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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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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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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城邦的社会结构与英格兰、法兰西、佛兰德、荷兰等地的商业都市和制造业中心大致相同。城邦中“肥胖的人”即上流阶层，包括贵族、富有商人阶级以及制造商；“普通的”即指中产阶级，这一阶层的人包括小商贩和匠师等；意大利语还有个词可以翻译为“微不足道的人”（Pòpolo minuto），这类人占城市人口绝大多数。在城邦里，工匠和劳动者必须支付很高的消费税。而城邦的上流贵族世家拥有大量意大利内地最丰饶的土地，让佃户和佃农，甚至让拥有土地的农民在其土地上耕作。在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大部分的农民是贫困潦倒的自耕农。而南部地区，许多农民则仍需为其领主服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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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肥胖的人”只占城市总人口5％或更少。这些身份显赫的贵族们自认为他们的地位犹如公爵、红衣主教，若是在罗马，则犹如教皇本人。尽管当时在意大利城邦，如世界上其他地方一般，社会差异明显，但是经济上的富裕繁荣多少促使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增强。表现最明显的便是当时最富有的佛罗伦萨。贸易致富的新贵家族纷纷挤入上流统治阶层，尽管到了15世纪末，这种机会急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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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互相恭维基础上的、复杂且极其仪式化的礼节维持着社会的阶级差异。尽管14—15世纪的许多时期经济衰退，但是最富裕的家族却变得更加富裕，这使他们更加不愿意被误认为是地位不如他们的人。因此，某个有权有势的米兰大公坚持要求人们称呼他的妻子时必须加上“杰出的”（Illustrissima）这一头衔。贵族的每次交流寒暄都包含互相恭维和奉承，他们写给君主的信件，都会附上“世上没有比大人您的命令更令我高兴的事情了”，这些恭维中还有那似乎有不祥意味的“我只能在您那光辉的荣耀下存活”，尽管有时候，这些恭维并不过分，他们的确是依附着统治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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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都市中的大家族族长往往会恩威并重，统治城市。他们会肆意分发贵族头衔、特权和现金。费拉拉地区的大公还会每年挨家挨户地敲门，代表穷人发出“乞求”，尽管现实中他们从不如此施政。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确立大公的权威，保证其他所有人都是他的臣民。不过君主和族长也会通过威胁的方式进行统治，偶尔也会十分残酷地消灭他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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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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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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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的独创性不仅表现在其超凡的艺术成就上，还体现在其超前且具革新性的政治结构上。一些小城邦组建为立宪共和国，这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成就密切相关。尽管如此，在这些城邦中并不存在民主，如14世纪时，贵族们也无情镇压了锡耶纳等地工匠和零售商人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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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世纪意大利的共和国是一种立宪的寡头政治国家，由最有权势的家族支配，这些家族的成员遍布政府的行政部门、立法或咨询议会以及某些治理城邦的特殊委员会。拥有投票权的男性公民所占比重各地情况不同，如15世纪的威尼斯只有2％的男性公民拥有选举权，而在14世纪的博洛尼亚地区则高达12％。但威尼斯的数据最具代表性，它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地区政治权利的有限性。威尼斯、锡耶纳、卢卡以及佛罗伦萨(2)都是意大利最稳定的寡头共和国政体。而热那亚、博洛尼亚以及佩鲁贾则在共和与专政政体中摇摆不定（见地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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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2 1494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 城邦是意大利半岛的基本政治单位，随着许多城邦被更为强大的城邦所吞并，城邦数量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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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城邦完全是由某个家族进行世袭专政统治（signori）。如冶金业与纺织业蓬勃发展的米兰，最初是由维斯康蒂家族统治。1447年，雇佣兵出身的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娶了最后一位维斯康蒂大公的私生女。近三年后斯福尔扎帮助推翻了米兰的共和政体，并在米兰贵族的支持下强制推行斯福尔扎家族的统治。随后斯福尔扎家族玩弄政治，挑拨其他豪门自相残杀，有时也采取纯粹的暴力手段来达到目标。新米兰大公允许由900名地位较高的市民组成的议会存在，但他却能随心所欲地任命并通常直接统治法官和政府官员。一些较小的城邦也是由权贵家族所统治，如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曼托瓦的贡萨加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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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威尼斯的政体与前者完全不同，这个亚得里亚海的海港、到处是泻湖和运河的繁荣之都仍保持着共和政体。它的宪法确保各个集团政治利益的平衡：首先是被称作“道奇”（doge）的总督，这是一个由参议院选举出来的终身职位，主要负责行政，拥有与君主类似的特权。其次是大议会，由2500名有选举权的贵族组成。议会议员又选举产生参议院，参议院是贵族阶级的代表，其中有越来越多的住在正对运河的高雅精致房子里的新贵商人。尽管穷人占据威尼斯人口的半数以上，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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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的人”（贵族）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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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君主制国家，意大利各地的独裁者和寡头（管理政府的一小撮人或家族）也提高了政府行政部门的效力，于是小而高效的官僚体制开始形成。佛罗伦萨与威尼斯建立了专门的外事机构和商业部。相互之间联姻的权贵家族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取政府部门的职位。权贵家族间（如美第奇家族与斯福尔扎家族间）的私交使外交工作更容易开展。美第奇家族为了管理城市与家族的财政而雇用金融专家，他们认为家族利益至上，为了自己的家族，有时不惜损害佛罗伦萨的利益。科西莫·德·美第奇曾说：“哪怕毁了这座城市，也好过失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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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兵首领（condottieri）是对意大利的政治和军事局势至关重要的人物。意大利的君主们几乎全部崇尚军队。年轻的君主将进行军事训练，他必须学会手执长矛骑马比武(3)；他还得会打猎，有时带着猎鹰。一些大公和他们的私人军队像雇佣军那样为出价最高者卖命，他们的雇主可能是意大利的君主、法国国王或神圣罗马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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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数量庞大的随从和官员侍奉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和寡头。如乌尔比诺这个国家，与其他一些城邦相比，其实并不富裕，但其宫廷共雇用了355位官员，他们包括45名有领地的公爵、17名来自各家族的贵族、22名男侍从、5名秘书、19名室内男仆、5名厨师、19名侍者(4)、50名马夫、125名仆人和什么事都做的人，这些人还包括到处跑腿的闲汉（galopp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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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法国和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君主国家，意大利的强国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以及教皇国都极具侵略性。这些国家通过武力、恐吓、结盟等方式控制着较为弱小的邻国，将它们逐个消灭，如在棋局中吃掉棋子。大国间不交战时，佛罗伦萨与威尼斯联合起来，抵制米兰的势力在伦巴第地区的扩张，同时在各自的地区加强自己的霸权；威尼斯则控制着阿尔卑斯山到波河流域之间的地区；而此时的热那亚因地理位置使其面临强大的米兰与法国的觊觎而艰难地维持着自治政权，当地的商人阶层与住在山丘上的贵族之间存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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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平宁山脉东侧的山脉以南与托斯卡纳接壤的教皇国，其运作方式与其他城邦一样：教皇如同君主一般，是国家世俗的和精神上的统治者。他由教会里地位最高的主教——红衣主教们选举出来，并终身任职。反过来，红衣主教由教皇任命。如同世俗国家里的国王和寡头，教皇还必须与教皇国里野心勃勃的贵族们争权夺利。他们还会插手其他城邦的阴谋策划，并和利益一致的城邦结盟。但到了14世纪晚期，这个拥有辉煌历史、被世人称作永恒之国的教皇国，只是意大利半岛上的第八大城邦，统治它的教皇制度四面楚歌。而意大利其他城邦日渐摆脱了教皇国的统治和干涉。这一转变始于“巴比伦之囚”（1309—1378），当时住在阿维尼翁的教皇们受到了法王的控制，而罗马一度也有一位教皇，反对阿维尼翁教廷。最终带来的结果是，教皇对意大利世俗世界控制削弱，进一步促进了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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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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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一个文艺复兴城市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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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摇篮，它实现了托斯卡纳诗人但丁的预言：一个崭新的文明将在意大利半岛兴起。在文艺复兴早期，这个地区的托斯卡纳方言就被越来越多其他地区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当作“典雅的语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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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高墙环绕，地处意大利内陆，占据着平缓的山丘和丰饶的平原地带。阿诺河横穿这座城市，除了夏季的几个月，人们可以沿着河航行，一直到达地中海的比萨港。1406年，佛罗伦萨征服了比萨，后者同是纺织业中心，也曾是热那亚海上贸易的强大竞争对手，但却由于内部矛盾而分裂衰退。比萨地处海滨，因此占据这个城市推动了佛罗伦萨的贸易发展，让它从此成为海上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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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佛罗伦萨成为古典文化复兴中心，还有其他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很久以来，这个城市的神职人员、律师以及公证人的基本技能便是熟知罗马法和拉丁语。其次，尽管深受教会影响，但是美第奇家族的统治者们鼓励具有强烈世俗色彩的文化运动。因此，佛罗伦萨的市民生活深受基督教文化传统和世俗文化传统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