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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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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赫鲁晓夫路线在二十大的阐释与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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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宣布的议程开会11天,主要是听取和讨论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布尔加宁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党中央的总结报告是在赫鲁晓夫主持下的一个班子集体起草的,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动员了党中央、科研院所和许多其他机构的大批力量。[3]报告总结了十九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提出和阐释了未来几年党的工作的方针和路线,是赫鲁晓夫思想的集中和概括,系公开会议的主题内容。布尔加宁的报告是根据赫鲁晓夫提出的思想和路线对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做的一些原则性的说明。赫鲁晓夫的报告包括“苏联的国际形势”、“苏联的国内状况”和党的工作三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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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一个国家的范围而变成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想阻挡这一世界历史进程是无能为力的。按照不同的规律、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两个对立的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的同时存在,已经成为确定不移的事实。”社会主义体系正在胜利地向前发展,没有危机,也没有震荡。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加深,各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帝国主义拼凑侵略集团和煽动“冷战”,苏联和各国人民在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报告对“二战”后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做了这样的评价:“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是战后时期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4]这些分析和概括仍然体现了苏联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战后斯大林的基本思想理念,没有多少新意。而在“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几个原则问题”题目下则阐释了以下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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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报告说,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原则,这个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它不是出于策略考虑,权宜考虑,“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5]赫鲁晓夫说,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有侵略和发动战争的动机,也不想用“输出革命”的办法去推翻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在两个体系的和平竞赛中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吸引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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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报告说:“全世界千百万人都在问:另一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难道经历过两次流血的世界大战的人类还要经历第三次大战吗?”赫鲁晓夫解释说,过去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原理是基于当时帝国主义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对战争不感兴趣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是软弱的,组织得不好,不能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战争。战争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对比,人民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亦起着很大的作用。现在,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还有一大批拥有数亿人口的其他国家正在积极地反对战争。代表垄断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依然企图发动战争,“但是,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报告认为:“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越积极,防止战争的保证就越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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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报告首先引用了列宁“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走法并不一样”的语录,又以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苏维埃和人民民主的不同政权形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中国和平改造工商业,南斯拉夫的经济管理和国家机构的特殊形式,说明迄今的社会主义就有不同特点,然后提出:“完全可以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内战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用暴力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以及与此有关的阶级斗争的急剧尖锐化,是不可避免的。不过,社会革命的形式有各种各样。”“把暴力和内战看成社会改造的唯一途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7]因此便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报告说了下面一段曾引起激烈争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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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的条件下,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已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右翼资产阶级政党和他们所组成的政府,正越来越遭到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只要把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能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回击,就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机构,也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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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赫鲁晓夫的这些阐释并非都是新观点、新理论。报告也指出,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原则。中国和印度两国总理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目前条件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最好形式,已得到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的许多国家的承认。实际上,斯大林1952年12月21日在答《纽约时报》外交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提问时也说过:“不能认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两国今后也能够和平相处。”[9]1951年英国共产党在斯大林指导下制定的新纲领《大不列颠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主张在英国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实现社会主义。而且,铁托及其同志们在此前也提出了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可以通过不同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尤其是和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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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研究的是,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在这次大会的报告中把这三个问题集中在一起加以论证和阐释?这同苏共新领导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如何对待斯大林的遗产密切相关。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出,苏共新领导面临着“包含着巨大危险的国际紧张局势”。所谓“巨大危险”就是,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越出了苏联一国范围,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阵营,但是,站在苏联和这个阵营对面的则是更为强大的美国和资本主义阵营。在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冷战中,由于斯大林的强硬对策,在封锁西柏林特别是朝鲜战争时期,几乎酿成一场世界大战。而斯大林对世界大战与革命的关系又做了这样一个概括:世界大战总是以革命而告终。他甚至认为:如果帝国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是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斯大林去世后,由于美、苏两国的热核武器都有了新的发展,美国已把联邦德国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联盟,并在苏联周围建立了一些军事基地,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存在,而且新的世界大战将对人类的威胁更加严重。面对这样的背景,如何认识和处理战争、革命与和平这三大问题,就成为赫鲁晓夫等必须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迫切问题。赫鲁晓夫等曾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争给苏联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的损失和灾难,记忆犹新。他们不愿意再经历一次新的世界大战,所以就反复思考“战争能不能避免?”最后得出“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结论。赫鲁晓夫并没有否定列宁“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的论断,只是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与壮大,全世界反对战争的人越来越多,有了能够制止战争的力量。同时,苏联的国内建设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明确地说:“我们正在我国建设共产主义,所以我们坚决反对发动战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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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避免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乃是赫鲁晓夫这些阐释的核心,其他两个原则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重提“和平共处”原则,而且把“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扩大为“两个体系之间的和平共处”,就为这一原则赋予了新的意义。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发动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就是说,在赫鲁晓夫看来,只有两个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才能避免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至于重提列宁的“革命和平发展”、设想“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所谓“和平过渡”,也包含着防止新战争的思考,赫鲁晓夫担心个别国家暴力革命和内战弄不好就会导致世界范围的战争。抓住了赫鲁晓夫阐述的几个原则的这一要害,也就厘清了赫鲁晓夫的外交路线同斯大林国际战略的区别所在。斯大林战后外交路线总思考是:在两个阵营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冷战,准备热战。而赫鲁晓夫则把它改为:在两个阵营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冷战,避免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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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我国国内的一些学者仍沿用中苏两党论战时的观点,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阐述的这几个原则概括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所谓“三和路线”。这样的概括实际上曲解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原意。不错,“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确实是赫鲁晓夫报告中使用的词语,“和平过渡”也是作为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设想形式,但是,正如我们的引证和分析,在报告阐述和论证的几个原则中,并没有把这几个词语简单地直接平列为自己的外交路线。“和平竞赛”是作为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并不是一条原则。“和平共处”也不是不讲原则,不讲斗争,一味妥协甚或投降。赫鲁晓夫曾一再强调,和平共处是国际阶级斗争的政策。他也没有放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思想和战略。赫鲁晓夫曾有一句被资产阶级国家抓住不放的名言:“我们要埋葬你们!”赫鲁晓夫在论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时也没有否定暴力革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斗争激烈的程度,使用或不使用暴力,这与其说取决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取决于剥削阶级抵抗的程度,取决于剥削阶级自己是否使用暴力。”[11]在资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便不能拒绝暴力。在历史情况有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才可以争取上面引出的那段文字所指出的道路。他实际上也主张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的两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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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检验,应该说,赫鲁晓夫这一国际政策给人类带来的是幸运而不是灾难。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只有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仅人的生命就牺牲了8000多万。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在于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在于它们之间贪得无厌的争夺:争夺殖民地,争夺势力范围,争夺统治世界的霸权。一旦形成两个对峙的国际性的军事集团,战争的危险性就一触即发。在这种形势下,领导国家的某些战争狂人便把人类推向灾难的深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对峙和冷战局面,使世界一直弥漫在新的大战阴影下。赫鲁晓夫这一避免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策略,对保证世界和平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虽然,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互不信任,继续进行以热核武器为中心的军备竞赛,曾经几次造成十分危险的局面,但是终究没有酿成新的世界战争。这不能不是人类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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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就自然提出了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赫鲁晓夫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新的外交路线怎么就会引起共产党国家之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的激烈争论呢?从共产国际时期起,苏联共产党就一直处于对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后,苏联自然也就成为这个阵营的头。列宁、斯大林被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不仅要确立自己作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而且也要继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因此,他在自己报告中阐释的这部分内容不仅涉及两个阵营之间外交政策的原则,也涉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问题。为了取得各国共产党人的认可与支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报告中尽量讲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关经验,特别突出了中国的地位,对中国革命的意义、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总是把中国放在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首位。他希望首先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认可和支持。所以,不论从赫鲁晓夫报告阐述的原则还是从报告引起争论来说,实际上都包含着确立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权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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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报告的第二个方面是对自己提出的国内建设路线的概括和阐述。这一建设路线就是前两年同马林科夫争论中提出的:在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急剧增加农业产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尽管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赫鲁晓夫却有意回避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报告中说:“苏联共产党遵循着伟大列宁的遗训,一直关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因为重工业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切部门、加强我们祖国国防、增进人民福利的基础。”他并且强调:“这是我们党的总路线”,“要十分坚定地贯彻这条总路线”。报告说: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进一步发展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燃料和化学工业,日益加快电站的建设和迅速发展机器制造业,使工业水平在1960年比1955年大约增长65%,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70%。尽管赫鲁晓夫提到必须扩大消费品生产,但那是要在继续保持重工业高速度发展的前提下,所以,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仍然要超过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在五年中消费品生产增长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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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说,必须解决工业工作中若干根本性的问题。他提出,要加快工业技术进步,要能制造出生产力最大、最经济、最可靠的机器,广泛发展生产过程的电气化、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充分应用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他指出,苏联的钢铁工业发展很快,但对最需要的钢材和新型金属的生产则不甚理想,要大力增加有色金属、稀有金属、不锈钢、耐热钢合金的产量。到这个时候,苏联的铁路运输主要使用的还是蒸汽机车,赫鲁晓夫提出,要改用电力牵引机车和内燃机车,同时要发展公路运输和海运。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中,要合理配置生产力,把电力和燃料开采向资源丰富而开采成本低的东部转移,使西伯利亚成为苏联煤和电力的最大基地,成为制铝、制镁、制钛以及电冶业、焦炭化学和电化学的基地,要在西伯利亚建立起全国第三大钢铁工业。赫鲁晓夫的这一路线实际上是要继续发展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军工综合体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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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斯大林的路线相区别的地方是,赫鲁晓夫维持斯大林之后马林科夫关于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而与马林科夫不同的地方是,赫鲁晓夫提出:“我们的任务是依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大大提高农业,更迅速地推动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发展。”他说:“党面临着一个迫切的全民任务:急剧地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提高畜牧业产品产量。谷物每年的总产量在第六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增加到110亿普特。用什么办法达到这一生产水平呢?一方面,仍然要依靠斯大林的农业体制,即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农业机器拖拉机站这三大支柱。他要求加强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另一方面,则要依靠他所发动的开垦荒地和扩大玉米播种面积两大措施。他说,1955年,全国开垦荒地达到3300万公顷。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有人问:在干旱地区垦荒是否正确?”随后回答说:“党的开垦荒地的方针是正确的”,“即使今后五年,只有两年丰收,一年普通收成,两年歉收,也合算”。他认为,这是用最少的人力和物力,迅速增加谷物的办法。他又说:“有人会问,也许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适于南方种植的玉米推广到全国,犯了错误吧?这不是错误。全国各个地区玉米都能够有很高的产量,没有其他作物比得上玉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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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需要的时候,赫鲁晓夫承认:“我们的消费品还不十分充足,房屋还不够住,而许多有关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福利的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有些城市和居民点的肉类、牛奶、油类和水果等物品的供应,至今仍感不足;有时连马铃薯和蔬菜的供应都中断。”他希望通过他提出的农业政策和加快住房建设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他也提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把工人和职员的实际月工资提高30%,把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至少提高40%,特别要提高工资低的那部分工人的工资。要整顿劳动报酬制度,要实行使工作人员从个人的物质利益出发去关心生产的原则。他还提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对所有工人和职员都实行7小时工作制。要改善抚恤金制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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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提出的一些主要目标和口号在这个报告中几乎都出现了。例如,他已经把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苏联的主要经济任务提出。不过这个时候,他还说:“我们需要作不少的努力,才能完成我们的基本经济任务。”而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的口号已喊得很响亮了,他在报告中说:“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国家在为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强大的物质生产基础方面,将再向前迈出一大步。”他自己则十分乐观地说:“如果用形象化的说法,就是我们已经登上了这样的山巅,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从这里已经清楚地看到走向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的广阔远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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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赫鲁晓夫报告的一、二部分主要是阐述自己的外交和内政路线,那么在第三部分,则是要从党的思想和组织路线上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在“共产党队伍的巩固,党在苏维埃国家中领导作用加强”的标题下,他指出:“在报告所谈到的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党在国家建设中,在国家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更加提高了。”在论述这段工作时,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是以列宁的建党学说为指南的。他处处引用列宁的语录和原则。而对于斯大林,在整个报告中,只是在这一部分说到这样一段话:“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我们队伍失去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社会主义的敌人曾经希望我们党的队伍会发生混乱,在他的领导机构中会发生纠纷,在执行对内对外政策时会发生动摇。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党更紧密地团结在它的中央委员会周围,并且更高地举起了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16]莫洛托夫在1957年6月全会上的发言中说,在赫鲁晓夫交给主席团讨论的总结报告的初稿中,这段话的“约瑟夫”之前还有“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斯大林”之后还有“30年来,党在他的领导下履行了列宁的遗训”,而“这些话却从党的二十大上宣读的报告中消失了”。[17]莫洛托夫这一揭示很重要,这一改动,不只是去掉了对斯大林的肯定语,而且使这段话完全变成对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活动的颂扬。它显示了赫鲁晓夫在本次大会上“非斯大林”化,从而确定自己地位的心计。接着,赫鲁晓夫列举说:中央委员会坚决制止了贝利亚及其同谋者的阴谋活动,恢复了由列宁制定的,而且过去常常被破坏的党的生活准则,纠正了工、农业生产中的错误,“中央委员会每逢发现党的领导者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时候,就一直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纠正这些错误”。然后他又说了这样一段话:党“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了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崇拜流行的结果就是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18]虽然,赫鲁晓夫在这里没有把“个人崇拜”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但是,把他的这些列举以及对上面那段话的修改联系在一起,听众就不难体会到赫鲁晓夫的用意了。赫鲁晓夫实际上在这里为自己下一个报告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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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任何一件重大工作的成功,都取决于党的领导”,“今后要尽力提高党的作用”。怎样提高党的领导作用?他在谈到“党的组织工作”时强调:党的工作要同经济工作联结在一起。“现在当我们的社会正在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而奋斗的时候,提到首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方面,是具体经济的各种问题。”关于工业、农业、建筑、运输和贸易等具体经济问题,共产主义建设的经济学问题,又必须成为我们宣传的中心。他“号召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要彻底转变过来,对经济建设进行具体领导”。“要求党的干部加强研究工业企业、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技术和经济,获得丰富的知识以便领导他们的工作”。[19]赫鲁晓夫特别关注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为了加强党对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的领导,赫鲁晓夫在有拖拉机站的地区建立了以区委书记为首的指导小组,管理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在报告中,他同时还要求党的区委第一书记不能因此而放松对农业的领导。我们已经说到,马林科夫继承了斯大林晚年的一项重要改变,使政府成为权力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利用他掌握的党中央书记处,特别是在他做了党中央第一书记之后逐渐又使党的机关成为权力中心。当然,不管是斯大林还是马林科夫注重政府的权力,仍然是通过行政命令管理经济。不过,马林科夫是技术官僚的代表,他是要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而赫鲁晓夫则是党内权贵的代表,由党的机关和干部直接领导经济工作,就是由党内权贵领导和管理经济。这一改变必将更体现权力意志。这一点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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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在“思想工作问题”的标题下,赫鲁晓夫提出要“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他批评“目前思想工作的主要缺点是,它在颇大程度上脱离了共产主义建设的实际”。因此,他所说的“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就是要结合苏联的建设,特别是要研究和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了阐述他的这些思想,在这里,他又一次批判了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前者,他说:“个别工作人员在言论中竟错误地认为,似乎我们直到现在仅仅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断定说我们只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就会使党员和苏联全体人民,在关于我国的发展前景这样紧要的问题上迷失方向。”关于后者,他说:“居然有一些聪明人把轻工业同重工业对立起来,硬说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在苏联经济发展的初期是必要的,现在我们只要加速发展轻工业就行了。”“党对这种想贬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的企图给予了应有的打击”。赫鲁晓夫还批评个别工作人员企图把和平共处应用到思想意识方面。“我们主张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进行经济竞赛,但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放松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人们思想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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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赫鲁晓夫在报告的这一部分,把死去的斯大林从党的领袖地位一笔勾销,又批判了斯大林之后的新领导人马林科夫和作为三朝元老的莫洛托夫,不言而喻,只有赫鲁晓夫自己才是列宁事业的“真正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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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赫鲁晓夫报告时,有95人报名要求发言。大会的发言稿事先经过审查,绝大多数发言者都回避了斯大林的名字。大部分发言者都是对报告表示肯定和赞颂,最多联系本人所在的部门或地区的情况进行一些必要的补充和说明,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只有文学家肖洛霍夫别出心裁,批评了苏联作家协会,特别是它的领导人法捷耶夫。最引人注意的是米高扬的发言,不仅时间长,而且涉及了赫鲁晓夫报告的方方面面,几乎等于一个副报告。他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作了高度评价,说报告“研究了人类历史当前时期的情况和事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阐明了这些新的情况和事件”,“大大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做出了宝贵的贡献”。米高扬赞扬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近3年来的工作说:“我们党内的集体领导经过长期的间断之后又建立起来了”,这个“领导集体遵循着列宁的思想、列宁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原则,在短期内自上而下地恢复了列宁党的生活准则”。“大约二十年内我们没有集体领导”。他先用这样一些比较含混的语言把批评矛头指向斯大林,后来就公开点了斯大林的名。他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谈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时候说,在世界市场瓦解以后,这些国家的生产将要萎缩,未必正确。他批评党的宣传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照例仅仅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简明教程》“是包括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财富的”,《简明教程》及一些被作为范本的历史书歪曲事实,有些人被推崇备至,而对另一些人则干脆不提。次要的事情被提到不应有的高度,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却没有受到重视。他提议,找一些档案和历史文件,从列宁主义立场来阐明《简明教程》中所叙述的许多事实和事件。米高扬还要求哲学家、法学家也要创造新东西,而不是重弹老调。[21]米高扬的发言实际上是在会上公开放出的一个试探性的气球。马林科夫在发言中谈到了苏联电力和电站的发展计划,同时不得不承认:“共产党遵循着我们的领袖和导师列宁的指示,始终不渝地执行着把苏联变成先进的、更加强大的工业国的政策。我们获得的成就的确是巨大的。我们应当把这些成就归功于我们党和党中央委员会对尽力发展重工业的经常关心,而重工业乃是发展国民经济一切部门和进一步提高苏联人民物质和文化福利的基础的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总路线。”[22]莫洛托夫在发言中也承认:“执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大胆计划,有着特别重大意义。”[23]同时他也检讨说:“还在战争时期,我国人民就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而现在正在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逐渐过渡。”许多外国代表团的成员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诧异,摸不透大会组织者的用意。据来自的里亚斯特的共产党代表维·维达利《苏共二十大日记》记载,外国代表的发言稿同样事先受到审查,所以,绝大多数的发言也没有出现斯大林的名字,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朱德在宣读毛泽东主席的贺信中说道:“苏联共产党愈益巩固,苏联在各方面的胜利愈益辉煌,就愈益证明列宁所缔造的、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所共同培育的苏联共产党是坚强而无坚不摧的。”另一个是法共领导人多列士,在发言中几乎以挑战的姿态提到斯大林的名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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