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73059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359]

170647306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东正教地下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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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62 20世纪20年代中期，俄罗斯东正教会对苏维埃政权由对抗转为服从。这一变化引起了部分东正教徒和神职人员的不满。1927年，在都主教谢尔吉通过“致教民咨文”宣布服从苏维埃政权以后，以列宁格勒都主教约瑟夫·彼得罗维赫、莫斯科达尼洛夫修道院院长、高级主教费多尔·波兹捷耶夫斯基和高级主教安德烈·乌赫托姆斯基为首的东正教高级神职人员愤然离开了俄罗斯东正教会。他们联合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反对与苏维埃合作的教徒和神职人员，共同成立了一个新的教会——“俄罗斯真正东正教教会（Русская Истино-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这样，自20年代末起，由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分裂出许多东正教小团体，例如，以约瑟夫为首的约瑟夫派（иосифляне）、以费多罗夫为首的费多尔派（феодоровцы）或达尼洛夫派（даниловцы）[26]和以安德烈为首的安德烈派（андреевцы）等。这些东正教派将俄罗斯东正教会称作“苏维埃教会”（советская церковь）或“红色教会”（красная церковь），将自己的追随者称作吉洪派（тихоновцы），以示他们只承认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吉洪的领导，而不承认吉洪的继任者谢尔吉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领导。由于诅咒苏维埃政权为“亵渎神的”政权，这些教派遭到政府的镇压，他们的活动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因此，这些组织通常被称作东正教地下教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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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64 20世纪20～50年代，地下教会拥有广泛的市场。从社会阶层来看，地下教会的教徒主要是那些不愿意参加集体化的农民以及在消灭富农运动中被强行迁移到西伯利亚的农民。1927年，苏联仍有90.5%的人口是农民。[28]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许多殷实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内战结束后，苏俄又出现了灾年。1921～1923年，在俄国传统的谷仓地区——中央黑土带地区（沃罗涅日、坦波夫、库尔斯克、利佩茨克、米丘林斯克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农民因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不满而离开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怀抱，投靠到地下教会中。不久，地下教会的影响从中央黑土带地区扩展到乌克兰、库班、顿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谷仓地区。地下教会的领导层是从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分裂出来的高级神职人员。1928年初，有26个主教离开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地下教会的核心人物。到30年代中期，加入地下教会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增加到50个。[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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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66 20世纪30年代，在苏维埃政权消灭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建立无神论国家的过程中，地下教会也惨遭同样的厄运。对于俄罗斯东正教会规模减小的情况，可以通过下列数据得到证明。例如，1920～1933年间，莫斯科正式启用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从600个减少到100个。到1936年，在十月革命前所有的东正教教堂中，只有28.5%的教堂在全苏各地得到使用，其余的全部被毁或改作他用。[30]然而，由于地下教会处于秘密状态，该教会的教徒们不到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教堂中作祈祷，他们通常在自己的家里或秘密组织起来从事宗教活动。因而，很难对地下教会的规模进行统计。根据苏联史学家提供的情况，在从苏联各富裕的农村地区强行被迁往西伯利亚的农民东正教教徒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地下教会的成员。另外，那些被当作富农消灭的富裕农民教徒中也有地下教会的教徒。地下教会的三位创始人无一例外地被布尔什维克处决。1929年，约瑟夫都主教被苏维埃政权驱逐到哈萨克斯坦。他在咸海岸边生活了几年，在一个蜂蜜加工厂做会计工作。1938年11月20日，他与地下教会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基里尔·斯米尔诺夫同时被处决；费多尔高级主教于1937年10月23日在伊凡诺沃监狱被处决；安德烈高级主教于1928年被流放到中亚，后来又被单独幽禁三年，接着，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37年被处决。[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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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68 不过，地下教会并没有被完全消灭，这里的隐形东正教徒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30年代末，苏联东正教徒中有75%的人属于以谢尔吉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他们也被称作谢尔吉派教徒（сергиевцы），有15%的人为革新派教徒，有10%的人为地下教会的教徒。[32]30年代，在国家关闭东正教修道院的过程中，西伯利亚密林深处却出现了一些秘密的修士团体，这些组织就是由地下教会创办的。在苏维埃时期出版的一部《反宗教宣传资料集》（列宁格勒，1938，第5页）中，有如下记载：“在斯摩棱斯克，一些修士和修女们企图建立自己的集体农庄。但是，这些所谓的农庄中却隐藏着修士们的团体。”在北高加索和列宁格勒，也有一定数量的类似团体。此外，地下教会的教徒还建立了一些秘密的神职中学。莫斯科就有一家这样的中学。1938年，该中学被当局发现并被强行解散，该校领导人瓦尔福洛姆主教被处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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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70 作为对苏维埃体制的反抗，地下教会的教徒拒绝持苏维埃身份证，也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到苏维埃学校上学，或者只让孩子在那里学习3～5年，保证能够认识经书就辍学了。直到40年代后期，一些地下教会的教徒才允许孩子上中学。另外，“地下教会教徒还拒绝加入集体农庄，也不服兵役，不在官方的就业单位工作，只是按照合同做临时雇工。那些被称作沉默派（молчуны）的地下教会教徒甚至不同官方人士讲话，个别极端教徒还不使用公共交通和电力”。[34]这些具有启示录情绪的地下教会教徒在行为上同俄罗斯传统的民间东正教派——旧礼仪派中的皈一派教徒十分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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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72 在苏维埃体制下，地下教会一直无法以合法的形式存在。无论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时期，还是30年代的“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地下教会首当其冲地成为苏维埃政权专制的对象。1961年，在赫鲁晓夫颁布同不劳而食者作斗争的法令后，地下教会的教徒又因拒绝官方的安排劳动而被流放和被逮捕入狱。1961～1962年，几乎有一半的地下教会积极分子被捕。在流放中，这些教徒因坚决拒绝官方安排的劳动而被送上法庭，最后被关入集中营。由于许多地下教会的教徒因拒绝劳动这一罪名而被无限期地关在集中营，该教会失去了大批有生力量。虽然活下来的地下教会教徒在70年代初获得了自由，但是教会的生命力已经不强了。1959～1969年间，地下教会的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在剩下来的地下教会教区中，有70%的教徒已年过半百。[35]按照苏联侨民学者亚·切尔诺夫的统计，1972年，苏联共有正式注册的东正教徒520万人，地下教会的教徒100万人。[36]按照苏联当局的统计数字，70年代初，苏联共有1000万东正教基督徒，其中52%的人属于正式注册的东正教区，48%的人属于没有正式注册的教区和团体，地下教会在后者中又占一小部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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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74 70年代以后，官方东正教会与地下东正教会的教徒出现了相互交融的现象。一方面，地下教会的教徒年龄老化，神职人员严重不足，许多教区主要依靠中老年妇女来秘密主持仪式。地下教会的活力衰退致使部分教徒感到未来无望。于是，他们又重新回归到官方东正教会的怀抱中。另一方面，苏联社会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引起了官方教会教徒的思想波动。一些教徒认为，官方教会已经完全变成服务于苏维埃政权的工具。因此，对于教徒来说，它已经失去了神性。于是，他们便离开官方教会，加入了地下教会。80年代末，东正教在苏联急剧复兴，国家对各派宗教均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地下教会的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90年代初，地下教会的高级主教已经全部过世。这时，又有一大批教徒并入俄罗斯东正教会中。1990年，由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侨民组建的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也开始在苏联开设自己的教区。部分地下教会教徒因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政治见解相同而加入到这些新教区中。这样，地下教会教徒已经所剩无几。到苏联解体前夕，各类地下教会教徒总计只有数千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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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8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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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82 1918～1920年，苏俄发生了一场内战。俄国保皇派东正教会人士一直站在白军立场上，同红色苏维埃政权对峙。1920年，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弗兰格尔等旧俄将军领导的白卫军彻底失败，红色政权在苏俄巩固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一批保皇派东正教会人士跟随白卫军残余流亡到欧洲、中国、日本和北美等国家和地区。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东正教会共包括65个主教区，其中64个分布在俄罗斯帝国境内，只有1个主教区设在美国北部的阿拉斯加。内战后，伴随疆域的变化和向外移民潮的兴起，俄罗斯东正教会教徒开始遍布世界各地。1920年12月，一些流亡到欧洲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高级主教在世界东正教会的中心之一——君士坦丁堡开会。他们在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许可的情况下，成立了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Высшее русское церко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заграницей）。很快，苏俄境外各国和地区（芬兰、拉脱维亚、中国、日本和北美等）的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都加入了该管理局。会议还选举基辅和沃伦都主教安东尼·赫拉波维斯基任管理局的领导。[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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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84 1921年，应塞尔维亚东正教牧首邀请，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迁往南斯拉夫。同年12月4日，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在塞尔维亚召开了卡尔洛瓦茨会议（Карловацкий собор）。这是首次由俄罗斯东正教境外各教区主教、教士中和平信徒代表共同参加的全体会议。会议成立了以安东尼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Заграницей，简称РПЦЗ），号召全体侨民团结一致，努力恢复俄国的君主制度。由于会议在卡尔洛瓦茨举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成员通常被称作卡尔洛瓦茨派教徒（карловчане）。建立之初，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宣称自己是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个临时自我管理组织并希望未来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合并。然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成立引起了苏维埃政府的严重不满。1922年，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按照苏维埃政府的要求宣布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为非法组织并颁令取缔东正教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自此，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苏维埃政府的冲突急剧升级。1927年，俄罗斯东正教会都主教谢尔吉发表了“致教民咨文”（亦称“谢尔吉宣言”），“要求境外神职人员做出完全服从苏维埃政府的书面承诺”，“如果不承诺这一点或者违反这一点，境外神职人员将被开除出莫斯科牧首区”。[40]这一要求遭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强烈抗议。1928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发表声明表示：“坚决不接受都主教谢尔吉和他的圣主教公会提出的忠于苏维埃政府的建议。该建议是违反教规的，对于教会是也有害的。”[41]此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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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86 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莫斯科牧首区在政治见解上迥然各异。它崇尚君主制，谴责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合作。1938年8月，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称沙俄时期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俄国最理想的体制，倡议生活在苏联的俄罗斯东正教徒和俄罗斯侨民共同为恢复俄国的君主制而努力，还提议追认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为殉道者和圣人。30年代，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在俄侨中影响很大。在俄侨生活的地区，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建立了许多新教区、教堂、教会学校和修道院。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一些不愿意与新政权合作的旧俄思想家和艺术家最终选择了流亡道路。1921年，一艘载着诸如尼·别尔嘉耶夫和谢·布尔加科夫等思想巨人的船驶离俄罗斯，一批俄罗斯思想精英侨居国外。这批被称作“俄国20世纪第一代侨民”的思想家成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忠实保护者和传承人。在俄侨知识分子精英聚集的法国，东正教思想家们创办了著名的精神中心——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Свято-Сергиевский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俄国侨民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和卡尔塔绍夫等，都曾在这个学院任教或担任领导职务。该学院至今仍是俄罗斯联邦境外东正教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1936年，卡尔洛瓦茨派领导人安东尼被提升为加拿大、美国、中国和日本东正教主教区高级主教。俄国内战期间，有30万～50万名[42]白俄投奔俄国驻中国的传教士团驻地寻求避难。这一时期，俄国传教士团所在地成为俄国流亡人士的避难所。1922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决定在北京设立主教区，以英诺森为首的第十八届俄国传教士团成为俄罗斯国外东正教会的一个主教区管理机构，英诺森被任命为该主教区主教，后又被提升为都主教。1922年年末，北京主教区设立了上海和天津两个代理处。在中国的东北，形成了直接归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管辖的哈尔滨主教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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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88 当然，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内部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成立不久，其内部就出现了分裂，逐渐形成了北美派（北美东正教主教区）、西欧派（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和卡尔洛瓦茨派三个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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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90 俄罗斯东正教北美教区起源于1794年。当时，俄国的新土地开发者发现了北美的阿拉斯加并向那里移民。随之，俄国东正教会瓦拉姆修道院（Ваалам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的修士们便在阿拉斯加建立了教堂。1840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在阿拉斯加教区的基础上，设立了堪察加、千岛群岛和阿留申群岛主教区。1872年，该主教区总部移至旧金山，教区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整个北美地区。1905年，在后来任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的吉洪做北美主教区高级主教时，北美东正教主教区总部又由旧金山移往纽约。十月革命后，北美东正教主教区失去了来自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年度财政拨款，开始独立为生。此时，一大批来自乌克兰等地的白俄教徒来到属于北美主教区的加拿大避难。于是，北美东正教主教区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联系密切起来。1922年，北美东正教主教区加入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行列中来。同年，在全美东正教会第三次会议上，普拉东·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当选为美国和加拿大主教区都主教。该选举同时得到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的认可。然而，苏维埃政权对此坚决反对，原因是内战时期在当红军占领奥德萨时，曾经担任敖德萨都主教的普拉东曾经组织了“圣武士队”（Святая дружина）进行抵抗。1924年，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在苏维埃政权的压力下，取消了对普拉东的任命并将其遣送回国受审。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行为激起了北美东正教徒的反感。于是，北美东正教主教区宣布“普拉东为美洲东正教自我管理教会的领导”，从而脱离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管辖。[44]同时，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还表示，要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分离出去。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认为，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的决定是受分立主义情绪支配而做出的，应当受到谴责。顶着上述压力，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于1927年正式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分离出去。二战前夕，出于对苏联国内政治的不满，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于1935年再次回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46年。苏联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曾经同俄罗斯东正教会接近，该教会的一些神职人员还向苏军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随着冷战的开始，该教会因不满苏联的体制于1947年又与俄罗斯东正教会断绝关系。经过多年的努力，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于1970年彻底脱离了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世界上15个独立的东正教会之一——美国东正教会（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Америке）。1971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也正式承认了美国东正教会的独立。考虑到教民主要以英语为母语，同意该教会用英语作祈祷和主持圣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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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92 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由俄国东正教侨民于1917年末在西欧创立。1920年10月1日，安东尼·赫拉波维斯基以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的名义任命邓尼金手下的东正教主教叶夫洛基·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任俄罗斯东正教西欧主教区高级主教。1921年，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区）承认了这一任命。1922年，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因在国外从事反苏维埃宣传而被俄罗斯东正教会取缔。由于叶夫洛基在思想上属于自由派，不赞成俄罗斯境外教会恢复君主制的想法，反而博得了苏维埃政权的好感。1922年1月30日，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颁令任命叶夫洛基为西欧主教区都主教。同年5月，按照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吉洪颁令由叶夫洛基管理整个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事务，即让卡尔洛瓦茨派服从于叶夫洛基的领导。1922年，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总部迁入巴黎。叶夫洛基周围吸引了一大批具有自由主义和温和保守主义思想的俄罗斯侨民。1925～1946年间，他任巴黎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院长，吸收卡尔塔绍夫、布尔加科夫、弗洛罗夫斯基和津科夫斯基等侨民宗教思想家前来任教。很快，该学院成为俄罗斯侨民东正教思想文化的中心。同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的许多学者一样，叶夫洛基也支持基督教大学生运动。他的思想显然不能为以安东尼为首的保皇派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人士所接受。1926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决定接管叶夫洛基领导的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也不承认莫斯科对叶夫洛基都主教的任命。这样，在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卡尔洛瓦茨派同叶夫洛基派的矛盾加剧。正在此时，俄罗斯东正教会颁布了谢尔吉宣言。出于对卡尔洛瓦茨派的不满，叶夫洛基领导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投入莫斯科牧首区的怀抱。1930年，由于为十月革命中死难的东正教徒祈祷，叶夫洛基被莫斯科牧首区撤职。但是，广大的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的教徒们仍然跟随着他。1930年，他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承认，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在西欧的临时都主教（Временный Экзархат）。1945年，应叶夫洛基的请求，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又重新并入莫斯科牧首区。1946年，叶夫洛基去世。考虑到苏联的政治环境，他的继任者决定将该教区再度转归君士坦丁堡牧首区。1947年，该教区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承认。从此，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与俄罗斯境内外教会宣告无缘。该高级主教区涉及法国、比利时、芬兰、德国、挪威、瑞典、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教堂祈祷用教会斯拉夫语进行，教徒多为俄裔西欧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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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94 卡尔洛瓦茨派是苏维埃体制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强硬反对派。不论是北美派，还是西欧派，在苏维埃时期，都有过与莫斯科牧首区合作或者服从其领导的经历。此外，1927年，在谢尔吉宣言发表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管辖下的日本东正教区转归莫斯科牧首区。二战结束后，在隶属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中国教区中，也有一些神职人员和教徒回归祖国，服从莫斯科牧首区的领导。然而，在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所有分支中，唯有卡尔洛瓦茨派在整个苏维埃时期始终与苏联国家政权势不两立。二战期间，卡尔洛瓦茨派甚至与希特勒勾结，希望将俄罗斯从苏维埃体制下“解救”出来。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红军解放了东欧各国。为了避开红色政权，卡尔洛瓦茨派于1946年将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总部由塞尔维亚的卡尔洛瓦茨迁至德国慕尼黑。为了扩大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东正教界的影响，1945年8月，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塞一世按照苏维埃政权的指示提出倡议，欢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回归祖国。但是，卡尔洛瓦茨派坚决不予理睬。40年代末，欧洲有一大批俄罗斯东正教侨民移民美国。随之，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教区在美国不断增多。为了方便管理，1950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总部迁往美国纽约州乔丹维列的圣三一修道院并保持至今。20世纪60～70年代，苏联积极支持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运动。为此，俄罗斯东正教会再次呼吁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回归。但是，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不仅没有响应，反而谴责俄罗斯东正教会具有异端思想——教会合一（уния）倾向。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长期没有联系和交往。[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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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96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戈尔巴乔夫全方位改革的启动，苏联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回归传统的热潮。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正教在苏联迅速复兴。1988年，为纪念罗斯受洗一千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举行了隆重宗教庆典活动。此外，还召开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地方公会。会上，一些高级神职人员呼吁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人士就恢复统一进行谈判。然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对此反应冷漠。不仅如此，在俄罗斯国内东正教复兴的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还努力在俄罗斯境内发展自己的势力。1990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在俄罗斯开设了第一批教区。随之，一些对俄罗斯东正教会不满的俄境内神职人员带着自己教区的教徒离开东正教会，投入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怀抱。这一情况导致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关系一度紧张。[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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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098 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许多分支经过痛苦的摸索，都在世界15个独立的东正教会中找到了归宿，唯有卡尔洛瓦茨派在教区管辖上归属不明。它既不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教规管理下的一个宗教组织，也不是东正教世界正式承认的一个自主教会。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塞二世积极呼吁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就恢复统一事宜进行对话。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高级主教们提出了恢复统一的先决条件：俄罗斯东正教会必须“中止跟随1927年都主教谢尔吉宣言的做法”、必须“对同苏维埃政权的合作表示忏悔”、必须“承认专制制度是俄国唯一的管理体制”、必须“对尼古拉二世及全家封圣”，以及必须“放弃支持普世基督教合一运动”。[49]社会制度的变化是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教会恢复统一的基础和根本前提。经过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内部主张回归祖国的人士的共同努力，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教会这两个苏维埃时期的“死对头”，终于在2007年5月17日重新走向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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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103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361]

1706473104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东正教民间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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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106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国家不偏袒任何一种宗教，提倡信仰自由。针对俄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宗教不平等现象，法令规定：“凡因信奉或不信奉某一宗教而剥夺权利的规定，一律废除。”[50]这样，在俄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各宗教信仰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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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108 在对待民间宗教的态度上，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之初，曾把教会的反对派——各民间宗教都当作同盟军来争取。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考虑到俄国民间宗教从许多方面的表现来说是反对现状的民主主义思潮之一，要求全体党员注意做这些信徒的工作，以便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51]临时政府的《信仰自由法》也是在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强烈要求下制定和颁布的。出于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长期不满，俄国最大的民间东正教——旧礼仪派支持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迫于反对派的压力，沙皇政府做出暂时让步，颁布信仰宽容原则，宣布建立国家杜马，以强化国家的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旧礼仪派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参政权利得到保障。这样，20世纪初，与危机四起的俄国专制制度境况不同，旧礼仪派不仅没有随之而奄奄一息，反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旧礼仪派认为，俄国不需要进行任何变革。因此，对二月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采取不赞成甚至敌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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