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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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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简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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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利用共产党，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所谓联合政府和停战谈判，都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产党一方倾斜。笔者同意这样一种分析：“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124]不过，苏联关注的中心毕竟在欧洲，而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125]所以，莫斯科对于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只要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能够保留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其他问题斯大林恐怕一时是顾不上，也不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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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历史过程还可以看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确实是多变的，不确定的。有学者用“举棋不定”来形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认为：“1945年秋天，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同他的欧洲政策一样，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缺乏内在的一致性。”[126]笔者不能同意这个判断。表面看起来，苏联对东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复无常，但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贯作风：目标始终确定而手段经常变换。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当时在北满工作的陈云有很深刻的认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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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共美苏四方在东北问题上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它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应该说，如果战后美苏之间存在真诚的合作，那么它们是有能力制止中国内战爆发的。另一方面，中国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无疑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不过，如同文安立所说，“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毛泽东和蒋介石直到1946年还相信，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结盟并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个对抗。”[128]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争斗在亚洲打开了通向全球冷战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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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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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dd Arne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中译本见文安立《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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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较重要的有Sheng Michael，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8；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Документыи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участникасобытий，1937-1952，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1999（中译本见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最近的研究成果见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北京，三联书店，2002；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张振江《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1944～1946）》，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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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Ⅳ，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37-1945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0；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Ⅴ，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46-февраль 1950，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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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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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些中国研究者对俄国档案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这从1996年对于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秘密出使中国（1949年1～2月）》一文（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3，中译文见《国外中共党史动态》1995年第5期，《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3期）的“围攻”便可感觉到。该文引用了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关于这次使命的报告全文，以及报告所附的详细引文。由于米高扬的结论及其所附文件与中共当时的实际做法以及中共在党内文件中表述的对待资产阶级党派的立场完全不同，有不少中国研究者撰文（至少四篇）对此提出质疑，甚至直接否认俄国档案的真实性。直到2000年俄国发表了米高扬所附档案的全文（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Две телеграммы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Мао Цздуна с И.В. Сталиным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6），这场争论才算了结。这件事给人的启示在于：研究者不应因档案内容不符合自己的观点就轻易否定档案的真实性；档案本身固然不是历史，但往往是解开历史谜团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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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着重考察苏联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不多，可见张盛发《从消极冷漠到积极支持——论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薛衔天、刘成元《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提交“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学术讨论会论文，哈尔滨，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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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另参见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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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论述，见《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5～1947）》，《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第71～77页；第6期，第77～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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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转引自Chares Mclane，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1931-194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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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5，Vol.7，Washington D.C.：GPO，1969，pp.338-340；彼得罗夫与赫尔利的谈话备忘录，1945年5月10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33，д.14，п.244，л.120-12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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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第1004～1006页；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的信，1945年2月3日，АВПРФ，ф.0100，оп.35，д.11，п.237，л.34-38；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的会谈备忘录，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10-14、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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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91～393页。关于苏联的援助，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讲话中称：在抗战期间，“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毫无外援”（《毛泽东选集》，第1070页）。但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通过共产国际，苏联在1938年2月、1940年2月和1941年7月分三次向中共提供了180万美元的直接援助。见Дими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9 март 1933-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Универсстетсйо издарелство“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1997，с.137、190、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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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备忘录，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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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15、213～214、234～23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第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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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毛泽东给程耿贺林的指示，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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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莫斯科的这封电报，首先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的，内容如上述（《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286页）。据胡乔木回忆，在1960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说，电报已经不存在了，可能烧了，时间是22日或23日，内容同前。刘少奇在会上又补充了一句：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第401页）。有关这个问题的俄国档案目前尚未解密，但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证明，确有这样一封电报。根据日记，8月18日季米特洛夫与卸任不久的驻华大使潘友新共同起草了致毛泽东的电报，意思是“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第二天，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这个电文（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493）。至于收到电报的日期，《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15页）注明为“22日前后”。考虑到该电报应在19日以后发出，而中共的战略方针20日如故，21日开始改变（见后），故笔者断定中共收到电报的时间应该在20～21日之间。另外，按照师哲的回忆，斯大林先后发来两封电报（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308页），此事目前尚无法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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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第9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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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519页；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758页；《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2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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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斯大林在1945年12月与蒋经国会谈时提到，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当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建议，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混乱”；АПРФ，ф.45，оп.1，д.322，л.98-121，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сына Чан Кайши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5-январь 194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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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以上引言见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1945年8月23日；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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