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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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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冷战格局下的东欧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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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主义”实际上是在冷战进入60年代的新形势下，苏联领导人对“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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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期，整个世界一直处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格局之下。冷战格局的形成与20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分不开的。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是冷战格局得以形成的前提，但是冷战格局的出现并不是社会主义实践的直接结果，冷战也不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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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人们冷战格局的出现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从苏联一方来说就是：苏联确立了斯大林模式，综合国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即能够牢牢地控制东欧和其他周边国家，形成以苏联为核心的集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只有到这时，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出现了冷战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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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年代的国际格局基本上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而东欧自始至终都在冷战格局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东欧之所以成为1947年以后的东欧，本身就是冷战的结果。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1947年以后的东欧，冷战格局也就不存在了。1958年，戴高乐出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之后，冲破美国的限制，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力量。1966年，法国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美国也只好听之任之。相比之下，在华沙条约组织内，苏联是绝对不能容许东欧国家出现任何离心倾向的，更不必说类似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这样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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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各国成为冷战格局中的特殊地盘，并不是东欧各国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而是被苏联强行拉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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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各国在纷纷复国和独立的同时，共产党也先后成立，开始了各自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东欧各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有着很大差异，各国共产党的命运也各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各国有的被德国法西斯直接占领，有的成为它的附庸。东欧各国共产党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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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同为反法西斯斗争做出贡献，致力于本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起，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共同当政；东欧各国都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对于东欧各国的发展方向问题，无论是在战争期间或者是战后初期，斯大林都不止一次地承诺：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更不要求学习苏联的经验，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和国情。1945年底，捷共中央主席哥特瓦尔德在一次捷共党员干部会上作报告时也说：“不是要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胜利以后形势又有了变化。再说，我们的传统和需要也不同于苏联。一天，我走在莫斯科的一条大街上掉了一只鞋后跟，但我找不到修鞋的鞋匠，因为在苏联所有手工业者被消灭了。……我们为什么要去消灭我国大批的小手工业者呢？让他们继续工作要好得多。”捷共中央领导人也一再向参加民族阵线联合政府的其他政党表示：“我们绝不成立集体农庄！我们实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全部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是反对一党制，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的。你们每个人都看得见，我们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的。”[13]1946年，捷克举行战后第一次选举，共产党在捷克地区得票为40%，在斯洛伐克地区得票为15%；在全国得票为38%。基于这种现实情况，无论是哥特瓦尔德还是捷共的其他领导人，都真诚地努力在《科希策纲领》[14]的基础上，从捷克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出发，“按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政策”，走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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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种祥和的发展局面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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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美苏对抗的冷战开始了。接着，潜伏着的苏南矛盾很快浮出水面，终于导致1948年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局。国际局势风云突变，苏联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指挥东欧各国共产党发动了一场普遍的暴力夺权运动。从此，东欧各国被强制移植斯大林模式：或者像苏联一样直接实行一党专制，或者在形式上保留多党制，而实际上还是共产党独掌政权；消灭了发育到不同程度的市场经济，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上一律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推动农业集体化。东欧各国在1948年前后的“第二次夺权运动”，表面看是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胜利，实际上是东欧各国党付出了独立自主的代价，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完全和苏联绑在一起。东欧国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磨难，原以为在消灭了法西斯国家以后，可以走上真正独立、民主的发展道路，但历史又一次出现曲折，东欧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发展再次被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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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格局育造了东欧，东欧则是冷战的受害者，为冷战承受了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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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格局下的苏美对抗，就苏联来说，虽然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力量已大大膨胀起来，并在欧洲占据有利的战略态势，足以和美国抗衡；但是，就综合国力而论，苏联则远远比不上美国。从综合实力来说，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远远超过了苏联统率的华沙条约组织。1954年，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后，北约有15个成员国，土地总面积约221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3900万。1955年华沙条约签订时，拥有8个成员国，土地总面积为234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2260万。就是说，北约和华沙相比较，土地的面积相当，人口超过华约的60%，而国民生产总值则高出华约3倍。从地域上说，北约的15个成员国家，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祥地和心脏地带，是近代以来世界的先进地区。那么，在综合实力相差悬殊的条件下，苏联统率的华约集团能够和美国统率的北约集团抗衡，靠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使得苏联统率的华约集团在综合实力方面的明显劣势得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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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华约集团弥补自身综合实力不足的是政治因素。首先是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得苏联及其华约集团虽然在综合实力上落后，但在发展军事工业和国防军事拨款方面，能够和美国及北约集团竞赛。其次，华约组织是一个以苏联为核心的跨国界紧密型综合体，它不仅是一个国际军事同盟集团，更是一个内向性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一体化的紧密实体。在这方面，华沙条约可以说是不同于任何国际同盟条约。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正是华沙条约组织这种特性的“理论”升华。华沙条约在政治方面的这些特点，在一定时段里能发挥出实际效能，弥补它在和北约抗衡中的综合实力的不足。但是，从长远来说，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华沙条约集团在冷战对抗中最终失败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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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华约集团在冷战对抗中最终失败，是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发展一系列因素的结果。其中，1956年纳吉在匈牙利的改革，虽然十分短暂，毕竟是对冷战格局的挑战。1968年杜布切克在捷克的改革，明确地表示要摆脱苏联的控制，无疑也是对冷战格局的冲击。苏联纠集华约其他国家，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说明苏联除了出动军队之外，其他措施已难以维护华约的整体性了。在这前后，苏联凭借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和科技资本，乘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里无力他顾之机，在核军备竞赛上取得某些单项的优势，达到自己在霸权主义道路上的巅峰状态。同时，苏联以武力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强化对东欧的军事控制，对美国和北约集团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是，巅峰状态往往是下滑的开始，70年代成为苏联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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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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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酝酿经济体制改革。1964年10月，捷共中央公布了由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原则草案》（以下简称《原则草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原则草案》的基本内容是：国家除保存制订中央长期规划的机构外，逐步把国家机器的有关部分变成企业和超企业组合的行政机构，同政治性的国家机构分开；党机关活动中免除其指挥经济的工作，把党的职能集中于政治工作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工作；企业应当成为尊重市场规律和生产效果的经济活动独立实体；提高专业干部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解决工会、工人、企业行政干部在工厂和企业管理中所应发挥的作用问题，让企业的全体员工通过奖金（利润提成）直接感觉到管理不善的恶果，为此，必须让他们对管理拥有某种形式的发言权（建立某种形式的自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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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原则草案》并未从根本上触动计划经济体制，仅仅是想逐步使政企分离，党政各司其职，使企业从原来的完全面对计划转变为“一只眼睛盯着国家计划，另一只眼睛瞄向市场”。捷共中央虽然公布了《原则草案》，但是规定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讨论”，到1966年以后才启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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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31日至6月4日，捷共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在总结报告中，既未对经济、政治的严峻形势做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分析，更未对今后采取的应对措施做出明晰的决策，空谈“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十三大还制订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66～1970），规定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全面巩固国民经济和创造经济储备”，至于经济改革则只字未提。这就意味着，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将停止尚未真正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加强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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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全国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第一季度，日用商品的批发价格上涨20%，市场日用商品价格更是猛涨。物价上涨，外贸出口减少，劳动生产率低下，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改善。这方面的矛盾，突出地反映在住房短缺上。在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俄斯特拉发、科希策等大、中城市，很多成年男女因为没有住房而不能结婚；而很多已婚夫妇因为没有住房，只能分别住在集体宿舍里，不能有孩子。全国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责难：“我们忙着建设社会主义，结果把建造住房给忘了。”经济的恶化还促使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的矛盾表面化。这些矛盾，又综合成对诺沃提尼当政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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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月4日，诺沃提尼被撤销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1月6日，勃列日涅夫给杜布切克发去贺电。勃列日涅夫在贺电中说：“真诚地希望您在……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全面合作、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队伍的团结这一伟大事业的活动中取得成就。”[15]3月22日，诺沃提尼向国民议会正式提出：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当天下午，国民议会主席团投票表决通过，接受诺沃提尼的辞职。3月30日，斯沃博达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在1968年初的几个月里，重大的人事调整是以切尔尼克取代纳列尔特出任政府总理；为备受迫害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彻底平反，并任命他为国民议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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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这些新的领导人员调整的同时，杜布切克还调集部分党政领导人、各学科高级专家、学者，成立“政治委员会”，起草捷共当前时期的行动纲领，作为改革的政纲。经反复讨论，1968年4月5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题为《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政纲，即《行动纲领》。《行动纲领》的俄文本全文刊登在捷共中央委员会的专门新闻简报上，全文共63页。《行动纲领》的内容分为：捷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党的领导作用；发扬社会民主，建设新的政治管理体制；国民经济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等五个部分。《行动纲领》的基本精神正如该文件最后所说的，是“坚持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纲领宣称：“我们将进行试验，赋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捷克斯洛伐克有责任总结和利用自己比较先进的物质生产基础、非常高的教育水平和无可置疑的民族传统，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承担起捷克斯洛伐克对国际命运负有的使命。”“我们要创造一种条件，使每一个关心社会主义事业和各族人民事业的真正的公民都能感觉到，他们是自己国家命运的主宰，是必不可少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为此，行动纲领应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复兴的纲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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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纲领》还具体地规定了恢复新闻自由，保障迁徙自由，非集中化和企业领导独立，私营企业合法化等措施。《行动纲领》的公布，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跨进了被称作“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阶段。杜布切克曾这样评价《行动纲领》：“行动纲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独一无二的文件”，“我们的纲领是逐步回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的计划”。《行动纲领》没有触及对外政策，对此，杜布切克解释说：这是因为“东欧集团的所有共产党通过强大而善于钻营的各级效忠者和代理人之网，同苏联党绑在一起。当这些党是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力量时，苏联人不仅钻进每个党的正式机构，而且控制了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外事部门等关键职位。这种实际情况造成，任何搞独立活动的尝试，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话，至少是非常困难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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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对《行动纲领》的态度，对业已开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的态度，在1968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1968年的“五一”节游行，不再是“导演游行”，也不再是把人们按单位组织起来，而是人们自己聚集起来，带着他们自己愿意举起的并能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思想和愿望的横幅标语。这些标语是多元的：有表示愉快心情的，有批评性的，有幽默讽喻的，连色彩也不再是单一的红色。杜布切克感动地说：“人群自然流露的同情和支持之情征服了我。”在游行的人群中，还出现了两个组织：“非党人士俱乐部”和“231俱乐部”，苏共和勃列日涅夫以后死抓住这两个组织，斥责捷克斯洛伐克“公开成立反革命组织”。其实，“231俱乐部”是1968年3月31日经捷内务部批准而宣布成立的。该俱乐部的成员基本上是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老干部和社会名流，该俱乐部的基本主张是“按照捷克斯洛伐克刑法第231条，对那些专稿迫害的人处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罪’，予以惩处”。因此，该俱乐部只是在平反昭雪过程中有情绪性的言辞，属一般群众性结社。“非党人士俱乐部”在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主张自由化，被捷政府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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