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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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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力二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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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腓力二世统治时期到达巅峰。卡斯蒂利亚的中心马德里成为会聚贵族和官僚的首都，他们中间许多人或多或少都依靠王室而生活。这个城市的人口从16世纪40年代的约3万人增长到17世纪20年代的超过15万人。马德里的发展依赖的是“计划经济”。王室专员以由政府固定的价格从首都周边地区购买他们想要的商品。随着西班牙首都的发展，它必须进口物资，无数骡车翻山越岭，从遥远的地方将货品运输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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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力认为他需要一座永恒的王室住宅，作为彰显他的权力的高雅象征。于是他在马德里郊外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埃斯科里亚尔宫。事实上，身染痛风而变瘸后，腓力只有在这处宫殿举行的纷繁复杂的宗教典礼上才在公众面前现身，这些精心策划的典礼旨在树立王权的神圣性。宫廷典礼仪式肯定权威、社会等级以及秩序，这一切应当从埃斯科里亚尔宫向外辐射，穿过西班牙，直到帝国遥远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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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西班牙国力鼎盛时期统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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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力二世的一生因4个妻子和许多孩子过早离世而充满悲剧性。也许因为悲伤，他只穿黑衣。国王自己也许促成了他后代的不幸。1568年，他下令监禁脾气暴躁、不负责任的23岁的儿子唐·卡洛斯，这个儿子是他第一次结婚后生下的。唐·卡洛斯似乎不适合统治。不但如此，他憎恨他的父亲，甚至可能与荷兰的领袖接触过，后者已经开始谴责西班牙在荷兰的统治政策。而6个月后唐·卡洛斯的离世让他的父亲心神不安，此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谣言，声称是国王下令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从此这个内向的国王一直生活在阴谋的秘密传闻和贵族世家派系之间敌对的风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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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年，因与法国签订了《卡托康布雷西和约》，哈布斯堡王朝巩固了在意大利的统治，腓力将关注点转向对抗土耳其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自1453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后（见第一章），便充分利用其在欧洲的对手之间的王朝和宗教战争，将领土扩张到欧洲。苏莱曼一世（统治时期：1520—1566）将他的领地扩展到了巴尔干半岛（在那里，一些奥斯曼帝国的文化遗产留存至今）和匈牙利富饶的平原地区。土耳其人也在地中海西部和中部袭击西班牙船只时，变得更加大胆。在1571年，当土耳其人获得了威尼斯共和国属下的塞浦路斯后，“神圣联盟”在教皇的帮助下建立，威尼斯和西班牙结盟。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漫长海战从1559年持续到1577年。因西班牙南部事实上毫无防备，再加上摩里斯科人(3)发动了反对税收的叛乱（1568—1570），让土耳其很可能攻下格拉纳达。但是一支西班牙与奥地利联合的哈布斯堡家族舰队在1571年亚得里亚海的勒班陀海战中，击败了苏丹的规模更大的海军。这是一场规模很大的海战，超过200艘大帆船出战，几千名战士丧命。土耳其人在西地中海的威胁从此消除，尽管他们依旧可能会进一步侵吞东南欧或中欧地区。不过此时此刻，过度扩张已经为西班牙帝国埋下了衰落之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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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苏莱曼大帝的奥斯曼帝国威胁到西班牙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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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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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英格兰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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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铎王朝权力的巩固和加强，使英格兰作为一个大国在16世纪晚期崛起变得更容易。从亨利七世到伊丽莎白一世，都铎王朝的君主们牵制了大地产主，镇压了反叛，扩大了王室政府的管辖范围并提高了声望。同一时期，英格兰一边压制着苏格兰人对都铎王朝的威胁，一边加强了对威尔士和爱尔兰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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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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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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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之间漫长的玫瑰战争的胜利者，也是兰开斯特家最后的王位争夺者亨利·都铎，成为都铎王朝的第一任国王亨利七世（统治时期：1485—1509）。如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与阿拉贡的斐迪南，野心勃勃的亨利七世开始增强都铎王朝治下的国家，使其可以抵御任何贵族派系以及“超级臣民”（overmighty subject）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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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大主教托马斯·沃尔西也是国王的顾问，他将来自贵族和高级教士阶层的忠诚的官员带入国王议会。这些人在一个因饰有星辰的蓝色天花板酷似夜空而被称为“星室”的房间里议事。星室法庭后来变成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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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七世在国内加强了王权。他实施关税保护国内纺织业，颁布统一度量衡的政令，并颁布法令严惩流浪和乞讨。他在出售专营权(4)以充实国库的同时，还通过解散军队削减开支。但是专营权在中层与下层人民中极不受欢迎，因为它人为地使一些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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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七世赢得了大部分贵族的忠心，但当出售官位来获得顺服的手段失败后，亨利七世重新诉诸国王的强制性权力。星室法庭强征罚款，有时候以犯罪为由逮捕顽抗者，罪名或真或假，以这些方式使民众更加服从他。亨利从议会处获得剥夺财产权和公民权的令状，凭此可以以叛国罪指控任何人、下令将他们处死并占有他们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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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七世不但依赖地方精英个人的效忠，还倚仗约600名执行力强且有声望的治安法官（justice of peace）为他义务效力。这些人多来自富裕的有地产的家庭，负责审判、收税、征兵以及维持地方秩序。他们的司法权力可应对除了叛国罪以外的所有犯罪。在维持着英格兰强大的分权政府传统的同时，治安法官也增强了君主的行政效率、提高了君主的声望。王家巡回法院逐渐开始处理重罪案件。巡回法院也执行议会法令，并负责治理都铎王朝的枢密院下达的命令，促进了国家有效权力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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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9年，亨利八世在父亲死后成为英王，他娶了阿拉贡的凯瑟琳为妻。她既是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女儿，也是亨利八世兄长的遗孀。亨利八世骄傲且冲动的性格下，隐藏着深层的自卑情结，他试图通过取得伟大成就来战胜自卑。一心一意的亨利梦想着统治一个帝国。这个新王花费巨资，从1512年开始，与法国展开了超过10年的战争。他父亲所信任的顾问红衣主教沃尔西力图遏制亨利的野心。但当下议院拒绝为国王提供更多资金时，亨利八世干脆贬值货币，以更高的通货膨胀为代价，使国家有更多的消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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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战争让王室财政陷入绝境。为了筹集资金，挥霍无度的国王让穷人背负更多的税。沃尔西推行了“友好的捐助”（Amicable Grant），其名称具有讽刺性，是王室对世俗和教会收入征收的税款，最先在1525年实施。英格兰东南部爆发了农民起义，反对这些新税。他们有时是由乡间“绅士”领导。亨利对此的回应是：迫使地主们向王室提供贷款；将他们中一些最富有的投入监狱，并没收他们的财产；进一步货币贬值，加剧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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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统治，亨利八世将王室政府（包括对国家财政的控制）从充满国王的仆从的王室内廷转变为由忠于国王和议会的官员组成的小而能干的官僚体系。他还减少了国王顾问委员会的人数，使其结构定型。枢密院承担监督之职，并定期与地方治安法官进行交流。国王还任命了新的行政长官，建立新的税收法院。同一时期，大众对“国王的法律”——习惯法的普遍接受，逐渐产生了一种民族团结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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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因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在16世纪30年代断绝了与罗马的关系，借此加强了他作为君主的权力。他建立了英格兰圣公会（见第三章），该教会保留了一些天主教会的仪式和教义。亨利成为英格兰圣公会的领袖，他解散修道院，没收并贩卖天主教会的地产。他的这些举措为未来英格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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