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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595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341]
1706471596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一 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的再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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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598 文学艺术虽然同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它和整个意识形态、文化一样也有自己本身的发展逻辑和规律。18~19世纪,德国的经济、政治在欧洲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但德国的哲学却十分发达,“演奏着第一把小提琴”。[1]同样,19世纪上半叶,俄国尚处于落后的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下,而文学艺术却得到高度发展,以普希金为代表,开创了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后来通过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的小说和戏剧,对全世界产生了惊人的影响。他们的作品成为世界经典名著。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曾深受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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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00 从19世纪90年代到1917年10月,俄国文学艺术再次出现了辉煌发展的时期,人们称这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白银时代”。“白银时代”仍然是诗歌打头阵,出现了亚·勃洛克、A.别雷、И.安宁斯基、安·阿赫玛托娃、奥·曼德尔斯塔姆等著名的大诗人。而革命文学的领军人物马·高尔基也是这个时期登上舞台的。在他主持的“星期三”文学组织及《知识》出版社内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文学家。“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群星荟萃,个性鲜明,不仅作家数量和作品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在审美立场和创作技巧上有了质的变化。如果说,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主要是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那么,到世纪之交,审美观念则多元化,艺术流派与思潮发生了大的改变,出现了多层面的文学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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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02 这时候,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股最大的文学思潮平行发展,互相竞争和斗争,又互相影响与吸收。两种思潮的审美分野,最重要的前提在于对人在世界中的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引出的对艺术本质与任务的不同评价。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在契诃夫开创的容纳各式各样人物、注重人的个性、发觉人与人之间互不理解原因的新审美视觉的基础上,把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新现实主义阶段。高尔基及其继承者把大写的人、大地的主人、革命者推到首位。在他们的作品中,人是世界的主人,人是胜利者,是自由的斗士。他们否定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列夫·托尔斯泰关于痛苦与道德净化的基督教思想。高尔基认为,改造世界的革命会改变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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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04 除了我们所熟悉的高尔基之外,新现实主义还有许多才华出众的著名作家,如列·安德烈耶夫、伊·蒲宁、B.韦列萨耶夫、Н.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A.库普林、И.什梅廖夫等。列·安德烈耶夫(1871~1919)被高尔基称为“具有罕见的特殊性、罕见的才能”的艺术家,他在“白银时代”的文学史上写下了最光辉、最奇妙、最独特的一页。他的个性鲜明,作品富于哲理,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根基,充满反抗精神和对人的命运的深刻思考。从1898年开始,他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和戏剧。《大满贯》和《人的一生》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前者哭诉人的痛苦,小说的主人公热衷于玩牌,但他不像其他牌友只从游戏过程得到满足,却幻想玩一把没有王牌的大满贯。当他梦寐以求的好牌——大满贯到手时,死亡却突然降临。高尔基读了《大满贯》以后说:“一个天才诞生了”,“小说写得非常好”。[2]《人的一生》是一部哲理话剧。勃洛克说,自己简直被《人的一生》所震撼。全剧的艺术特点就在人和命运的关系中揭示整个人类的悲剧。可以看出,安德烈耶夫并不局限于现实主义,而进入了更深的思考,在艺术上已经率先显露出表现主义戏剧的典型特征。由于他在文学的党性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苏维埃时代便不大宣传他的作品。伊·蒲宁(1870~1953)既是现实主义的大诗人,又是才华横溢的散文作家和翻译家。高尔基认为,他是同时代作家中最杰出的天才。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他发表大量作品,1920年告别祖国侨居国外,继续创作。在国内,他往往写国外的题材,而在国外全写的俄罗斯的题材。杰作《旧金山来的先生》被俄罗斯文学史家誉为“缎子般”的作品。1930年,巴黎的俄文报纸《最新消息》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蚁道》,仅由64个词组成,极为精练,包含了深不可窥的意义。1933年,蒲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是俄罗斯第一个获此荣誉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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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06 现代主义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文学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源于西班牙和墨西哥等国家,而这一新的文学运动几乎同时在俄国很快发展起来。现代主义文学否定现实主义美学中严格的因果决定论,否定现实主义认定的社会或历史环境对人的必然决定论。现代主义维护人的个性,维护人不受历史时间因素束缚的权利。俄国的现代主义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流派:象征主义、阿克梅派、“新农民”文学及部分未来主义者。象征主义在诸流派中居于首位。它兴起于法国,但在俄国很快得到强劲的发展。它不认为艺术是对世界的认知,而要在创作的过程中建构世界。它不接受艺术的功利主义,认为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象征主义运用暗示、隐喻、联想和烘托增强表现力。它追求言外之意,象征是多义的,不要求有唯一的共同理解,如果有两种或更多的理解,或者不能完全理解而只是感受,而后自己在脑海里补足,这才是它的迷人之处。这个流派的辉煌主要表现在诗人辈出,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勃洛克、别雷、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外,还有К.巴尔蒙特、В.布留索夫、М.库兹明、Д.梅列日科夫斯基、З.吉皮乌斯、Ф.索洛古勃和维·伊万诺夫等。亚历山大·勃洛克(1880~1921),是世纪之交最负盛名的大诗人,可以列入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一类俄罗斯伟大诗人的行列。在高尔基的记忆里,“勃洛克不论是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作为一种个性,都是美丽得惊人。”[3]勃洛克早期是象征派,1905~1907年革命以后,他越来越关注周围的日常生活、“被侮辱者和被欺凌者”的生活,确信革命可以净化一切。他曾出版了自己的三卷诗选,被俄罗斯的研究者称为“人化三部曲”。象征主义大大促进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在任何一个文学创作的领域,象征主义者们都有创新的贡献。它丰富了俄罗斯的诗歌文化,赋予诗歌语言以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多义性,在诗歌的音韵方面的探索也成就卓著。象征主义也使小说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艺术变成个性的艺术”。[4]象征主义的遗产对俄罗斯文化是一座真正的艺术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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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08 阿克梅派是从象征主义中产生的一个新流派。一些曾接近象征主义的年轻诗人聚集在维·伊万诺夫的住所,听取老诗人的讲课,讨论创作的问题,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学组织,1912年宣布流派产生,选用希腊语中的“阿克梅”(顶峰)作为名称。其成员包括Н.古米廖夫、安·阿赫玛托娃、C.戈罗杰茨夫、奥·曼德尔斯塔姆、М.津克维奇和В.纳尔布特等。古米廖夫是领导人。这一派希望克服象征主义的抽象性与空想主义,主张“优美的明晰性”,要求严格的创作规范。不过,阿克梅派来自象征主义,古米廖夫称象征派为“当之无愧的父亲”,所以他们还是继承了象征派的成果,却消解了后者的极端性。按照古米廖夫的观点,阿克梅派就是尝试重新揭示人生价值,放弃了象征派企图认识无法认识之物的追求目标。阿克梅派曾联合了不少诗人,但后来这些人都有了个人的创作追求。阿克梅派最大的三位诗人:Н.古米廖夫颇具浪漫主义,有时追求诗歌的精雕细琢,有时向玄想方面发展;安·阿赫玛托娃初期与俄罗斯古典传统有密切的联系,后来追求心理主义和道德求索;奥·曼德尔施塔姆则充满了对世界文化的眷念,着重于历史哲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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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10 未来主义几乎与阿克梅派同时存在,一般认为它产生于1910年,其主要成员有:Д.布尔留克、В.赫列勃尼科夫和А.卡缅斯基。很快,这几位同弗·马雅可夫斯基和А.克鲁乔内赫一起组成了新流派中影响最大的立体未来主义小组,称“吉列亚”。未来主义还有另外三个团体:自我未来主义派(И.谢韦里亚宁、И.伊格纳季耶夫等),“诗歌顶楼”(В.舍尔舍涅维奇、赫里桑夫等),“离心机”(鲍·帕斯捷尔纳克、Н.阿谢耶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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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12 总之,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不仅继承和发展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而且几乎同世界的最新美学思潮同步,把俄罗斯文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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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18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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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20 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只推翻了沙皇政权,而且紧接着又打倒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连续不断的革命风暴在荡涤旧制度“污泥浊水”的同时,也打断了在多种审美思想基础上蓬勃发展的文学大潮。托洛茨基在他的《文学与革命》一书中说:“十月革命似乎以自己的直接行动扼杀了文学。诗人和艺术家沉默了。”[5]革命与文学发生了冲突。一方面,坚持单一意识形态和一党专政的布尔什维克,把信仰其他世界观的知识分子看作潜在的敌人,把世纪之交的多数文学家归诸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另一方面,大部分知识分子被革命暴力和革命后国家的残破、社会的分裂、文化的凋零和生活的艰难等现象所震撼。文学家的队伍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为了生存消失在民间,后来从事了各种具体的事务;相当一批作家对革命和新政权抱怀疑和批判态度,内战中倒向白军,后来移居国外。到1922年,逃到欧洲国家的作家有蒲宁、吉皮乌斯、巴尔蒙特、雷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库普林、安德烈耶夫、什梅廖夫、阿·托尔斯泰、胡达塞维奇、茨维塔耶娃、维·伊万诺夫、谢维里亚宁以及其他数百名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记者。俄罗斯的文学中心几乎转移到国外,只有一部分文学家留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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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22 国内的文学活动是逐渐恢复的,而且一开始就面临着抉择:是重新创立无产阶级的新文学,还是让文学在已有的基础上发展?当时有三种主要力量影响着文学恢复的取向。首先是执政党的立场和主张:为了巩固自己的新政权,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一方面希望能表达革命意识并描绘新社会秩序的文学作品尽快出台,以教育群众;另一方面,列宁在1905年就提出,文学“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是一部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6]的重要论断。革命后,党的领导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决定把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工作交由教育人民委员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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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24 在国内的白银时代的文学家是文学恢复和发展的现实存在。他们当中最早投向革命、为革命歌唱的是少数倾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农民意向的作家和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部分未来主义者。他们用自己的意识诠释这场革命。象征派大诗人勃洛克1918年写了长诗《十二个》,是革命后第一部重要作品、“个人艺术的天鹅之歌”。[7]作者把革命描绘为一场农民的暴动。在彼得格勒被大雪封困的12个行凶抢劫的红军士兵,他们仇恨旧世界,梦想美好的生活,最后以基督出现象征革命和未来。谢尔盖·叶赛宁(1895~1925)是20世纪头10年显露头角的农民诗人。他从农民的立场欢迎革命,歌颂革命。他所向往的是,革命能够导致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回到原始民主的农民村社生活去。弗·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把自己的未来主义看成共产主义的先锋,组成“左派文化阵线(列夫)”,以高昂的热情,为革命写诗、写戏,放声歌唱。这些作家受到革命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本人也是文学评论家和诗人)的热情支持,而列宁并不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其他许多作家是在克服了革命初期的震惊和疑虑以后,在20年代初相继开始了文学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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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26 在国内存在的另一种力量是: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的群众性文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由亚·波格丹诺夫领导的组织,主张建立“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派”。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继续活动,而且大力组建和争取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文化组织,力争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布尔什维克党内不少领导人也倾向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张。1920年10月初,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8]接着在给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9]无产阶级文化派在1920年10月成立了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拉普”。1923年成立了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伐普”,并出版《在岗位上》杂志,形成一个文学批评流派。他们坚持:任何艺术反映的仅仅是阶级的经验和世界观。要严格地按照阶级界限划分文学,划分整个艺术,对包括19世纪俄罗斯文学在内的一切过去的文学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派都抱否定态度,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学。“拉普”是20年代初最大的文学团体。他们的主要文学批评家是C.罗多夫、Г.列列维奇、Л.阿韦尔巴赫,加入联盟的著名作家有A.法捷耶夫、Д.福尔曼诺夫、Ю.李别金斯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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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28 1921年2月,在高尔基的支持下,在彼得格勒成立了“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小组,参加该小组的有:弗·伊万诺夫、M.斯洛尼姆斯基、M.左琴科、B.卡维林、Л.隆茨、H.尼基京、K.费定,还有诗人E.波隆斯卡娅和H.吉洪诺夫,批评家И.格鲁茨杰夫。和这个小组接近的还有:叶·扎米亚京、B.什克洛夫斯基。他们欢迎革命,描写革命,但要求捍卫传统的艺术观和文学创作的自我价值,文学对于人类的普遍意义,而不是狭隘的阶级意义。“谢拉皮翁兄弟”还影响了尤·奥利夏、叶·佐祖利亚、列·列昂诺夫、米·布尔加科夫、彼·巴甫连柯、瓦·卡达尔等一些著名的作家。在国内活动的相当部分的作家当时都与“谢拉皮翁兄弟”小组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20年代与“拉普”针锋相对的是围绕在《红色处女地》杂志周围的文学团体“山隘”,1924年这个团体定名为全苏工农作家联合会。《红色处女地》是文学评论家A.沃龙斯基创办的一份大型杂志。沃龙斯基针对“列夫”、“拉普”的一系列文学主张,进行文化问题的讨论和批评。沃龙斯基承认艺术的认知功能,坚持艺术具有人道主义的传统观点。在沃龙斯基及其追随者看来,古典遗产,过去的一切真正的文化,不能不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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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30 在列宁生病及其逝世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怎样看待跨入新时代的“旧文学家”发生了争论。相当一批领导人仍然歧视和反对白银时代的作家,热衷于支持和赞扬杰米扬·别德内依、李别金斯基、别济缅斯基等几个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托洛茨基借用了一个“同路人”的概念,称呼那些不反对新政权而又对“共产主义目标陌生”的文学家,其中包括“谢拉皮翁兄弟”小组及受其影响的作家,也包括勃洛克、克留耶夫、叶赛宁、皮利亚尼克等。他还说:“如果我们消灭了皮利亚尼克、谢拉皮翁兄弟、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除了一些得不到兑现的空头支票外,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还能剩下什么呢?”[10]托洛茨基并未放弃建立无产阶级文学的理想,只是认为,无产阶级文学队伍要在“同路人”的帮助、影响下成长。布哈林也发表了应当慎重对待农民作家和“同路人”、不应该干预文化和文学领域的专门性问题等方面的意见。1925年6月,布尔什维克党通过了放宽对文学家政策的决议,决议特别指出要正确对待“同路人”、“应当鼓励各个团体或文学组织和思潮之间的自由竞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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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32 从1921年到1928年,苏联文学由恢复而达到一定的复兴。托洛茨基对20年代文学运动的恢复做了一个著名的概括:“在我们这儿,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开始复活的。复活后,它立即被涂上了同路人的色彩。”[12]我们先撇开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仅就他对20年代苏联文学复活的看法来说,不能不承认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应该说,这个时期是整个苏维埃年代文学最为兴旺繁荣的时期。白银时代的老作家跨进新时代,不同的美学思想和流派继续存在,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小组,一批数量可观的新作家成长起来,创办了一些新的杂志和文学期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学成果:在诗歌方面,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都有脍炙人口而且流传至今的作品,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在20年代中期的两部长诗《列宁》、《好》,一直被作为苏维埃诗歌的经典。另外,像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也都有新的作品问世。应该指出的是,20年代文学复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诗歌转向散文,散文作家和作品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诗歌。作为苏联时期散文的代表作大都产生于这个时期。其中包括中国读者所熟悉的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和《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早年译为《夏伯阳》)、费定的《城与年》、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早年译为《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列昂诺夫的《獾》、李别金斯基的《一周》等。苏联文学史上几部光辉的长篇史诗: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基本上或大部分都是这个时期写成的。还有一大批曾遭受压制或镇压的作家的作品,中国读者过去不大熟悉。如:犹太人作家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1,有的人译为巴贝尔),是20年代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的代表作《红色骑兵旅》,描写内战时期布琼尼哥萨克骑兵进攻波兰的故事,是一部刻画骑兵军内在形象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环境的冲突。他的自传体回忆录《敖德萨故事》,严谨精练,常常使人想起莫泊桑和契诃夫。叶甫盖尼·扎米亚京(1884~1937),是一位追求表现主义的作家,是内战和新经济政策时期最有独创精神的作家之一。他于1917年写的《岛民》引起很大争论,在1922~1928年之间写的《北方》、《马麦》和《最重要的故事》,严谨和完美的结构,意味深长的细节,曾是新文学写作的典范。他的长篇小说《我们》是20世纪第一部反乌托邦的小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鲍里斯·皮利亚尼克(1894~1938),在1921~1923年写的《荒年》,是一部划时代的长篇小说。对20年代文学有贡献的还有长于歌颂自然的米·普里什文和下面将要提到的普拉东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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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34 20年代,苏联文学之所以能够比较快的复兴主要是文学还没有达到强制化的思想一律,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还在起作用。当时存在着不同的流派,进行着有关文学发展的激烈争论,这对文学的恢复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因为,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艺术见解越多姿多彩,文学就越丰富,展现在它面前的前景也就越广阔。文学获得发展的自然源泉,就在于文学的多声。而且,20年代文学的复兴是在白银时代开辟的道路上的继续发展,或者说是在白银时代的文学传统影响下的复兴。白银时代的美学思想和流派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A.绥拉菲莫维奇那样的老作家以及整个高尔基一派继续坚持新现实主义,一度被视为主流,对一大批新作家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些作家继续坚持现代主义,老作家布留索夫和索洛古勃继续忠实于象征主义,曼德尔施塔姆和库兹明,在诗歌中仍然坚持尽善尽美或“清澈的美”的原则。尤其要提到象征主义大师A.别雷,他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是象征主义散文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在20年代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在皮利亚尼克形象复杂、具有韵律风格的不连贯和充满激情的作品中,在亚·马雷什金的《攻克达伊尔》对克里米亚内战中的描述中,在李别金斯基的《一周》革命斗争的场面里,以及后来在阿·维谢奥利《我的祖国》和《血洗的俄国》的松散的场景中,都能看出别雷对这些作家的影响。”[13]即使比较次要的作品也带有别雷的特征。象征主义的散文这个时期曾红极一时。叶·扎米亚京也对20年代的文学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在苏维埃初期通过给彼得格勒的文学班讲授散文技巧、在赫尔岑师范学院教授文学课,传播雷米佐夫的新现实主义和他自己的表现主义。许多“谢拉皮翁兄弟”文学组织的成员都以他为师。至于未来主义的马雅可夫斯基、象征主义的勃洛克以及受其影响的叶赛宁,对20年代诗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虽然在发表诗作方面受到一定限制,他们仍然影响了许多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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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36 因此,在20年代,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都得到了发展。高尔基的4卷本《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体现了对现实主义的革新,承认个性具有改造世界的权利,也承认个性拥有对这个世界实行强制的权利,即使以暴力的手段实施也是出于良好的目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以及列昂诺夫、费定等的一些长篇小说也属于这种新现实主义作品。当然,在这里应当提到,这种新现实主义为后来的范式主义提供了基础。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是把现实主义同范式主义统一起来的作品。李别金斯基的《一周》绝对属于范式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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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38 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是扎米亚京和皮利亚尼克。扎米亚京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我们》描写了一群把自己的个性在生理上实现了完全同一化的人物。他向读者展现的是:如果社会消灭了个性、个体因素,并将他们变成完全可以互换的“号码”,那么社会将成什么样子。他把大一统国度内人们划一的生活想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不仅人人平等,而且按号码分配对象。皮利亚尼克是一个象征主义者,拒绝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和决定论。他的长篇小说《荒年》用丰富多样的视觉,强调该书所呈现的世界总图景的破碎性,不仅情节失去现实主义传统中的组织作用,而且叙述的片断也是万花筒式的,更替似乎毫无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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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40 20年代的文艺界还形成一种潮流,或者说暗流,继承果戈理的传统,不正面表达自己的文学思想,而用荒诞、夸张、幻想的手法写作,表示对现实的一种批判。像高尔基的《英雄的故事》、《卡拉莫拉》,卡维林的《爱惹事的人》、《瓦西里岛上的夜晚》,布尔加科夫的《魔障》、《狗心》、《不祥的蛋》,特尼亚诺夫的《腊人》、《基热少尉》,格林的《绳索》、《克雷索洛夫》、《灰汽车》等都属于这类作品。奥廖莎的长篇小说《羡慕》揭示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塑造人物上的原则性区别。总之,20年代苏联的文学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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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42 遗憾的是,20年代文学恢复和复兴的势头没有能维持下去。到了20年代的后期,随着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不同派别斗争的胜利,文学发展的机遇也被逐步取消。1926年,《新世界》杂志刊登了皮利亚尼克的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这篇小说是以国内战争中的英雄、国防人民委员伏龙芝死在手术台上为背景写的。作家通过自己的小说揭示个人的强权政治会破坏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自然规律。当局却认为小说影射斯大林,刊登小说的《新世界》杂志被迫停止发行,皮利亚尼克被迫多次检讨和认罪,仍未得到宽恕,30年代终于被镇压。对20年代文学恢复有很大贡献的扎米亚京的遭遇也很悲惨。他在20年代初就因对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处境忧心忡忡,1922年被彼得格勒的契卡人员逮捕,一度被投入牢房。他的长篇小说《我们》不能在国内发表,1929年在布拉格出版后,又一次遭到迫害,1937年只得出国。阿赫玛托娃不仅是诗歌方面,而且也是伦理道德方面的一面旗帜。她的作品展现了女性多方面的抒情性格。她在其《黄昏》诗集面世以后就被归入俄罗斯第一流诗人之列。但在20年代中期以后,她的新诗就被停止出版,以前的诗也不再重印。另一位著名诗人奥·曼德尔施塔姆革命后未参加任何政治派别和集团,开始还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诗作,后来逐渐不为新政权所欢迎,结果流离失所,30年代遭镇压。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1891~1940)是革命后由一名军医成长为果戈理式的讽刺文学家,长篇小说《白卫军》被莫斯科艺术剧院改编为话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为布尔加科夫和剧院带来荣誉,也使他们遭受灾难,时而被禁演,时而又开禁。布尔加科夫被扣上一顶十恶不赦的罪人的帽子,他所写的大量戏剧都未得到上演的机会。绝望中的布尔加科夫1930年给斯大林写信,诉说批评他的文章达到298篇之多。后来,布尔加科夫在艺术剧院觅得一项工作,就埋头写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安·普拉东诺夫(1899~1951)是革命后从事文学创作的,在20年代中期成为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主编的《文学报》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起疑心的马卡尔》,受到当局的指责,从此就遭厄运。后来他的很有价值的作品《地槽》、《切文古尔镇》,都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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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644 不只是这些因审美观点的不同、作品不被当局接受的作家受到了压制与打击,像马雅可夫斯基这样一直对革命饱含热情,不仅为革命写诗、歌唱,而且到通讯社和宣传部门工作,甚至为宣传画作题词、为商业做广告的人,也遭到极不公平的待遇。由于对国家社会生活中一些腐败现象的担忧,他在1928、1929年写了讽刺剧《臭虫》和《澡堂》,便得罪了当局。“左派文化阵线(列夫)”被解散,杂志被停刊,已准备好在报刊上刊登的肖像被撤下来,正在上演的《澡堂》一剧也被停演。马雅可夫斯基遭到一系列打击,加上本人在爱情上遇到挫折,1930年4月14日拔枪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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