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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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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二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及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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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5日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以“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示威活动，从此，以“维护苏联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利、要求公开性、民主和自由”为宗旨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由地下浮出水面，成为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而且影响巨大的政治问题。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作为国家主人的俄罗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却发现宪法赋予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可望而不可及。斯大林时期苏共关于民主的论述不比列宁时期少，但这并不能改变斯大林实行专制统治的现实，任何流露不同思想的人都可能被扣上“人民敌人”的帽子，流放逮捕直至肉体消灭。赫鲁晓夫尽管严厉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任意践踏人性的丑恶行径，但对宪法给予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也很少给予保证。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虽然自称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信访制度，公民监察制度一应俱全，人民依然感到很难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后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控制熄灭了赫鲁晓夫改革和柯西金“新经济体制”带来的最后一点活力，导致共产主义信仰悄然下降，党群关系严重疏远，社会矛盾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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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叶，结束于80年代中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由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以及其他一些思潮构成。各派主张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但在反对复活“个人崇拜”，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方面，即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秩序是一致的”。[68]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力，几经沉浮，但一直没有中断，这说明它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社会病态的自然产物，并不像苏联当局所说的那样是西方颠覆苏联社会主义的结果。尽管西方的宣传和支持确实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起过重要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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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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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24日午夜，当赫鲁晓夫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中讲到：斯大林滥用权力，违背了列宁处理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把党内的正常争论看成是对敌斗争，走上了大规模镇压和清洗的道路。1936～1939年期间有许许多多的无辜者遭到残酷迫害和屠杀。以胜利者大会著称的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有超过半数多的代表在1937～1938年间因为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而十七大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竟有98人被逮捕和枪决。军队干部队伍也难逃厄运，近3.5万多人成了大清洗的牺牲品，其中包括3名元帅、集团军司令级干部13名、军级干部57名、师级干部110名、旅级干部220名，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80名成员中的75人。赫鲁晓夫指出：“事实很明显，很多在1937至1938年被诬蔑为‘敌人’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经济活动家，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而始终是忠实的共产党员。”[69]尤其恶劣的是，这些冤假错案大多是安全部门通过刑讯逼供搞出来的，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不仅不制止这种严重破坏苏维埃法制的行为，而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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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若神明的领导人竟然犯下如此暴行，在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正如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指出的那样：“如果对制度过分信任的话，革命会带来血腥、残酷的后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试图改造世界，但对于那些亲身经历革命、知道革命代价的人来说，很难接受这个目标。所以，持不同政见者认为，说话比做事本身更重要。他们又重操知识分子的旧业：思索、辩论、写作。”[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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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956年苏共中央开始全面清查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大规模释放政治犯。许多人从集中营重返社会，成千上万无辜者死后得以昭雪。这些人的悲惨遭遇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为了搞清楚所有事件的真实情况，以及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劫后余生的许多人坐下来撰写回忆录。于是“文学作品、回忆录、那一时代的历史等等，大量地涌现出来”。[71]这类作品很多都以手稿的形式在私下出版物上流传，像Е.金兹堡的《严峻的历程》，加扎里扬的《这事不应再重演》等等。1962年，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出版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曾经引起一时的轰动，从此一种被称为集中营的文学体裁开始在苏联文坛流行。初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正是在这种揭露斯大林专制统治，深入思考斯大林悲剧发生的原因和要求创作自由的过程中出现的，也即脱胎于最早的文化反对派。因写《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阿马利里克为此写道：“文化反对派内部涌现出一股新的势力，这股势力已经不仅是反对官方文化，而且也反对当局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的许多方面。”[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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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期间，莫斯科就出现了规模不大的大学生小组，他们在共青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散发传单，同情匈牙利民族民主运动。1958年夏天，一些大学生和青年诗人开始定期在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举行文学集会，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和一些不太出名的诗人经常在会上朗诵诗歌，发表演说。“朗诵会一般是在周六和周日晚上举行，每次参加者平均数百人。”[73]伴随着这种露天聚会的频繁举行，在一些年轻参加者的圈子里逐渐产生了一些类似于俱乐部的非正式文学组织。他们相互交流信息，收集和阅读自己打印的刊物——私下出版物（самиздат）。参加集会的有各种各样的人，但以大学生居多。共青团曾经尝试把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学生的革命浪漫主义活动纳入自己的轨道中，但没有成功。从此政府有关机构开始限制集会，安全部门对经常参加集会的积极分子定期搜查，没收他们保存的各种诗集和私下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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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后，在对待改革和批判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开始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书报检查制度，暗中推进重新斯大林化的进程。1965年秋苏联安全部门逮捕了安德烈·西尼雅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两名作家，他们分别以笔名“阿勃拉姆·特尔茨”和“尼古拉·阿尔扎克”在国外发表所谓破坏和削弱苏维埃政权的作品。“拘捕作家被理解领会为是不祥的重大转变的序幕。想必，新的苏联领导人会以两位作家被逮捕向私下出版物宣战——向它的作者、传播者和读者宣战。”[7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12月5日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要求“遵守宪法”和“公开审判两位作家”的示威活动，觉醒了的知识界终于开始了维护自己权利的抗争，从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浮出水面，成为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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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阶段划分和各阶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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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在苏联出现，但这时的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些个别现象，而且大多是在暗中活动，还不能称为一种运动。1965年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要求“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从此，追求民主、自由、维护个人权利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开始形成，并一直持续到1984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夕才告结束。此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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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萌芽时期（1956～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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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965年在苏联社会开始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现象，然而，这一阶段的持不同政见者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思潮和单个的人，还没有以“运动”形式呈现出来，因此，1956～1965年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萌芽时期，或者酝酿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个标志性的政治事件就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斯大林的与世长辞使其通过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专制集权体制出现松动，赫鲁晓夫推行的解冻方针，以及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社会开始了多元化的进程，领袖思想和行为一贯正确的观念有所淡化；另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使斯大林的形象由人民的慈父转变为滥杀无辜的暴君，急剧的变化导致社会出现普遍的混乱，人们一时无所适从。饱尝迫害之苦，其儿子1956年才从监狱获释的著名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指出：“两种俄国人怒目相向——一种是坐过牢房的人，一种是把他们送进牢房的人。”[75]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遭受集中营迫害的人和一部分不甘于像父辈那样生活的年轻人开始对历史进行思考，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逐渐萌发，解冻思潮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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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一阶段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形式基本上都是在暗中进行，他们并不公开自己的活动。无论是莫斯科大学生小组，抑或是因为从事所谓“削弱苏维埃政权宣传”而被判刑的А.金兹伯格，当时都不大为人所知。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阿列克谢耶娃通过研究后发现：持不同政见者“最初的组织形式是地下组织，几乎都毫无例外地由青年人组成……正如后来查明的，他们多半是持马克思主义说教的地下小组，其目的是‘恢复社会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以及类似的东西。”[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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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缘起与发展时期（1965～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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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5日是苏联的宪法日。为了抗议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对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的逮捕和迫害，著名诗人亚·叶赛宁·沃尔平组织了示威游行，要求遵守宪法，公开审判两位作家，还布科夫斯基以自由。这是苏联国内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首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被认为是苏联维护权利运动的开端，因为它首次提出了维护人权的口号。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发起了为捍卫苏联公民权利而进行的“书信运动”、“请愿签名运动”。书信、请愿、签名成为这一阶段持不同政见者斗争的主要手段，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书信题材的革命”（Эпистоля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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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持不同政见的活动形式也由地下发展为公开进行，而且，大家有统一的目标和追求，即批评政治压制和重新斯大林化的倾向，要求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60年代下半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由各种各样的思潮、派别组成，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复活‘个人崇拜’，反对完全或者部分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反对破坏法制、滥用权力，主张言论自由，实行公开性，维护信息传播自由，抗议对持不同政见者强制施行精神治疗等等。”[77]知识界不断抗议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再斯大林化”，反对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并且开始“直接诉求社会舆论的支持”。[78]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А.萨哈罗夫加入保护权利运动行列以后，以及他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士气。此外，这一时期政府不仅加强了国家安全部门的职能，组建第五局并使之成为一个专门监视知识分子的机构，而且强化了社会秩序控制，在俄罗斯联邦刑法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刑法中，加入190条有关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罪的条文，加大对印刷和传播私下出版物和所谓危害社会秩序活动的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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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涨时期（1969～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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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第一批维护权利的小组和团体开始出现，运动进入有组织时期。同时，以维护权利为核心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提出了自己完整明确的政治主张。1969年，第一个公开的协会“苏联维护人权发起小组”成立，“他们的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保护权利，在保护权利的旗帜下，每一个派别都提出自己奋斗的目标和任务。参加者也学会利用各种手段和工具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79]这一时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图拉、弗拉基米尔、鄂木斯克、喀山、秋明、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外高加索等地都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小组。运动的参加者扩展到社会的所有阶层：工人、军人、作家、艺术家、科技工作者，甚至包括了通常在政治上较为保守的农民——国营农场的工人。各地运动的联系明显增强，基本上形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维护权利组织。此外，维护权利运动的目标进一步深化，既涉及全国的问题，也涉及地方的或者是非官方的问题，而且维护权利的层面也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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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出版物内容也出现了明显的嬗变，由以前主要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等题材转变为持不同政见者有关政治、经济和政论等纲领性内容。1970年12月2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安德罗波夫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通过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收集到的私下出版物分析研究后发现，“‘私下出版物’最近几年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流传的主要是思想上有害的艺术作品的话，那么现在政治纲领性质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从1965年以来出现了400多种有关经济、政治和这些问题的各种研究报告和文章，它们从各个方面批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议论苏共的内外政策，提出各种反对派的活动纲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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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伴随着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不断发展，持不同政见者表面上的统一性被打破，形成了以罗·麦德维杰夫、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为首的各个主要流派。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内部分歧逐渐加剧，争论日趋激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成熟，因为“不同政见的各个流派和各个集团终于认识到，单是抗议还不够，必须更深入地重新思考他们的‘积极的政纲’。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出现分歧，有时甚至导致彻底的决裂”。[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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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危机时期（1972～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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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夏天到1974年，这一时期是持不同政见运动遭到极大困难甚至是某种危机的时期。随着政府放宽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限制，国家安全部门也开始允许甚至是不断施加压力迫使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跟随这股浪潮移居西方。强迫持不同政见者移民西方不仅可以削弱反对者营垒的力量，同时也能败坏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声。因为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国家对每一个人都是神圣的，抛弃祖国向往资本主义世界即意味着背叛。正像罗·麦德维杰夫指出的那样，“西方派和人权保卫者中的许多犹太族持不同政见者也加入到这个移民潮。同时，许多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的作家、剧作家和画家在当局的默许下，或相反，是在当局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也凭以色列签证移居西方了。”[82]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加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力度，大量持不同政见者被捕，许多小组和团体被破获，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到西方，报纸掀起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运动几乎难以为继。特别是П.雅基尔和В.克拉辛被捕并供认出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叛变行为，导致大批维权运动参加者被捕，维权运动几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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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赫尔辛基时期（1975～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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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在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苏联同西方国家签署了《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是文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仅为濒临崩溃的维权运动重新高涨注入活力，同时开始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赫尔辛基时期。赫尔辛基时期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又一个高峰阶段。这一时期在苏联国内建立了以奥尔罗夫为首的独立公开的“苏联协助完成赫尔辛基协议小组”。小组的主要活动是收集和分析他们所能得到的关于苏联违反赫尔辛基协议条款以及签约国有关其报道的资料，并通报给西方。在维护权利的共同基础上，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与起初互不相干的民族宗教运动建立了联系。1976年底到1977年初在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成立了赫尔辛基小组。1977年还在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的下面设立了“研究把精神病学用于政治目的的工人委员会”，甚至在苏联建立了第一个保护残疾人权利的小组。各小组参加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而且出现某种联合的趋势。这一阶段“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无论在目的，还是在国家社会生活，保护人权问题等方面都具有了明显的国际意义”。[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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