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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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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与苏共中央的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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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人回忆说,他是照本宣读的,有人则说,他登上讲台后便抛开讲稿“自由发挥”。据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说法,这次报告没有录音也没有速记记录,因此,无法辨析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在苏共中央档案中有一份《可以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名单》,列入名单的有参加二十大的11个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和法、意两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朱德、陶里亚蒂等。文件说:“应在1956年2月27日将文件交给中央对外联络部切尔诺夫,并由其转交给上述名单中指定的同志们。”文件指明:“文本在他们离开莫斯科之前收回。”文件注明:“打印30份”。[54]这表明,名单上的这13个人是最先看到秘密报告的外国人;从时间上推测,他们看到的可能是按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宣读的原稿打印的。赫鲁晓夫3月1日向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分送了拟下发各级党组织的报告文本。这个文本在文字上做了润色和加工修改:注明摘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和其他著作语录的出处以及某些文件通过日期,加入了报告人离开报告稿的插话,并指出代表们对报告某些论点的反应。1989年《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公布的就是这个修订本。[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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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向下传达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决定:①建议各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让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无党派积极分子,了解尼·谢·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②向各级党组织分发的报告文本加上“非刊登用”,同时取消“绝密”标志。[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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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决定向下传达赫鲁晓夫报告的当天,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首先产生反响。3月5日,正是斯大林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一批学生举着斯大林的画像和花圈,号召人们为斯大林致哀,沿中央大道到列宁广场,向斯大林纪念碑献花圈。第二天,群众性的纪念活动继续出现。格鲁吉亚共产党的领导人面临十分尴尬而难措手足的局面:既要按中央要求传达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又要面对悼念斯大林的群众活动。3月6日下午4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开会,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在简短的讲话中号召与会人员贯彻二十大决议,然后由中央书记姆切得利什维利传达“关于个人崇拜”的文件。3月7日,国立大学学生开始停课,其他学院的学生也表示支持,部分中学生也参加进来。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仍然沿中央大道向列宁广场前进,高呼“光荣属于斯大林”等口号,中途在市苏维埃大楼附近停留,朗诵了关于斯大林的诗歌,高唱颂扬斯大林的歌曲。3月8日,游行队伍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出现了满载人的卡车。斯大林纪念碑前摆满了花圈,广场上开始有人发表演说。示威者要求市苏维埃门前重新挂出不久前撤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画像,也要求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大楼挂出列宁、斯大林画像。广场上安装了麦克风和扩音器,一些人上台轮流发表演说,邀请诗人朗诵颂扬斯大林的诗歌。群众运动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把反对的矛头指向赫鲁晓夫。据赫鲁晓夫1956年7月10日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会谈时说:第三天,人群中喊出了“为斯大林和贝利亚平反”、“打倒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组成莫洛托夫政府”等口号。[57]3月9日,参加活动的不仅是青年,也有成年人,一些工人也停工参加进来。大街上的一些大楼门前挂上了列宁、斯大林画像,还出现了降半旗的做法。共和国报纸《共产党人》和《东方曙光》都发表了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的社论,刊登了斯大林和列宁的照片。各企业、机关、学校召开了纪念大会。其他城市哥里、库塔伊西也召开了大会。中午1时,姆扎瓦纳泽在列宁广场发表了讲话,宣布人们的“请愿”会给予研究并得到答复。与此同时,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党政方面发出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的告居民书》,用大功率的扩音器在全市播放。告居民书说:这几天是第比利斯劳动人民缅怀和哀悼斯大林的日子,“劳动者们前往广场斯大林纪念碑前寄托哀思,这种感情是完全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是,竟出现了一些破坏分子和挑唆者企图利用格鲁吉亚人民的儿女的哀伤之情,胡作非为,破坏社会秩序,破坏正常生活。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所有爱国和珍惜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立即恢复秩序,制止破坏分子的破坏和挑唆活动。就在这天晚上11时,发生了军队同部分活动参加者之间的冲突,后来当局用坦克驱散列宁广场上的人群。部队包围了公园,并动用了武力,有人被打死。10日早晨,第比利斯市贴出了《第比利斯市卫戍司令部的命令》:“近日来第比利斯市内有人破坏公共秩序,破坏企业学校的正常工作和第比利斯市的城市生活”。为此,“特命令第比利斯市警备长马库舍夫中校自1956年3月9日24时起实行军队巡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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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地方传达赫鲁晓夫报告的时候也出现了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1956年3月23日,苏联科学院热工学研究所召开非公开的党员大会,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些科技知识分子在讨论中指出,秘密报告是一个对党、二十大、中央委员及其领导人进行诬蔑诽谤的报告。也有发言者根据秘密报告尖锐地指责苏联的制度。初级研究员Р.Г.阿瓦洛夫说:“人民的力量太弱,所以一小撮人得以建立起自己的专政……只有人民拿起武器,才是消除我们生活中的这些有害现象的根本措施。”技术员Г.И.谢德林说:“我们总是说党的力量和人民的权力,过去没有过,现在也没有。我们跟着斯大林一起走向法西斯主义……我们现在还在重复个人崇拜,吹捧赫鲁晓夫。代表大会上没有讨论他的关于‘合理崇拜’的报告……赫鲁晓夫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实强加于我们,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代表大会上没有把这一切搞清楚。”初级研究员斯莫利亚金说:“真是让人困惑莫解,为什么在代表大会上不讨论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也许我说得不对,不少党员丧失了独立性和党性……对于许多人来说,党票是得到生活中好位置的手段。”初级研究员Ю.Ф.奥尔洛夫的发言成了这次党员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他说:“我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不能同奴隶社会进行比较呢?……我们这里出现了这种情况,所有制属于人民,而政权却属于一小撮坏蛋。……我们的党奴才性十足,大部分党员看风使舵,二十大就是这样。……最高苏维埃会议给人的印象是可怜巴巴的。代表大会没有讨论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让人觉得好笑。我们党还是那老样子:阿谀奉承,拍马屁,我们的国家和党的机关中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办报刊的是一些骗子和看风使舵的人,国家安全机关培养了一些打手。”许多与会者发言,对奥尔洛夫的发言表示支持。主持会议的人试图扭转话题没有成功。会议参加者的发言被立即报送中央委员会。奥尔洛夫被叫到热工学研究所政治处,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说他在1946年就有这些想法。会议的情况引起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注意,为此专门通过了《关于苏联科学院热工学研究所某些人在讨论二十大总结报告的党员大会上进行恶意攻击的决定》,Р.Г.阿瓦洛夫、Ю.Ф.奥尔洛夫、В.Е.涅斯捷洛夫、Г.И.谢德林被指控“鼓吹虚假的资产阶级自由”,攻击党和苏维埃机关,犯了自由主义。他们被开除党籍、责令该研究所的所有党员必须重新登记,研究所政治处主任被撤职。这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契卡洛夫、基辅、萨哈林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实际上全国都有类似的“自由主义”议论。[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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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在2月底或3月初就在国外开始传播。据南斯拉夫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回忆:“将近2月底的一天夜晚,铁托临时召集了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成员,向我们宣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3月10日,美国驻苏大使查理·波伦第一次听说有这份报告,传闻来自英国共产党《工人日报》的通讯记者。第二天,一位美国教授也证实了这一传闻。他刚去探望过他的苏联父亲,他父亲曾给苏共中央一名成员治过病。几天后,在外国新闻记者和外交官那里工作的苏联人员开始谈论他们在党的积极分子会上听到的消息。在西方报纸上,第一篇关于秘密报告的报道出现在3月16日的《纽约时报》上,由该报驻莫斯科的通讯记者写的,有好些材料还不准确。第二天,一篇由路透社发出的波恩快讯则更准确的勾勒出报告的粗线条。[60]3月14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意共的一个文艺性刊物《新主题》上就苏共二十大发表了长篇谈话。他反驳了那些指望苏共二十大所开辟的民主发展进程将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在苏联东山再起的谬论。同时,他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评论说,对今天受到谴责的那些错误不仅仅是个人事情,而且和苏联生活的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把斯大林的缺点当作所有问题的根子加以抨击,而且局限于“个人崇拜”,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看问题。陶里亚蒂把个人崇拜现象的存在看作苏联制度的某种“蜕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共产党要求做出解释:在苏联制度下为什么会产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斯大林犯错误时现在揭发他的领导人干了些什么?3月18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这篇公开宣传苏共二十大精神的文章,实际上等于承认了秘密报告的存在。4月15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而撰写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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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赫鲁晓夫等事先并没有预料到秘密报告会引起国内外如此强烈的反响,也没有作好应对的准备。开始,赫鲁晓夫对国内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一下处理,在大的方向上仍然按照大会的决议,采取继续克服个人崇拜后果的措施。3月1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了《关于审理因政治、职务和经济犯罪服刑人员的案件》的决议。决议说:“在监禁地至今仍然关押着大量的人员,他们是被毫无根据地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和依据虚构的案件被判有罪的人员。还有一部分被关押的人员,把他们与社会隔离开并不是因为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利益,尽管他们犯了政治性质的罪行,以及职务和经济罪行。”决议认为,以普通的方式,通过司法机关审理上述人员的案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为了从监禁地尽快释放上述人员,苏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专门委员会,其任务是:与犯人进行私下接触,审查各监禁地现有的案卷和其他能够证明罪犯在被逮捕前和在监狱中行为表现的材料,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索取并审理调查和诉讼案卷。委员会可以当场做出释放那些被错误判罪,以及没有必要继续关押的人员的最终决定;做出关于缩减那些被判不相称的处罚的监禁期限的决定,或者在由罪犯的亲属个人和社会组织担保的情况下做出释放他们的决定。苏共中央委员会还委托上述委员会审理关押在劳动教养院里的所有未成年人案卷,在必要的情况下决定关于释放他们,或者把那些没有必要继续关押在劳动教养院里的未成年人交给其父母或者亲友托管。该委员会审理案卷是一次性措施,应该在1956年10月1日前结束这项工作。允许委员会吸收各地方内务部机关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参加提交委员会审理的材料的准备工作。责成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苏联共产党边疆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确保为那些从监禁地释放出来的人员及时地安排工作,并为他们创造生产、日常生活和居住条件。决议规定:祖国的叛徒、从事恐怖行动的人员、破坏分子、从事间谍活动和敌对活动的人员、反革命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以及因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杀害和残酷折磨苏联公民而被判有罪的讨伐队员,不属于被释放人员之列。不属于被释放之列的还有如下人员:因土匪活动和蓄意谋杀被判有罪的人员、抢掠犯、惯贼、凶恶的流氓分子、社会主义财产的重大盗窃分子以及因捏造虚假的刑事案件被判有罪的人员和其他特别危险的罪犯。为了贯彻执行这一决议,决定由А.Б.阿里斯托夫(委员会主席)、Н.М.别戈夫、Р.А.鲁坚科、Н.П.杜多罗夫、И.А.谢罗夫、К.П.戈尔舍宁、В.В.佐洛图欣和З.А.博尔德列夫组成苏共中央的委员会,对审理因政治、职务和经济犯罪服刑的人员案件的工作实行监督,并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会提供帮助。[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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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将在6月4日召开中央全会,由谢皮洛夫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改善思想工作的任务》的报告。从报告的题目可以看出,这次中央全会是要清除贯彻二十大决议的思想障碍。[62]40年后,人们在苏共中央档案中发现一份朱可夫元帅题为《军事思想工作的形势和任务》的发言稿,签注的日期是1956年5月19日。朱可夫在给赫鲁晓夫的短信中说:“现向您呈送我在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稿,请审阅并提出自己的意见。”[63]显然发言稿是根据赫鲁晓夫的布置准备的。发言稿的开头就说:“在某些同志中有关于不宜继续和深入重提与个人崇拜有关问题的意见,因为按他们的意见,深入批评与个人崇拜有联系的问题会给党的事业、给我们的武装力量带来危害,会降低苏联人民的威望,等等。”“我认为,类似的情绪是不同意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段话表明,在领导集团内对继续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存在着不同意见。朱可夫在发言稿中说:“个人崇拜的广泛蔓延是在与卫国战争有联系的许多问题上开始的。”“直到最近,我们国家的军事思想工作依然是个人崇拜盛行”。朱可夫是卫国战争中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卫国战争前夕和初期任红军总参谋长,后来担任方面军司令员、副最高统帅,组织和指挥了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攻克柏林等重大战役,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有卓绝功勋。赫鲁晓夫让他在中央全会上就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作一次系统发言,这将比赫鲁晓夫自己在这方面的讲话更具权威性,显然要进一步推动对个人崇拜的揭露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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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的发言稿对斯大林在战争前夕和战争中的作用以及他的军事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评论。虽然这个发言稿是应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准备的,由于中央全会没有如期召开朱可夫未得到发言机会,但它对研究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思路变化是一份重要资料,而且发言稿对研究苏联卫国战争史也有重要价值,不妨作如下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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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说:“在对斯大林的功绩、毅力和组织工作给予应有的评价的同时,我应该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解释战争方面导致的结果是:我国人民的作用、党和政府的作用、我们武装力量的作用都被降低了,斯大林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为了赞扬斯大林,粗暴的歪曲一系列历史事实,隐瞒失败、错误、缺点及其原因”。朱可夫首先从战争初期遭受的重大失败和巨大损失及其原因说起。他说,战前一直宣传“我们的国家始终不渝地准备给任何侵略者以毁灭性的回击”。“但是我国的国防准备的实际情况距离这些夸耀却相差甚远”。战争前夕,部队的组织和装备都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组建机械化军为时过晚;空军的质量比德国低得多,缺乏机场,飞机极其密集地停放在容易遭受攻击的边界地区;炮兵和高射炮缺少牵引力,致使军队退却时抛弃了很多火炮;“总参谋部没有最终的和经政府批准的作战及动员计划”。他也谈到,斯大林对军事干部的怀疑态度给武装力量带来巨大的危害。“在苏芬战争和远东事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我国和我军的战备薄弱方面,不仅没有克服,而且更为严重”。“斯大林轻视法西斯德国对苏联进攻的明显威胁”。除了赫鲁晓夫报告中通报的资料外,朱可夫举出了总参谋部向政府提供的德国军队在边界附近集结情况的报告。他有意地特别引用了总参谋长给政府首脑莫洛托夫的一份报告,他说:“政府没有对这一报告采取任何切实可行的措施”。朱可夫还批评了战争爆发前一周,也就是6月14日塔斯社公告中所宣布的:“根据苏联资料,德国如同苏联一样始终不渝的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和准备进攻苏联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把苏联人民、党和军队引入迷途。朱可夫甚至提供了这样的事实:6月22日3点15分,德国人在全线开始了军事行动,3点25分,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重要情况,并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请求批准向军队发出实施相应抵抗行动的命令,斯大林竟以“这是德国军人的挑衅”,不许开火,到6点30分还不允许采取反击行动,结果使敌人“把主动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部队在战略方向上遭到失败、退却和在许多地区被包围”。朱可夫指责:“从战争发生第一分钟起,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表现了对国土防御指挥的完全张皇失措。”他批驳所谓的“积极防御战略”说,“斯大林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决定。”“积极防御理论”是为掩盖战争开始阶段失败的真正原因而提出的。接着,在“斯大林对待我们武装力量人员的态度”的标题下,朱可夫批评斯大林竭力把战争初期的失利的所有罪过推到武装力量人员身上。他认为,组织对西方方面军指挥人员的审判,枪毙方面军司令员帕夫洛夫、参谋长克里莫夫斯基、通信兵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和其他一些将领,以及毫无根据的指控集团军司令员卡恰洛夫向敌人投降,其目的就是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过和转移人民对没有做好国土防御准备、错误指挥而遭受的失败的不满情绪。朱可夫指出,在战争初期,尽管军队处于独立作战的境地,士兵和军官总的来说,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他认为,战争的第一阶段不应称作“苏联武装力量的积极防御时期”,应该正确地叫做“退却和破坏法西斯‘闪击战’计划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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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朱可夫发言稿批评了所谓“斯大林战役”和“斯大林的军事科学”的不实宣传。他指出,由各兵种在辽阔的国土上进行的现代化方面军战役或方面军群战役,不是一个人能够考虑、盘算、计划和实施的,而后来却把许多战役都命名为“斯大林战役”。朱可夫不否认斯大林曾设计并坚持了一些战役,但“这些战役都造成严重后果”。除了赫鲁晓夫报告中说到的,朱可夫举了几个实例:一个是损失严重的波罗的海沿岸利耶帕亚地区的战役,由于战役失败,斯大林撤换了3个方面军司令员;一个是华沙北部战役,由于盲目进攻造成成千上万人员死亡。他还举出在敌人向莫斯科扑来的严重时刻,斯大林硬是命令正在担任指挥任务的朱可夫和布尔加宁分别去夺回杰多沃村和红波利亚纳两个小据点,结果造成敌人从另外地区突破、向莫斯科猛攻的危险局面。朱可夫批评“为了迎合个人崇拜,我们这里根深蒂固的风行一种认识,认为苏联军事科学是斯大林重新制定的。”在《军事科学百科词典》中,把前人的格言和人所共知论点说成斯大林的天才发现。另外,把战争初期证明是错误的“反攻”奉为神明确立为未来进行战争的可能方法。朱可夫指出,苏联的军事科学是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军事活动家、军事科学工作者集体创建的。“迄今在军事工作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方面都打上了个人崇拜烙印”,战争已经过去11年,还没有一部能历史地、真实地总结卫国战争的书。个人崇拜实际上束缚了军事干部创造性的思想,应当使我们的军事科学首先面向现代化和远景发展的任务。他提出,应当重新出版伏龙芝和其他军事理论家的著作,还要重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外国的军事思想、军事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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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发言稿的最后一个标题是“关于消除对从法西斯俘虏营返回祖国的前战俘的不正确态度”。朱可夫第一次提出斯大林时代这一重大问题。战争初期由于上面提到的情况,相当数量的苏联军人陷入包围,违心的当了俘虏。斯大林既不考虑被俘时的情况和当俘虏时的表现,也不考虑从俘虏营中逃出来的事实,不分青红皂白,未经法庭审判,把这些人一律送往惩戒营。战后返回祖国的绝大多数被俘人员都受到从流放到特殊居住地到处以极刑的各种惩罚。这样的做法当然是很不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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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的发言稿送上去了,而中央全会的日期却一改再改。在5月7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鉴于在1956年5~6月计划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经互会会议和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共产党领导人会议,委托苏共中央书记处重新确定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召开的日期。6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定:将苏共中央全会推迟到秋季举行,认为必须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名义起草一封总结党组织对苏共二十大决议讨论情况的信函,发给党的全体基层组织。信函委托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牵头起草。由于中央全会没有如期召开,朱可夫也就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发言稿便在党中央的档案库中搁置了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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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除了上面说到的具体情况,主要是国内外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反应越来越强烈。6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同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份秘密报告的全文。苏联当局调查发现,是华沙一名记者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那里拿到这个小册子。赫鲁晓夫怀疑是波兰共产党中央书记罗曼·萨姆布罗夫斯基泄露出去的。这名记者意识到,这是一份轰动性材料。他用了几个小时,将小册子复印,然后将复印材料寄给了住在以色列的亲戚。随后报告又从那里转到美国记者的手里。秘密报告立即引起了全世界各国媒体的转载和评论。共产主义营垒出现极大的疑惑与混乱。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透露的有关苏联的内部消息或负面材料,苏联官方一般都会予以批驳,称作“诬蔑”或“谣言”。各国共产党也都会跟着苏联的调子为其辩护。现在,竟从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口中说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学者便把这些事实同苏联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分析,指出其社会制度的固有缺陷。国际共产主义营垒中的一些大党,如中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或机关报先后发表重要的评论,对苏共的做法和斯大林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有些党还派出代表团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一些国内力量比较弱的党,由于一直跟着苏联的舆论走,现在感到很尴尬,遭到很大压力,要求苏共做出解释。在苏共中央的档案中保存着各驻外使馆关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反应报告。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和决议。苏联国内也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且意见日趋尖锐。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改变了方针,由“放”转到“收”,由继续批判斯大林转变到全面评价斯大林和纠正国内出现的一些危险倾向。为此采取了两项新举措,一项是通过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另一项是发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全体党组织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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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于6月30日通过,7月2日在《真理报》公布。[64]这是一份主要对外宣传的文件,充分体现了赫鲁晓夫所处的时代特征及其思想和文风,竭尽自我宣扬和自我辩解。决议首先对苏共二十大的意义进行了夸张的宣扬,说:二十大“标志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为一切工人阶级政党共同努力防止新战争威胁、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开辟了新的远景”;决议“得到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劳动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千百万人的完全拥护和热烈支持”,“引起了蓬勃的热情、新的旺盛的创造性主动性和革命毅力”;“苏联人民在执行二十大的决议中,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取得了新的卓越的成绩”。党的二十大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创议,大胆公开的说明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和斯大林生平后期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再一次表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巩固性。“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一个执政党决不敢这样做”。文件说,大会的决议引起了帝国主义营垒“惊慌失措”。美国帝国主义集团围绕着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而大肆叫嚣,广泛进行诬蔑性的反苏宣传,企图把水搅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混乱。决议强调,不管有多么痛心,引起暂时困难,相信将会有巨大的良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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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的第二部分解释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以及现在的领导人为什么当年没有公开反对斯大林、没有解除他的领导职务两个问题。关于前一个问题,文件的作者显然费了很大心思,企图说出一些能够说服人的道理来。决议认为“应该既考虑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具体的客观历史条件,也考虑到同斯大林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主观因素”。决议强调,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25年时间里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下,曾经有东西方敌人的武装干涉、十字军讨伐、法西斯的战争威胁,苏维埃国家必须竭尽全力加强国防,同敌对的资本主义的阴谋进行斗争;而在国内进行着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斯大林领导党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斗争,采取了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的方针。“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需要有铁的纪律,需要不懈的提高警惕性,需要有极其严格的集中领导,不得不对民主做一些限制”。决议承认,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家和大组织家,在这些政治和思想斗争中,斯大林获得了绝大的威信和声望。“但是,我们一切伟大的胜利从此被不正确地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对斯大林的颂扬,使他冲昏了头脑。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决议说,斯大林的一些个人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个人崇拜的发展。列宁就曾批评过他,后来,“斯大林过分的高估了自己的功绩,相信自己不会犯错误”,他把特殊情况下对民主的限制变成党内和国内的生活的准则,粗暴的践踏列宁的领导原则。决议指出,斯大林关于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错误公式,也起了很坏的作用。在严酷的斗争条件下形成了国家保安机关变为由斯大林个人监督,在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窃取了保安机关的领导职务后,苏维埃法制遭到破坏,发生了大规模的镇压,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非党苏联人无辜受难。关于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作者同样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强调,“不能说没有反对过那些与个人崇拜有关的、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不良现象”。比如,在战争期间,斯大林的独断独行曾经受到大大的限制,违法和专横等等不良现象曾经大大地减弱。另一方面又辩解说,斯大林在苏联人民心目中是一个始终保护苏联、反对敌人的阴谋、始终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人,反对斯大林就会被看作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为。这一切也使反对当时发生违法现象的斗争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的危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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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的第三部分集中反驳了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观点。决议说:“如果从过去存在个人崇拜的事实做出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了什么改变的结论,或者从苏联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崇拜的根源,那将是严重的错误。”尽管决议不得不一再承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给党的事业和苏维埃社会造成严重损失”,“给党和人民造成很大祸害”,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创造性,但还是硬着头皮声明,它“不能改变而且也没有改变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任何个人崇拜都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议不仅反驳了那些认为个人崇拜是由于这一制度不民主的议论,把这种说法统统归诸敌对言论,而且也批评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提出苏联社会是否已经走向某种“蜕化”形式的疑问,说他没有事实根据。决议提出的最主要的论据就是,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本质。苏联的生产资料属于人民,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手中。认为个别人物,包括像斯大林这样的大人物在内,能够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那就是完全违反事实、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真理,陷入唯心主义境地。决议坚决否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由于苏联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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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个决议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要站得高些,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比较全面,对于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不只指出斯大林个性和个人品质方面的原因,也分析了客观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但是,由于决议的作者既要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同苏联共产党、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分割开来,既要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不能损害党、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既要指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又不能否定苏联在他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既说个人崇拜限制了苏联的民主,破坏了法制,又要为苏联的民主与法制制度进行辩护,因而便导致了逻辑上的一系列混乱,矛盾百出,往往不能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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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发表后,虽然得到一些兄弟党的赞扬与支持,但是,许多党却围绕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突然揭露”,提出了一系列疑问。7月10日,赫鲁晓夫同到访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意共中央书记贾恩卡洛·巴耶塔谈到,意共对揭露个人崇拜“没有准备”,“经历了一个混乱时期”,在工作中引起“休克”。赫鲁晓夫辩解说:“做出这个问题的决定不是在筹备代表大会时,而是在大会进行过程中,因此我们就没有机会与兄弟党协商,并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使肯定和否定的两个方面保持足够的平衡。”[65]原来,赫鲁晓夫把做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决定的时间有意推迟到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是为了对付各国共产党对这件事的指责。为了保持对外宣传的口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就继续采用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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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主席团7月6日通过了勃列日涅夫起草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讨论情况和对代表大会决议执行进程》的致全体党组织的信函。[66]如果说6月30日的“决议”主要是对外宣传的,那么,这封发给全国各级党组织的信函则主要是对内的,针对二十大决议讨论中出现的一些激烈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同一切怀疑和反对二十大精神的思想行动进行斗争。和“决议”一样,信函首先对二十大的意义进行了一番自我宣扬,指出其“伟大历史意义”和“巨大的影响力”:“就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定这一点”,然后才说,“与此同时,不应该避而不谈在一系列党组织会议上出现的反党演说,在这些演说中打着谴责个人崇拜的幌子,把党的政策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正确性置于怀疑的境地,对党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进行诽谤和中伤,不加区分地贬责和破坏党和国家机关。”信函点出了东方学研究所和莫斯科故事影片厂党组织以及其他党组织里某些共产党员在自己的演说中建议对整个党和国家机关进行清洗;在某个单位党组织的会议上,出现了旨在破坏苏联各民族友谊的充满民族主义性质的发言,并发表了蛊惑性的声明,提出了具有挑衅性质的问题,其目的在于把党员的注意力从讨论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上转移开,在党员群众中播撒对领导干部不信任的种子;在作家和艺术家的一些党组织会议上,出现了反对党关于思想问题的决议的言论。决议说,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存在着那样一些共产党员,他们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不应该把个人崇拜视为苏联社会一种固有的现象,为此所传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苏维埃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可能改变党的总路线以及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不可动摇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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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函说,发表这样演说的都是一些肆无忌惮的单干者,绝大多数人是平庸的知识分子,在苏维埃部分人的意识中还没有完全消灭资本主义残余的时候,偶然混入党内和钻进党的队伍里的异己分子。信函提出,对于那些因不成熟和没有经历过足够思想锻炼而发表了错误言论的共产党员们,应该耐心地说明他们的错误。那些心怀恶意的批评者,他们为了修正党的政策基础,千方百计地利用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地讨论党内生活问题的自由,对于这样的人不可能有两种意见:党不需要这样的“共产党员”。信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要对党内的一些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击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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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首先要弄清事实,然后才能进行评论。笔者想通过对苏共二十大的基本内容和整个进程的追述来揭示这次大会性质及其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本文的开头,我们就指出,苏联实行的是领袖政治。每一个新上台的最高领导人都要根据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估计,确立自己的思想路线,因此,每个时代都会形成鲜明的历史特点。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赫鲁晓夫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的以避免世界大战为目的的和平外交路线和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与批判,这两大主要内容无疑同斯大林的政治遗产拉开了距离。此后,虽然苏联仍然同美国继续进行冷战,但是热战的危险大为降低;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大规模镇压,缓和了国内紧张的政治气氛,从此完全进入了赫鲁晓夫的“解冻”与开始改革的时代。这个时代同斯大林时代比较起来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的变化和进步。但是,无论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还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都表现出赫鲁晓夫及其时代的局限性。赫鲁晓夫所继承的基本上仍然是斯大林的思想理论,他批判斯大林并不否定斯大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理论,并不否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否定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其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继续维护斯大林的国有化、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因此,他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在斯大林的思想理论框架下,既没有意识到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没有意识到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赫鲁晓夫思想路线上的种种局限性,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在国内外强烈反响的压力下,他很快又改变自己的路线。实际上,在赫鲁晓夫执政的整个时代,他的“非斯大林化”,他的改革一直处于反复与曲折之中。这也是赫鲁晓夫时代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在党的领导方面,虽然恢复了按时召开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制度,强调集体领导原则,但赫鲁晓夫却坚持由党具体领导一切经济部门,而且他自己仍以领袖自居,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排斥异己。所以,苏共二十大及其以后的改革并没有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开创出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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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赫鲁晓夫关于召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致中央主席团成员的报告》,РГАНИ,ф.1,оп.2,д.1,л.7,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с.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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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共主席团会上批准了4项议程,修改党纲和党章没有列入本次大会议程。关于主席团为什么没有把修改党纲列入议程,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说:“党纲草案的拟定要和以几个五年计划为期的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远景计划的拟定同时进行。”在二十大只成立了一个修改党纲的委员会,党纲修改移到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至于党章,二十大只做了个别改动,没有作为一项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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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宁是亲自准备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据说斯大林在历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是自己准备的。大约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领导人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便由一个班子准备和起草。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这次报告的集体准备情况。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1148~1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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