言”仅就战后朝鲜的独立发表了一个原则性声明，而没有提到托管问题。[11]开罗会议上，美英苏三国首脑之所以回避战后托管朝鲜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美国本着合作的立场，认为在托管问题上需征求苏联意见，并寻求苏联的合作，而在开罗会议之前，美国在托管问题上还未与苏联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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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会议结束后，为及时与斯大林商议开罗会议结果，罗斯福与丘吉尔随即前往伊朗。11月28日至12月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开会。在11月30日下午的三方见面会上，丘吉尔主动就拟发表的开罗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宣言征询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回答说，他看过了内容，他完全赞同这个宣言及其全部内容，虽然他现在不能做出任何承诺。斯大林强调，朝鲜应当独立，满洲、福摩萨（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应当归还给中国，这都是正确的。[12]德黑兰会议期间，尽管没有发表任何有关朝鲜问题的书面宣言，但美苏两国首次就朝鲜独立达成口头共识，并且在托管制问题上，罗斯福征询了斯大林的意见，并获得了斯大林的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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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2月4～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中，苏联和美国第一次就战后托管朝鲜的问题进行了正式而原则性的协商。2月8日下午，罗斯福与斯大林在利瓦吉亚宫举行会谈，罗斯福主动提出，希望同斯大林讨论托管问题。罗斯福称，他考虑将朝鲜交由苏联、美国、中国三国代表共同托管。罗斯福说，美国对此类事件的唯一经验是菲律宾，总共费时约50年，菲律宾人民便可组成自主政府。他想，朝鲜可能要费时20～30年。斯大林说时间越短越好，并询问是否将有外国军队驻留朝鲜。罗斯福作否定答复，斯大林表示同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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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大林与罗斯福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美国认为，朝鲜人民还不具备自我管理能力，因此需要长期监管，而这一期限不少于20年。苏联原则上没有反对建立托管体制，但强调托管是短期的，且“越短越好”。有苏联学者认为苏联之所以没有反对托管朝鲜，是因为苏联对托管这个概念的理解完全与美国不同：苏联是将监管看作全面帮助朝鲜人民获得民族独立的一种方式，使朝鲜在准备自我管理时不受外界干扰。实行苏联概念下的这种监管，将有助于朝鲜培养民族干部，建立民主机构，并相应的加速国家完全独立的进程。[14]事情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在笔者看来，苏联之所以认同托管制的原因在于：一来苏联渴望通过托管朝鲜这一案例，“分享”欧洲及亚太其他托管区域的参与权；二来苏联也有信心对朝鲜实施影响，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亲苏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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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尔塔会议虽然提到了朝鲜，但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可以适用托管制的地区案例，实际并未对战后朝鲜处置问题作出确切承诺。罗斯福在会谈中谈到战后可能要托管朝鲜，只是为了向斯大林解释托管的含义是什么，以劝说他同意在联合国宪章中加入托管的原则。而斯大林对托管制的口头认可，则被罗斯福视为战后美国与苏联在朝鲜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某种口头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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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最后一次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在讨论远东地区对日作战、赔款等问题时，苏联主动提及朝鲜问题，然而美国却没有给予回应。据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后来回忆：“在我同斯大林和英国首相在波茨坦举行的会议上，莫洛托夫曾经提到朝鲜问题，但没有进行讨论。”[15]在波茨坦会议开幕前，为防止苏联借参加对日作战机会要求在“处理朝鲜事务中占主要地位”[16]，美国国务院和军部曾分别向杜鲁门提交报告，建议将朝鲜作为“联合国属下的托管地”[17]，“加紧要求实行托管，在托管期间，至少要有一批象征性的美国军队或海军陆战队驻在朝鲜”。[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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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出于减少美军伤亡、早日结束太平洋战争的目的，杜鲁门政府急于取得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因此在远东事务上，杜鲁门对落实托管朝鲜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避免因朝鲜问题引起苏联的反感。反倒是苏联人主动打探起美国人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在波茨坦，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告诉马歇尔将军，苏联在对日宣战后将进攻朝鲜。他问美国是否可以为配合这个进攻，在朝鲜海岸实施军事行动。马歇尔告诉他说，在日本未被摧毁，日本在南朝鲜的军事力量未被消灭以前，美国不准备对朝鲜实施两栖作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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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时会议美苏交涉朝鲜问题的情况来看，美苏在这一时期采取了一种相互合作而避免刺激对方的态度。罗斯福本着与盟国协商解决战后殖民地的原则提出托管制，并强调在联合国框架下实施托管制，也是由于美国自恃战后实力雄厚，坚信能将托管控制在可操控的范围内，从而占据更多的主动权。美国在托管朝鲜问题上寻求苏联的首肯和合作，是希望借托管制减小苏联对朝鲜的影响力，防止朝鲜被一国单独控制。苏联在托管朝鲜问题上的积极合作，也让美国进一步信心大增，将托管制视为战后解决朝鲜问题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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