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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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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苏联空军飞越鸭绿江投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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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莫斯科并没有袖手旁观，斯大林在任何时候都做好了两手准备。就在中国决心孤军奋战的时候，苏联空军也在紧张地整编和集结。按照军事部的命令，自10月14日起苏联空军相继组建了第144、第17、第328和第20歼击航空师，准备前往中国。[92]10月19日，即中国出兵的当天，华西列夫斯基报告了将派往中国的空军和坦克兵的准备情况和具体时间：11月3日前，已经部署在东北的第151歼击航空师将扩编为两个师；11月28日前，新组建的4个歼击航空师完成在沈阳集结并于12月15日前进入战备状态；11月30日前，从各军区调集的10个坦克团到达沈阳；12月1日前，新组建的3个强击航空团在沈阳完成集结。苏军总参谋部负责此次组建和集结活动。[93]10月24日，即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打响的前一天，各空军师和坦克团的组建工作结束，并陆续开始按计划发运中国。[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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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做了充分准备，但苏联空军部队并没有接到作战命令。驻华军事顾问科拉特科夫后来接受采访时的说法是可信的：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一直拖延给空军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就是要等到中国军队真正开始战斗。[95]直到10月25日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的遭遇战开始后，斯大林才相信，中国共产党不是民族主义者，不是“亲美分子”。[96]于是，10月29日，苏联顾问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还答应10天后将基地从沈阳移至安东。[97]11月1日，苏联空军第一次在鸭绿江上空投入了战斗。这一天，别洛夫航空师的米格-15飞机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各起飞8个架次，在安东—新义州上空击落了2架美国F-82飞机，高射炮还击中了2架。苏方在空战中没有损失。[98]在11月1～12日的最初几次战斗中，苏联空军共击落美国飞机21架，其中包括2架B-29战略轰炸机。[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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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向斯大林详细报告了志愿军各部队不断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以及第二梯队（第9兵团）3个军将陆续调往东北的情况，11月6日的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联合国军损失惨重而志愿军顺利进展的情况。[100]这更增强了斯大林的信心，他于11月15日通知中国，苏联准备向别洛夫师增派120架米格-15歼击机，并由此成立军一级的指挥机构（第64歼击航空军）。11月20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向中国境内派遣第二批空军部队。[101]按照计划安排，除已在中国的第151歼击师和在鞍山新组建的第19歼击师外，从11月到次年初，将有12个歼击机师、2个强击机师、2个轰炸机师陆续进入中国，分别部署在东北及北京、上海、青岛、广州等中心城市周围。[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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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苏军总参谋部报告：军指挥机构人员已经全部抵达沈阳，各航空师已陆续到达或在调运途中。此外，计划供应中国的火炮、弹药、汽车及其他装备也陆续开始启运，有些已经运抵目的地。[103]据空军总参谋部报告，至12月4日前，派往中国的空军部队已有11个歼击机师（第17、20、28、50、65、144、151、297、309、324、328师），2个轰炸机师（第162、186师），以及第64歼击航空军指挥机关、第6飞行技术学校的部分人员，共计将军5人，军官5058人，部队官兵总数达17950人。与此同时，为组建中国空军，已移交给中国各种飞机1653架，其中歼击机900架（350架米格-15、372架米格-9、40架拉-11、130架拉-9），强击机117架（伊尔-10），轰炸机132架（图2），教练机412架，运输机44架，通讯机56架。此外，还有各种车辆1871部。[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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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9日第64歼击机航空军的报告全面反映了苏联空军最初两个月投入战斗的情况。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有8月11日进驻沈阳、鞍山和辽阳机场的第151师，11月1日进驻辽阳机场的第28师，11月20日从上海移师鞍山的第50师，共6个歼击机团，每团各有30架米格-15飞机。11月27日，这三个师合并为第64歼击机航空军。为了接近战斗地区，12月3日和25日，第50师的两个团分别调入安东机场。从9月3日起，各部队开始实行每日战斗值勤。苏联空军最初的任务只是防止美国空军对中国境内目标的空袭和侦察，特别是保护鸭绿江大桥和安东电站的安全，因此规定，所有歼击机不得越过鸭绿江。考虑到这条禁令对实际作战十分不利，且难以执行，部队于11月6日接到新命令，作战时可以进入朝鲜领空。12月3日，以安东为基地的第50师进一步领受了新的任务——“保护北朝鲜中国志愿军的后方”，特别是从鸭绿江到清川江的交通线。此外，这些部队以及后续各师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组建和培训中国空军。在苏军的帮助下，中国空军第一支歼击机部队（第4师）于12月12日完成组建，并立即在苏联飞行员的带领下投入了实战训练。在两个月的战斗中，苏联空军3个师共出动飞机1079架次，击落敌机68架，其中B-29战略轰炸机12架，苏方仅损失飞机9架、牺牲飞行员7人。自苏联飞机腾空以后的整个作战时期，敌机再无一架接近中国境内被保护的目标及安东渡口和电站。不过，由于当时在中朝边境只有一个机场，苏联驻军兵力有限，以及雷达和通讯设备缺少等原因，朝鲜境内志愿军后方交通线未能得到有效保护。[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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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春天中国空军参战后，朝鲜后方及志愿军的补给线得到了进一步保障，而6月初庙沟机场投入使用后，苏联空军在安东地区部署的兵力增至两个师，“极大地提高了歼击机的作战机动性，并迫使敌空军减少了在安州以北地区的活动”。[106]此后便形成了后来人们常说的鸭绿江至清川江上空的“米格走廊”。[107]然而，斯大林规定的苏联军人不得进入前线作战的禁令始终没有破除。在空战中，莫斯科为第64航空军限定了作战范围，即向南不得超越平壤—元山一线，东西两侧不得超越海岸线。按照别洛夫的说法，这是“我们的战斗指导原则，必须严格遵守”，虽然这种限制性规定导致米格飞机不能充分发挥其良好性能。[108]斯大林给在华苏联军事总顾问的指示更明白：“绝对必要”的是，“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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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通过换防，先后派出10个航空师和4个高炮师参战。航空师共实施战斗起飞64300架次，飞机滞空时间长达49449小时，空战1872次，击毁敌机1106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0人、飞机335架。高炮师击毁敌机153架，自身阵亡68人，损失高炮6门、探照灯1台。中朝联合空军投入作战的有10个航空师（中国7个、朝鲜3个），共实施战斗起飞22300架次，空战366次，击毁敌机271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6人、飞机231架。[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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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可以对斯大林在苏联出动空军问题上的思考和决策做一个总结了。早在战争之前苏联空军就已经来到中国，这是为了履行中苏条约所规定的盟国责任；美国参战迫使中苏两国领导人都想到了中国出兵的问题。为此，斯大林承诺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地面部队，但没有说明出动的时间和方式；毛泽东想及早派兵参战以便尽快结束战争，但斯大林并不急于使用中国军队，因为这涉及苏联出动空军及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在三八线被突破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希望立即出兵援朝，而斯大林担心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也怀疑毛泽东出兵的诚意和效果，故拒绝出动空军；中国志愿军毅然出动并与美韩军队作战后，苏联空军也随即投入了战斗，不仅保护中国领空，而且越过鸭绿江为志愿军后方提供掩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斯大林坚持不变的原则是：无论是否越过鸭绿江，苏联空军只在后方活动而绝不进入前线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作战。至于中、苏、朝之间的同盟关系，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中国出兵之前，莫斯科对北京一直怀有戒心，而金日成对斯大林则是言听计从；中国出兵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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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的研究，如果说最早出现的依据主要是口述史料［见Jon. Hallidy，Air Operation in Korea：The Soviet Side of the Story，William J.Williams（ed.），A Revolutionary War：Kore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Chicago：Imprint Publlcations，1993，pp.149-170］，那么稍后俄国学者便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见Орлов А.С.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50-1953г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c.121-146）。笔者也曾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见《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69～74页）。后来，美国还出版了一本专门讨论朝鲜空战的专著：Zhang Xiaoming，Red Wings over the Yalu：Chin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Air War in Korea，Texas A &M University Pres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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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际上，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在1950年11月27日就推断，“如果联合国空军攻击满洲的目标”，苏联极有可能秘密参战（Fiche 22，Item 100，NIE 2/2，The National Archives，U.S.）。1952年7月30日，中情局更根据“大量迹象”断定，苏联“如此广泛地参加了敌人的空战”（Folder：PSF Intelligence File，NIE 55/1，Truman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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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详见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83～87页；Alexandre Mansourov，“Stalin，Mao，Kim，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Sept.16-Oct.1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94-107；沈志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关于1950年10月中苏会谈问题的争论》，《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4期，第7～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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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于缺乏档案文献而导致的历史链条的断裂，笔者以前对一些历史细节的判断有误差，如毛泽东主张出兵的时机、金日成拒绝中国出兵援助的原因以及斯大林答应出动空军的限度等，正因为如此，深感有必要在新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把那些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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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АВПРФ，ф.0100，оп.43，д.722，п.313，л.201-203；АВПРФ，ф.0100，оп.43，д.138，п.314，л.43-47，Кулик Б.Т. США и Тайвань против КНР，1949-1952，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5，c.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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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472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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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ЦАМОРФ，ф.50 ИАД，оп.152677，д.4，л.3-4、91、133-134，Набока В.П. Советские летчики-истребители в Китае в 1950 году//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3，с.13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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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苏朝领导人战前对美国立场的估计，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147～158页。至于美国参战的决策过程，参见牛军《美国对朝鲜战争政策的演变（1950.6～1951.6）》，《美国研究》1991年第1期；沈志华《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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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朝鲜人民军损失情况的报告，1950年7月3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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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Огонёк，1993，№26，с.29；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ред.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январь 1949‐октябрь 1950 гг.），с.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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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Kim Chullbaum（ed.），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Testimony 40 Years Later，Seoul：Eulyoo Publishing Co.，1991，pp.25-26；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第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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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1日、7月4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05-107、13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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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7月6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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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43-144；Волкогонов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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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斯大林早在策划战争时就再一次敦促金日成去和毛泽东进行商量，他说：“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Goncharov，Lewis and Xue，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45；参见Kim Chullbaum，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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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АВПРФ ред.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с.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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