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73861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372]

1706473862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苏共党内在“新思维”实践中的分歧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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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64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苏联过去的弊病进行了深刻分析，也指出了苏联未来发展的方向，苏联改革的各项措施也都经过政治局、中央全会、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讨论和确认，但是，苏共并未形成一个领导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很和谐，他们在改革问题上有共识，都认为苏联需要改革，但在改革的步骤与目标上始终存在分歧，在性格与处事方法上也有许多难以相容之处。特别是随着改革的发展，苏共内部在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等问题上开始出现矛盾和分歧，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夹杂其中，使问题越来越复杂化，苏共党内的分裂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实践失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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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66 戈尔巴乔夫仍然沿袭过去苏共很多老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他主管办公厅和组织部，却没有认识到改变机关作风的必要性。戈尔巴乔夫迷信更换干部，通过换上他认为有改革思想的干部来解决问题。他更换了大批干部，但党的机关的体制、作风和方法依然如故，不改体制，只换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后来戈尔巴乔夫也承认：“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区委和市委的班子曾变动过三次，实际上苏维埃的机构也已彻底更新过了。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之后，经过差额选举已经换掉了一批第一书记，许多‘老人儿’退休了。掌舵把的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梯队’的人马，可事情一如既往，一切仍在按老规矩办。”[58]戈尔巴乔夫虽然要搞民主化、公开性，却仍然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能容忍有人对其工作进行批评，对叶利钦进行围攻和撤职，而实际上他又同意叶利钦的许多改革主张，结果把叶利钦推向了对立面，致使这个具有巨大能量的人成了改革和国家的破坏者。尽管他组建了自己的顾问班子，但常常是顾而不问，自己决策。他虽然取消了党的高级干部的一些特权，但他自己又花了国家大量资财到克里米亚修建豪华的新别墅。由于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领导能力有限，不能很好地发挥每个人的特长，1990年后他个人的威信日益下降，苏共未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改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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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68 （一）苏共高层领导间分歧逐年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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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70 1987年后在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改革派、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所谓“传统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由于改革事业本身的复杂性，存在着矛盾与分歧本来是正常现象，但因为苏共没有相应的机制来化解这种矛盾与危机，三派之间的斗争分化削弱了苏共党的力量，对苏联的改革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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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72 叶利钦，1931年出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农村。1955年毕业于乌拉尔工业学院建筑系，曾经当过一年普通工人、工段长、工程师。30岁时加入苏共，后来从政，1976年成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1985年4月，被戈尔巴乔夫调往莫斯科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建设部部长，半年之后被提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任期间，他能够深入市民群众，反对特权，打击黑社会，赢得了居民的普遍好评。从性格上看，叶利钦是个急躁激进、缺少耐心的人，权力欲、自尊心都很强，容不得别人的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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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74 从1987年秋天起，叶利钦等激进派开始向戈尔巴乔夫施压，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速度太慢，没有去碰官僚机构这个最“神圣”的东西，他们公开宣传“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这不仅引起了利加乔夫，也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不安。当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在全国搞反酗酒运动，要求叶利钦关闭莫斯科的酒厂并停止出售酒类产品时，叶利钦与利加乔夫间发生了公开分歧。戈尔巴乔夫没有支持叶利钦，而是静观他们二人在政治局会议上争吵，叶利钦感到工作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在198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上，刚刚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雅科夫列夫升为政治局委员，当了一年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斯柳尼科夫也晋升为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尼科洛夫则越过了候补阶段，直接升为政治局委员，而叶利钦仍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得到晋升。这对于自尊心很强的叶利钦来说，是个很大的伤害，他自然心怀不满。在工作上叶利钦与利加乔夫间冲突增多，于是，叶利钦于1987年9月12日致函戈尔巴乔夫抱怨自己的工作得不到支持，最后请求免除其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叶利钦希望跟戈尔巴乔夫谈谈，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及时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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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76 在1987年10月21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叶利钦向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公开提出了挑战。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戈尔巴乔夫在即将召开的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在当时的条件下，需要对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做出应有的评价。戈尔巴乔夫读完报告，请大家提意见，叶利钦犹豫地举了一下手又放下了，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利加乔夫本不想让他发言，想进入大会辩论，但戈尔巴乔夫坚持让叶利钦讲。叶利钦说：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他已经看过了，也提了意见，他不再提意见了。接着，他话锋一转，离开了大会的主题，谈到了改革的问题。他指责改革进展缓慢，人们一无所得，并说近来对总书记的吹捧有所增长，他还指责利加乔夫和书记处的工作作风没有任何改变，最后，叶利钦提出辞职。[59]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对叶利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叶利钦的发言是不负责任的，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全会通过《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叶利钦在中央全会上发言的决议》，指出：苏共中央全会认为叶利钦在1987年10月全会上的发言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委托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党的莫斯科市委会研究叶利钦同志关于解除他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申请，研究此问题时应该考虑到中央全会上所交换的意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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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78 1987年11月9日叶利钦自杀未遂，11月11日，病中的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硬拉到莫斯科市委会上，这次会议是为了执行十月全会的决议而召开的，讨论解除叶利钦职务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和会议的参加者一致谴责叶利钦的立场，指责他怀疑改革；他攻击政治局和书记处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立场是冒险主义的；叶利钦在政治上不称职，工作中有严重失误，他的工作作风和所作所为是反民主的和独裁的。会议解除了叶利钦莫斯科第一书记的职务。1988年2月中央全会解除了叶利钦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叶利钦事件”在苏联引起了轩然大波，雅科夫列夫指出：“整个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事件，它反映了由潜在的意见的分歧走向公开的意见分歧。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正是在这个时候在权力的最高层开始以较为明确的形式表明各自的立场。”[61]叶利钦获得了许多人的同情，“被罢官的叶利钦马上变成了一个游离于有70年历史的国家政治生活规则之外的政治人物。他成了国内所有不满者的领袖，成了前不久还是其领导成员的那个党的政治反对者……为未来年代的激烈政治斗争和政治对抗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62]在处理叶利钦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过于情绪化，他反感的是叶利钦对中央工作的批评，而在对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报告的看法上双方是一致的，戈尔巴乔夫自己说：“他无论是对报告，还是对我在报告中阐述的思想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不仅如此，他在全会上还发言，表示自己拥护报告，尽管当时并没有建议大家发言表态。”[63]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后来同意和接受了叶利钦的许多看法，在组织上他排除叶利钦等激进派，仍用利加乔夫等人，但在实际措施上他又把叶利钦等人当成推动改革的力量，因此，在叶利钦离开高级领导层后，戈尔巴乔夫跟叶利钦的关系时合时分，当他需要对付正统派或保守派时，往往与叶利钦形成一种联合或同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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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80 叶利钦事件有利于利加乔夫等政治局内认为应该加强社会主义信念的一派，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一所高校不知名的女教师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作者反对苏联社会出现的对历史消极现象的揭露，呼吁承认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些党的、阶级的立场出发来评价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历史作用。”她批评“左派自由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们只谈过去的错误不谈成就的做法，她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的这些讨论的主要和最最基本的问题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党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领导作用。”[64]这篇文章实质是主张回到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上，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利加乔夫指使发的，利加乔夫本人说：“正像所有读者一样，我只是在《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它。”[65]但这篇文章显然与利加乔夫的观点相近，在之后召开的一次编辑会议上，他建议大家读一读这篇文章，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开始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了讨论并支持这篇文章的‘读者代表会议’，在一些州，党的地方报刊转载了安德列耶娃的文章。这种做法——转载中央报刊上的文章，只适用于非常重要的党的文件。转载这一事实本身证明，这篇文章被视同这样的文件”。[66]当时戈尔巴乔夫在国外访问，回国后他也没注意，但是，局势的发展让戈尔巴乔夫不安，没有人谴责这篇文章，利加乔夫运用这篇文章推行自己的、与戈尔巴乔夫改革不同的纲领，因此，戈尔巴乔夫在3月24～2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戈尔巴乔夫并不反对刊登这篇文章，他反对政治局某些同志把它当成是标尺，他认为“这篇文章发表在二月全会之后，是企图修正总书记的讲话，修正中央全会的决议的一次尝试”。[67]1988年4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雅科夫列夫、梅德维杰夫、博尔金会同该报工作人员写的反驳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苏共高层实际上分裂了。通过这一事件，利加乔夫的影响力下降了，逐渐失去了主持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权力，雅科夫列夫的地位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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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82 在1988年9月30日举行的中央非常全会上，葛罗米柯、索洛缅采夫辞职，政治局候补委员杰米契夫和多尔基赫去职，选举梅德维杰夫为政治局委员（没有经过候补阶段），选举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为中央书记。普戈担任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全会改组了苏共中央机构，成立了6个隶属于苏共中央的委员会：党的建设和干部政策委员会（主席为拉祖莫夫斯基）、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是梅德维杰夫）、社会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是斯柳尼科夫）、农业政策委员会（主席是利加乔夫）、国际政策委员会（主席是雅科夫列夫）、法律政策委员会（主席是切布里尼科夫）。通过这一变动，原来由利加乔夫主持的书记处实际上被取消了，此后，书记处就没有再开过会，直到苏共二十八大书记处的职能才恢复。戈尔巴乔夫此举是为了削弱利加乔夫的权力和地位，利加乔夫失去了党内第二把手的地位，在领导层中的影响力大大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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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84 苏联转入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后，为反对派提供了参与政治合法的途径和舞台。从1988年12月起，苏联开始进行人民代表的选举。自由竞争和差额选举是这次人民代表选举的最大特色，各种各样的候选人纷纷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宣传材料铺天盖地地散发，演讲、集会、游行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受欢迎的是敢于诋毁共产党的激进民主派，出现了所谓的“叶利钦现象”，即党委支持的候选人得不到群众的认可，党的机关没有好感的人却变成了得到人民强有力支持的人。在竞选活动中，利加乔夫再一次遭受打击，有人无中生有地说他有贪污行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保护他，在参加选举的政治局委员中，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得到的反对票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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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86 叶利钦和利加乔夫离开高层决策中心，但高层同样没有形成以戈尔巴乔夫为核心的坚强的领导集体，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与雷日科夫意见不同，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雅科夫列夫也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到1990年10月，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辞职，12月雷日科夫辞职，按见证者雅科夫列夫的看法，“1989年到1991年期间，保守派和改革派在中央争斗的结果是谁也没有取得胜利。失去了在转向市场时本来可以利用的极重要的有利条件，即联盟范围内的大市场”。[68]戈尔巴乔夫任命普戈为内务部长、亚纳耶夫为副总统、帕夫洛夫为总理，这些被新提拔上来的人，实际上更不认同戈尔巴乔夫，正是他们在1991年8月19日发动政变。这场政变的结果是苏共的消亡，戈尔巴乔夫在回忆他为什么发表建议苏共自行解散的声明时说：“沙赫纳扎罗夫从福罗斯回来后，曾打电话给扎索霍夫说：‘请您赶快去医院找伊瓦什科，要求立即解救被囚禁在福罗斯的总书记，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扎索霍夫去了，政治局也召集了会议，要求同总书记见面，但是并没有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就是当时的全部真相。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够同这些人一起在政治局见面，同他们坐在一张桌子旁呢？书记处成员和中央委员基本上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这一切情况都明朗化后，我宣布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因为我不可能同搞反宪法武装政变、公开欺骗党和人民的人继续一起合作。同时，我号召共产党员们，在当地组织起来，集体讨论自己活动的组织形式，作出自己的选择。”[69]八·一九事变使苏联共产党这个有着93年历史的政党不复存在了，联盟国家解体的进程也加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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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88 （二）苏联共产党的联邦化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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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90 苏共党内许多人对戈尔巴乔夫实行的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政策以及社会上出现的民族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思潮并不认同，对苏联的前途表示担忧，退休在家的原莫斯科州委书记科诺托普1989年6月15日写给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委员的信就很有代表性，他在信中列举了社会上出现的民族主义、歪曲历史、诋毁列宁、攻击强力部门等许多现象，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错误的，“我认为，我们不可饶恕地、过早地在计划体系尚未完善的时候就将其摈弃，转而依靠‘超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经济’理论，我们过早地抛弃了党的领导作用，首先是党的干部政策，转而依靠缺乏应有纪律和严格秩序的、虚构的自愿人民政权制，将我们的‘议会’变成资产阶级的议会更是灭顶之灾，因为在那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只有‘美元’和富商们才能行使真正的权力。也可以这样形象地说，他们愿意饶恕谁就饶恕谁，愿意将谁处死就处死谁。人民代表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蛊惑人心者，而人代会有时就像是个大戏台，并非偶然”。[70]苏共内的正统派希望摆脱戈尔巴乔夫，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后，许多人要求不让戈尔巴乔夫兼任党的总书记，在1990年3月第三次人代会上就“被选为苏联总统的人不能兼任其他政治和国家职务”进行了表决，结果在2250名代表中，赞成票1303，反对票607，未获通过。[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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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92 地方苏维埃的选举使苏共失去了对苏维埃的控制，它导致政治家和党员不再对苏共中央负责，而对选民负责，导致地方分离主义发展，联盟中央失去权威。这使苏共联邦化，1990年1月立陶宛共产党率先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原来作为维系国家统一力量的苏共无法再发挥作用。在这一进程中，俄罗斯共产党的建立既是苏共联邦化的表现，也是苏共党内正统派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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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94 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它没有共和国的党组织，实际上苏共依托的就是俄罗斯。在改革的过程中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在发展，1989年12月成立苏共中央俄罗斯局，没有什么作为。要求成立俄罗斯共产党的呼声越来越高，利加乔夫对此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也很难顶住压力，只好放任自流。1990年6月19日俄罗斯共产党代表会议开幕，这次会议变成了俄共的成立大会，其党员占苏共的62%。戈尔巴乔夫支持的库普佐夫没有被选为俄共中央第一书记，当选者是波洛兹科夫。“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建立和党的重心从联盟中央向共和国的转移，主要是向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转移，使戈尔巴乔夫无法阻止在苏共党内出现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反对派”。[72]伊万·波洛兹科夫和根纳季·久加诺夫在苏共遭到批判的时刻成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将它同联盟的领导层相对抗，从而对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进而导致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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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96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领导者并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对戈尔巴乔夫持批评的态度，1991年1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指出，改革发生了蜕化，“扩大民主，提高人们福利的改革都还没有实行”。“现在，自由派，如果准确地说，叫做右派或简称反动派，撕下了民主派的假面具。在宣布反共产主义是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后，便把那些已被推翻阶级的继承人、民族主义者、影子经济的投机分子，即受到苏维埃政权限制的所有人都集合到他们的旗帜下”。“现在我们再也不能谈及任何多党制，只有捍卫社会主义改革的苏联共产党。也有为数不多的政治集团的领袖，他们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政治面目，那就是反共产主义。这些集团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是为了与苏联共产党作斗争，是为了夺取政权。我们没有什么公开性。如果说从前是苏联共产党垄断公开性的话，那么现在这种垄断已归与其对抗力量的一方。正是他们在对社会意识施加自己有腐蚀作用的影响”。[73]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政治上否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行动上支持叶利钦与联盟争主权，投票赞成通过俄罗斯主权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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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898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公开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和民主纲领派的文件，承认了党内存在派别；政治局委员向党报告工作的制度在1990年7月党的二十八大上实行了。以叶利钦为首的反对派取得了民众更多的支持，在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戈尔巴乔夫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开始讨好反对派，他公开说民主纲领派拟定的《民主纲领》中有许多建议是合理的，应当吸收进党纲草案中。面对党内主流派的压力，戈尔巴乔夫又同意苏共中央发表《致全苏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信中说《民主纲领》的起草人和“彻底的民主派”实际上是想把党搞垮，奉行从内部分裂党、使苏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方针，应当与走上同党作斗争之路的人划清界限，同派别集团的组织者划清界限。但是，这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戈尔巴乔夫并未想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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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900 苏联共产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党内派别林立、思想与路线极度混乱，正确思想和决策难以集中起来，使党本身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凝聚力，它已经没有能力来把握和左右政治局势，更无法带领人民群众前进了。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之间，叶利钦与中央委员会、政府之间的斗争对党的损害很大，特别是叶利钦在党的二十八大上抗议性地退党，对造成党的信任危机和党的瓦解起了不小的作用。1990年3月苏联改行总统制后，党的权力受到进一步削弱，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在1990年下降了一半，叶利钦等人的威信急剧上升。[74]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加强了他同戈尔巴乔夫抗衡的地位，因为他是民选的总统，而戈尔巴乔夫是由人民代表选出的。叶利钦上任后便开始自行其是，他访问美国，表示要独立自主地与美国发展联系，表示俄罗斯不执行苏联政府制定的下一年的经济计划，禁止各政党和群众性的社会运动的组织在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关、团体、军队和企业中设立基层组织和进行活动。对于叶利钦针对联盟中央和苏共的这些命令与决定，戈尔巴乔夫无力进行改变。八·一九事件后，叶利钦更是带头向联盟中央争权，直接导致了国家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对立肯定会把我们的国家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并使双方丧失理智，从而使我们的工作失去意义，因为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代会后开始的那场苏联与共和国的法律之战首先打击了经济，打击了人心与事业”。[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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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902 （三）党的民主体制建设明显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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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904 戈尔巴乔夫在推行他的新思维时，不是依靠党的干部和党员，而是依靠全体民众，搞全社会的民主化，实际上把民主的次序搞反了，应该首先抓党的民主化，再搞社会的民主化，因为苏共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党，实际上是管理国家的权力机关。戈尔巴乔夫从社会的民主化开始，实际上成了让苏共交出政权，把权力还给通过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但由几千人组成的苏维埃本来只是个立法机关，内部纷争不断，根本无法行使行政权力，导致社会全面失控和混乱。戈尔巴乔夫欲通过改革改变党的形象，也没有取得多少成效，沉重的历史包袱使苏共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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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906 在80年代中期，苏共有党员约1920万，可以分成四部分。一是人数最多的普通党员，约1870万；二是各级党的领导机关成员——从区委委员到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约43.9万；三是各级领导机关的第一书记及机关干部，共8.6万；四是苏共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党的二十七大后为477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32人），党中央机关干部（到1990年1月1日为1363人），总共1812人。构成总数97.4%的普通党员在确定党的方针中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的任务就是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占总数2.3%的各级党委会成员（从区委委员到中央委员），权力只在自己的主管地区，在中央决策的范围内实际上也无权。从30年代初开始，斯大林把党的常设机关与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的关系倒置，这些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只起开会举手的作用。党内实际掌权的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30～32人）及中央组织部和办公厅的领导（15～20人），垄断了党内一切大权，他们只占党员总数的0.3%左右。[76]这种权利失衡的现象导致了苏共领袖专权，广大党员没有自主性、主动性和自律精神，他们认为党的政策和决议与自己无关，只是驯服地执行上面的指示与命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应该改变这种情况，恢复党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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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908 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从体制机制上改革党，他只是一味地变动干部，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到1986年3月6日苏共二十七大闭会，戈尔巴乔夫对苏共最高领导层进行了4次重大的人事变动：有2人从政治局候补委员递升为政治局委员（切布里尼科夫、谢瓦尔德纳泽）；有2人从中央书记处跃升为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雷日科夫）；有2人由中央委员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塔雷津、索科洛夫）；有3人从地方调任中央书记（尼科诺夫、叶利钦、扎伊科夫）；有3人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格里申、吉洪诺夫、罗曼诺夫）；解除了76岁的鲁萨科夫的书记处书记职务。与此同时，对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政府各部委、各共和国、市和州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大调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17名正副主席中有8人被撤换，部长会议13个正副主席中有7人退休，新提拔了7人；有3个共和国的党中央一把手被解职，6个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9个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易人，35个部长、46个区委第一书记易人。苏共二十七大组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新班子，政治局委员有：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葛罗米柯、扎伊科夫、库纳耶夫、雷日科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尼科夫、谢瓦尔德纳泽和谢尔比茨基。政治局候补委员有：杰米契夫、多尔基赫、叶利钦、斯柳尼科夫、索科洛夫、索洛维约夫、塔雷津。中央书记有：戈尔巴乔夫、比留科娃、多勃雷宁、多尔基赫、扎伊科夫、齐米亚宁、利加乔夫、梅德韦杰夫、尼科诺夫、拉祖莫夫和雅科夫列夫。有1/3的中央委员是新人，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葛罗米柯、库纳耶夫和谢尔比茨基、利加乔夫4人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亲密支持者，戈尔巴乔夫已经牢牢地掌握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是感到改革受到了阻碍，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决定》。全会提议修改选举法，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各级干部均在党委会的全体会议上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企业各级领导的选拔与更换也必须通过选举。但在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及各共和国的第一书记仍然掌握着干部的任免大权，党员和民众对干部的任免影响并不大。如：1988年9月30日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普戈被选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0月4日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召开全会选举新的第一书记，其程序与以前并无实质区别，先是普戈谈形势和对第一书记职务的要求，然后他推荐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亚·瓦戈利斯为候选人，并强调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已经跟瓦戈利斯谈过话，政治局支持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关于瓦戈利斯为第一书记候选人。推荐阿·戈尔布诺夫为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77]绝大多数人的发言都支持普戈的动议，但也有人提议应该举行秘密投票，把阿·戈尔布诺夫也列入第一书记候选人名单，最后还是把亚·瓦戈利斯一人列为秘密投票的候选人，他也高票当选（117票），没有人投反对票，有2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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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3910 虽然戈尔巴乔夫强调实行民主，但这种民主并没有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上，党的领导与决策并没有实现民主化与科学化，一方面是党内派别林立，另一方面仍然是个人专断，缺乏有力的监督与制约，许多重大问题都由戈尔巴乔夫一人说了算。戈尔巴乔夫在安排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工作时，常常让不同的人负责同一项工作，如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都负责意识形态工作、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都在对外政策上有发言权等。博尔金在评述这件事时指出：“戈尔巴乔夫挑起大家冲突和争吵的本事实属罕见，我始终不明白，他是想利用这种关系的不协调来达到轻松地领导政治局的目的，还是由于个人性格和缺乏必要的经验才造成这种局面。但是，最后只有一个结果——政治局会议上互相拆台，常常无法通过一致的决定。”[78]1989年底，苏联人民代表在一份声明中对苏共的评价是：“作为积极的群众性政治组织的苏联共产党，一般说来已不存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宣传职能。像从前一样，它只是一个自我产生的机构。在这个机构中加入了许多努力工作的人和有理智的人，但是他们不占大多数，而主要的是作为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系统的机关，其中包括国家机关，按起源和职能而言属于极权机构，与真正的改革并不相容。”[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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