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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03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357]
1706473004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分离”还是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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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06 ——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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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08 北京外国语大学 戴桂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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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10 十月革命改变了俄国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东正教在俄国的命运。旧俄时期，东正教一直作为俄国的国教而存在，俄国政教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交织的关系。国家把东正教当作精神支柱给予扶持，受到恩宠的东正教则竭力为维护专制制度服务。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立即确定了宗教与国家政权分离的新型政教关系模式。在长达74年的苏维埃时期，得到官方承认的俄罗斯东正教会[1]（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经历了从与国家政权对立到服从于国家政权，再到服务于国家政权的转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东正教徒都赞成教会听命于苏维埃政权。那些不愿意服从苏维埃政权的东正教徒断然离开俄罗斯东正教会，并且成立了地下教会（Катакомбная церковь），他们成为苏联的隐形东正教徒；还有一些拒绝接受苏维埃政权的东正教徒离开祖国，流亡到国外并成立了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заграницей）。该教会长期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和苏维埃政权保持敌对状态，直到苏联解体。此外，俄罗斯民间东正教——旧礼仪派（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也同俄罗斯东正教会有着颇为相似的经历。本文拟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分别揭示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上述分支的命运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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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15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358]
1706473016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东正教官方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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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18 帝俄末期，俄国东正教官方教会——俄罗斯东正教会属于一个庞大的社会机构。它拥有占全国人口0.5%的神职人员，掌握着全国0.8%的土地，官方教会教徒的人口占全国国民总数的69.9%。[2]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以前，东正教在俄国各宗教中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立即颁布了《土地法令》（1917年11月8日），规定“土地私有权永远被废除”，“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修道院和教堂的土地，连同耕畜、家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这就意味着教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被切断，教会人士对新政府的土地政策怀恨在心。为把教会阶层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消除教会旧思想的影响，人民委员会又颁布《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学校与教会分离》的法令（1918年1月23日），规定“教会与国家分离”，“任何教会和宗教团体都不享有法人的权利”。[3]这样，在坚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教关系一开始就具有对立色彩。对于教会来说，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难以接受的政教“分离”（отделение Церкви от государства）关系为新政权确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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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20 苏维埃政权诞生不久，便经历了一场反对国内白卫分子和协约国侵略者联合武装干涉的国内战争（1918～1921）。在这场战争中，东正教会是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出现的。当时，许多神职人员都加入到白军的行列。在几股白卫军队中都有数量可观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参加。例如，在高尔察克军队里，有几千名神职人员，邓尼金的军队里有教士近千名，弗兰格尔军队中有神职人员500多名。[4]苏维埃政权把教会人员视为白卫分子来处理。据不完全统计，仅1918年6月至1919年1月，除了伏尔加河流域和卡马河流域以外，全国被处决的神职人员就有：都主教1名，高级黑神品18名，神甫102名，执事154名，修士和修女94名。因参与反苏维埃活动被幽禁的神职人员有：主教4名，神甫198名，修士大司祭8名，修道院长5名。1918～1922年有27名主教被捕，帝俄末期俄国的10万多名神职人员到1919年仅剩下4万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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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22 1920年，苏维埃政府在内战中的胜利已成定局，这时牧首和教会黑神品开始改变对这场革命的态度，宣称教会在政治问题上持中立态度。然而，1921～1922年，新生的苏俄遇到了天灾，歉收和饥荒造成全国16个省份受灾，苏维埃政权又一次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为了筹措资金赈济灾民，1922年2月16日，全俄中央执委会通过了《关于没收教会财产用于帮助饥饿者》的主席团令。法令规定“教会需将一切贵重金银物品、宝石，按照财产清单和契约移交给财政人民委员部各机构”。[6]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对苏维埃法令采取抵抗态度，声称苏维埃的法令亵渎宗教和冒犯教规，号召教徒不惜一切手段来抵制法令的实施。面对教会的反抗，苏维埃政权再次采取暴力强制推行法令，又有一大批神职人员遭到镇压，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也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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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24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日趋巩固，东正教会内部发生了分化，一些有影响的白神品人士（белое духовенство）表示愿与政府合作，他们形成东正教内部的改革派（обновленцы）。1922年5月29日，东正教改革派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活的教会”（Живая церковь）。该教会将白衣教士联合起来，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不久，革新派代表受到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的接见。得到官方承认的革新派教会还组建起自己的权力机构——最高宗教事务局（Высшее церко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1922年8月，东正教改革派神职人员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要求牧首吉洪退位并把权力移交给改革派神职人员，还建议改组教会，吸收那些辛勤劳动的教徒进入教会高级管理层。这样，革新派成为1922～1927年间得到苏维埃政权正式承认的唯一的东正教组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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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26 面对教会内部出现的分裂形势，俄罗斯东正教会上层改变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态度。1923年，东正教会召开地方主教公议。牧首吉洪承认自己从事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行为，他对自己“所犯的反对国家制度的罪行表示忏悔”，并申明“今后不再与苏维埃政权为敌”，“永久地、明确地放弃反革命立场”。[8]为了恢复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吉洪宣布解散改革派组织，东正教会继续实行牧首制管理。然而，这些倡议并没有得到苏维埃政府的认可。1925年4月7日，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吉洪去世。1927年5月10日，都主教谢尔吉·斯特拉戈罗德斯基上书内务人民委员会，请求允许他管理俄罗斯东正教会并组建教会的最高管理机构——牧首区神圣公会（Патриарший Священный Синод）。由于革新派提出的允许主教结婚和神甫再婚等改革措施得不到多数教徒和教会人士的赞同，革新派的影响远不如俄罗斯东正教会大。基于此，5月20日，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承认了以谢尔吉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7月29日，谢尔吉发表了“致教民咨文”（即“谢尔吉宣言”），对苏维埃政府承认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表示衷心感谢并宣布服从苏维埃政权：“我们需要不仅通过口头，而且通过行动来证明，我们是苏联忠实的公民，是服从于苏维埃政权的公民。”[9]此后，革新派的影响骤然减小。1943年，出于战争的需要，苏维埃政权完全支持谢尔吉领导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革新派受到致命打击。1944年，大批革新派教徒并入俄罗斯东正教会。1946年，革新派领袖维京斯基去世，革新派也随之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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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28 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教会上层的不积极态度使苏维埃政权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来处理。1922～1938年，苏维埃政权为摧毁教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无神论宣传成为俄共（布）及后来的联共（布）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1922～1932年，全国脱离东正教会的教徒达2500万，占全国人口的1/4。[10]二战前夕，苏联东正教地方机构几乎全部被取消，神职人员多被关入集中营，拥有人身自由的主教寥寥无几，一些主教隐居在深山老林中或装扮成神甫度日，绝大多数教堂被关闭，全国从事宗教活动的教堂仅剩下几百座，成千上万的神甫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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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30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苏联进入战争状态。在战争开始的当天，都主教谢尔吉发表《告东正教教民书》，明确表示“基督的教会为保卫祖国神圣疆界的所有东正教祈祷”。[11]东正教会在战争中自始至终都站在反法西斯的立场上，许多神职人员和教徒都参加了敌后游击战或为游击战提供援助，他们组织救援队抢救伤员，往前线派送食品和军需物品。鉴于教会在调动苏联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加强民族凝聚力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苏联政府对教会的态度急速好转。1942年，国家允许东正教会用多种文字出版教会读物，被没收的教会印刷厂又归还教会。1942年，莫斯科中断了多年的东正教复活节十字游行在德军的炮火声中隆重举行。1943年1月15日，在都主教谢尔吉的请求下，斯大林允许东正教会开设银行账户，教会通过募捐的方式筹措资金用于国防。战争期间，教会共捐款3亿卢布，利用捐款组建了顿河王季米特里坦克纵队和涅瓦王亚历山大飞机战斗队。1943年9月4日，谢尔吉等三名都主教应邀来到斯大林别墅与苏联领导人商讨教会事宜。斯大林同意东正教召开地方主教公议的请求并答应提供物质资助，政教双方还探讨了有关开设神职学校、更新教会期刊、释放扣押神职人员、开办新教区以及为神职人员在全国的自由流动提供方便等问题。不久，苏联成立了直属于部长会议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委员会，教会机关刊物《莫斯科牧首区杂志》创刊。9月12日，东正教牧首制再度恢复，都主教谢尔吉当选为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苏联的政教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和谐的时期。1944年，谢尔吉去世。次年，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都主教阿列克塞·西曼斯基当选为新一任牧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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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32 战后初期，苏联党和政府继续坚持战时宗教政策，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因此，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东正教会也出现了复兴的势头。已解放地区的教区生活重新恢复，东正教会同其他基督教派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东正教的文化中心——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宗教活动又重新开始。1944年，莫斯科开办教士神学培训班和神学院。1946年，该学院更名为莫斯科神学院。1948年，该校校址迁到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敖德萨神职中学也于1945年恢复。194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维尔纽斯等地有10所神职中学恢复。1945年1月31日，中断了27年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地方主教公会开始工作。斯大林就牧首区在国际关系中的任务问题同东正教牧首和教会上层人士交谈。苏联政府表示，支持教会与其他宗教派别间的合作与交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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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34 冷战开始后，苏联政府有意加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东正教世界的影响，企图将莫斯科建成东正教世界的“梵蒂冈”。1945～1948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先后与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里阿、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和波兰东正教教会建立了联系。另外，还同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英国、美国和亚非拉国家的天主教、新教教会加强了联系。教会组织在苏联国内得到了较为自由的发展，1948年末，莫斯科和全俄牧首区在组织规模上达到了战后最高水平，全国有东正教堂14477座，其中1270座是在1945～1947年建立的。在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注册的神甫和执事13483人，高级黑神品70人。在两所神学院和10所神职中学里共有在校生562人，修道院85座，修士和修女4632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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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36 然而，1948年8～9月，基督教世界成立了主张教会统一的世界教会委员会，东正教世界有三个独立教会参加了该组织。11月，具有反共产主义情绪的美国纽约州高级主教阿菲那戈尔登上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宝座。这一事实宣告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充当世界东正教霸主的企图的破产。于是，苏联政府对东正教会由支持转为限制，1948年末，苏联政府颁布法令，强调对国民加强反宗教宣传，禁止东正教会举行乡村间的十字游行，除了祈祷以外，教堂里不许举办宗教音乐会，不允许黑神品上层在农忙时节四出活动，不允许在田间祈祷，不许在教堂里对儿童讲授神学课程。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将东正教教堂变成俱乐部和当作粮仓现象屡见不鲜，拒绝执行政府命令的神职人员遭到刑事处罚。50年代初，苏联东正教会的规模比40年代明显减小。1952年，全国供宗教活动的教堂有13786座，神甫和执事12254人，高级黑神品63人，修道院62座。与此同时，政府组织——东正教事务委员会中央机构的成员却由最初的5人猛增到44人，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对教会进行监督，国家严格禁止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事宗教活动，将违反规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开除出党团组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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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38 赫鲁晓夫执政伊始，便在苏联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消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运动。随之，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艺术领域都出现了短暂的“解冻”时期。50年代中期的自由气氛在东正教会生活中也体现出来。一些被关押在集中营和监狱的神职人员获得了释放，1956年8月，俄联邦部长会议通过了将扎戈尔斯克城的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建筑归还给莫斯科牧首区的决定。次年，列宁格勒圣三一教堂重新启动，东正教教堂里的工作人员得到了国家劳动法的保护。1956年秋，神学院和神职中学的在校生比1951年增加了1倍。全国共有修道院57座，修士和修女4661人。俄联邦有1/3的新生儿接受了东正教洗礼，1/3的死者举行过东正教教堂葬仪。[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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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40 在赫鲁晓夫的地位稳定以后，苏联领导人又沿着消灭宗教的路线走下去。从1957年开始，苏联大力加强无神论宣传。8月，莫斯科举行由350名无神论理论工作者参加的研讨会，寻求苏联人民摆脱宗教鸦片欺骗的途径。1958年上半年，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决定关闭曾注册过但未从事宗教活动的教堂。仅1960～1961年度，被关闭的教堂就有1300座。国家明文禁止教会对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不允许教堂出售蜡烛和圣物，神职中学大批被关闭。同时，苏联各大中学校都将科学的无神论课作为必修课开设。1965年，全国东正教修道院仅剩下35所，教堂8000座。[17]赫鲁晓夫后期，苏联的政教关系日趋紧张和恶化，当今俄罗斯学者和教会人士把这一时期称为东正教会受排挤和迫害的黑暗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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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42 1964年末，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他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阶段超前论，认为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取得了完全的、彻底的胜利，目前苏联正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迈进。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国家更多地强调对神职人员和教徒进行思想感化，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国民。在对待宗教人士的态度上，官方提出了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神甫的方针。1965年，国家宗教管理机构——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和宗教崇拜事务委员会合并成一个机构：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 по делам религий），负责管理苏联的各种宗教事务。为了进一步消除宗教在人民中的影响，苏联提倡马克思主义教育从娃娃抓起，因此，新生儿去教堂接受洗礼的传统习俗被破除，年轻的父母为孩子选用意识形态化的名字成为时尚。新人的婚礼也不再在教堂里举行，而是在国家户籍登记处的婚礼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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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44 赫鲁晓夫宗教迫害的解除客观上为苏联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70年代，苏联城市居民中教徒人数的比例由60年代初的10%～15%增至20%，农村教徒则在10%～25%之间徘徊。[18]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有神学院两所，神职中学三所，即莫斯科神学院及其附属中学、列宁格勒神学院及其附属中学和敖德萨神职中学。为了壮大新型神职人员队伍，国家允许神学院校扩大办学规模。学院校舍增多，在校生（包括函授生）达2000多名。60年代末，国家允许世俗高校的毕业生进入神学院校。70年代中期，神学院校中产生了一批苏联知识分子神学家和神职人员，他们有的曾经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地质学家和医生，有的则毕业于人文学科。按照决策者的初衷，知识分子进入教会院校是一种向教会输送共产主义思想的举措。但是，它却带来了决策者意想不到的后果：新型宗教干部中出现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建立各种宗教哲学组织，出版宗教刊物，不断强调基督教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共性，这种思潮直接与苏联领导人所坚持的宗教与无神论的对立理论相抵触。因此，一些寻神派知识分子遭到了苏联政府的排挤和镇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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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46 1970年，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阿列克塞去世，次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召开地方主教公议，选举克鲁基茨基和科洛缅都主教皮缅·伊兹维科夫任牧首。皮缅对政府的教会政策比较温顺，在任东正教会最高职位近20年的时间里，他的主要政绩是应广大教徒的要求，颁令承认旧礼仪派为东正教徒（1971年）。随着教徒人数的增多，苏联国民中保护信仰自由的呼声高涨。1977年，苏联新宪法中增加了“保障苏联所有公民享有信仰的自由和权利”的条款。《科学与宗教》杂志是一种以宣传无神论为主的官方刊物，70年代末，教会机关刊物《莫斯科牧首区杂志》复刊。1981年，莫斯科牧首区出版大楼竣工，这里开始出版数量不多的教堂合唱录音带、祈祷书、古代教会读物等书籍，制造一些精美的圣像和圣器等。由于国内需求量有限，这些作品主要用于出口。当时，苏联的宗教哲学组织创办了许多地下刊物，他们受到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在国内宣传宗教神学思想，与苏联官方路线作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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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48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苏联的最高领导权为安德罗波夫所掌握。他比前任对苏联经济和社会停滞现象有较为清醒的认识。面对苏联社会的危机局面，他对宗教活跃分子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手段，但对官方东正教会的活动则比较宽容。还在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前，经安德罗波夫同意，1982年，达尼洛夫修道院（Данило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作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宗教和行政中心归还教会，政府还允许该修道院为迎接罗斯受礼一千年（Тысячелетие крещения Руси）而进行修复。1984年，契尔年科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强调党的反宗教政策，试图对东正教加强限制力度。[21]然而，短暂的老人执政时期使他在宗教方面的计划一筹未展。1985年3月，苏联年轻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社会从此进入了解体以前的全面改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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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50 还在契尔年科执政时期，戈尔巴乔夫就掌握着苏联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权。在戈氏继位初期，苏共二十七大（1986年）通过的党纲中仍明确规定：“必须普及科学的无神论的世界观以克服宗教偏见”。但是，80年代初苏联经济的危机形势和生产技术落后、财政赤字等现象使新一代的领导人感到，继续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无异于死路一条。因此，他转向同美国的和平外交，同时，在国内推行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表示出改善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意向。1987年，随着戈氏政治民主化改革程序的启动，苏联思想界异常活跃。莫斯科牧首区先后在基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了三次神学国际研讨会，一些高校学者也参加了会议。他们谴责苏联政府长期以来对东正教的不公正待遇，要求为东正教平反。1988年4月，戈尔巴乔夫接见以牧首皮缅为首的全俄东正教事务管理局的成员，这是自斯大林以来苏联领导人与教会领导层的第一次会面。戈尔巴乔夫首次承认东正教会在苏联曾遭受排挤和其他不公正的待遇。教会领导人要求国家赋予教会以法人的地位，使教会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享有全权，并希望国家尽早制定宗教法，戈尔巴乔夫答应了教会的要求。1988年6月，全俄东正教地方主教公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东正教会新的管理章程，对教会各级机构的组成、教区管理人员的选举办法和任期期限都作了明确规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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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52 1988年，苏联宗教界隆重纪念罗斯受礼一千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会把罗斯基督教的千年纪念日列为欧洲和世界历史及文化中的重大事件。苏联各地东正教教堂纷纷修复或重建。1986～1989年间，苏联每年开放的教堂数量分别为：10个、16个、809个和2039个。80年代初，苏联境内共有东正教教区6700个。到1989年末，教区数量已经接近1万个。俄罗斯邦联境内的东正教修道院也由80年代中期的3个增至100个。[23]宗教活动家通过大众传媒手段就社会道德、文化遗产和民族纠纷等问题同社会进行广泛的对话。1989年初，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莫斯科神学院共同举办由历史学家、各地神职人员代表参加的东正教问题圆桌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它标志着苏联学术界重新审视和评价东正教的活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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