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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富农”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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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包括消灭富农阶级政策在内的“大转变”，主要是从加速工业化以确保一国社会主义的全局出发而采取的战略决策。它的理论基础不能不归之于斯大林于1928年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上提出的著名的“贡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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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税论”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的联系与异同，是学术界谈论较多的一个话题。一般认为，斯大林虽然在实际步骤上比普氏的主张走得远得多，但从理论的角度看他的理论比普氏的理论更为缓和：他没有使用“剥削”、“吞噬”、“殖民地”等刺眼的词汇，而且申明了“贡税”只是暂时现象等等。但笔者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就实质而言，应该说“贡税论”在理论上的激进程度也要甚于“原始积累论”。这正是在实际政策中斯大林也走得更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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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两“论”虽然都主张把农业中的资金抽取到工业中去，但其出发点是不同的：普氏把它看作社会主义经济与前社会主义经济间的关系，在《新经济学》中，他一直使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对于社会主义以前经济形式的剥削”的提法，在答布哈林的《再论社会主义积累》一文中，他除了重申前说外，还声明这个关系绝不能理解为工人与农民间的关系。[363]显然，按普氏的逻辑，绝不能设想农业社会主义化以后还会存在什么“原始积累规律”，或者社会主义农业还会成为工业的“剥削”对象。而“贡税论”说的却是工业化与农民，或国家与农民间的关系，斯大林还认为农民向工业缴纳“贡税”、工人向农业提供机器是新时期工农联盟的新内容，这就把问题提到了普氏所讳言的高度。在斯大林看来，农民，不管是社会主义农民还是前社会主义农民，都是“贡税”的缴纳者。所以尽管普氏把“原始积累论”视为“基本经济规律”（当然，只是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按普氏的说法，在此以后它将为“社会主义积累规律”所取代），而斯大林只承认“贡税论”的“暂时”意义，但实际上“贡税论”却超过普氏而成为不仅是过渡时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期都在起作用的规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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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斯大林事实上还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农业才是理想的“贡税”缴纳者，而个体农业必须淘汰，首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不具备大量提供“贡税”的可能性。斯大林在联共（布）领导人中最先发现集体农庄在提供大量廉价“商品”粮方面的优越性并把它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叶书宗同志曾指出：在斯大林加紧研究部署农业集体化运动的1928年，他的著作中12次以上地强调了集体化能提供更多的商品粮，而只有一次原则上提到集体化“是农民不会遭到破产，劳动也不会受到剥削的道路”。[364]可见，“贡税论”与“原始积累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里，社会主义是目的，他要通过“原始积累”走向社会主义；而在斯大林那里“贡税”却是目的。他要通过农业社会主义化来获得更多的“贡税”，或者用普氏的话说，获得更多的“原始积累”。这就决定了他在实际工作中会采用比普氏所主张的更为激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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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批评“原始积累论”不讲集体化。的确，当时“左派”对高速集体化是缺乏信心的（其不相信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即以此故），但不容否认的是他们对长期保留小农经济更缺乏信心（其不相信布哈林的“一国社会主义”即以此故）。因此尽管缺乏信心，他们在集体化问题上的态度仍很激进，普氏本人就是高速集体化的最早倡导者，早在1922年他就在为苏共十一大起草的农村政策提纲中鼓吹用强迫手段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365]但是由于前述原因，他从不把集体化与“原始积累”联系起来，[366]而“贡税论”与全盘集体化理论却密不可分。在当时条件下，国家财政不可能成为集体化基金的主要承担者，为了让社会主义农业向社会主义工业提供“贡税”或“原始积累”，首先必须让前社会主义农业向社会主义农业提供“原始积累”，为此“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实际上是在“消灭富农”基础上实现全盘集体化的局面，那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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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统计资料纷乱，人们至今难以弄清“消灭富农”运动在集体农庄“原始积累”中所占的地位，但可以肯定是惊人的。全苏集体农庄在“一五”计划结束时拥有的固定资产，有44亿、[367]51亿、[368]55.6亿卢布[369]等多种数字，而剥夺“富农”所获得的财产，则有4亿、[370]10亿、[371]18亿、[372]40亿[373]等不同记载。被剥夺的“富农”财产在集体农庄全部资产中所占比重，有15%、[374]23%，[375]25%~40%，[376]34%[377]等说法。按斯多伯诺夫的计算，1932年全苏集体农庄固定资产中农民入庄时公有化的财产为24.78亿卢布，国家贷款为6.65亿卢布，而剥夺来的富农财产达近10亿卢布，[378]但这还不包括由于先消灭富农后集体化而落到个体农民手中，以后才间接地转归集体农庄所有的那部分“富农”财产。据20世纪60年代一批苏联学者估计，如考虑上述因素，则仅1930年7月以前被没收的财产就已达18亿卢布。[379]总之，按折中方法估算，20世纪30年代初集体农庄资产中1/3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对“富农”的彻底剥夺。此外，从“富农”手中夺过来的农用地达3000万公顷。[380]（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本文前面记载的1929年富农的经济实力，可以想见其并非全部来自“富农”。）可见剥夺富农是集体农庄原始积累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因此，“在消灭富农阶级的基础上全盘集体化”并不是个空洞的概念，如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大林等可以在某种意义上使用“原始积累”、“贡税”、“剥削”、“殖民地”等类术语的话，那么我们在同样的意义上把全盘集体化称为一场社会主义圈地运动，应该说并不是更加“刺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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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本人在“大转变”以前，曾发表声明，号召原“左派”成员支持当时的政策。他说：“斯大林实行了左的方针，但和反对派所建议的不一样，因为反对派设想在无产阶级民主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和集体化。但是，斯大林还是实行了反对派的要求。”[381]如果这个声明发表在“大转变”以后，他无疑会指出，实际上斯大林所作的远远超过了反对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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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8-1929年间，在工业化与粮食危机的形势下，苏联的富农政策越来越严厉，实际上已经走上了由限制、排挤发展为消灭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的富农阶级的道路，富农实力在一系列“非常”的与正常的、经济的与行政的措施打击下已经瓦解，作为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的严格意义上的富农经济，到“大转变”时已基本上“自行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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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这期间，由于“左”倾偏向的发展，“富农”的标准降低，队伍扩大，出现了越排挤而富农越多的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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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种情况下发动的“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运动，不可避免地严重扩大化，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场“在消灭富农的基础上全盘集体化”的运动。这是集体化运动中最主要的失误，其他一系列失误如共产风、强迫命令、侵犯中农等等，大都由此派生而来，集体化形式的选定，合作制实际上被否定，也都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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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消灭富农”的基础上全盘集体化，在政治上就是以人为地激化阶级斗争为基础，通过行政手段以“第三次革命”的方式强制推行集体化，在经济上就是用类似圈地运动那样的方法剥夺富裕农民，从而完成社会主义农业的“原始积累”，奠定集体经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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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为发动这场斗争而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如“贡税论”、“社会主义粮食生产代替论”、消灭与排挤、限制相“抵触”论，以至关于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的理论等，其正确性也都令人怀疑。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集体化与消灭富农运动，与马恩主张的“通过经济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与列宁倡导的“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与联共（布）1928年7月全会关于“集体经济是建筑在新技术基础上的自愿联合”的定义，很少有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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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原始积累”对加快苏联工业化步伐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短短十余年建设，一个相对落后的“农民俄罗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二大工业国。而苏联在二战中的表现也确实应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当年的预言：当战争来临时，有强大的工业要比讨好农民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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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联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骇人听闻的。如今人们已经知道，除了1929-1931年间“消灭富农”所直接造成的伤害外，由于集体化之后农民丧失了消极抵制“原始积累”的能力，仅在集体化初年的1932-1933年大饥荒中就导致约800万农民饿死。而这两年苏联为“积累”竟然还在国际市场粮食过剩、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廉价出口了281万吨粮食，用以换取工业化所需的进口设备。1926-1939年仅乌克兰一地就在和平时期净减少了10%的人口，[382]而哈萨克等地减得更多！这些人中许多是死于政治冤案，但绝大多数恐怕还是与政治无关的农民。说苏联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建立在农民的累累白骨之上，是并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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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作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典型的英国“圈地运动”以“羊吃人”著称。实则“圈地运动”固然野蛮可耻，而且给英国工农造成极大苦难，但并无大规模人口损失之事。按当代人口史的研究，“圈地”时代英国人口增长率仍是全欧最高的。[383]显然，苏联人（不仅是苏联农民）为旧体制下的“原始积累”付出了远比“羊吃人”大得多的代价。难道不正是为了不再受这种原始积累之苦，人们才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之路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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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初稿，有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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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金雁：《关于苏联集体化前夕富农经济“自行消灭”问题》，载《苏联历史问题》，1985年第2期，第28~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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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中译版，第8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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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三联书店1984年中译版，第40~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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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参见金雁（论布哈林悲剧的理论根源），载《苏联历史问题》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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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苏联科学院集体编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译版，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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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参见金雁：《论苏联1927—1928年度的粮食危机》，载《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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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中文版，第139~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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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叶书宗：《略论斯大林的“贡税论”》，载《苏联历史问题》，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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