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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典型实践：苏联集体化时期的“消灭富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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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到“贡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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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苏联在“粉碎”了布哈林“右倾”集团后发动了结束新经济政策并转入“全盘集体化”的“大转变”运动，并同时开始大规模地“消灭富农阶级”。笔者前已著文指出：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的富农经济不仅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从未发展到形成“农村资产阶级”的程度，而且作为商品率稍高的家庭农场，它事实上已在1927年底开始的“粮食危机”期间受到严重打击而“自行消灭”了。[313]因而在集体化运动中“消灭”的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形态或一个“阶级”，毋宁说只是这些农民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存权。这场运动的灾难性后果在苏联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之后就已逐渐披露，如今更为世人所熟知。虽然对灾难程度的估计仍有考据上的争论，但其性质已渐有公论。本文就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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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探讨的是这样一场运动的发生机制。按照通常说法，苏联的意识形态要求在农村中消除两极分化，解决贫富矛盾。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之路。而全盘集体化就是在这种思路引导下发生的“过火”、“冒进”之举，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左”倾错误。但已有学者指出，消灭剥削、平均共富的道德理想并非这场运动的真正思想动因。据查，在“大转变”前的一年里斯大林13次提到集体农庄的好处，其中只有一次原则性地讲到集体化是消除分化、共同富裕的理想制度，其余讲的都是集体农庄能够大量提供廉价“商品粮”，而这是国家不可能从小农那里弄到的。实际上，“集体化—消灭富农”运动正是在1927-1928年粮食收购危机、国家从小农那里采用“非常措施”强购廉价粮而遭到消极抵制之后才发动的，它的“原始积累”性质显然比一般的乌托邦狂要实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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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不久，新生的苏俄在内战中借“红色恐怖”之势实行“余粮收集制”，无偿夺取农民粮食来供给苏俄创业所需。为了替这种做法寻找理论依据，著名布尔什维克学者米·斯·斯米尔诺夫在《真理周刊》上撰文，套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之前先要有“所谓原始积累”的说法，认为“社会主义积累”之前也要先有“原始积累”，他称之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个观点很快为当时苏俄理论界所普遍接受。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就大谈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并指出它的实质是“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314]而托洛茨基一派的理论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更于1926年出版《新经济学》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并把它列为过渡时期经济中互为矛盾的两大规律（另一个是价值规律）之一。宣称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在经济规律上便表现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与价值规律的斗争。该书认为，正如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以抢来本钱做买卖的方式获得前提条件一样，社会主义苏俄在国营经济能按计划经济规律实现“社会主义积累”之前，也要先以强制手段“剥削”农民来建立国营经济，这一过程“在同社会主义生产的关系上的经济实质正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在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上的经济实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由于苏俄国家的强制与垄断权力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大，因而其“采用非经济的强制方法进行的积累”能力也更强。另一方面，由于苏俄没有可供“剥削”的“殖民地”，因而也更需要对本国农民搞“原始积累”。所以苏俄国家的任务不是从小生产者——农民——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拿得更少”，而是要比资本主义“拿得更多”。[315]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用增加明税的办法“剥削”农民会引起反感，更不能用“余粮征集制”的办法向农民公开强取，但苏维埃政权可以利用国家在工商业中的垄断地位提高卖给农民的工业品价格，压低从农民那里收购的农产品价格，利用剪刀差形成的“暗税”来“剥削”农民；把农村作为国营工业的“殖民地”，把“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小生产”作为“社会主义成分”的原始积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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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合乎社会主义理想的，也就是说它与消灭分化、共同富裕这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固有的追求不同。正如奴隶制与海盗行径并非资本主义本身，以这种野蛮手段搞的原始积累也是“资本主义生产范围之外的积累”一样。资本主义发达起来以后就可以用资本主义积累（等价交换、自由市场形式下的积累）来取代这种资本主义“之外”的原始积累。而资本主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如果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也可能用不着再经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而可以直接依靠原有的强大工业在国有化计划经济内部进行“社会主义积累”。但俄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的工业积累薄弱，只靠工业内部（即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积累来扩大再生产，那速度必然极慢，所以越是不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越需要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即越需要靠“剥削”农民来搞工业化。以后随着国有工业的壮大，自我积累能力增强，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依赖会逐渐减少。同时计划成分逐渐成长并排挤市场成分，使过渡时期价值规律在经济中的作用也不断缩小。到国家工业化完成，不再需要“剥削”农民，并且可以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把农民组织成为计划经济大生产的社会主义“谷物工厂”，于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与“价值规律”均告失效而为“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取代，计划最终战胜市场（包括等价交换的资本主义市场与不等价交换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市场），过渡时期也就结束，而社会主义时代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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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还与当时苏联其他领导人（包括布哈林那样的“右派”）一样，对“帝国主义包围中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安全极为忧虑，迫切要求加速工业化以便增强国力准备打仗。针对那种担心强化“原始积累”（即强化对农民的“剥削”）会破坏工农联盟的想法——布哈林一派的观点，他指出：一旦苏联与帝国主义开战，农民的支持固然重要，但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强大国防更为关键。因此在两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宁可冒得罪农民的风险强化原始积累以加速工业化，也不能牺牲工业化速度、放松“原始积累”来讨好农民。普氏的这一论点当时极能打动人，因为自德国革命、中国大革命相继失败，“世界革命”日渐渺茫之后，苏联上下都对国际安全十分悲观，“战争危险临近，工业化性命攸关”成为党内的共识。所以，尽管布哈林等人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剥削”农民之论从道义上抨击甚烈，对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更是极力强调，但是对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上述那个“要工业化速度，还是要农民满意”的诘问，却始终没有一个正面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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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布哈林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本是通过“超经济强制”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狂热倡导者。但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后，布哈林逐渐转变为通过商品交换关系维护工农联盟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家”，不仅自己不再倡导“原始积累论”，而且成为批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学说的主要发言人。布、普论战也成了当时党内主流派（斯大林与布哈林的联盟）与“左派”（托洛茨基与后来的托季联盟）理论交锋的主战场之一。布哈林的论点主要有：1. 以“一个规律”（劳动消耗规律）论来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两个冲突中的规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与市场一价值规律）论，实质上是否认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冲突或至少是极力淡化这种冲突。2. 从道义上批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原始积累”、“剥削”、“殖民地”等用词，反对把这些令人反感的概念引人社会主义经济学。3. 强调“让步论一工农联盟论”，认为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命所系，为维护联盟应当向农民“让步”，在经济政策方面也就是向市场关系“让步”。4. 主张通过合作制（而非集体化）使农民经济“长人”社会主义，并用提高储蓄率的办法把农民经济的积累转化为工业化所需积累，而反对用扩大剪刀差来“剥削”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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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的理论在改革初期作为一种对“斯大林模式”的可能替代物曾引起过广泛关注，但现在看来它的局限性很大[316]。他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论战的优势主要体现为坚持工农联盟、反对“剥削”农民的论点的道义力量，以及党内斗争中主流派对“左派”的政治胜利，而对布一普论战中的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却基本上持回避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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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理论层面，对于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矛盾、传统经济中“习俗一指令”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布哈林基本上是用“一个规律”论、“平衡”论、“让步”论来回避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站在市场机制的立场来抵制计划体制的扩张，而只是反对扩张得过快。他也不可能站在市场化农业的基础上推进针对传统村社农业的改革，而只是反对过快消灭农业中的市场成分和传统成分。这样他就不可能解决新经济政策体制下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以及传统习俗一指令机制的冲突，而且在后两种机制的夹攻中难以坚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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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工业化积累来源这一现实操作层面，他并没有提出取代“原始积累”论的其他可行方案，而基本上只限于抨击“原始积累”的非道义性。而只要没有替代方案，“原始积累”在换个好听一点的名词（也不再谈论“剥削”或“殖民地”）之后继续推行，甚至变本加厉就在所难免。当时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样强调战争危险临近，虽然他着重讲的是在战争危险之下尤其需要团结农民、加强工农联盟，但他实际上不可能正面反驳普氏以同一前提导出的结论：在战争危险之下尤其需要加快工业化、强化原始积累。他甚至不能正面回答“加快工业化与向农民让步哪个更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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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布哈林实际上在理论上与现实政策上都没能真正战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虽然党内斗争的结局使普氏不再有发言权，但除了“原始积累”、“剥削农民”、“殖民地”这类难听的名词不再出现外，事情的实质并未改变。苏联仍然不能不走从农民那里“抽取”原始积累的道路。而且在1927年后，苏联体制与农民在这条道路上的冲突明显激化了。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经济到1926年已结束了恢复时期，工业生产已达到革命前最高水平，依靠原有基础“挖潜”的余地已经不大，迫切需要大规模增加投资更新工业资本并扩充新的生产能力。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从1925-1926年度的8.3亿卢布激增至1928-1929年度的20.73亿卢布。其中新建项目投资所占比重从1926-1927年度的18.2%增加到1928-1929年度的34.1%。[317]投资如此膨胀，钱从哪里来？当时既不可能引进外资或发展私人投资，国营工业本身规模也小，且效益也不怎么样，积累能力与需要相比无异杯水车薪，于是向占人口80%的农民、占国民经济60%的农业索取更多的“原始积累”便成为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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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模式”又出了问题。由于在这一模式中国家只是对工业与流通实行垄断，农业经营权仍在小农手中（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在苏联几乎没有人认为农业已具备大规模集体化的条件，而且也因为普氏所设想的“原始积累”只是社会主义成分向“非社会主义成分”实行“榨取”，在道义上当时尚无人能想象“社会主义成分”内部还会存在“榨取”与“剥削”的问题。在普氏和其他人看来，当社会主义工业弱小时，农民尚谈不上社会主义改造，这时对“资产者与小资产者”农民施加压力，不仅在经济上必需，而且在道义上也说得过去。而当农民社会主义化时，工业已强大起来，后者已既无经济上的必要、道义上也不允许对社会主义的“农业工人阶级”实行强制与“剥削”了），因此对他们进行“剥削”的可能性仍受很大限制。当剪刀差太大时，农民便会采取“高价花布我不买，低价粮食我不卖，国家莫怪”的态度进行抵制。果然，1927年底因此爆发了粮食收购危机。[318]在城里几乎发生粮荒的情况下，包括布哈林在内的联共（布）领导层只好动用“刑法第107条”采取“非常措施”，派大规模征粮队下乡强制征购农民的“余粮”。结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模式”几乎退化为“余粮收集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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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领导层本来只想用“非常措施”临时解解急，因此在征到一定数量粮食后便宣布取消“非常措施”。没想到农民对“非常措施”的反应是：我种出来的粮食你可以低价强购，那我干脆就不种那么多，够吃就行了。于是到了下一年，粮食减产，“收购危机”更加严重，当局不得不再度实行更严厉的“非常措施”，而这又进一步引发农民缩减生产……苏联陷入了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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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以斯大林为首的当局认识到，要从农民那里取得“原始积累”，既不能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模式”，也不能光靠“非常措施”。1928年7月6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提出：“农民不仅要向国家交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这是为发展……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319]这就是所谓的“贡税论”。此论一出，就受到布哈林的强烈批评，他认为“贡税论”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的翻版，是一种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理论。但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布哈林一派被击败。1929年2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剪刀差问题的著名决议，宣布“贡税论”被确认为新时期的决策指导思想。此后不久，“全盘集体化”与“消灭富农”运动就在苏联全境大规模推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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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还有人认为，斯大林的“贡税论”是一种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原始积累论”类似，但却较为缓和与“合理”的理论[320]；认为普氏的理论是“重复资本主义工业化资金积累的老路”，而斯大林的理论则是要“既保证国家有计划地对商品粮的需要，又不致农村两极分化，不让多数农民过半饥半饱的生活”；认为普氏的理论是要在“整个过渡时期”掠夺小农，而斯大林的贡税论则只是暂时的，因为斯大林许诺以后将“一定要取消这种额外税”[321]。关于这种看法，本文第三节再作评论。这里只想指出：实际上斯大林从“粮食危机”中得出的教训绝不是“原始积累”不能搞得太狠。恰恰相反，斯大林看到如果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设想，国家只对工商业实行垄断而让农民继续掌握农业生产的经营权，那就无法防止他们对“原始积累”进行消极抵制。要防止农民不肯卖低价粮，更不能允许他们在低价强购的情况下减少粮食生产，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农民像军队那样编制起来按国家的指令计划进行生产，使农产品可以像工业品一样任由国家调拨（表面上是以低价“购买”）。因此，“贡税论”实际上是一种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设想的更为极端和更为激烈的“原始积累”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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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全盘集体化”，就是要把农民编制起来提供“原始积累”。显然，它与农村中是否发生了贫富差异或两极分化并没有什么关系，更与农村中是否有“资产阶级”了不相干。哪怕当时的小农是“一拨齐”地全无差别，只要国家需要“原始积累”，他们就必须被编制成集体农庄。而为了压制他们的反抗并为集体农庄本身提供“原始积累”（这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从未想到的，他只设想国营工业需要以农业为“原始积累”，却没有想到集体农业也需要“原始积累”），“消灭富农”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富农”作为一种经济类型已经“自行消灭”以后还会有如此规模的“消灭富农阶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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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富农”与全盘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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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富农的经济力量在1928-1929年间已崩溃，作为私人资本主义因素的、严格意义上的富农经济已基本消灭，那么是否有必要发动一场如此规模的运动，就不可不深思了。当然，笔者已指出，所谓“自行消灭”只是基本上，残余还是有的，但它与运动的规模显然不相称。在1929年以后城市中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耐普曼残余，而且其资本主义性质比同时期的“富农”要强烈得多，但城市中并没有出现类似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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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指出，当时苏联农村社会分化与富农经济的发展程度，在经济作物产区远比粮食产区为甚，[322]十五大以后，虽然经济作物产区也出现了富农“自行消灭”现象，但由于“非常措施”主要行之于产粮区，所以在1929年，上述相对差距更为明显。从1927年到1929年，富农在商品粮生产中的比重从20%降为6%，即下降70%，而在包括经济作物与畜产品在内的整个农业商品生产中所占比重则只从25.1%降为14%，即只下降了44%。[323]然而，“消灭富农”运动却首先自产粮区开始并始终以此为重点，至于经济作物产区，则不仅运动开始很晚，而且规模与残酷性也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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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发动这场运动的基本理论是：“不能把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同排挤富农阶级看成一样。”他坚决反对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是排挤资本主义分子政策的发展与继续的说法，认为两者是完全“抵触”的，前者不是后者的发展而是对后者的抛弃（“搁在一边”）。在他看来，用税收和其他任何限制办法都只能排挤富农阶级的“个别分子”，而要消灭富农阶级，“必须在公开的战斗中击破这个阶级的反抗，剥夺这个阶级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基础”。[324]他把“阶级”与“个别分子”、“排挤”与“消灭”截然对立起来，只看到排挤、限制政策在一定条件下“保存富农阶级”的一面，否认它有促使富农经济日益缩小乃至最后消灭的另一面，认为消灭富农阶级只有公开战斗、完全剥夺一种办法。这在方法论上不能认为是符合辩证法的，在实践上也为苏联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富农问题的道路所否定。相比之下，布哈林的“通过排挤的办法使私人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归于消灭”[325]的主张，应该说更具有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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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消灭富农阶级”与“消灭富农阶级所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前者是消灭资产阶级，是敌我矛盾，而后者是消灭（改造）小农经济，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29年冬苏联面临的主要是后一问题，并且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也不能说都已具备，但当时常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而且实际上是用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了后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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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苏联书刊的说法，“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剥夺富农财产，意味着消灭富农阶级，消灭富农生产，没收富农土地和生产工具，剥夺富农一切现金、家具、粮食，没收富农住宅与经营用建筑，把他们驱逐到特别划定的地区”，“造成这样一种环境：使蓄意听命于富农的农民受到严厉的社会制裁，在这种环境下，富农和不坚定的农民的罪恶行为将立刻被制止。”[326]在这种情况下，富农主要是个政治概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30年1月30日决议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2月4日指示都完全按政治立场把富农分为三种类型，而从未指出富农在经济上有些什么类型与特征。富农常常就是“反对集体化的人”的代名词，中央执行委员会1930年1月25日的法令就是一个例子。法令说：“村苏维埃如果不改正自己的工作使之适合于在大规模集体化方面的新作用……就事实上是一个富农苏维埃。”[327]许多州甚至公开提出“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口号。[328]这样，就连前述种种已经大为降低的富农标准也不被认真看待了。当时作为“富农”而被剥夺、流放的原因千奇百怪：有的因为过去卖过十几把镰刀，有的因为卖过自己的余粮，有的因为买了自留地，有的是“两年前卖了牛”，有的是卖了鞋底子，有的是“于1927年把谷草卖给合作社”等等。某些地方拥有“缝纫机、镜子、壁镜与床”这类消费资料也成为构成“富农”的条件。除了富农的直系亲属按当时政策一律当作富农看待外，[329]“有时还把牧工当成富农，只因为其祖父曾是富农，或者抚养了侄子（已故富农的遗孤）”。[330]部分贫雇农甚至共产党员也被当作“富农的帮手”、“持有党证的准富农”而受到镇压。这期间，农村党员中的15%被作为“准富农”开除了党籍，另外15%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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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运动中的扩大化十分惊人，个别地区被放逐的农户达15%~20%，“每一个富农后边跟着三四个被逮捕的中农或贫农”。[332]侵犯中农的现象相当普遍，某个村子甚至成立了“所有富农和中农财产的调查委员会”。某区宣布剥夺34户“富农”，检查后发现其中只有三户名副其实，其他全是中农。[333]整个运动波及人数目前并无全面统计，1930年2月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曾预计需要逮捕、流放的富农为21万户，[334]但联共（布）中央1933年1月全会宣布1930、1931两年中已流放富农24万多户。1975年《苏共历史问题》载文把这一数字又提高到38.1万户，[335]即约250万人。（但一些苏联学者仍以为有所缩小。）1932年以后流放者以及整个运动中被剥夺而未流放，[336]或仅在本地区内强制迁移的户数不在其中。此外，西方学术界流行着种种数字，大多耸人听闻，出自偏见。其中据《丘吉尔回忆录》所说，斯大林曾亲口告诉他运动中被“清洗”的农民有1000万人。[337]不知苏方对此是否作过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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